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将实现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中，作为先行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私有制、自由市场与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标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历史经验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具备普适性，照搬这一现代化模式极易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诸多困境。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文化基因，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既定模式、基于我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进行丰富发展与实践创新的产物，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与解析。
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引擎。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并指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在我国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之际，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形态，在刺激消费、深化分工、促进要素充分流动以实现最佳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动能和可行路径。一、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基于我国发展条件、切中我国发展脉搏作出的重要战略性布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畅通经济循环，激活发展动能，增强经济韧性，进而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体而言，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社会提供关键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从而提升产业全要素互联互通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循环中的供需错配等问题，拓展循环流通范围、创新循环流通平台、畅通流通环节堵点。第二，数字经济能够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调整，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性动能引擎。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1.5%；自2012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可见，数字经济对于激活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地位更加凸显。第三，数字经济能够拓展延伸产业组织边界，并通过引入新要素提升产业链应对冲击的响应速度，通过塑造新模式打破产业间信息壁垒，通过创造新业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击风险能力与稳定性，进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韧性。
（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有力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并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而言，第一，依托高创新性，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进而激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机与活力。从直接效应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消弭创新活动边界，助力高质量、开放、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市场主体间信息流通与获取能力，推动更有效创新战略的实施。第二，依托强渗透性，数字经济能够将服务产业迅速扩张至第一、二产业，使产业间呈现边界日益模糊、要素广泛融合的发展趋势，进而将现代化经济体系塑造为系统、高效、紧密的有机整体，并实现经济增长空间的拓展延伸。第三，依托广覆盖性，数字经济能够推动传统领域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并释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网络协同效应，引领经济系统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机整合与各个单元的开放、共享发展，进而推动旧式生产关系的颠覆性变革与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
（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全面提升国家生产力、变革国家经济基础结构、引领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同时，也成为新型国际竞争中最主要的角逐领域。各国纷纷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布局谋划，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提升大国核心力量博弈中的数字经济能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例如，欧盟发布了《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计划，旨在提升域内数字经济实力，在全球数字主权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美国也发布了《美国的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美国发展数字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未来应逐步构建对华数字经济抑制战略，转变中美数字经济实力对比态势。而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将数字化列为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愈发系统、深入、明晰。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成熟期，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日渐强化。但与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有利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二、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机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应进一步发挥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引领作用。作为经济发展的全新动能与强大引擎，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人口规模优势的发挥、共同富裕的稳步全面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力量，最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规模优势发挥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巨大有效需求释放，进而助力人口规模优势发挥。我国的大规模人口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体系运行带来压力与考验的同时，也孕育了机遇与红利。具体而言，庞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了强大且源源不断的消费群体，在外部风险不断加剧的环境下，这种超大市场规模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韧性、潜力与回旋空间。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巨大有效需求释放。在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这在促使专业化分工越发精细的同时也带来交易成本的急剧增加。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新型信息交互方式下，传统的交易模式开始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也间接促进价格发现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成本等多种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从价格发现成本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定价过程更多地依靠大数据和精准算法，这种定价机制下形成的价格更容易达成供需双方的共识，从而实现议价成本的降低；从决策成本来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能够对不同决策进行分析，并根据其预测的决策结果对决策内容进行调整与优化；从监督交易成本来看，各类互联网协作平台的开发与使用使供给方与供给方、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可以更便捷地开展沟通与协作，从而实现监督交易成本的降低。