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国内学术界一直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思想的研究。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属于人类社会历史“五阶段论”中的哪一阶段，即它属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也就是说，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上述几种社会形态中的某一种社会形态对位和定位，并产生了许多相异的观点。这个时期，人们未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有学者在回顾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讨论后提出：“上述1920—1980年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与争论的历史，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回顾中不难看出，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人，一般都缺乏‘东方学’的理论自觉，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1］这个论断是对中国学术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概念，围绕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冯钢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江丹林 《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 1992 年 版），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朱坚劲《东方社会往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陈海燕《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家祥、丰子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王聚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陈国新《东方民族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俞良早《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谢霖、谢静静《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俞良早、徐芹《经典作家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和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许开轶等《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涂成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
除上述著作外，学术论文也有很多。笔者撰写此稿时，在中国知网以“东方社会理论”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论文及综述等318篇。这应是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怀有浓厚兴趣，对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真诚拥护的情感，且执着于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
笔者于2020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社会发展重要文献整理和研究”，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也需要对学术界已有研究进行梳理。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然而，限于论文篇幅，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对上述著作和论文观点作逐一介绍和评论，只能选取其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研究并阐述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关于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观点。
一、关于肯定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
（一）必须弄清楚跨越的“彼岸”
在正式研究和评论这个观点之前，要指明的是，国内学术界在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时，均有一个误区：人们对于“跨越”的“彼岸”不甚清楚，或者根本上是错误的。所谓“跨越”，也就是前进过程中超常规的一大步。将“跨越”用于东方社会由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过程，是指前进的过程中跳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前进过程中，“此岸”是清楚的，即东方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在此问题上，不会有认识的误区，不会有意见分歧。关于“彼岸”，自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即“跨越”的目的地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问题出现了：作为“彼岸”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抑或是当前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大的差别。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自然是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没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即没有官僚、常备军、警察和法庭等特殊的武装力量。这样的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此，中国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以致它成为一个常识性问题。可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尚未来到人世间，人们容易忽略它。当人们提及社会主义社会时，如人们提出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落后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还有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别，还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国家和国家机器。这是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较，条件和标准大大地降低了。但它适合苏联的国情，适合人民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它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人们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心目中的“彼岸”应该是和必须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即上述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肯定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必须肯定马克思设想的“彼岸”是能够到达的。或者说，人们必须肯定东方社会，即东方某一国或某几国可以建成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肯定马克思关于“跨越”的设想，需要肯定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实现。这样的研究过程或者研究程式，才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
可是实际上，人们在研究和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心目中的“彼岸”往往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苏联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于苏联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苏联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等于苏联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等也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等于这些国家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是非科学的。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关于“跨越”的思想嫁接在一起，用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证明马克思“跨越”思想的科学性，用马克思的“跨越”思想来论证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根本不可能预想到自己的思想将会结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之果。
需要指出，笔者从不否认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在笔者以前出版的几本著作中，都有较大篇幅论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笔者只是认为，在研究和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以为实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等于完成了“跨越”，是认识上的误区。肯定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思想的人，多半是有这种认识误区的。
（二）关于张奎良教授的论文
在肯定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成果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张奎良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下文简称《东方理论》）；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反思》（发表于《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下文简称《理论反思》）。
张奎良《东方理论》 一文认为，关于马克思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如下论述：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俄国国内有的革命家宣扬俄国发展的特殊论，但他并未认同。
在马克思心目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例外，俄国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世界历史”的道路。……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化和明朗起来。马克思是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1848 年革命曾使马克思激动不已，他曾预言革命高潮将会很快到来。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希望它能对欧洲革命有所推动，但事与愿违，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严酷。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想经过多次的波折以后，逐渐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努力客观地、冷静地估计形势，分析环境。马克思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进一步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时，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为此，马克思首先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他在给俄国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和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一再说，《资本论》 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839。“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730他表示：“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728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以及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抱否定态度的。
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再一次表明了上述看法。他认为，正因为俄国村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21。马克思写道：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套交换机构 （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2］ 821在马克思看来，1861 年的改革不应消灭村社，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如果农民交纳的赎金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2］822。马克思认为，“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822。与资本主义相比，公社在各方面都好得多。马克思说：“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2］822马克思的结论是：“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824-825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的分析，得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882 年，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379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新设想在理论上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巨大的、惊人的，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先前学说的一系列反思和突破。
以上论述，完整地抄录于张奎良 《东方理论》一文［4］（笔者根据2012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对该文中的引文作了校正）。在该文看来，以上论述过程证明马克思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笔者认真研读该文，特别是认真地研读以上几个自然段的内容，对于马克思是否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或者说对于以上几个自然段提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有些疑问。
1.《东方理论》有没有陷入“彼岸”认识的误区
《东方理论》 一文肯定马克思提出了“跨越”的思想，那么“跨越”的“彼岸”是哪里？是马克思设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理想社会吗？显然不是。马克思不会设想，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或者东方社会，在西方国家尚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情况下，可以奇异般地飞跃，在东方建立起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不仅马克思不会这样设想，张奎良教授可能也不会这样设想。该文所谓“跨越”，其“彼岸”只能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俄国（苏联） 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该文看到了这个事实，不自觉地陷入了“彼岸”认识的误区，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成了马克思著作中“跨越”的“彼岸”。如果该文没有陷入“彼岸”的认识误区，而认为“彼岸”是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它就陷入了“空想主义”。
2.《东方理论》在论证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时，有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一名主观主义者
