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理想追求，又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如何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特质，科学揭示这一观念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关系，阐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当代价值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特质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和科学文明史观，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自然，但人类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呈现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习近平以此为基础，强调人类是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与发展，指出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反之则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为了揭示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通过考察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相互影响，既揭示了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又提出了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演替的科学文明史观，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内涵的独创性阐释突出地体现在“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表达上，其原创性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具体来说：第一，强调维系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二者处于有机共生的关系中，强调只有遵循生态学规律，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才能为实现发展提供客观基础。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既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共生关系，又强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要求只有协调好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由此克服了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思潮缺乏社会维度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缺陷，一方面，坚持“环境正义”原则来认识和处理民族国家内部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环境民生论”，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从前者的维度看，就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求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使环境受益方对环境受损方进行生态补偿，切实保障环境受损方的生态权益；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既从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家园这个共同利益出发，又厘清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根据“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展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把美丽中国建设与和谐美丽世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后者的维度看，就是要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的“环境民生论”，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归结为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从而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第三，强调实现人的身心和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相协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内容。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宰制人和宰制自然为基础的，并通过对内剥削工人阶级、对外展开殖民掠夺的手段，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其结果不仅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协调，而且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异化，是一种畸形和片面的现代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把具有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污染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发展趋势。同时资本又在全社会倡导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和建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使人的心灵世界被资本所制造的异化消费所支配，把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当作自由和幸福加以体验，造成了社会的总体异化，使个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身体与心灵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基于对西方现代化后果的反思，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应当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并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上论述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摆脱工业文明下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支配，克服人的心灵为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所支配的身心不协调的异化生存状态，形成有利于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思潮在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理解上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所形成的生态哲学，要求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和谐。但是由于这种生态哲学割裂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不仅使他们的生态学理论缺乏社会维度，既体现为他们忽视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又体现为缺乏以民生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维度，他们为了维护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得利益，把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看作维系他们既有生活质量的威胁，从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拒斥科学技术进步、经济零增长或追求稳态经济，实际上是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认识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一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思潮。但其问题在于：一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依然是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二是虽然他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理论的追求，但他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满足资本对利润追求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这就决定了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由于他们割裂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不仅忽视和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担资本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进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通过践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并提出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哲学基础，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如何回答“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中国”“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这三个关乎如何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问题。
对于“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中国”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是上述成就的取得是建立在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的增长，但与之相伴随的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党的执政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要求，从维系中华民族和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出发，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确立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和美丽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上述历史方位，习近平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又反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做法，指出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又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应当是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并反复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1](P133)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只有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哲学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与绿色低碳发展，并把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水平。
对于“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美丽中国建设应当通过文化路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政治路径和科技路径五个有机联系的路径来实现，而这五个路径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围绕上述五个路径展开的。具体说来，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摒弃唯GDP发展观、政绩观和粗放型发展方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把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规定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改革和完善党领导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要求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深化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和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第一次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内容，而且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当遵循“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六项原则，坚持以整体论、系统论和协同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要求加快生态文明文化、经济、目标责任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有效防范生态风险和保证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上，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P50)强调必须把教育、科技和人才看作美丽中国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与战略性支撑，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协同思维，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2023年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求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以及“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五个重大关系，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的问题，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美丽中国建设探索的历程，美丽中国建设就是要实现科学发展之美、民生幸福美、社会和谐美与和谐世界之美。所谓科学发展之美，就是强调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和变革粗放型发展方式，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科学发展之路。边污染、边治理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虽然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文明，但却又造成了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假发展”和“坏发展”；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虽然可以使经济总量迅速增大，但却是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代价，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由此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1](P23-24)这里所讲的“科学发展之路”就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践行生态的生产力发展观，大力发展以新兴科学技术和交叉科学技术为基础生态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和“科学发展之美”；所谓民生幸福之美，就是要求我们摈弃西方生态思潮缺乏社会和人民维度的缺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在内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方式，变革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通过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环境民生论”，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定位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民生水平；所谓社会和谐美，就是要建设一个“五个文明”共同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要求我们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坚持“和”的文化价值观和“环境正义”原则，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规定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指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1](P279-280)并由此强调建立一个社会良性循环、各方面各得其所的机制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美；所谓和谐世界之美，就是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从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家园的目的出发，既认识到保护人类地球家园是每个民族国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又认为应当按照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厘清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把民族国家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消除贫困和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建设美丽清洁的和谐世界。
可以看出，只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为基础，才能真正解决“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中国”“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三个问题，才能真正践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又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美丽中国建设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虽然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同的理想追求，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这一理想追求的理解各不相同，从而直接决定如何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基于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的生态哲学所表达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坚持把自然的权利置于人类权利之上的“地球优先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反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秉承单纯的生态价值观变革和地方生态自治的“德治主义”的生态治理观，并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以保护人类实践之外的“荒野”，目的在于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和审美趣味；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要求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是要求所有人承担资本造成生态危机的后果，以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通过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展开创造性转换，强调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环境民生论”的价值取向，不仅要求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而且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坚持“环境正义”的原则，提出了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强调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途径在于走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积极回应人类文明的生态发展要求的结果。只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才能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以及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在资本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下的“发展热”和“增长热”，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由此展开了对工业文明把自然看作是上帝的馈赠和奉行的无限发展观的反思。1949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发表《沙乡年鉴》一书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诞生，并由此形成各种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上述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在理论观点和实践关注点上存在着差异和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共同点是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与稳定是其主要的目的，并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其主要的价值诉求。联合国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处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专门机构，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如何实现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作出了创造性阐释的同时，提出了通过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与美丽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以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和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规律上认识的深化和理论创新。现代化包括两重含义，即通过工业化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以及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工业国的发展过程。由于现代化最初缘起于西方，极大地推动了其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西方现代化的成就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得人们在现代化问题上形成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遵循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实际上是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唯一化和绝对化；二是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被现代化理论加以归纳和总结，并把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展开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的基础上的，其核心观点是立足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二分，把落后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的“传统性”，即落后国家所呈现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性质；把发达国家发达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的“现代性”，即发达国家所呈现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性质；认为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应该全盘否定“传统性”，拥抱“现代性”，实现全盘西化，并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落后国家只要全盘拥抱“现代性”，通过投入资金和技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追求经济增长，现代化就可以实现。但是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按照现代化理论展开的现代化实践的负面后果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性反思，开启了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既形成了与现代化理论相对立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又形成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为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并由此提出了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闭关自守地展开现代化的主张。习近平反思了现代化理论和民族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3](P67)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五点内容，要求通过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又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看，我们可以从人和人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形态的更替；从人和自然关系的维度看，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归结为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演进。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明确肯定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明确指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通过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规定为“五个文明”协调共同进步的现代化；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从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独立自主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从现代化模式看，体现为追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历程；从现代化发展方式看，体现为追求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的转化；从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看，体现为追求“五个文明”的共同协调进步。上述转换既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也意味着必然创造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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