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继续强调“两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它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邃的历史背景，并基于现实的时代要求。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论断的问题意识、理论内涵及实践要求。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客观需要，“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化和拓展的必然结果；从实践逻辑来看，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时空坐标的理论回应；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一、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对于“两个结合”的理解，同样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百余年来的接续艰辛探索中得出的历史性结论。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具体体现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不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就不可能真正落地生根，更不可能结出丰硕果实。要实现这个结合，首先就要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特点。在党的历史上，曾有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视中国的特殊性，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一般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他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之后，马克思主义要有“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成为我们党的自觉追求。1939年，艾思奇撰文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3年，毛泽东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重申了这一点。他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作出制度性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理论创新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引领全党继续推进新时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概念，并且强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毫无疑问，对我们中华民族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其真正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切实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去，达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相融通，进而指导解决中华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里奇的信中着重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具体运用，必须同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相结合，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其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深谙中国国情，他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武器，而不是到处套用的抽象教条。毛泽东明确反对“本本主义”。他曾经说过，“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他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做派。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中国文化的中介，才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种离开中国国情、离开中国的具体实际、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同时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一判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觉悟和新的认识高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担当。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两个结合”，其中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时空坐标的理论回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是中国化，关键是时代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其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呼唤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创造，这是理解“两个结合”实践逻辑的基点。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内在地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一变化不是局部的、小范围和细枝末节的，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转化，要求我们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自身的实现与解放与他人的实现与解放是相互促进、彼此实现的，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分裂状态的克服和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切实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注重精神力量，强调精神因素在解决问题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构成了我们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重要视角。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绝不仅仅是建设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人民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大幅度提升同样重要。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道德文化、精神文明、公民素质等软实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备要素，在这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有学者指出，中国要与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并取得优势地位，关键在于社会组织层能发挥出良好的文化作用。在同西方文明相比较的意义上，中华文明更加注重人文价值方面。深入挖掘、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对于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急剧变动塑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民族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气派，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曾经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的理念指引下，中国更加自信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向世界宣告了那个“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旧时代已经结束，而且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实践合理性和巨大优越性，给那些正处于经济停滞、民族分裂、政局动荡中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重要启迪，给那些迷信西方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重要警醒，给那些热衷制度输出、到处制造“颜色革命”的国家和政府注入了清醒剂。正处在从大国迈向强国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身份角色也从之前的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甚至引领者。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都在不断提高。对于这些显著变化，一方面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坐标的视角看待和理解，同时，这些变化本身也成为新时代坐标的注脚。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东西方现代化模式比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示自身的巨大优越性、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来的面貌，一定要带有中国的特点、风格和气派。坚持“两个结合”既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也能为世界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借鉴，使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胸襟面对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为制定全球规则、实施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化解世界性公共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伴随着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双方不论是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其关系都会愈发复杂，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其斗争将更加激烈和尖锐，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种“文明向心力”和“政治向心力”同频共振、同向聚合的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所积淀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的新时代表达，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活”的文化能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扬弃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坚持“两个结合”，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进而对确保党的长期执政、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发挥文化支撑作用。
再次，中国共产党新气象的强化和巩固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汲取营养。“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兴党必须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矛盾，还存在大量新出现的突出问题，这些都亟待解决。面对这种情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飞跃，展现了奋发有为、团结奋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的新气象。这一新气象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标注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高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成就的取得，关键就在于坚持了“两个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两个结合”过程中形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两个结合”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既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和命运，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时代意识与文明传承创新意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又激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力量。今天，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的历史使命内在地要求我们党更加主动自觉地坚持“两个结合”。
三、理论逻辑：“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是对我们党百年实践史、认识史和理论发展创新史的总结，是对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宣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接着讲、当下讲、创新讲，是向未来敞开的，没有完成时和休止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要扎根中国具体实际，把握时代大势，“以实践经验为根据，在解决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问题中不断前进”，在实践中具体运用、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在鲜活的实践中充满生机和活力。
首先，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此理论上必然指向“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它绝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真理”，而是不断发展着的真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发生了动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关注过中国农民革命的前途命运问题，他们高度重视中国农民起义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并预言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建立“中华共和国”。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建立了新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化育”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他曾说，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我们现在是距离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最近的一个时代。我们自信起来了。人们怎么想问题，都跟五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基因血脉有关。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不要轻慢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但要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所掌握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要正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它，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只有具备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
“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是在中华民族走向历史性崛起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要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就不能不高度重视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懈奋斗、不断发展，我们的文化心理也逐步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了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首要的是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心理，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力量。就此而言，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乃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工作。“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已经形成对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提炼中国道路的内涵与独特规定性的高度自觉和自信，这不仅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提振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而且将极大地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维度，提升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其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然被赋予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使命和理论期待，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恰恰是“两个结合”的创新性产物。
社会形态的更替实际上也是文明形态的更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经济上、生态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备受世界瞩目，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为事实支撑的，是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形成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化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凭借其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向世界输出，推行文化霸权，奉行文化帝国主义。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分裂主义思潮蔓延，世界秩序和规则规范被颠覆、被解构，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正义事业。中国既向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学习，倡导文明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又不简单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做法，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有着内在同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走出来的，拥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并自觉汲取中华文明的成果，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辉煌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它表征着人类解放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自身演变的新形态，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它既彰显着人类文明形态变迁中的“中国性”，也成就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当代性”。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先进本质；另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思想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魅力。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特质决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坚持“两个结合”。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个飞跃的关键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既提出了“两个结合”，又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个中国国情既指现实国情，又指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武装中国人民头脑的理论。“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它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指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论贡献，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反映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实践要求又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既蕴涵鲜明的现代性、世界性又具有浓郁的民族性、本土性；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又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可以说，“两个结合”具有多维面向，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继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秉持“两个结合”基本立场和理念的理论结晶，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才能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就意味着，要担负起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使命，就要坚持“两个结合”，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郝书翠，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阳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008）、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8CXSXJ09）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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