以上抄录的 《东方理论》 第二段引文提出：马克思是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但事与愿违，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严酷。马克思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进一步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时，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这里的意思是，由于马克思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由于“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他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 （东方——引者注） 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笔者以为，这样看问题和认识问题恐有不妥。如果说马克思确实提出了俄国或东方社会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的话，那应该是他看到俄国或东方社会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短时间内难以胜利的“形势”促使他思想转变的结果。显 然，形势的变化会促使人们看问题的视角发生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人们在产生新的视角时，必须对新视角涵盖的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判定新视角上事物的性质以及它演进的趋向。以上援引的 《东方理论》 一文中的这个自然段，在未具体研究当时俄国国情以及马克思对俄国国情有怎样认识时，断言形势变化促使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产生的效果是，马克思是一位主观主义者。他热切盼望社会主义革命，西方不能达到目的，他就指望俄国或东方社会，而不管俄国或东方社会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且《东方理论》中说，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显然，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某个个人“置于”这里或者“置于”那里的。它是条件成熟的地方必然地爆发和产生的。如果认为马克思可以将社会主义革命“置 于”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则是将马克思视为一名主观主义者。
3.《东方理论》是否以马克思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的思想等同于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以上抄录的《东方理论》的第三段，是以马克思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为开头语或提示语的。这个自然段以及第四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不可否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以及正式的复信中都提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只适应于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由此出发，人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论述作如下推论，即俄国或者其他地方不可以简单地搬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可是，决不能从这个论述里推论出马克思持有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正式的复信）中说：“由此可见， 在《资本论》 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840这里马克思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资本论》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既不支持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也不否认这种观点，俄国国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都不要企图从《资本论》里找到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依据。可是，《东方理论》一文正是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普遍意义的否定进而推论马克思肯定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只要看一看以上从该文中摘录的第三和第四个自然段，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显然，在该文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普遍意义的否定，等同于马克思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否定，等同于马克思对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基础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在上述抄录的第三个自然段明确表示：“马克思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以及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抱否定态度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进步。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那主要是改革不彻底的问题。认为马克思对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抱否定态度，这有些不可理解。难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1861年甚至比这更早的时候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俄国不进行农奴制改革它就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由上述文章论断必然引申出来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抄录的第三和第四个自然段的逻辑是：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证明马克思否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证明马克思肯定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民粹派的主张）。这个逻辑看似合理，但它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则是值得思考的。
必须指出的是，上个自然段笔者从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正式的复信）中摘录的引文指明，马克思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研究后产生了一个看法：如果要使俄国农村公社在俄国的未来发展中产生作用，即它能够成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出发点或基础，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排除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使它能够正常地发展。从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以及二稿、三稿、四稿和正式复信的内容看，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农村公社是得不到这个条件的。如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写道：“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指1861年起——引者注），国家把俄国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 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2］827他还指出：“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2］827他问道：“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这种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因而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2］827以上三段引文，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状况的深刻揭示。1861年以来，农村公社被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国家政权和其他的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公社，公社成为商业、地产、高利贷可随意剥削的对象，这些情况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这是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国家政权和新生资产阶级“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要消灭公社，因为他们感到对公社的剥削这种方式已经过时，“必须结束这一切”即必须结束公社的生命，以便在俄国农村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和一个无产阶级。这则是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即面临被消灭的现实。可见，马克思看到的俄国农村公社是 1861 年以来逐渐走向灭亡、且当前加速走向灭亡的残存的组织。它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可能成为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东方理论》一文的逻辑，即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证明他否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证明他肯定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4.《东方理论》有没有将马克思的有关重要论述放在“世界历史”的大场景中去理解和认识
张奎良深谙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理论》 一文的前面部分，解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是，在以上从他论文中摘录出来的第四个自然段中，在对待马克思有关论断的思想时，没有从“世界历史”的大场景中来理解和认识。如马克思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 经 过 一 段 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2］821马克思还说：“同时，它（指俄国农村公社——引者注）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824-825这是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以下称“复信初稿”）中的论断，《东方理论》援引了这两个论断。前一个论断的意思是，如果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而难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话，俄国可以把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力引入俄国，这样俄国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了。后一个论断的意思是，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土地的天然地势、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等，这有利于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使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东方理论》正是或者主要是依据这两个论断，认定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可是，该文没有在“世界历史”的大场景中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这两个论断。前一个论断论及俄国可以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生产力，表明这里说的是国与国的关系问题，是世界大场景内的问题。后一论断明确地说，俄国农村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强调了必须从世界大场景研究俄国问题。
所谓从世界的大场景或者说“世界历史”的大场景来理解和认识以上马克思的两个论断，也就是必须从世界革命的大场景来理解和认识它。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写道：“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2］826这里的意思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已经来临，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即将产生。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世界形势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场景。就俄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看，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候在许多著作和信件中一再强调，现时的俄国如同一颗装满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只是点燃导火线。俄国的“1789年即将到来”。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写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 832这说明，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不仅将其同世界革命相联系，而且将其同俄国革命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曾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379《东方理论》一文援引过此论断，但未作深入和正确的解读。马克思在世界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大场景下论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形成的思想是：俄国将立即发生推翻沙皇政权的民主革命，且这场革命将产生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推动西方各国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俄国革命是西方各国革命的“信号”；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为俄国人民树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并对俄国人民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俄国在西方社会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下，多方面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随着西方的步伐，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所谓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互相补充”。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论述了这个思想。此 后，恩格斯 1894 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思想［5］。这个思想是在世界革命或者说“世界历史”的大场景下研究和论述俄国农村公社所产生的思想。在这个思想里，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痛苦，或者说它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思想也可以称其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可是，这个思想不是就俄国农村公社论农村公社而产生的思想，而是在世界革命或者说“世界历史”的大场景下研究俄国农村公社而产生的思想，是强调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思想，是强调西方各国先于俄国以及其他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强调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西方援助和支持俄国以及其他地方革命的思想。《东方理论》一文未发现这个思想，也许是不重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所以不能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释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前途命运的思想。
5. 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