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更多的消费潜能得以激活，巨大的有效需求得以释放。此时，经济增长动力实现转换升级，我国人口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要素的高效配置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助力人口规模优势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足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劳动人口作为保障。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的信息、知识以及数字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人口这一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改变了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单纯依靠增加人力投入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实现了大规模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劳动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内嵌于各种数字化基础设施之中，通过减小信息不对称与不充分带来的负作用，为人才要素在实体经济中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由此，数字化、智能化人才体系得以构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源实现协同发展，大规模与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支撑。
（二）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均衡式增长，进而助力共同富裕稳步全面推进。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缩小区域差距，提升区域间发展的平衡性。具体来说，数据要素在规模、价值上具有非局限性与非均质性，能够通过与各区域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多元融合，优化要素体系生产结构，助推各类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充分流动，从而缓解空间错配问题，重塑区域生产过程，进一步收敛区域间发展水平。在此过程中，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增强，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能够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资源对接、价值创造与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与相对劣势的弥补，推进发展机会均等化与数字红利的区域共享。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弥合城乡发展鸿沟。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而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农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发展不充分。随着数字经济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乡村地区渗透，农业生产效率与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农村教育、医疗、便民服务实现信息化发展，城乡公共服务鸿沟逐渐消除；农民的消费、社交、娱乐等方式实现拓宽升级，农民现代生活标准得以实现。由此，数字经济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持续有力引擎，城乡发展势差逐渐缩小。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共享式增长，进而助力共同富裕稳步全面推进。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效率的显著增强。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满足政府对大量实时信息的需求，使其能够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作出正确的决策；能够帮助政府掌握服务对象对于公共服务种类及质量方面的需求，使信息利用更加充分，助力政府提供更为差异化与人性化的公共服务；能够建立多层面、多角度、多主体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打破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行政壁垒，破解公共服务碎片化的问题；能够以电子化、网络化的方式为公众搭建参与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交流平台，增强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带动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社区、家政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渗透与应用，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呈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态势。此时，普惠性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可获得性显著提升，处于各个收入阶层的群体都能够自由、平等地享受各类公共服务。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信息加速流动使消费者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获取各类有用信息，从而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自身效用。
（三）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步
数字经济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技术工具。第一，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创新更迭数字技术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自主创新、协同创新以及开放创新体系的变革发展。在此过程中，创新网络得以拓展，创新边界实现扩张，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又进一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助力科技创新成果的供需匹配，最终打造数字技术创新集群发展生态，为物质基础建设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第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巩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企业内部各环节的联动发展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拓展企业创新空间，依托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数字技术融合生产过程提升生产要素间的协同性。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提升了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巩固了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第三，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融合现代产业助力产业体系提质增效。随着数字经济广泛嵌入现代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现代产业链条实现全方位改造，价值创造模式不断改进，产业链效率显著提升。此时，产业链上的各个市场主体能够低成本、低风险地提升价值转化效率，并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个性化的新产品与新服务，为产业体系提质增效塑造新动能。
