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认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经常论述领导方法问题，特别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943年6月，他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就是这样一篇光辉的文献。该文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问题，系统总结了延安整风的经验，完整建构了以党的群众路线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为党实现正确有效的领导提供了行动指南，一直到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成立后的“第一个纲领”即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2]。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明确，党的目的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3]。使命无上光荣，任务无比艰巨。实现这样的纲领和奋斗目标，党就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了正确的路线以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成为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环节。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那么，共产党人应该如何解决“过河”的“桥或船”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呢？毛泽东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答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唯一宗旨，在党的一切活动中，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得实现对人民事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实现这样的领导，就必须树立向人民学习的观点，因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6]。所以，对共产党的领导者来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只有代表人民才能动员人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7]。所以，科学的领导方法一定是领导者先从群众的实践中发现群众的需要、提出工作的设想，然后将这种设想见之于群众的实践。如果群众的实践验证了领导者的设想，领导者的设想就可转化为科学的决策；如果群众的实践没有验证领导者的设想，领导者就应提出新的设想，或者根据群众的实践修正原先的设想，然后再将新的设想、修正了的设想投入新的实践直至被验证，最后将其转化为科学的决策。
决策制定出来以后的执行，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不能没有党的领导和组织。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来争取，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来打倒，人民群众的幸福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创造，而“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作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8]。这就要求，党在依靠群众的同时，还必须教育和引导群众。没有党的教育和引导，群众就会陷入盲目的自发性，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称其为“基本的领导方法”。“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9]只有掌握了这种基本的领导方法，才能使领导者的决策从一开始就符合群众的意愿、实践的需要，并随着群众的意愿、实践的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由此确保领导者的主观决策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最终在实践中变主观为客观，实现领导者预见的决策结果。
正是坚持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党才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情绪，代表群众利益，集中群众智慧，形成了党在不同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运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将其转化为群众自觉的统一行动，并在这种行动中履行党的初心使命，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相继创造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时，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先解决哪个？新时代治国理政率先从哪里取得突破？这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集中考验。习近平总书记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听人民心声、向人民问计，正确决定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敏锐抓住一个时期以来让“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忧心忡忡”[10]的突出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11]。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他就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此，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在全党上下涤荡，在神州大地回响。党的十九大闭幕刚三天，他就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对相关内容进一步细化完善。党的二十大闭幕刚三天，他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释放出作风建设不停步、再出发的鲜明信号。正是这样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同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新时代十年党的自我革命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就之所以取得、变革之所以发生，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领导之所以坚强，归其根本在于坚持和发展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12]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3]所谓“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相结合。毛泽东认为，“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14]。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15]。这里的“一般号召”，就是指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结合革命斗争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出指令、召唤，要求他们认真贯彻执行。发出一般号召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决策制定出来后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一步；响应一般号召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义务和责任，是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性、统一性的基本要求。党如果不发出一般号召，就体现不出党的领导；党发出的一般号召如果不被响应或被曲解、变更、删减，党的领导就只能处于悬浮状态或偏离方向。这里的“个别指导”，就是指党发出一般号召后，党的各级领导者深入到下级单位和人民群众实践的第一线，对他们响应一般号召、完成决策目标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指示引导，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进而根据这些个别经验验证一般号召的正确性、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最后使验证、充实后的一般号召在全体范围内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16]。所以，科学的领导方法一定是先从个别深入，取得经验，再作普遍指导。这是因为，一方面，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没有脱离个别的一般。认识事物，只能是先认识个别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在没有深入认识个别事物的情况下，就想认识一般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同理，在没有进行个别指导、没有掌握决策运行具体情况的情况下，就想靠着一般号召进行领导，那不是“空领导”就是“瞎领导”。另一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7]。任何一项决策的实施，客观情况都是复杂的。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常常为各种现象掩盖，不是远远一望就能看清的。领导者只有通过个别指导，深入到下级单位和人民群众中，亲自解剖一只或几只“麻雀”，才能掌握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找到落实决策、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进而通过思维加工，把这些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具体方法拓展到一般，使一般号召更具生动的内容、可行的方法。这对领导者来说，是由外行变为内行的必由之路，也是学会做领导工作的“基本功”。
这种“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在延安整风中就已被广泛采用。此后，毛泽东屡次提及并大力倡导。在1948年的《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中，他要求：“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18]在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又要求：“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19]
党的十八大之后，为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央专门安排了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第一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开启后，中央先是印发意见，明确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方法步骤和组织领导；接着召开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活动进行动员部署。有了一般号召，全党上下立即行动起来。在中央层面，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分别选择一个省区、一个县市作为联系点，对活动全程进行个别指导。在第一批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联系的是河北省。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他到河北调研指导，深入农村、机关、服务窗口，与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座谈，又一次参观西柏坡革命圣地。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他全程出席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与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省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对照检查发言并进行点评。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他在京听取河北省委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并提出相关工作要求。在第二批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联系的是河南省兰考县。一年之内，他两赴兰考进行个别指导。第一次深入兰考的农村和窗口服务单位，同干部群众交流座谈，实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次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并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全程指导，各联系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央的一般号召得到了积极响应、全面落实，教育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大成果。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20]所谓“领导骨干”，就是指每一单位“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21]。在毛泽东看来，为实现领导目标、完成工作任务，单位的首要负责人即领导者需要凭借领导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推动单位更多的干部群众、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积极地投入工作。而“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2]；这种领导骨干的形成，应当是来自于群众斗争，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而且“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23]。