《东方理论》一文提出，上述马克思理论“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巨大的，惊人的”。过去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思想出发，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道路是唯一的，“这就导致了历史发展的单线论”。现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表明，人类世界从古至今就分为西方和东方两个世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未来向新社会过渡的途径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4］。在张奎良看来，过去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即主张西方和东方都要走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现在马克思主张“多元的、复线的”发展。所谓“多元的、复线的”发展，即认为马克思在主张上述单线论所确定的发展道路或途径的同时，还主张俄国或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式的发展道路或途径。这是该文的意思。对于历史发展道路或途径的多元性、复线性，笔者不存异议。可是，多元性和复线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否能够构成历史发展的道路或途径之一，则需要认真地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此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非跨越卡夫丁峡谷式的发展。理由之一是，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它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渐渐由农奴制国家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迅速。有关资料显示，从1861年至1891年30年间，俄国的生铁产量由32万吨增至100万吨，煤炭产量由37万吨增至623万吨，石油产量由0.2万吨增至431万吨，棉花消费量由 4.2万吨增至15万吨。1892年俄国的铁路总长达到3.12万公里。19世纪末，俄国的生铁产量已达300万吨，煤炭产量已达到1500万吨［6］1。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实现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各个工业部门已然出现垄断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共有150个垄断组织［7］115，遍及各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公社。也就是说，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已经是既成事实，不存在跨越它的问题。理由之二是，十月革命的事实和此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实表明，苏维埃政权并未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基本内容是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未实施这样的方针和政策。他们未利用或者说不可能利用农村公社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剥夺地主、教会和皇族的全部土地，按照平等和平均分配的原则，将其分配给需要耕种土地的农民，全国所有农民都可以分得一块土地。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俄国形成了小私有者农民经济。他们的做法同民粹主义者关于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发展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大相径庭。斯大林时期实行过农业集体的政策。具体做法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集中起来，组合成集体农庄。这同民粹主义者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途径在俄国没有得到验证和实现的话，那么它的科学性何在呢？何谈马克思提出这个思想能够产生巨大的、惊人的“震动和冲击”呢？也许人们认为，必须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此后探索社会主义途径的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或理论可以起到支持十月革命和苏俄（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作用。可是实际上，支持十月革命和苏俄（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很多，或者说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何必要用这个未被历史证实的东西呢？张奎良《理论反思》 一文，对东方社会未来
走向有进一步论述。笔者将有关内容抄录如下：
民粹派信奉农民社会主义，尽管其思想和纲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但是，民粹派的胜利无疑也是俄国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的俄国走向何处？这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俄国作为一个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和印度一样，理所当然要进入世界历史，发展大工业，“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3］ 857。而这就意味着，虽然人民革命胜利了，但俄国仍将按着历史常规，跳入资本主义的苦海。这不是单纯的理论上的推论和演绎，如不改弦更张，就将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痛苦和灾难，等待俄国人民去苦熬苦度、挣扎救赎。马克思终生以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己任，摆脱资本主义的苦难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目标。现在俄国出现了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却要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的无边苦海，这是让理论和逻辑强制历史和现实，对马克思来说，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情上都难以通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只有从现实及需要出发，修正和创新以往的理论，使之适应新的形势才是理论发展的正确出路。马克思严肃对待自己的思想转向的念头，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2］728，才坚定地、“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可以在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利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肯定成果”，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果俄国放弃这个可能，“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728
上述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意识到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马上要取得俄国革命的胜利。如果革命胜利后俄国陷入资本主义的无边苦海，“对马克思来说，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情上都难以通过”。所以马克思主张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摆脱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笔者仍然要问，《理论反思》一文有没有陷入“彼岸”认识的误区。根据该文的意思，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在19世纪80年代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然后他们将领导俄国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在该文的意识中，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哪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本应该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试问，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建立起来吗？可以在民粹主义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吗？显然不可以。不仅那个时候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不可以建立起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代的任何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也不可以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代有些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这样看来，《理论反思》一文意识中民粹主义者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究竟是哪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作者认真地思考一下也许有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关于革命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不应该从人的“理性上”和“感情上”去寻找，即使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654-655《理论反思》说，如果俄国在发生革命并推翻了沙皇政权后，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人民继续遭受苦难，马克思从“理性上”和“感情上”过不去。于是马克思“修正和创新以往的理论”，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样来看问题，不能不使人们觉得马克思违背了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变化中寻找革命和社会制度变迁原因的原则，甚至让人们觉得马克思是一位主观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这就是该文有关论述产生的效果。固然《理论反思》中有这样的表述：“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只有从现实及需要出发，修正和创新以往的理论，使之适应新的形势才是理论发展的正确出路。”［8］可是，俄国当时是怎样的现实呢？马克思又是如何认识和说明俄国现实的呢？《理论反思》中没有论述和交待。笔者愿意在这里补充说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012年版第3卷第826页的第4个自然段，马克思提出：“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2］826这个自然段的意思是，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保存自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出发点。可是马克思提出，这是从理论上说的。而且他紧接着说：“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如果说马克思“从理论上说”写了上述仅仅7行的一个自然段的话，那么他转到俄国现实中来看问题后，撰写了十余个自然段。它的内容包括：沙皇政权对农业产品的索取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从农奴制改革时起农村公社就被置于不正常的条件下，能够加速剥削农民的一切经济手段都过早地发展起来，沙皇政权和俄国新生资产阶级正合谋消灭农民公社，等等。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农村公社正趋于灭亡，很快将彻底灭亡。或者说由农村公社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正趋于消失，很快会彻底消失。这就是马克思回到俄国现实中来看问题后所看到的东西。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主流。《理论反思》一文所谓如果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胜利后仍然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在“理性上”和“感情上”过不去，所以他主张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前文抄录的张奎良《东方理论》一段文字中，有以下内容：
马克思严肃对待自己的思想转向的念头，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才坚定地、“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可以在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利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肯定成果”，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果俄国放弃这个可能，“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读者可以看到，上述《东方理论》一文的内容是一段用马克思的片断语录联结成的句子。马克思的原话是：“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728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在写这段话之前是这样说的：如果有的人根据我对赫尔岑的批评得出我不同意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那么他也可以根据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扬得出我支持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马克思的本意是，自己对俄国能否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持意见”，俄国不同的人不可以各自从我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似乎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话来曲解我的思想。往下，马克思写下了笔者上文援引的那段话，意思是：我不喜欢让人揣测我的思想，我学习了俄文，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俄国如果走1861年以来的道路，那它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将越走越远，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将是一句空话，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灾难性波折将不可避免。马克思的这话是 1877 年说的。当时俄国正在走1861 年以来的道路。1881 年马克思写“复信初稿”时，俄国仍然在走1861年以来的道路，它已经遭受并将继续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灾难性波折。这时何谈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结合“复信初稿”中关于农村公社作为曾经下过金蛋的母鸡将被杀死的论述，更应看出在马克思思想上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趋于消失。可是《东方理论》并不这样来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它未完整地援引马克思这一段话语。而是将这段话中的若干概念重新组合，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本来意思的另一种话语——（马克思）坚定地、“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可以在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利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肯定成果”，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该文就完全地、坚定地肯定了所谓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进而，该文在其后增加了一句话：如果俄国放弃这个可能，“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此话的意思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本来有“这个可能”。如果俄国不珍惜“这个可能”，放弃了它，那它就会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灾难性波折。马克思的本意是，俄国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灾难性波折。经过修改后的意思是，俄国如果不珍惜和放弃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选择才会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折。两者差异很大。
（三）关于张凌云教授的论文
张凌云也就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及其意义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如《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片论——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再认识》（发表于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下文简称 《理论片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三题》（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笔者在认真学习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疑问。
1.“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有没有关联
