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现代化理论大多遵循马克思开启的历史批判路径，将现代化归结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变革和替代。实际上，现代化不仅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更是一段重要的空间重构历程。究其根源，无论现代化进程以何种形式实现，“都要求这个过程停在某处，要求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20世纪70年代左右，当代西方社会空间理论家们开始从空间视域出发，解读这场由资本主导的伟大历史变革。在他们看来，资本积累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更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空间结构，突出表现就是城市化。然而，对中国而言城市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通过城市化变革乡村空间结构，是否意味着乡村空间问题的解决？纵观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乡村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城市化的“异化”形式，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全面实现现代化必须扬弃乡村问题，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积极扬弃乡村问题的城乡空间辩证重构历程中不断推向前进的。对这段历程需要进行理论剖析，对此，本文立足空间视域，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乡村建设理论与历史，尝试厘清近代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本质及其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力图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启示。一、空间视域下乡村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对现代性根源的揭示和批判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三种基本范式。马克思将现代性的诞生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追求剩余价值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是现代性不断发展的源泉，资本主义的危机、异化、阶级斗争等问题都是资本现代性矛盾的表征。因此，超越现代性与现代性本身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共产主义必将在现代性充分展开的过程中实现。涂尔干将现代性起源归结于工业革命，认为社会“失范”是现代性隐含的主要问题，企图通过重建道德纽带加以解决，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社会。韦伯则将现代性归结为“理性化”范式，认为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结果，但随着理性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堕入官僚制“铁笼”。可见，三人研究均立足时间视域。
20世纪70年代左右，当代西方社会空间理论家们开始强调从空间角度出发理解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城市空间当作资本集中地，是由资本积累塑造的独特空间形式，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问题应该被纳入整个社会运行的更广泛的分析范畴之中。虽然城市可以为社会变迁的基本过程提供一个生动的图示……但城市本身却无法解释这一切”。然而，空间并不仅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要素”或条件，实际上它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形式本身。“空间不仅是社会结构得以展开的一种场合，而且是每个特定社会的历史总体的具体表达。”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形式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因此，“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可见，空间与社会过程是一对互为表里的辩证范畴：空间不仅是社会过程的表现，社会过程的任何要素都具有空间性。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空间形式，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的集中表现，也是这种社会形式本身，“似乎在本质上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的构成属性”。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的城市化。
无论将现代化理解为由某种动力推动的社会发展进程，还是对现代化的空间性阐释，都将城市视为现代化的空间标志。二者的共识是认为城市取代乡村、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那么，现代化是否意味着乡村将被彻底取代？进一步讲，作为一种传统空间形式，乡村的消失是否意味着“乡村问题”彻底解决？纵观全球，那些属于传统乡村空间的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等，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得到解决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问题在那些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反而越突出。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就需要立足总体空间视域，考察城市、乡村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城市和乡村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
“（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概念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常识基础。在此意义上，乡村和城市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典型的社会空间形式。吊诡的是，现代人对城市和乡村的认识仍保留自然空间思想的遗迹。人们习惯于把乡村视作自然空间，把城市视作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由乡村发展而来。因此，乡村作为一种自然空间形式仅在人类历史早期扮演重要角色，“当城市出现以后，文明的历史就变成了城市的历史”。尤其是当以积累剩余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城市就成为集聚剩余的主要空间形式，乡村则沦为剩余的提取地并逐渐城市化。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因此，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核心的空间表述，是现代化社会进程的空间显现面、正面、积极面。所有社会理论家（包括空间理论家）都热情洋溢地讨论着城市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仿佛乡村已远离人们，人们不再需要乡村。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资本主义阴暗、野蛮、落后的一面，“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代社会空间彻底分化为两大对立的形式：城市与乡村。资本主义现代化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扩展到历史的方方面面。任何懂得辩证法的人都知道，这种二元对立从一开始就以二者相互依赖为前提。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城市和乡村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体两面。没有乡村，城市不可能继续发展，现代化也不可能彻底实现。相反，正像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和文明，无产阶级则承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恶果那样，乡村已经承受了城市化的一切恶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无不与乡村相关联。尤其是当空间生产已经普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方式，乡村空间的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不平衡发展问题、空间组织问题等，就会越来越突出地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问题，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则更要直面乡村问题。
（二）乡村问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同样，“城市时代并没有神奇地消除工业时代的矛盾和冲突。……城市、城市扩张、城市社会和城市的崛起，将它们的矛盾叠加在工农业时代的矛盾上，导致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域”。易言之，工业时代并未解决农业时代的问题，城市时代也没有消除工业时代的矛盾。相反，城市化不仅将自身问题叠加在由上一时代就遗留下来的乡村问题上，更通过制造全新的乡村问题而使自身延续。乡村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不仅是“副作用”。
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已指出：“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疾病的真实性质和治疗的正确方法。”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产生前，乡村问题同样存在，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则使城市和乡村进一步对立，城市通过吸吮乡村剩余，制造更多乡村问题得以不断发展，并将自身问题叠加于乡村问题之上，以全新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说，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城市化的“异化”形式。
