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将文明研究引向深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行走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上，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意涵的文明表达。应当注意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文明范畴。从其“实然”面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其对应的“实体”内容，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制度基础。从其“应然”层面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持续发展、富有生命力的生命有机体，并不是“定型”的存在，仍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深入发展，仍会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的文明发展面貌。
百余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考察中国后写就的《中国问题》一书中预见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前景，他认为，“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罗素还认为，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来说，应当注意防止“完全西化”与“强烈排外”这两种倾向。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现代性文明在中国发育与成长，这种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内在关联，其所呈现出的历史形态、实践样态是独特而又意义深远的。一、从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特性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现代文明的一般性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文明形态，更是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声相应的文明形态，是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与文明诠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规定性，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内在特性，支撑其成为独特的文明形态。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反映出其区别于传统文明的规定性之所在。“现代性”的概念及其探讨，肇始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能将西方的“现代性”上升为所谓普世的“现代性”。亨廷顿就提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资本主义文明，内在隐含着扩大文明版图的历史趋向，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文明扩张的趋向，根源于资本逻辑，根源于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是以资本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理性、道德理性呈现式微之状况，这种“现代性”有其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功能，但也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问题与矛盾。
与之不同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面向未来的复兴、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复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现代性”，是以民族复兴为基底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实践理性的统一。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文明。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历史的文明本位，强调人民是文明的创造主体，强调文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从民族复兴的内在规定性出发明确文明发展的要求，牵引着文明发展的方向，体现出深层的价值理性。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践理性推动创造的文明。实践理性，对于文明的蓬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所指的实践理性，就是关切具体实际，坚持实践思维，把握实践规定，内化实践自觉，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采取任何的“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再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于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社会成果，亦有其工具理性的面向，其工具理性维度是与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相联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司其位，二者的发展是相互支撑、有机衔接的。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经历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从“自在”走向“自觉”，是由一定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角度看，“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积淀出深厚悠久的文明传统。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转化得以深入推进，更丰富的民族精神标识、文化标识得以打造与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特质将进一步显现。
谈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实际上还应当深入思考“本土性”或“中国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范畴，从文明史的整体尺度将“中国”予以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性审视与诠释。在“中国”发现文明，是21世纪的重要历史课题，意指对近代以来将西方文明奉若神明的文明观的历史纠偏，强调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知识论意涵，是以其“民族性”与“中国性”为底色的知识探索，深层次指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之间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习近平曾说，“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民族性与世界性具有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还具有“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的回答，也可以为其它文明探索与解决相似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与实践经验，彰显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蕴。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复合概念，复合概念形成于其实践基础与实体内容本身的复合性。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现代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汇而成的有机总体，是“两个结合”的文明创造物，是民族复兴的文明产物。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际上，“结合”一直是中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中的“结合”所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呢？这里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规律层面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将先进的社会形态、制度形态与本土的文明形态之间相互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社会形态、制度形态。中华文明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璀璨文化创造的本土文明形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土壤中，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产生实践层面的“化学反应”，将各自所具有的积极文明因素、制度因素、历史因素更好地有机聚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进一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实体”与“文明实体”的特质，在更高的历史维度上实现了“结合”，即展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层面的有机结合。文明不是固有不变的抽象物，而是不断发展的有机体，“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这是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特别是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开放性、发展性是其内生要求，“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这种更高历史维度的结合，意味着其内在活力能够更充分地涌流。
第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现代”是一个历史范畴、时间范畴，现代文明具有历史性、时间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历史的文明，又是现代的文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强调了历史继承性与历史创造性的关系，他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将历史视作一段连续的整体，是一种历史认识论的要求，如同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是历史文明发展演进的产物，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得来的，所谓的“断裂论”是无法解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应当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历史视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形成、发展所蕴含的历史逻辑，从中把握一般性的规律，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与历史参照。