由于国内有的学者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认为十月革命以及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在所谓“跨越”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由之一是列宁和俄共 （布） 其他领导人根本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有关的文献，不知道马克思有“跨越”的理论。张凌云在论文中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列宁等主要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是否“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而在于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原理是否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原理一致。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所谓列宁“一国胜利论”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提出并强加于列宁头上的。它的内容未经过历史实践证实，是非科学的［9］，［10］19-76。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发动十月革命以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遵循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外的理论即他们关于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未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是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这场革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推动西方各国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西方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俄国人民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并对俄国人民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第三步是俄国人民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步是东方其他落后国家在西方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帮助和支持下走向社会主义胜利［5］，［10］1-18。这个理论既是恩格斯晚年的理论，也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共同的理论，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所说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的信号而且双方“互相补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笔者了解到，包括张凌云教授在内的一些人说，这是恩格斯的思想，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这种看法一是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中所说的话，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的思想不一致！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上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张凌云还指出：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引发的俄国革命的机遇，正是马克思晚年提出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时所期望的“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如前所述，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到，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这句话的意思是，俄国如果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它将没有机会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应如何理解？一是要看到这是马克思对事物的客观描述，不是马克思的主观愿望或希望。马克思既不希望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希望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如前所述，他“不持意见”。二是要看到这句话是马克思1877年说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能够是马克思40年以前所说的“机会”吗？假定马克思40年前确希望有这样的“机会”，那时的“机会”只能表现为进行民粹主义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40年前俄国尚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更没有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没有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截然不同于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革命。所以笔者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是40年前马克思所希望的“机会”，况且马克思的那句话不表示他主观上希望什么“机会”。
2.“跨越”理论有没有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思想和有没有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论述
对于学术界有人认为20世纪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现实社会主义与所谓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没有关系，张凌云 《理论片论》 一文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于是产生了以下文字：
马克思的“跨越”理论至少以下两点是切合现实社会主义的。一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是：它是有待“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阶段。这一定位是符合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的。
二是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的论述。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明确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应当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一切领域的肯定成果。就经济而言，商品经济自然是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所以，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其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吸取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成果，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马克思强调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强调了现实社会主义必须培育国内的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接轨。［11］
关于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问题，笔者提出的问题是，张凌云《理论片论》一文有没有陷入“彼岸”认识的误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述过程中论及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时，一直强调的是本文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或者说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他们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不存在某些地区先实现、某些地区后实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在全世界实现时，它的特征在各地方都是一样的，即上文所论及的特征。固然历史事实不是这样的。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可是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笔者并不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高度评价它）。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给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也没有给斯大林模式以后其他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位”。《理论片论》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上，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阶段”。意思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低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低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阶段”。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的阶段是“过渡时期”。他们没有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还有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上述说法，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找出相关材料来证实，需要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完整的一段话来证明，不能用片断句子拼接的方式推论出某个思想。
关于“跨越”理论中包含着现实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论述，《理论片论》一文说：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明确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评论这句话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相关的论述及思想。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写道：“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21显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上，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是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或者说是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建成以前农村公社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不是已然建成的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复信初稿”中还写道：“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825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同西方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这就使得农村公社可以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也就是说，是公社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不是俄国社会主义社会运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理论片论》一文说“跨越”理论中包含有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的论述，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文章还说，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跨越”理论要求社会主义社会吸收资本主义的这一肯定成果，发展商品经济。“跨 越”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社会培育和建立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接轨。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中何来这些内容啊？不知道张凌云是否愿意就这些问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中找出完整的论述和论断来进行论证。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改革实践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这是当代共产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如果由此而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这些思想，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贬低了当代共产党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提出的某些思想，当代共产党人可以学习和借鉴，运用于当前的实践。但不能认为马克思当时就提出了现今人们实践中的具体方案或“基本任务”。
二、关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跨越论”问题上的谨慎意见
有学者对于马克思是否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持谨慎意见，或者持否定意见。正确反映这方面的意见和观点，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所以，这也是本文必须面对和完成的任务。
许全兴教授的 《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发表于《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下文简称《辨析》）一文提出，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权制改革后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例如，从1865年至1890年的25年间，俄国大工厂的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人数由70万增加到143万。在马克思晚年研究俄国问题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猛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时只有俄国的民粹派才极力否认这个事实，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看成为一个偶然的东西，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径直搞社会主义。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1861年俄国在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后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不存在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问题。
《辨析》一文还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一整个”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但他确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认为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历着危机和面临着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革命，这是国际条件；俄国革命则是国内条件。马克思说，要挽救公社，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如果它能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1894年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对“条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农村公社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公社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对俄国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笔者以为，《辨析》对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的论述，以及这个事实与马克思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对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定条件”的论述，即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作用的论述，以及对于恩格斯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俄国“跨越”的“先决条件”的论述，符合历史事实，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实际。