放眼全球，那些远比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其中心与边缘的分化、资源分配不均、土地利用不合理、住房差异大、生态环境破坏、不平衡发展等内生于乡村空间的问题更加突出。那些同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率可能更高（譬如巴西和墨西哥），早已实现我们尚在追求的一些现代化目标，但乡村空间问题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呢？”虽然，我国近十几年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阱”，但究其根源，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这个“陷阱”，正是因为我国并未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和邪路，而是始终将解决乡村问题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可见，要理解现代化，不仅要厘清城市化自身问题，更要厘清被叠置于城市问题之下的乡村问题。
（三）在扬弃乡村问题的道路上实现现代化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乡村问题是城市化的“异化”形式，要解决乡村问题，不能简单回到乡村，而应当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迂回”之路。正如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一样，乡村问题的解决首先也应当使这一问题彻底普遍化。换言之，城市“异化”形式的普遍实现是乡村空间重构的必经之路。回到乡村并不意味着抛弃城市，返回乡村的“自然生活”，抑或如某些西方社会生态学家那样，建立一个“城市村落”。我们回到的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核心的乡村问题，而非乡村本身。这些问题构成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资本主义城市化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这就决定了实现现代化必须重新理解乡村问题。这不仅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更要在城市化进程中自觉解决乡村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倘若不处理好乡村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本城市化逻辑彻底统治乡村空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曾经匮乏的物质现在极大丰富，比如面包和一般食品（在世界上广大的欠发达地区仍然匮乏，但在发达地区已经过剩）。相反，曾经极大丰富的物质变得匮乏，如空间、时间、希望、水、土和光，除非我们想生产或再生产一切‘自然’的东西，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共同面对新型的匮乏”。因此，直面乡村问题，重构乡村空间，从而变革和超越当前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逻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自觉选择。二、重建乡村：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显著特征，“一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二是我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其中第二大特征突出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要义，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即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以瓦解乡村空间为基础的现代化老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空间、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直面乡村问题，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现代化模式，重构乡村空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奠基于重建乡村空间。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首次实现对中国乡村空间的权力重建，将权力还给农民，向广大人民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奠定空间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根据形势作出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伟大决策，并不意味着放弃乡村。相反，乡村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空间基础，正是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乡村空间的结构重建，中国共产党才得以领导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基础。改革开放后，正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对乡村空间的产业重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农村包围城市：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已经有不少爱国人士认识到乡村的特殊地位，试图通过乡村建设救亡图存。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梁漱溟看来，“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而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崩溃的根源在于“文化失调”“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会失调，是因为西方都市文明和个人主义的冲击，破坏了中国以乡村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因此，通过乡村教育、合作社生产和伦理重塑来重构中国社会，才是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积极方面而言，乡村建设派认识到了乡村建设是重构中国社会的起点。但由于乡村建设模式多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带有一定空想和改良性质，于是均以流产告终。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将这些空想逐渐变为现实。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启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赋予乡村新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乡村复兴的根本在于授权给农民。在毛泽东看来，农民贫困、乡村衰败的根源并非生产资料不足，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封建地主阶级、地方乡绅以及军阀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生活艰难，乡村日益衰败。“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变革乡村权力结构，重塑乡村权力主体，是乡村复兴的条件和基础。
那么，如何才能使群众获得权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武装革命。“农民有了组织以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要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可见，变革乡村空间的权力结构，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开展土地改革等运动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真正做到了将权力赋予农民，变革了乡村权力结构，为走向民主独立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空间基础。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创社会主义空间雏形
亨利·列斐伏尔依据自身的空间历史理论，将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空间历史划分为绝对空间、神圣空间、相对或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空间）和差异性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正是人类未来社会空间的可能形态，本质是差异性与总体性相统一。列斐伏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创造了社会主义空间雏形，其形成恰恰得益于对乡村的结构性重建。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不再重要。相反，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正奠基于乡村空间的全面重构。在乡村占据国土空间大部分的新中国，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为更快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全面变革乡村空间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而推动乡村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应如何开展变革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即生产的集体化成为乡村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由此，“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使一种全新社会生产方式在新中国诞生，向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空间的可能性。