数字经济能够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价值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从形式上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升级。数字经济为文化产业带来去中心化的设计、流通与服务，并以多种全新的形式承载文化产品的产出。随着文化场馆加快数字化转型，全民阅读、艺术普及数字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通过数字阅读、网络视听等新形式，各类优质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广泛传播，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实现文化产业价值创造。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力建设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分析成为文化企业应对市场需求的必要手段。在文化产业链前端，对用户的精准数据挖掘有助于创作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创意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链中端，对消费者与文化生产企业的情况进行实时数据分析及匹配有助于促进文化供需两端的交流互动，在实现文化资源充分利用的同时解决结构性矛盾；在文化产业链后端，对用户市场数据进行跟踪分析与共享有助于文化企业进一步的商业决策。可见，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融入文化产业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有助于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以及产业链条重塑，最终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四）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字经济以其协同效应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长期以来，如何在“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困扰各国的难题。凭借高渗透性与高扩散性，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升经济效率，推动传统的能源消耗型、资源损耗型产业绿色转型与精细化生产、管理，进而带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例如，智慧精准农业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生产的深度融合，促进农业产前生产资料科学衔接、产中生产要素精准配置、产后产品供需完美对接，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功能的持续提升，真正做到在不破坏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生产力。
数字经济以其信息技术效应促进生态环境动态监控与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并及时追踪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为科学保护与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例如，利用云计算、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开展的生态环境动态分析，能够助力相关工作机构探索建立生态环境动态信息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与资源交换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管理调配以及环境领域技术创新攻关等多部门协同高效推进。目前，上海、深圳等城市已经基本完成碳监测网络建设，初步形成城市碳监测评估能力。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对碳指标相关数据的采集、分析及评价将愈发成熟，从而助力我国高质量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主要市场主体的企业可以通过构建绿色制造信息系统，实时收集、整理企业自身在节能减排与环境治理方面的动态数据信息，从而提升自身绿色价值创造的效率与质量。更进一步，企业还能就绿色技术创新开展产学研对接，在促进减污降碳的同时打造绿色生态产业链。
（五）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力量
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缓解全球供应链危机贡献中国智慧。当前，贸易摩擦冲击、国际冲突激化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和制约，导致全球商品供求紊乱、市场扭曲，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实施各种应对方案，试图预防、控制供应链危机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维护供应链稳定、对冲供应链危机的重要工具受到各国重视，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以数字化促进发展水平提升成为各国共同追求，世界经济格局呈现数字化重构。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积极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领域的优势，充分激发数字创新活力，深入挖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与东盟、中东欧等国家拓展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数字鸿沟”，为促进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贡献中国智慧。
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更加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碎片化、低效率现象，全球经济治理亟待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共赢的方向变革完善。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助力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从数字技术层面看，具有先发优势的中国能够向他国分享成果经验，促成广泛合作，从而推动全球数字技术进步；从数字贸易层面看，在建设数字贸易强国的过程中，中国能够参与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与主导作用；从数字政务层面看，打造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府体系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助力完善全球数字政务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中发挥独特作用。三、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当前，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相对迟缓、异质性引致的数字鸿沟亟待弥合以及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使得数字经济难以有效支撑我国现代化建设。
（一）数字产业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限制现代化建设效能
习近平指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关键核心技术能否取得整体性、创新性突破，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是否安全，也决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效能与成色。总体来看，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数字技术应用端发展迅速，但在关键性、原始创新领域还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具体而言，在核心元器件、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呈现、集成服务能力、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芯片、基础材料等领域，我国技术研发和工艺制造水平较为落后，现阶段还主要依赖国际进口。此外，我国数字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强，创新资源存在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从而制约了创新成果的高质量转化。在数字技术日益创新化高端化的今天，亟须将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将其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不断营造数字创新生态，推进高端核心技术研发。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迟缓制约现代化建设空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传统产业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在数字化的冲击下，传统产业链上下游通过开放生产要素建立合作关系，产业价值链逐步实现重构，利益得以重新分配。但目前，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进程相对迟缓，制约了现代化建设空间。其原因在于，第一，部分传统企业对数字经济认识不到位，数字化转型缺乏方法论支持。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技术创新、经营战略调整、组织运营变革等全方位的更新升级，因此需要进行长期、全局的谋划。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多数传统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强烈，但缺乏清晰、系统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已有探索多集中于对各类信息系统的引进与应用。同时，企业内部各部门数字化转型的职权不清晰，缺乏配套的考核激励制度。第二，高质量第三方服务供给不足。目前，我国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市场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市场上缺乏商业模式成熟、覆盖全链路、集关键业务于一体的高质量第三方服务商，致使其提供的数字化服务或方案成本较高且易用性较低，无法满足各类传统企业、传统行业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第三，数据资产积累薄弱，影响数字化转型进程。数据资产化是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对数据要素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助于充分挖掘并释放其经济价值，进而助力传统企业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目前，大部分传统企业仍处于数据应用的感知阶段，对数据要素的全方位、高质量、系统性布局还未形成。从企业内部来看，数据尚未实现互联互通；从外部来看，企业无法及时、全面地感知有用数据资源的发布与更新。在此背景下，传统企业无法利用海量内部、外部数据进行预测性、决策性分析，数据资源的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数字鸿沟亟待弥合影响现代化建设质量
