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峥嵘岁月，从首次提出实事求是这个哲学命题，到进一步将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普通文化典故到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我们党凭借实事求是，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个重大哲学命题虽然那时尚未被明确提出，但两者结合的历史却早已开启。实事求是作为中华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的确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先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史主动。一、实事求是是“第二个结合”的精神产物
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诠释的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典型且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叙事方式，既植根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又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实事求是真正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理论创造。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特定的中国社会形态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作为根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民族智慧。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文化渊源、求真务实的理性传统、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绵延至今，已经成为读懂中华文明的秘诀、解答不同历史时期重大现实问题的锁钥，构成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方法论。这一切无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只有在中华文化沃土上落地生根，方能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实事求是不仅是考据方法和修身立德的主张，而且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涵养出的中国哲学的鲜明特色。实事求是产生于汉代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源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后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诠注。清代初年，顾炎武倡导“实事求是”之学风，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从此成为清代学者普遍推崇的治学方法。显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即是“务得事实”，“求是”即是“每求真是”，这一“必自实事求是始”所蕴含的特殊文化定位，表征了其自身不仅作为一种治学态度而延续至今，而且更作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为漫长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创造标注了哲学原点。
实事求是不仅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思维优势，而且因“实事”与“实践”相通，而指明了揭示真理、实现真理和证明真理的有机统一。实事求是以主客统一、知行合一，打破了主客两分、两极对立的哲学思维。实事求是突出表明中华文明基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社会生活，开启了从直觉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历史转向，实现了从学术话语向治世原则的跃升，从抽象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哲学跃迁。如果说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那么更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实事求是”同马克思主义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相似、相近、相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实事求是用“中华民族的形式”表达或者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话语澄清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应然与实然、存在与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统一起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追求和哲学定位，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精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超越。实事求是既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对客观事物只凭感性的直观去把握，又不像唯心主义从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去理解，而是从主体、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活动去把握，努力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事求是蕴含的革命品格、无私无畏，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立足点高度契合，从而折射了“改变世界”的使命担当。
马克思说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实践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实践中，经过无数次淬火、提炼、创新、改铸，而愈发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无限光芒，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百花园中永不凋谢的文明成果。
（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辛奋斗并走向成功的伟大历程，正是推进实事求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探索，从而构筑了我们党理论创新创造的伟大历史，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化相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
毛泽东依托马克思主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实事求是从历史迈向现实、从抽象转化为具体的理论形态，从而实现了实事求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到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在道理、学理、哲学上充分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何以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到1938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结合的重要论断，实事求是已然从一般哲学的认识路线转变为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接续奋斗和持续奋斗中实现了对实事求是的创造运用和创新发展，以至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成了实事求是的转化形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我们党把握时代发展脉动，不断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境界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遵循，包含“文明蒙尘”的东方大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跨越的哲学奥秘。二、实事求是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主动
实事求是起于“第二个结合”，生成于中国革命风云激荡、风云际会之中，内蕴着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思想解放的过程。
（一）摆脱主观主义束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现三次严重“左”倾错误，这种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错误思想，让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教条主义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经验主义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蔑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客观真理，将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经验”神圣化，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心学习和创造性运用。
为了肃清主观主义，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实事求是问题的深入探讨，引发全党深刻反思，从根本上确立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为我们党克服主观主义束缚、树立马克思主义党风学风指明了方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摆脱主观主义束缚，从而开始探索和开创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了认识论前提。
（二）总结革命失败教训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波澜壮阔、雄关漫道、历尽磨难。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经历革命失败并深刻总结失败教训基础上实现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困难、挫折，党内不仅出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多次出现“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尤其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一度使党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以至于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或仅凭主观经验直觉，或照搬照抄马列主义教条，导致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上的严重“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左”倾错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以实事求是纠正党内错误路线，胜利地结束了以“左”倾和右倾路线为代表的错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和蔓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拨正历史航船驶向胜利彼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
（三）推动思维方式创新
理论思维既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民族和地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之于中国具有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解决中国化和时代化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的概括，绝不是复制和粘贴，绝不是物理变化，而是结合，是应用，是创造，是化学变化。实事求是作为“第二个结合”的产物，既内在地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夯实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又充分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创新逻辑。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实事求是”在汉语名词上仿佛是对古典的重复，但在概念上则是对古典“实事求是”的创造性扬弃，从内容和形式上全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旨归，实现了哲学原则与党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曾提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同时强调必须“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视角为“民本之道”与“人的科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相互结合成就，突出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哲学和政治导向，实践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担当。三、实事求是是“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实事求是改变了自身，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精神气质，用中国话语表达和呈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因为实事求是而开始在中国生根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以其根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历史性命题。
经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来到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从“来到中国”向“扎根中国”再向“改变中国”的历史跨越，决定性因素在于“扎根中国”。“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牢牢扎根。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融合创造并非随机，或不期而遇，两者的交织正是如期而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提供了肥沃土壤，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焕发蓬勃生机。两者的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两者结合而成的“实事求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强调“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充分说明两种异质性思想和文化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形式”的结合与转向，这便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生根于中国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根基。
探索和形成实事求是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基因并赋予时代内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注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如果说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宗旨在于发现真理、追求真理、运用真理、捍卫真理，并不断地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统一思想和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那么“实事求是”这个已经开创了“第二个结合”历史先河的伟大创造，必然不断地被具有“中华民族形式”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原理所丰富、所发展，代表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在且始终在延续、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始与革新的聚变。
（二）马克思主义因为实事求是而开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实事求是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从“来到中国”到“扎根中国”的转变，而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是理论中个别词句，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结论的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矛盾和问题。这一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第二个结合”的精神产物——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得以实现的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性质、发展道路、革命前途等作出重大政治判断，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事求是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三）马克思主义因为实事求是而开始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百多年历史表明，实事求是包含着这一理论创新创造过程的全部秘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或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论相结合生成的实事求是（原则），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四）马克思主义因实事求是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21世纪的创造，但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历史或逻辑上考察，其甚至要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从学理上分析，一方面，实事求是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所挖掘、所发现、所激活，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叙事。另一方面，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叙事，又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按照这一逻辑进路把握中华文明发展和演进的基本规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中国文化主体性开始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自觉地从形式和内容双重维度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大体上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证明实事求是不仅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起点，而且是统筹“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实事求是一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另一端又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但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确立和增强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的提高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第二个结合”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正式提出比“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的开启晚是合乎认识规律的。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总之，回首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且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从此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印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开创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先河。
（作者简介：田鹏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月刊》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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