（三）家庭联产承包：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空间转向的物质前提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一切改革都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那么，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呢？他认为，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尽可能鼓励个体经营，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打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因此，“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变革了乡村空间的生产方式，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城市化顺利推进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大包干，乡村逐渐形成“小农村社”的特殊生产形式，缓解了城市的内生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向城市空间的全面转向奠定了物质前提。农民依然保留乡村空间的主体地位，同时获得进入城市创造生命可能性的机会。正以此为基础，中国才得以展开如火如荼的城市空间生产和重构。“正是农民可以在进城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城乡社会有序，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体现：自主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
历史证明，中国选择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化，并非照搬照抄西方城市化，而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空间转移，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化，我们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离不开乡村。换言之，虽然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空间重构的必经之路，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城市化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暴露出越来越多与乡村空间相关的问题，如何全面重构乡村，解决乡村空间内生问题，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成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课题。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构建属于人类文明的新型空间形态。三、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落脚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习近平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和现实路径，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空间目标，开启了中国乡村空间的全面重构期。与以往乡村重建不同，2008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中，对乡村的定义突显了空间视域：“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将空间与社会过程统一起来，体现了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明特质。
此前乡村建设大都遵循历史视域，将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场所，作为城市化发展的蓄水池，未能将其作为与城市同等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自主性等特征容易被城市化的统一性所遮蔽。随着现代化深入发展，城市化暴露出更多与乡村空间本质关联的问题，譬如城乡差距扩大、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区域不平衡发展、资源利用与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其中区域不平衡发展尤为突出，“各种要素向以大城市为主体的中心区域集聚，形成以一个核心城市为主干、若干中小城市为拱卫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然而，中心化的后果必然造成边缘化，即一部分区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由此，传统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为区域差别所替代”。因此，如何在尊重乡村空间的独立性、重构乡村空间多样性基础上解决乡村空间的内生问题，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议题。
（一）解决乡村空间的固有矛盾和内生问题是乡村振兴主要着力点
土地问题、资源问题、空间组织问题等，不仅是乡村空间的固有问题，更是通过城市化、工业化不断加重，并以住房差异、中心与边缘分化、区域不协调等矛盾呈现出来。只有从源头彻底化解乡村空间的固有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才能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总方针，“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主要着力点便是乡村空间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业组织形式问题。尤其是在农业组织形式方面提出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打破传统集体产权的狭隘定义，即仅将那些“极其快速增值的耕地转城市‘建设用地’，即农村土地转城镇建设用地中的土地，基本仅涉及城中村或城郊村”作为集体产权的空间组织基础，而进一步将“那些未经正规化的普通规则中的社区集体产权”作为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空间组织基础，譬如那些没有明确产权、或非经营性荒地、山岭、草地、涂滩等空间。这一点在《规划》中得到进一步规定，“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统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修复……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山水林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除土地问题外，资源、生态等空间问题均被纳入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如何协调与化解乡村空间的内生矛盾和固有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主要着力点。
（二）打破以城“化”乡的传统模式、重构乡村空间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乡村振兴核心突破口
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遵循历史性视域，强调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化”乡村。乡村被当作落后、封闭、分散的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则立足空间视域，将乡村与城市视作同等空间形式，打破以城“化”乡的传统模式，注重发掘和重构乡村空间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丰富性，突出乡村空间的主体地位。“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升级版乡村，避免千村一面，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倘若乡村振兴仅按照城市的模样再造一个乡村，那么乡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振兴。只有尊重乡村空间多样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并将此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空间基础，在重构乡村空间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空间全面重构，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实际上，随着城市化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人选择“返乡”，不仅由于在城市难以生存，更重要的还出于对乡村空间的本质认同。尤其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当乡村成为一种自由空间的代表时，“逆城市化”潮流就开始涌动。逆城市化不仅是对城市空间的逃离，更多是对乡村空间的本质确认。因此，《规划》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发挥多重功能，提供优质产品，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重塑城乡空间格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空间基础是乡村振兴最终落脚点
《规划》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这充分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重塑城乡空间格局，重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空间基础，从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兴则国兴”，乡村振兴从来就不仅为了振兴乡村，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重构乡村空间的目的是解决乡村空间固有矛盾，进而解决城市化问题，重构城乡空间格局，最终消除城乡对立，构建属于社会主义的全新空间形态。这一全新的空间形态将不再是当下的乡村或城市，而是扬弃以往城市和乡村空间之弊端的全新空间。那些突出体现了空间多样性和差异性本质的“中立空间”将成为这一空间的生长点，实现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自然与人文之间的统一。“内在于都市空间中的什么东西试图使自然的和人造的、自然和文化重新统一？没有园林或公园，没有对自然的模仿，没有迷宫，没有对海洋或森林的再现，没有被痛苦地折磨成奇怪的人形和非人形的树，就没有城市，没有都市空间。”这些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点，与都市积累过程中其他空间或地点不同，它们是都市积聚的“中立要素”，既构成了都市空间的基础，又实现了城市与乡村的辩证统一。“难道不正是这种未建成的空间的中立化随心所欲且不自觉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市与乡村的统一——笔者注）吗？”这种空间形态已经不再是当前的乡村或城市，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象征着人类空间解放的全新空间形态。
（作者：冉璐，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8-210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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