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明确指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之相联系，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这一重要论断中，习近平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称为“魂脉”，与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命题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特殊重要性进行了科学揭示。这一理论创新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指引着我们对于诸多问题的思考。其中，魂脉和根脉与中华文脉具有何种关系就是首先应该厘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华文明有机体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离不开自身文脉的贯穿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同样与中华文脉的传承和发展须臾不可分离，这条文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二者的汇通运行不断助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而保障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那么，“魂脉”和“根脉”究竟具有怎样的深刻内涵，党为什么要建构魂脉和根脉，二者具有怎样的辩证关系，如何在坚守魂脉和根脉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理论创新成果的迫切要求。
一、魂脉和根脉的内涵
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魂脉和根脉内涵的科学分析与准确把握是深入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从语词构成的角度来看，“魂脉”和“根脉”这一对概念都使用了“脉”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含义的字。《说文解字》里对“脉”的解释为“血理分衺行體者”，其本义为血管，进而引申指事物如血管一样连贯、有条理而自成系统。在由“脉”字组成的词语中，很多都在强调源头的一致性、前后的继承性，如成语“一脉相承”的意思就是从同一血统、派别世代相承流传下来，比喻某种思想、行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关系。在汉语中，表达文化的同源承继时经常会使用“文脉”一词，也可称为文化血脉，这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连续性或继承性特征的形象化表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一直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加以不懈推动。进入21世纪后，党多次强调历史文化对于民族延续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自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开始出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的提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这里，习近平明确使用了“文化血脉”一词，阐明其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和文明传承与发展的特殊重要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进一步说明了文脉、文化血脉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继承性内涵。而且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由此可见，在党的创新理论中，文脉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在阐述“两个结合”的重要价值时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这说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探索是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即赓续历史文脉的方法和途径。而赓续历史文脉的直接价值就是能够有力推进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一论述无疑是对党的历史文脉相关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根据对党的文献查阅情况来看，“魂脉”一词此前使用较少，作为与“根脉”明确对应的提法是首次出现。而“根脉”一词则相对使用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8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在这里习近平使用了文化根脉的提法，与之相应魂脉也理应被称为文化魂脉，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文脉即中华文脉。笔者认为，中华文脉中流淌和传承的主要内容是贯通历史和当代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文化传统“是指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逐渐形成的、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传统”。而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从广义上讲，是指历史上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因此，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传统文化的概念可以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等有形或无形的不同层面，而文化传统则仅限于精神层面，不具备有形的实体；其二，传统文化是已经完成的固定的东西，包含着“过去时”的涵义，属于文化史研究的范畴，而文化传统却是贯通古今，体现出一种历史传承性，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总之，文化传统“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具体而言，其一，马克思主义魂脉中的“魂”是指“灵魂”，是唯物主义的灵魂，即“具有自我目的性的社会意识”。从继承性的角度来看，魂脉中的“魂”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文化传统，其核心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的“根”是指事物的本源，即中华文化的本源，其核心内容就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赓续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二、党建构与坚守魂脉和根脉的理论阐析
魂脉和根脉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严峻民族文化危机，在不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自觉、自主的探索和建构而形成的硕果。魂脉和根脉在以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下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1.党对魂脉和根脉的建构是接续中华文脉的创造之举
党对魂脉和根脉的建构源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脉阻塞和断裂危机。这一危机与当时我国所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密不可分。一是伴随着“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进程，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制性输入与冲击下，中华民族经历了文化生态地位的急剧下降，中华文明面临着从亚洲范围内的主体文明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亚文明这一挑战。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机制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着大量涌进国门的外来强势现代文化，在文化的位势和文化的时代性上都处于劣势，因此无法依凭原有机制进行选择、吸收和融会，从而形成了文脉的阻塞。二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加速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我国最初的社会转型是被迫的、仓促的，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长期充分积累和准备，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这一类型国家的社会转型主要是在外来压力下启动的，其现代化因素不是产生自社会内部，而是由外部传入。因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机制遭受了外部力量的干预和破坏，面对着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化侵略，我国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文化转型一开始就陷入了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的困局，在长期反复地进行“古今中西之争”后，仍迟迟不能顺利实现，文脉在很大程度上面临断裂的危机。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的形成需要文化的积淀和支撑，文脉的断裂意味着文明有机体生命活力的减弱乃至丧失。“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中华文明正是因为自身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因此，文脉的延续成了关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要素。然而，简单延续原有传统文脉的想法已经反复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现代文明是一个包含着传统和现代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只有处理好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关系，才能较为顺利地实现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建设。尤其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迟发展国家表现为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的复杂过程”。因此，中华文明着眼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目标，在文脉的传承和发展上就必须解决好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生成与自身现代化探索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性，从而开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以引入马克思主义并推动“两个结合”的探索，通过魂脉和根脉的整体性建构，对中华文脉延续中所遭遇的危机进行了破解，实现了中华文脉的重塑绵延。