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历史哲学范畴，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轴心时代”涌现出众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等。的确，就今日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许多历史上的思想范畴、文化范畴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不论是雅思贝尔斯所说“轴心时代”意义上的思想创造，还是而后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创造，其中的优秀成果与养分，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滋养。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展开为历史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意涵。二、从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沿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富有深厚的哲学意涵。“复兴”意味着对历史上文明荣光的创造性再现，“伟大”表明这种“复兴”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复兴”的问题意识在于民族与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的衰退状态，改变这种衰退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长时段的坚守与曲折前进的探索。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其现代文明的生成展现出其复兴的历史前景，这种前景亦是历史地形成的。
第一，“文明蒙尘”与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历史探问。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所谓“文明蒙尘”，表明的是中华文明在近代历史上遭受破坏、被贬低的历史处境。这种“蒙辱、蒙难、蒙尘”的历史局面，激发着无数先进仁人志士的思考与探索，从不同方面追问民族、国家、文明的历史走向。但是，历史上出场的“器物”“制度”或“文化”层面的探索，大多过于理想主义化、浪漫主义化、教条主义化，没有真正扣住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没有真正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之于中国发展的内在规定，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出路，因而多在现实中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一部分的标题即是“中国向何处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现实的深邃思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思考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思考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要抓住导致“文明蒙尘”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总的问题，具有统领性，是对“文明蒙尘”局面的清醒追问。除了这一总问题之外，还需要抓住现实中的众多具体问题，如土地问题、军事问题、农民问题、文化问题等。问题必须作为整体来统筹考察，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核心，不能只看问题的现象与表面，如此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二是要抓住导致“文明蒙尘”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亦有差异。如果抓不住主要矛盾，抓不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问题就没有抓手，就无法真正地、彻底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三是要深化对走出“文明蒙尘”历史局面的规律性认识。文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必然要求诉诸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具体地运用到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中，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国问题。探索走出“文明蒙尘”历史局面的道路，必须“抓住问题—抓住矛盾—把握规律”，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起来。
第二，“文明再造”与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探索。“走自己的路”是一个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的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一历史结论的取得，为历史和实践所确证。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同时，必须注意到，“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造就了道路的独创性。这也表明，“文明再造”不是“无根”的悬浮存在，而是“有根”的自觉创造，是建立在对中华文明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中华文明先进成果的积极、充分、全面占有之上。
如何“走自己的路”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理论原则与实践创造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创造现代文明的一大优势。无原则的实践，必然无法切中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及其内在逻辑。这里的原则，是历史的原则、实践的原则、真理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路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文明何以再造？其一，真理力量对文明实体的内在激活。真理所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文明的发展有其普遍的必然性逻辑与多样性发展逻辑。其二，生产原则对文明实体的根本推动。文明形态的变革，归根到底要诉诸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演进的”。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前沿科技对于生产力的驱动作用更为充分的体现。中华民族要想创造出更加璀璨的现代文明，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上都有更为丰硕的成果，就必须专注于科技自立自强，攻克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领域的难题，为文明发展增添创新动力。真理原则关注的是思想、精神层面，生产原则关注的是生产、发展层面，两个原则是有机统一的。
“文明再造”，就必然涉及主体性的问题，涉及文明创造主体对于文明自身的自觉与自信。如何既充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又不陷入照搬照抄的文明发展误区？这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丧失了主体性，就不可能“走自己的路”，也无法发展出有原则高度的现代文明。习近平阐述了文化主体性的本源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上的自我，是一种自觉的身份标识，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行动有着内生性的意义。“文明再造”就是具有文化身份的创造主体依托于主体性的实践所展开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崭新创造。
第三，“文明复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历史意涵。中华民族具有“文明实体”的内在属性，因而其伟大复兴本质上也是文明的复兴。所谓文明复兴，是对文明蒙尘历史局面的改变，是文明从衰落走向兴盛的历史状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的、历史的基础，其从文明的宏阔历史维度，丰富与拓展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的理解。
文明复兴，是文明国家之复兴。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即“国家实体”与“文明实体”相统一的国家。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看到国家富强的一般性含义，即经济总量的跃升、物质财富的涌流；还要看到国家富强的文明性含义，即文明的繁荣与强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文明繁荣与强大，是互惠性质的，不是排他性质的，是积极性质的，而非消极性质的。
文明复兴，是文明精神之复兴。中华文明有其特有的精神，即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系统，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精神元素，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积淀而成的崇高精神追求、宝贵精神品质、强大精神动力。其中，爱国主义是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格局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一共同信念的精神源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精神力量。文明精神之复兴，还意味着这些精神元素、精神含义得到了现代性的注解。