《辨析》一文提出，联系马克思的整个复信初稿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俄国”实质上是指“俄国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整个“俄国社会”。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认真地去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就决不会得出“马克思主张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论”，而只能得出“马克思曾有过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2］。笔者以为，这样看问题不妥。在观察、研究和论述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由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的质的转变和变化时，必须结合该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即必须结合它的城市生活、农村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来看，不能只看某一方面。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则不能得出该国会不会或能不能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以当时的俄国为例，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农村公社，主张农村公社可以“跨越”，即主张俄国农村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城市以及其他领域仍然是沙皇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可能呢？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社会科学家，绝不可能如此看俄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问题！
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简称《历史考察》），与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简称《世界历史》）2本著作，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一系列文献基础上，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历史考察》按四个时期考察和论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内涵，认为到第四个时期即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马克思发现了原始社会，明确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不是整个原始社会，而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是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他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五形态”理论。该著提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论”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该著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早已蕴含在头脑深处的思想具体表现出来，是早年思想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前后一脉相承，不存在马克思思想前后“对立”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如果有所差别，一是因为他们看问题角度有所不同，二是因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处的世界历史条件有所变化，不存在他们二人思想“对立”的问题。马克思晚年所说的俄国革命，其性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民粹派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俄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实现“跨越”的“先决条件”［13］。上述观点对人们进一步展开研究有着启示意义。
《世界历史》提出，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内容看，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表述是“比较含蓄的，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和结论”，但其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非常清晰、明快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他实际上表述了从世界历史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方法论：一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能超出西欧的适用范围，二是西欧的道路并不就是其他国家因循的道路，三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注意处理好“极为相似的事情”与“不同的历史环境”的相互关系，四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应该而且必须走不同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则是“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说，俄国公社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公社摆脱了牢固而狭隘的血缘关系，扩大了对外交往和联系，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这就使公社具有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单独地占有房屋和园地、耕地的小地块经营和产品的私人占有，既促进了个人的发展，也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受到破坏，并促使公社逐渐解体。公社本身这种二重性，既是它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它走向瓦解的破坏性因素。
《世界历史》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公社的未来结局究竟怎样，要看二者（二重性）的发展状况。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谓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主要指外部环境，即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具体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使它可以把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积累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吸收过来；二是它与世界市场相联系，可以借用世界市场的力量以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三是它没有被资本主义触动过，也不像印度公社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是全国范围内保存完好的公社；四是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多次危机，面临着灭亡，高级形式的公有制将在西方产生，从而为俄国公社的新生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良机。马克思根据对公社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的分析，得出结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然而，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公社存在“跨越”的可能性的同时，看到了不利于它“跨越”的因素。除了公社二重性中私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之外，公社本身面临着危机。如1861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给公社带来了重大影响，沙皇国家政权对公社的压迫等，加剧了公社的危机。在此情形下，俄国公社的出路是：进行俄国革命。只有通过俄国革命，才能消除对公社的破坏性影响，才能保证它正常发展的条件。而且必须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当俄国革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双方互相呼应和互相补充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被推翻，俄国公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4］。上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俄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实现“跨越”的“先决条件”的战略思想，在于以俄国革命推动西方的革命并形成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相互补充观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以俄国革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双方互相呼应和互相补充时俄国公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发展起点的观点，笔者十分赞同。十月革命80周年时，笔者在《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论文《十月革命与列宁战略思想的两次转变——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关系的思想，认为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态势，列宁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关系的思想。丰子义教授和杨学功博士关于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表述是比较含蓄的、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和结论的看法，笔者也十分赞同。笔者 2021 年发表的论文提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于俄国是否能够从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持观点”［15］。储小平《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与张奎良同志商榷》（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下文简称《尺度商榷》），就张奎良在《中国社会科学》同年第2期上论文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储小平不同意张奎良的下述观点：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只有一个尺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而人道主义则被剥夺了作为历史尺度的权利；到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把人道主义原则提升为历史的尺度了。该文提出，当马克思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来观察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时，恰恰不是剥夺了人道主义作为历史尺度的权利，而是把人道主义放在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地上，使之不再是空洞的、超越现实的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原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力尺度与人道主义尺度是统一的，而不是互不相干更不是对立的［16］。
储小平不同意张奎良关于马克思晚期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实际上，马克思无论是在给 《祖国纪事》 编辑部的信中，还是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全部稿件”中，所否定的只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的普遍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认为一切民族或国家不论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马克思还指出，俄国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有可能成为公社解体、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俄国如果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也要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储小平认为，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可能性。关于马克思是否肯定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储小平认为，张奎良的回答“是含糊的”。一方面，张奎良肯定马克思“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张奎良又写道：马克思“只是把俄国跳跃卡夫丁峡谷当作一种可能性”。《尺度商榷》一文说，“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跳跃’的思想只是一种设想，而不是一个肯定的结论”［16］。如果马克思肯定俄国社会可以“跳跃”卡夫丁峡谷，那么他在回信中就会明确地给以答复，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虽然讲他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了许多年的研究，但是他对俄国社会能否“跳跃”的问题未给予明确答复，而且这封信并没有寄出。过了将近4年以后，当查苏利奇来信谈到同样的问题，并焦急地盼望马克思给予明确答复时，马克思又不得不再次处理这个令人困惑和烦恼的难题。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前后有4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年中文版第25卷中载有5稿——引者注）。初稿约8000字，尔后又写了2稿、3稿，最后到正稿，只 有500字左右。在这500字左右的信中，我们仍然看不到马克思有俄国社会能够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肯定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发展能否跳跃资本主义阶段，是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的。笔者认同储小平的观点。笔者2021年发表的论文指明，马克思在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中强调自己在俄国能否“跨越”的问题上不持看法或观点，并且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发展和灭亡的理论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初稿）》里强调，“从理论上说”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成果，但是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现实情况表明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而且专制统治者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给它“最后的打击”。如果俄国爆发革命，形成农村公社自由发展的条件，农村公社就会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说明， “马克思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俄国社会可以‘跨 越’”。“他在此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15］。