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发挥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推作用的同时，企业、行业与地区间的异质性问题随之而来，对现代化建设质量带来影响。其中，企业异质性是指企业的微观特征与外部宏观环境等因素会影响数字经济支撑作用的发挥。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规模效应，数字化基础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能够享受到数字经济的赋能与支撑效应，而数字化基础薄弱、规模较小、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的企业则相对难以享受数字经济红利，更容易陷入“表面数字化”的误区。行业异质性是指由于行业间存在数字基础差异、属性差异和扩能机制差异，一些行业对数字经济赋能与支撑作用的需求较低，从而影响其数字化改造效果。地区异质性是指受地域数字基础设施和要素禀赋的影响，数字经济的支撑效应更显著地体现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达、技能型人才集聚、知识产权保护度强的地区。例如，城乡二元导致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在城乡市场间的流动存在显著差异。在这一系列异质性的影响下，数字基础更好的企业、行业与地区在享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正向效应后，又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竞争优势，从而造就了“大者恒大”的局面，致使“数据孤岛”效应不断凸显，“数字鸿沟”愈发显著。
（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阻碍现代化建设进程
当前，各类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相关配套监管治理体系存在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建设进程。以平台治理为例，数字经济平台是在线上或线下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交易场所、交易规则、信息发布等第三方信息服务，并为交易双方或多方达成交易提供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辅助服务的网络平台。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组织模式，数字经济平台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实现互动与交易、共同完成价值创造流程的系统，因而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目前数字经济平台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管理的制定与建立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且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天然存在治理短板，致使其监管与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传统的条块式监管模式不适应数字经济平台网络化的发展形态。现阶段，很多“互联网+传统行业”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但囿于监管模式的滞后性，这些问题处于监管空白地带。与此同时，诸如平台企业倾斜定价、垄断竞争等复杂多变的治理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出现，这也为原有的监管模式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传统的以管代服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平台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力量有限、手段落后、主体单一的治理方式下，数字经济平台的海量参与者及其交易行为无法被实时、准确、有效地跟踪与监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无法被及时捕捉，从而严重制约了治理效果。四、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解决途径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能够以高质量、高效率和全新的生产模式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从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关键核心领域创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资源开放共享以及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入手，扎实稳步推进。
（一）以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潜能
作为数字经济最为核心的战略资源，数据要素的权属、定价与安全保护问题是其实现市场化配置从而实现价值、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潜能的关键。第一，完善数据交易标准体系与制度规范。应围绕构建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数据产品与数据服务产权界定、数据交易场所建设、数据交易平台治理、数据交易行为规范、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以及公共数据授权使用等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政策及标准；对数据要素使用制度规范、使用方式、存储格式等内容进行统筹规划与统一制定，并在规范各地区、各部门设立的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和行业性数据交易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与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保障数据要素交易的协调畅通。第二，搭建数据确权定价基本框架，构建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数据要素定价问题是现阶段影响我国数据交易市场成型的关键问题。由于数据要素的价值受交易主体、应用场景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交易过程中极易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致使其收益与成本估算机制至今仍较为欠缺。对此，应推动搭建对全国各类数据进行动态管理的数据资源统一登记确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数据要素定价基本规则，依据数据资源的应用效益与质量，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成本定价机制与收益定价机制；采取一次定价与长期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在将初步制定的价格发布至交易平台后，依据市场供求变化、产品差异状况等不断对其进行动态调整，直至趋于合理，这样既能在初次定价时为数据市场交易提供参考，又规避了市场机制不成熟带来的价格扭曲问题。第三，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搭建数据要素信任体系。应深度挖掘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精准预测、及时反馈等优势，完善以信用为核心、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评估监控长效机制；建立数据市场安全风险预警机制与面向企业的数据安全备案机制，研究形成针对数据泄露、隐私泄露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的监管治理手段；优化对数据交易主体和第三方中介组织的信用等级评价，通过对关键信息展开定期披露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要素交易环境。