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进而建构魂脉的首要价值，就是使中华文明在先进思想指导下既可以吸收人类已有现代文明成果，又能够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性生成基础的威胁。由此，中华文明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现代转型之路成为可能，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魂脉的建构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从而不断融入中华文明有机体，通过“两个结合”的方式，创造和赓续着一种新的现代文化传统。这种新的文化传统内蕴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要旨，即主张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一切人类文化资源。这有力地支撑了中华民族重新确立“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发展方位感，以新的眼光了解世界、认识自身，提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重构中国文化的发展机制。基于此，党也形成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主张，明确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打通了根脉。根脉的接续使中华文明的转型和建设获得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土壤。
2.魂脉和根脉有机统一、交融共生的内在机理
从总体上看，党对魂脉和根脉的建构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逻辑。这种建构是一体同步的整体性建构，而非孤立的、零散的、割裂的，魂脉和根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探索中具有有机统一、交融共生的紧密联系。因此，对于魂脉和根脉的建构及其作用发挥的分析也应从整体性视阈出发来把握，尤其是要对二者在中华文脉传承中共同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加以探讨。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建构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保障和支撑。其一，建立魂脉的首要环节就是将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传播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已悄然同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交互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理解、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取舍，乃至经典文本的翻译和研究，都是建立在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的前结构”之上的。这也就是说，认识主体在对客体进行理解的时候，都是在其头脑中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的。加达默尔也认为前理解或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它构成理解者的视界或视阈，“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中华民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前提和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其二，魂脉的持续建构，即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推动。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充分彰显出培根的作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理性精神，就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贵和谐、尚宽容的精神则发挥了跨越面对外来文化容易产生的文化心理障碍的作用，推动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广阔胸襟与气概，接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勤勉务实、经世致用的精神驱动着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探究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宗旨的同时，重视对作为外来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融会贯通，进而根据中国的实际特点和特殊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不断实现突破，并将创新理论成果科学地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之中；革故鼎新的精神激励着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围绕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时代课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建构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激活和引领。其一，对于根脉的建构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融入。如前所述，历史证明仅靠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激发中国探索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更无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在反复探索、尝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确立为自身的指导思想。这一文化选择意义极为重大，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成为了可能。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体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性又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为后发展国家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公平提供了思想武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确立，可以创造性地化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两难悖论，使近代一度涣散的民族精神得以重新凝聚和升腾。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魂脉彰显出重要的铸魂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不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党在根脉的建构上与历史上中国传统文脉的最大不同就是，这一根脉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合体，而且伴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糟粕部分的构成也会出现变化。因此，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是一项充满自觉性且富于创造性的探索。具体而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从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科学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概言之，经由根脉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为魂脉的发展提供丰厚滋养，魂脉中传承的新的文化传统为其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而魂脉的壮大则进一步助力持续、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最终，魂脉和根脉在有机统一、交融共生中不断提升着中华文明有机体的生机与活力。
3.党在坚守魂脉和根脉中应对和防范的错误思想
党对魂脉和根脉的建构是一项伟大创举，而对魂脉和根脉的坚守也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意义深远的事业，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能否顺利推进。习近平明确强调，“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坚守魂脉和根脉的历史。其间，党不断同危害和破坏魂脉和根脉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防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教条主义，即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或者表现为形式主义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实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会严重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魂脉的传承形成危害。同时，教条主义也严重威胁着根脉的健康发展。这是因为，教条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深层思想根源来看，与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密切相关，其重要表现就是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如果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不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因素加以深入揭示、批判和摒弃，则会严重阻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传承，进而会对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形成危害。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多次产生过严重的危害，也一直是党不断加以批判和防范的对象。