俄国此后的历史证明马克思的态度和观点是十分正确、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刘新宜的《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尺度”——评张奎良同志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两个论点》（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下文简称 《发展尺度》）和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歧见评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下文简称《歧见评析》），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发展尺度》 提出，张奎良 《东方理论》 一文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晚年之前的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时所使用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尺度”；其二，马克思晚年的历史观是多元化的，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尺度”有两个——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和马克思向他早期实践人本主义复归的人道主义原则。显然，后者是张奎良 《东方理论》所要阐发的主旨，前者只不过是为阐发后者而做的必要铺垫。《东方理论》提出的两个论点“令人难以苟同”［17］。如果说马克思果真是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单一尺度，那么西欧是马克思从事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最早、最主要的舞台，他一定会首先以这种理论来观察这里的社会历史并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早年参加工人运动时，曾经根据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水平和条件，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英国并为此积极工作。可是后来，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注意力先是移到法国，后又转向德国。然而，按照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这种“单一尺度”的要求，马克思的注意力一刻也不应该离开英国，不应该去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落后的法国、德国的革命问题。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马克思观察社会历史的尺度不是 《东方理论》 一文所说的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尺度”［17］。《发展尺度》还提出，1853年马克思先后写了两篇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文章。前文从经济分析入手，后文则是从政治、宗教和印度特有的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问题。这也说明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时并没有使用张奎良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尺度”。《发展尺度》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那些把所谓线性决定论强加于马克思的作法严重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是很不严肃的。刘新宜不同意张奎良关于马克思以“人道主义”尺度观察俄国以及东方社会发展的观点。提 出，马克思从1845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确立自己的唯物史观起，就同作为历史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此后，马克思对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可谓俯拾皆是。张奎良《东方理论》一文所谓马克思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表明了马克思向早期的实践人本主义复归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发展尺度》认为，马克思在谈论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前途时，总的倾向是“积极乐观”的，即认为公社可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作用。可是后来公社的命运没有沿着马克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应如何理解希望和结果不相符？刘新宜认为，首先，这与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有关。因为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公社注定要灭亡。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种说法过于机械和绝对。鉴于此，“马克思较多地探讨公社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是很自然的”。其次，马克思回答这一问题的总的倾向与当时的俄国革命形势有关。如果说马克思在此问题上有失误的话，那就像他早年对英、法、德的看法一样，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这同样与人道主义毫无关系。
《发展尺度》认为马克思在谈论俄国公社的前途时总的倾向是“积极乐观”的，即认为它有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这个看法未必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笔者的看法是，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未来能否起什么作用，持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或者说他“不持观点”。《发展尺度》认为马克思持“积极乐观”的看法，是由于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认定公社注定灭亡，这个说法很机械和绝对，马克思不支持这种说法，所以较多地研究和阐述公社新生的可能性。这个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未肯定地说公社注定要灭亡，马克思在回信中也未较多地阐述公社获得新生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时，关注到当时将要来临的俄国革命，寄希望于俄国革命。在此问题上，不是简单地用一句话即马克思“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就能把问题说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世界革命的大场景下论述俄国公社的前途命运的［18］。
《歧见评析》提出，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现被普遍当作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并被解读为“跨越资本主义”。在这种氛围下，过去已被确立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原理，不断受到质疑乃至否定。比如：用这一设想论证马克思晚年已经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论”；把这一设想看作是马克思晚年对西方社会革命失去信心转而向东方社会寻求理论和实践支持的重要例证；由于把这一设想解读为“跨越资本主义”无法从唯物史观中找到根据，便把它归结为马克思晚年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复归和多元历史观的运用；在教研活动中直接援用这一设想来论证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跨越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上述四种做法似乎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实际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思想理论混乱。《歧见评析》的这一看法和评价似有过头。因为关于东方社会能够“跨越”的问题，只是学术界对此十分关注的一部分人在讨论，并未造成“比较严重的思想理论混乱”［19］。《歧见评析》认为，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其实说的只是制度内跳跃，而非制度间跨越。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其一，从所要作答的问题看，是制度内跳跃，而非制度间跨越。马克思当时需要回答查苏利奇的问题，一是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如何；二是世界各国是否都要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当时水平所经历的一切阶段。从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中，只能推出制度内跳跃的议题，根本导不出制度间跨越的议题。从情理上说，像马克思这样思维和作风高度严谨的学者，其复信根本不可能答所非问。该文的意思是，查苏利奇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各个阶段之间发展的问题，即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到目前为止的各个阶段），可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跨越”，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查苏利奇问这问题干啥，难道她希望俄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发展得更迅速一些。显然不是，查苏利奇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她希望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她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俄国能不能不经过或者“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回答的问题，也是关于俄国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发展
的某些阶段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二，从作答的具体内容看，也是制度内跳跃，而非制度间跨越。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说到两件事，一是俄国可以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机器、轮船、铁路等搬用于俄国，二是俄国可以把西方的交换机构如银行、信用公司等搬用于俄国。人们以往对于这两个事例关注不够。这两个事例虽然一个取自技术层面，一个取自组织层面，但其共同点都在论证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跳跃发展。假如马克思当时所提的设想不是制度内跳跃，而是制度间跨越，那么，选用这些事例不仅极不精当，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说明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举这两个事例，意图在于说明落后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可以学习和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马克思的意图还在于说明，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落后国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灭亡和社会主义将要产生，如果西方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俄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只是马克思的假设，而不是他得出的和所提出的结论。
其三，从语义和逻辑上看，这一设想的确切含义也是制度内跳跃，而非制度间跨越。2012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解释：“通过卡夫丁峡谷”意即遭受奇耻大辱。据此，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确切含义就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奇耻大辱”。“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奇耻大辱”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即“跨越资本主义”的含义相去甚远。实际上马克思那时根本就没有说到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只是希望它的发展能够顺利一点，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到当时水平所经历过的那些可怕的、灾难性的波折［19］。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奇耻大辱”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有何区别？如果后者的意思是避免俄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话，前者不也是要避免俄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吗？因为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奇耻大辱，避免奇耻大辱的前提是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再者，让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顺利一点，避免大的波折，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追求。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追求是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由此才有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以及相关的内容。如果马克思的回信与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无关，只是限于谈俄国资本主义制度以内发展的问题，则答非所问。
三、对学术界就笔者研究成果的评论之回应
近年来，笔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发表了《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4年第5期）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结项成果的著作），前一著作是后一著作的材料准备。此后还出版了与此相关的学术著作。学术界对笔者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一系列评论。笔者在此作些回应。
刘新宜《歧见评析》一文开宗明义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越来越受人关注。近来，有人甚至提议建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19］ 这里应是指笔者在有关论文和著作中的提议，因为除笔者外，尚未见其他人有此提议。《歧见评析》提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这个命题是能够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论述，历时近半个世纪。从东非、巴尔干地区、西亚、印度、俄罗斯直至东南亚和远东各国，涉及地域之广，国家与民族之多，只有世界史巨著可与之比。其相关著作、论文、书信及其草稿总计近百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内容：东方社会的现状、性质与特征，及其产生历史原因；在西方列强侵扰下，东方社会所遭遇的困境、波折及其现实选择；东方社会实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及其必备条件；东方社会发生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原因及其历史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它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历史哲学层面论述了探讨东方社会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歧见评析》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中有上述内容得出结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可以成立的。笔者赞同这个结论。虽然《歧见评析》论证的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命题可以成立，不等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命题可以成立。但该文是在提出有人“提议建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论断之后，紧接着论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可以成立的条件的。在这里，《歧见评析》是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视为相同性质和内容的命题看待的。从一定意义上看，该文上述内容直接或间接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可以成立的。
王向远《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东方学”的主流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发表于《人文杂志》 2020 年第 4 期，下文简称 《理论东方学》） 对笔者著作《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有较多评论。笔者心存感念地作些回应。