文明复兴，是文明生活之复兴。这里所指的文明生活，是具有文明底蕴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样态，是“内蕴中华文明基因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明形态所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这是由物质条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所综合决定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文明复兴的历史局面，必然要落脚到“现实的个人”之上，体现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之中。这里的美好生活就是文明之“真”“善”“美”在生活方式中的集成、展开与体现，将物质生活之真实性、丰富性，精神生活之丰富性、价值性，以及美好生活总体之和谐性、全面性有机统一起来。三、从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谓世界历史意义，是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尺度中所展现出的积极性质。民族复兴的意涵是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现代文明的建成乃是民族复兴的显著标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能仅从其自身来理解，还需要进一步从文明的实质层面切入，认识到其所深层展现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展开的文明探索，描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历史图景。文明有机体有其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重历史方位与历史尺度下的发展。除了要关注内部的全局视角外，还应当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予以全面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叙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基座。
学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世界权力的“东升西降”与“南升北降”、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产业变革等方面，而对于世界变局中文明形态变革的理解还未有充分讨论。实际上，如同习近平所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是一个综合性、复合性的范畴，各种变化的要素加总在一起，就驱动着文明形态的变革。不能仅仅从一些变化的现象中来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容易陷入现象层面的认识误区。对于文明形态变革的理解，才真正触及世界变局的核心要义与本质规定。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其自身来看，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源自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基础所形成的现代文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仅有中国意义，而不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呢？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反映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即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明历史趋势，以及不同民族走向独立、自主、发展、复兴的历史趋势。这种总的历史趋势上的规定性，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能够凭借其中所蕴含的普遍因素、积极历史因素，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来自21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贡献。
同时，这种“普遍”意义还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出场已然表明，不通过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同样可以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色且充满活力的现代文明。这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同民族、国家开启合乎自身国情规定性的现代文明探索，也将丰富不同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发展或复兴的历史叙事，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叙事，开启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崭新历史篇章。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文明产物，有其根本的指导思想，不仅反映出文明自身的生命力，也反映出文明指导思想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范畴，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视野，从文明论、复兴论的视角对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原创性、历史性的探索与思考，形成了深刻的文明主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现出了这一思想的鲜明理论品质，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特质。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着深刻的立场观点方法，为认识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维、思想、认识的基础。一是从人民至上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是对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造性发展。二是从自信自立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自主性、主体性、内生性文明，而不是依附性、移植性文明，展现出民族复兴的独立品格。三是从守正创新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守文明历史之“正”，又开文明发展之“新”，将守正与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为伟大复兴增添内生动力。四是从问题导向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决的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生活、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关切的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明问题，有其特殊的问题意识。五是从系统观念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必须把握系统中各文明要素之间的关系、关联，从整体视角认识与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将其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工程有机联系起来。六是从胸怀天下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同其它民族的文明形态共同发展的，是共生性的文明，是具有世界视野的文明，是既实现自身复兴又推动共同发展的文明。除此之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内容，也从不同方面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视野。
概言之，民族复兴是需要思想引领、理论支撑的，是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蓬勃发展，其思想理论的根源就在于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使自身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会迷失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展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伟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文明不可能只有一种形态、一种形式、一种风格、一种叙事，对于那些试图将某种文明普世化的做法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是非历史的。从文明创造的角度来看，文明是由主体所创造的，必然凝结着主体的意志、目的、需要、愿望、情感、诉求，“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文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其形态的呈现具有“美”的形式。对此，就应当秉持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认识论，而不能出于某个文明的特殊利益诉求，就强迫其它文明接受其制度模式、价值观念。从文明的客观呈现来看，“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谓“完美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总是在解决一定矛盾的基础上使自身不断发展。不同民族、国家所面对的具体问题、矛盾不同，所采取的实现自身发展或复兴的路径、方式必然具有差异性，不能等量齐观地加以比较。所以，文明也不可能存在着高低之别，也不存在着所谓的文明优越。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说，历史上所形成的“和”与“合”的文明基因，使之能够从更宽广的文明胸襟来发展自身、成就世界，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同习近平所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文明是一种“关系”性质的存在，涉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涉及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协调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避免“文明冲突论”所带来的理论陷阱，将文明的交往互鉴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早在百年前，面对当时文明发展的历史处境，李大钊就曾提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启的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其不是对任何文明的替代，而是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的文明，是复兴的文明，是和平的文明，是历史的文明，是进步的文明，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世界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09-19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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