二是“全盘西化”论，即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抛弃。这种文化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则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追求，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全盘西化”论截然不同的主张。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质就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直接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对魂脉延续的严重威胁。同时，抛弃民族主体性的“全盘西化”论往往会伴生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力美化推崇西方文化，贬损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从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传承和发展形成冲击。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重点反对和防范的错误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一项最根本的政治纪律。
三是文化保守主义，其在中国的出场代表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和本位，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努力。近代以来出现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而现代新儒家则在后续的文化保守主义发展中占主流。他们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试图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并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直接威胁魂脉的发展，也会造成一些人主张完全回归和照搬照抄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必要性，从而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根脉的发展形成破坏和干扰。而且，这容易为一些借“复兴儒学”之名行宣扬封建思想糟粕之实的行为提供借口，迷惑性较大，不利于人们形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科学思维方式。
三、在坚守魂脉和根脉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理路
党建构魂脉和根脉的理论与实践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对中华文脉的创造性重塑与接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深入探索与把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加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抓手。因此，在锚定理论创新的实践层面上，为了更好地在坚守魂脉和根脉中凝聚强大丰沛的真理伟力，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明确坚守魂脉和根脉在理论创新上的根本保证作用
习近平关于魂脉和根脉的重要论述，是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辟的方法论创新。对于这一重要论述精神的学习研究贯彻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保证。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坚守魂脉和根脉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握好“必须讲新话”和“不能丢了老祖宗”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要看到，理论创新必然要求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创造新话语，但这种创新又必然是以继承为基础的，既要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又要坚持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从传统中寻求智慧和力量。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我们看到“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失败或不太成功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过程，现代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摧毁”。从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坚守魂脉和根脉正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鲜活体现。二是要以习近平关于“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为指导，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三是要从防范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坚守魂脉和根脉的重要意义。关于魂脉和根脉理论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两个结合”典范的又一鲜活例证，深刻体现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高度统一。坚守魂脉和根脉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抓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活力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永续发展的精神文化命脉。因此，在实践中要自觉地对各种数典忘祖的思想和行为加以抵制，从而为理论创新提供根本保证。
2.在魂脉和根脉的交融共生中聚变形成新的理论优势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阐明了通过魂脉和根脉的建设推动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要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在“两个坚持”中促进魂脉和根脉的交融共生，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如果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出现动摇，魂脉和根脉便会产生存续危机，而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键，一旦在这一点上止步，就会阻断“两个结合”这一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阻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从而出现颠覆性错误。其二，要以坚定“两个自信”为前提，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升魂脉和根脉的运行活力。“两个自信”即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自信，才能形成正确的民族历史观、传统文化观，从而生发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内驱力。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既反映了党带领人民对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和方法的把握与运用，又充分彰显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三，在具体方法上，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全面挖掘”是为了撷取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进而，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激活这些优秀因子，并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新文化的生长点；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彻底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而不可分离。其四，在目标效果上，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实现形式和内容上的结合之后，到达了精髓与精华层面这一最深层次的结合，才能彻底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魂脉和根脉的贯通融合，真正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创造过程会形成一种聚变反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将依托5000多年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共同释放出巨大的理论创新能量，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新的理论优势，并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3.在魂脉和根脉对于思想解放的推动中形成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交融共生是“第二个结合”的鲜活体现，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价值，最突出地表现为能够使我们在理论和制度创新上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为此，一要通过魂脉和根脉的交融共生，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精华贯通，从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更为充分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思想上的解放拓宽理论视野。正如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换言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优势，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要牢记“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敢于和善于“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三要善于在坚守魂脉和根脉的过程中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理论创新的探索需要量的积累、质的飞跃，也需要“场”的建构，即理论创新场域的构筑，体现为一种理论格局和气象的延展与跃迁。这种延展与跃迁表现为，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充分观照人类社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和我国各个领域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紧扣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广度、深度、高度这三个维度，不断拓宽理论创新空间，挖掘理论创新资源，提升理论创新境界，使党的创新理论在走向世界和未来的伟大进程中绽放耀眼的真理光芒。
（作者简介：刘力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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