王向远在文章提出：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逐渐系统化，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把它由一种理论提升为一种“学”或学说，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在研究范围上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扩展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东方的思想言说。“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东方理论研究专家俞良早教授的相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
《理论东方学》将笔者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理论研究专家”，笔者愧不敢当。因为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或东方理论的研究，源于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东方理论的研究，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者发启。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笔者专业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专业的工作者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笔者只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逐渐进入此研究领域。在许多比我年长的前辈和老师面前，笔者是一名后学者，“研究专家”的名号实不敢当。
《理论东方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提出的背景以及意义的简要说明，符合历史事实，且具有正面肯定的意蕴。他认为，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逐渐系统化，即由于有这样的研究基础，才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并展开这方面的工作。这就使人们意识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不是偶然的、随意的、主观的，而是相关学术领域研究工作的必然。它认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在研究范围上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扩展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东方的思想言说。这固然是一种叙述或描述，但包含着正面肯定的意思。该文的上述观点，笔者十分赞同。
《理论东方学》在列举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问题研究的著作后提出：“在这些成果中，俞良早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一书（以下简称‘俞著’）最有代表性。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俞著做了这样的界定：它‘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他们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他认为马恩列斯毛已经形成了关于‘东方’的学说，同 时，‘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也具备了‘东方的视角’，即整体的、具有区域概念的视角。”［20］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该文准确地援引了笔者著作里的内容。笔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或提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因为这个学说体系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由于这个学说体系里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学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笔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着眼于概括这两部分人的学说，所以提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该文对此未提出异议，证明它是默认的。
笔者的文章中提出，马恩列斯毛邓已经形成了关于“东方”的学说，可以将他们的学说联系和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也具备了“东方的视角”，即整体的、具有区域概念的视角。所谓“东方的视角”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概念的视角，指相对于全球的视角而言，东方的视角是一个区域性的视角。就东方的视角而言，它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即它不是就东方的这一个国或那一个国作为研究的视角，而是将东方一系列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视角。对此，王向远在文章中予以肯定，他指出：“用整体的作为区域概念的‘东方’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的观点与理论，确实是研究的一种系统化与深化。对于‘东方学’特别是‘理论东方学’来说是很有新意的。从学术史上看，如果说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是具体问题 （生产方式） 的研究，继之形成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是一种整体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就是一种总体的研究。从‘具体’到‘整体’再 到‘总体’，不仅是研究视野的扩大，而且也是研究高度的提升。”［20］显然，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提升了研究的高度。这是对此项研究的夸赞！
《理论东方学》提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的研究也很有价值”。它在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问后说：“尽管会有这些问题和质疑，从‘东方学’学术史层面上而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的研究也很有价值。因为‘东方学’作为本体论是一种学术领域，作为方法论也是一种学术方法。俞著首次用‘东方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来观照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其相关的思想，从全书论述可以看出，马恩列斯毛邓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是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社会鲜明对照意识的，在他们的视野中是有‘国家——东西方——世界’这三种不同的空间层次构成的，也是有‘东方——西方’鲜明的区域视野的，因而从‘东方学’的层面考察与阐释他们的思想，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这不仅可以在东方学层面上呈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的历程，而且呈现了‘东方政治学’和‘东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20］该文的意思是，在马恩列斯毛邓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上和视野里，必然会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东西方等内容，尤其会有东方和西方之间鲜明的种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东方的视角或者从“东方学”的视角研究和阐述他们的思想。这样做既可呈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程，也可以呈现“东方政治学”和“东方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原话是如此研究 “ 呈现了 ‘东方政治学’ 和‘东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句话的含义也许是，“东方政治学”和“东方社会学”本应包含许许多多领域的内容，然而马克思主义只是反映了其中一部分内容，所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呈现了“东方政治学”和“东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研究的话题。
下面笔者对王向远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出回应和说明。
第一，该文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可以成立”的前提下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东方学”？文章说：“对此，俞著认为他们均形成和提出了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并总结为六条，如东方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不同于西方的路或者说‘走自己的路’，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但这几条显然都属于政治道路论与施政政策与策略，假如不是从‘东方学’的层面上来看，很难归为学问、学术意义上的‘学’。同时，俞著又从另一个‘东方社会的理论’的层面总结了相关的另外四点，如 19 世纪的俄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则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的状态基础上，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不排除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等等。”［20］
笔者以为，掌握“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整体的结构，从而知晓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包含哪些内容，做到这样是不困难的。看这本书的目录就能做到这一点。本书分别研究和阐述了马恩列斯关于东方的概念和话语，马恩列斯关于俄国、中 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的革命以及社会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18个重要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农民问题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与“东方战争”的理论等等。如果要问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学说有什么内容的话，至少可以这18个重要的理论作答。可是，《理论东方学》只选择了本书中第5页至第11页的一块内容和第13页至第17页的一块内容，来说明笔者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内容的归纳和阐述。认为前一块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归纳为6点内容，后一块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归纳4点内容，好像前后看法不统一，而且使人感觉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内容十分简单。该文没有看清楚，书中上述前一块内容是就“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而言的 （它非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后一块内容是就“马克思东方学说”而言的 （它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笔者这本书不存在上述两个地方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看法不统一的问题，不妥之处在于，该书的导论部分是由此著作出版前6年左右撰写并分别发表于学术刊物上的 5 篇论文组合而成。2011 年出版此著作时未认真审视6年前撰写的稿件，未根据新的认识修改6年前的稿件。由此导致该著作的整体的内容即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的全面解读未反映在导论中。
第二，该文所谓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著作中反映的马恩列斯毛邓的论述“都属于政治道路论与施政政策与策略”。假如不是从“东方学”的层面上来看，很难归为学问、学术意义上的“学”。它的意思是，由于有一个现成的“东方学”的认识平台，将“属于政治道路论与施政政策与策略”的东西放在平台上，它才可以称为“学”，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它就不能成为“学”。现在要讨论的是，关于政治道路的理论和施政政策与策略的理论，是不是“学问”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学问”，笔者从有关辞书中得知，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演进规律的系统知识即学问。关于学问的这个定义，人们应该不会有异议。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反映了人类历史上某一个时段东方社会演进和发展的规律，系统地反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它是学问。“学问”是需要努力学习和探寻才可以知晓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正是需要努力地学习、研究和探寻才可以揭示出来的东西，才可以明白的东西。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著有世界历史上的名著《政治学》，提出了丰富的、系统的政治理论。难道可以说它不是学问？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和 《法兰西内战》 等，也提出了丰富的、历史意义深远的政治理论，难道可以说它不是学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有许多名著，如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粮食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等。这里有重要的政治理论，也可以说它是列宁的施政政策和策略，但不能说它不是学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俄国的“言 说”是不是“东方学”的范畴？王向远在文章中说：“俄国在东西方国家政治的分野上有时被西方学者视为‘东方’，但在文化上很难说属于‘东 方’，因而关于俄国的言说究竟是不是“东方学”的范畴，也仍然是一个疑问。”［20］笔者需要在此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上，俄国属于“东 方”的国家。在拙著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中，分别有几个章节论述“东方”的地域、“东方问题”和“东方战争”等等。无疑，论述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1853年爆发了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在战争进程中英国和法国等加入土耳其一方对俄作战）。由于战场在土耳其、俄国以及黑海的地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其为“东方问题”和“东方战争”。1854年1月，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尖锐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外交手段失去了左右它的力量，而且已经不能利用它进行变化无常的、永远没有结果的活动了。”［21］ 20固然这里论及的是土耳其——俄国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可是马克思已经指明导致战争的原因是所谓“东方问题”即西方列强与东方的俄国争夺土耳其和黑海控制权的问题。这充分说明，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是一个地处东方的国家。当时马克思还指出，当西欧爆发革命风暴时，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忙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事务，这时候不会出现“东方问题”。“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22］ 5这里所说的“东方问题”也是指西方列强在东方与俄国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进行战争的问题。1890 年，恩格斯在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欧洲面临着世界大战的威胁，如果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则有可能消除这样的威胁。这就是他所说的：一旦俄国国内的政局发生改变，“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23］ 55他的意思是，如果地处东方的沙俄政权垮台，而且俄国的这一事变将引发西方革命，使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垮台，则不会再发生列强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这里，恩格斯不仅视俄国、土耳其和黑海为东方的地域，而且把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也视为东方的地域。由此看来，笔者在著作中把俄国视为东方国家是合适的。而且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时，运用的材料主要是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材料。这说明，这些研究者认可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为马克思的东 方社会理论。