（二）以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提升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动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加快推进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发挥数字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动力作用。具体而言，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速完善多方高效协同的数字创新体系，推动实现关键核心数字技术自主可控。第一，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理论预见性研究。应面向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隐私计算、数字孪生、人机交互、量子计算等重点领域，前瞻布局一批数字科技基础研究项目，夯实数字技术理论研究基础。第二，推动数字技术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支持数字科技开源软件框架、开源社区、开源代码托管平台建设，构建全球数字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交叉、开源、开放的数字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第三，面向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带动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标准体系，形成关键领域数字技术“非对称”优势。第四，提高关键领域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芯片、传感器、编译器、数据中心、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数字软硬件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部分发达国家为占据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对我国进行引进限制的主要领域。因此，为保证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应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电子元器件、智能传感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关键数字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能力。
（三）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是一国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力量。因此，要着力解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础。第一，坚持系统观念，将数字化转型扩展至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应在厘清企业内外部各环节、各领域关系的基础上，深化数字经济在企业生产加工、研发创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全过程应用与全方位渗透改造，真正发挥数字经济在提升生产经营与管理决策效率、实现各领域各环节高效协同互动方面的作用；通过积极宣介相关成功案例提升传统企业、传统行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水平，促使其站在提升全链路效率与实现高质量资源整合的高度持续破解数字化进程中的难题。第二，加快促进深度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方面，应在因地制宜、重点突破的基础上，加快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大数据应用体系布局，以新基建助力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建设；工业方面，应建立统一、融合、开放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与服务平台，促进工业数据的价值挖掘与共享应用，夯实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根基。同时，积极引导各类传统企业在更新设备时充分考虑自身数字化转型需要，全力推进数字化建设。此外，创新对于小微传统企业的融资支持方式，并鼓励引导大企业与其共享数字化设施与转型经验，助力其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第三，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良性循环。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加快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水平，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完善的配套应用环境；另一方面，从财税、金融、人才、土地等多角度出发，构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良性循环系统。
（四）以畅通数字资源配置与开放共享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指出，要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打破信息孤岛、盘活数据存量，积极稳妥畅通数字资源配置与开放共享，是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力的重点所在。第一，实施数字资源清单管理，提高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应在构建国家重点领域数据资产目录与清单的基础上，制定政府间数据开放责任清单，并予以公示、实时更新；着重提高数据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通过加强对数据要素的审查与溯源保证多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时效性，促进高质量开放共享。第二，打破数据要素封闭系统，破除数字壁垒。应制定针对数据要素的垄断行为标准，并在考虑数据要素特点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可信流通体系；打击借助技术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滥用数据要素市场支配地位、设置数据要素准入门槛等行为，维护数据市场秩序，破除数字壁垒。第三，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和数字化生态圈演化，打破数字孤岛。现阶段，我国产业互联网建设仍存在数据孤岛问题，在后续发展中需利用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链接更多环节。应积极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迈进，推动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成为泛行业要素；在政务互联网领域，在一定层级上构建逻辑统一、标准一致、管控合理可信的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系统，确保数据资源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高效共享利用；建设串联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打造数字生态圈，更好发挥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
（五）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全支柱
应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经济发展治理体系，构建开放、健康、安全、良好的数字生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筑安全支柱。第一，完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应探索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在制定科学合理的问责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对数字经济平台与服务资质的定期审查，督促平台不断规范完善运营服务；以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第三方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代替分段监管，通过界定平台企业权利、责任与义务，明确追责标准与履责范围；在加快完善平台自律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大部制数字经济监管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构建多层次、多机制监管治理体系；在治理模式方面，在合理界定不同行业领域数字经济业态属性的基础上，明确平台企业、资源供给方、平台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针对不同的行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治理方法。第二，加强对平台垄断、消费者隐私、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侵蚀等热点问题的关注。应以审慎包容的态度，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财税、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等问题进行政策适配与优化，规范并限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网络垄断和市场扩张行为，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与权利；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净化网络空间，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各类平台和广大网民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在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同时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持续优化完善数字经济法治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12-07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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