有了这样一批“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领导者就应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使之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具体领导方法。没有这种结合，或者说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实现领导目标、完成工作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4]这是因为，一方面，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固然重要，但领导骨干毕竟只是单位中的少数积极分子，工作任务的完成最终还要落实到包括中间分子、落后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中去，见之于他们的行动。正如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25]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他批评“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的观点，认为“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不能“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要“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26]。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要求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避免出现领导骨干的空忙。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固然是实现领导目标、完成工作任务的决定性力量，但群众并不都具有自觉的工作意识，这就需要领导骨干去做群众的工作，调查了解群众，教育引导群众，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和领导骨干拧成一股绳，共同致力于领导目标的实现、工作任务的完成。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发挥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即“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27]。只有领导骨干发挥了积极性，群众才能保持持久的积极性，党的事业才能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它的一种形式和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一种形式就是“分工而又统一”的责任制，即在上级领导机关向下级机关布置工作时，应当使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起责任来。“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28]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中心工作，即“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9]。
这种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具体运用。大革命时期，他盛赞湖南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同时认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30]。土地革命时期，他更明确地提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31]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提出：“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32]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草案的起草就“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说：“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33]此外，毛泽东还把领导干部的头脑比作“加工厂”，说“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34]。这些强调的都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这一领导方法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再次得到了具体运用，展现出了新的时代价值。活动本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定，其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其主要内容是为民务实清廉。党的十八大之后，为筹划制定活动方案，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展开调研，中央有关部门组成六个调研组分别到部分省区、部委、高校、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调研。其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八项规定，中央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为活动开展作了思想动员、工作准备。接着，活动分两批在全党展开，总体实现了自上而下与上下结合、全面覆盖与重点突出、党内与党外结合的有机统一。活动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开始，分批推进、层层压紧、环环相扣。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都建立了活动联系点，并深入联系点同干部群众真诚谈心，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第一批活动覆盖274个中管单位、100多万个党组织、1700多万名党员，第二批活动覆盖3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6900多万名党员，实现了全党的全覆盖。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做到了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作表率，突出了“关键少数”“重点人群”，抓住了“四风”这一要害，带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活动的每个环节都组织群众有序参与，可谓党内与党外相结合、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最后，中央召开总结大会，对巩固和拓展活动成果进行部署，中央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健全和落实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至此，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活动胜利结束。四、科学的领导方法的天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既是对延安整风经验的总结，也是为了彻底抵御和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和方法。
对于这两种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许多同志”身上看到了三种表现：“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35]很显然，这些表现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不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6]。主观主义的领导就是不从群众的真实意见和实际行动出发，不从群众斗争的鲜活经验出发，而从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出发，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为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画了像：“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批评道：“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7]官僚主义的领导表现为官本位意识强烈，权力观扭曲，乐于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浮于表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1930年的《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在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38]。在1933年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3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总结官僚主义的表现，比如说它是“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强调“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40]。
可见，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非常痛恨。那么，怎么彻底粉碎这两种错误的领导方法呢？毛泽东指出，“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41]。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得到了验证。在筹划制定活动方案时，中央就决定，把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为什么要聚焦到‘四风’上呢？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42]这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有期盼，党就要有行动，群众对“四风”深恶痛绝，党就要把纠治“四风”作为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重点工作来抓。于是，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43][44]党的十八大闭幕后18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出京到广东省调研。整个调研期间，他都轻车简行，不封路、不清场、不铺地毯、没有安排群众迎送、没有出现欢迎横幅、住的是普通套房、吃的是自助餐。见微知著，处处细节体现出风气改观；上行下效，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就这样，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支持，从抓“舌尖上的浪费”到抓“车轮上的铺张”，从查“月饼盒里的不正之风”到查“楼堂馆所的豪华”，招招实锤直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正是在这两个“密切地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得到具体运用，“四风”问题得到集中整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增强，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有力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12-130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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