因而该文作者在此问题上可以消除疑问。第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言说”是不是或算不算东方学说。王向远《理论东方学》中说：“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有自己的众所公认的东方社会理论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主要关注本国的问题，他们固然也很关心东西方及世界，但却没有像马克思在 《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 等著作中那样，对东方的社会历史做学术层面上的专门研究，而只是在国家治理的策略层面上发表有关看法、方针与指示，而且关于‘东方’的言说也十分有限。”［20］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该文的上述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正确。该文提到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中的内容。根据现在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此一时期马克思尚未形成和提出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形成和提出的。而且许多学者提出，体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材料，散见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笔记、信件中。笔者梳理学术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发现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马克思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和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如果说从马克思的信件中可以归纳出他的东方社会理论或“东方学”的话，那么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文章中也可以归纳出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或“东方学”。列宁十月革命后关注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1920年写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十月革命后曾经撰写过 《不要忘记东方》 的文章和发表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会议报告。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提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重要论断。人们完全可以从上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献中归纳出他们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王向远文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东方社会理论，也有“东方学”。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认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有东方社会理论，也有“东方学”。邓小平有没有东方社会理论呢？笔者肯定他“有”。一是因为邓小平曾许多次同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苏联的领导人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论及的内容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就邓小平理论整体而言，它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对于东方其他同中国国情相似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且这个理论对东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由此可以认定邓小平具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同样也可以认定他具有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
第五，“言说”可不可以成为“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论，一般称为“论断”或“论述”，王向远在文章中却称其为“言说”。如该文在论及笔者《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时说：“从全书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的有关言论思想做了‘东方学’层面上的研究，而不能说这些研究对象都有自己的‘东方学’理论建构。”［20］ 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关于‘东方’的言说也十分有限”。这话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不是该书作者的东方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言论思想”构成的东方学。同时这里似乎还潜藏着一个疑问，即“言说”能否构成学说。该文未明说有这个疑问，但实际上是有这个疑问的。因为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或论断说成“言说”，让读者有一种感觉，“言说”是格调稍低下的东西，这种东西难以构成学说。笔者需要回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学说，不是笔者自己的学说。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都是研究者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和思想建构的学说，而不是研究者或编书者的学说。笔者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东方学，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笔者曾多次对学生们谈起这个问题。“言说”是否可以构成学问呢？前些年曾听人说过，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论（言说）汇集成书，即《论语》。这是中国的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它无疑是学说或学问。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说”，也可以构成学说或学问。王向远文章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笔者的著作中援引的“言说”比较多，有以“言说”代替论述之嫌。笔者查阅了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的文本，绝大多数页码脚下的注文只有两个或3个，极少数页码有4个或5个。显然引文不是太多。引文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论据。当提出马克思或列宁形成和提出了某个思想或理论时，必须以他们的“言说”来进行证明。如果没有用他们的“言说”来证明，怎么能认定他们形成和提出了某思想或理论呢？笔者以为，凡做文本研究，无论是什么学科，都需要遵循这一规则。而且进行文本研究，研究的过程主要地表现为从文本中找到与研究者的课题有联系的“言说”和段落。搜集到了许多这样的“言说”和段落后，对其进行认识、分析、比较，再认识、再分析、再比较，提炼出科学的结论。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在于难以在文本中找到与研究者的课题有联系的“言说”和段落。当然笔者所说的在文本中找“言 说”和段落，是在阅读相关原著全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的意思是，不能轻视这些“言说”在研究成果中的作用和地位。
四、发掘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里的思想遗产
笔者不认可关于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体系里可以发掘有许多思想遗产，值得认真发掘：
（一）东方社会发展不必照搬西欧的途径
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一个步骤是资本原始积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指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它最典型的形式是英国的圈地运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圈地的法令，使这一暴行合法化，圈地运动加速进行。地主和新生资产者残暴地毁灭村庄，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变耕地为牧场，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的凄惨景况。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论述了上述景况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起源的历史过程。如同马克思曾经写道的：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 （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 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2］ 729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上述《资本论》中的内容只是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情况的说明，用它来说明别的区域的情况未必合适。
可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他在 《资本论》 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发现了马克思批评俄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家赫尔岑的话——赫尔岑不是自己在俄国亲身体会到、而是在普鲁士某政客的书里发现俄国国内有农村公社以及土地公有制，从而认为俄国公社以及土地公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即认为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以及土地公有制获得了胜利，并且这种胜利发展为所有斯拉夫国家的胜利，腐朽的欧洲才能得到拯救。显然，马克思对赫尔岑的批评，一是赫尔岑不是自己在实践中发现俄国农村公社，而是从别人的书中得知这一情况，便发表许多议论；二是赫尔岑扬言只有俄国的胜利以及泛斯拉主义的胜利才能拯救欧洲。米海洛夫斯基误以为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主义关于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主张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经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在有关文章中诟病马克思。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指出：“我对于这位作家（指赫尔岑——引者注）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2］727-728这里，马克思说的很清楚，他不反对俄国人寻找本国的发展道路，即使这条道路是同西欧正在走的道路不相同的道路。可以认为，马克思对于俄国革命家寻找本国有特殊性的发展道路的实践是予以肯定的。
几年后，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要求马克思就“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这里她明确地要求马克思说一说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就此，马克思在回信中说：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它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个过程在英国才彻底完成，西欧其他的国家正在经历中。又说：“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820“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2］821这里他表达得十分干脆和明白：没有所谓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适用性限于西欧各国，俄国不适用于这一理论。可以对上述马克思的理论作一个通俗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体系里有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不可用其指导东方实践；东方社会发展不必照搬西欧的途径，需要寻找同东方实际相适应的道路。
上述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4］240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照搬别国途径或模式，敢于开创适合本国实际的道路，敢于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空前重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在有关文章中提出：“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纷起、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25］显然，习近平的这个重要论述及思想源于上述马克思的思想，且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二）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个论断产生于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在此信中，马克思论及古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在古罗马帝国，有一个平民阶层。他们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独立经营，自给自足。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了，即他们同生产资料分离了。由于他们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上形成了大地产。也就是说，平民阶层的土地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个事变的结果是：古罗马帝国出现了占有全部社会财富、自己不生产劳动、以剥削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的人。另一方面，被剥夺土地和财富的人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其社会地位极为卑贱。由这一事变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奴隶制度。可是，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和财富，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占有土地和财富的人变成了现代资产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将古罗马的事变与西欧原始积累的情况相比较，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 730他的意思是，如果地处东方的沙俄政权垮台，而且俄国的这一事变将引发西方革命，使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垮台，则不会再发生列强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这里，恩格斯不仅视俄国、土耳其和黑海为东方的地域，而且把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也视为东方的地域。由此看来，笔者在著作中把俄国视东方国家是合适的。而且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时，运用的材料主要是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材料。这说明，这些研究者认可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因而该文作者在此问题上可以消除疑问。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或者理论十分重要，十分有现实意义。可是人们以往关注不够。现在有必要认真地领会马克思的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和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的生产意味着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当代中国，也有许多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他们的生产是否意味着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企业主无偿占有呢？是否意味着工人受到剥削呢？会不会因为极相似的事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会有不同的结果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历史环境。这个历史环境的内容之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反对人对人的剥削。这样的历史环境截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环境。所以人们有理由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思考，极相似的事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指出，笔者这里仅仅只是提出可以这样来思考。至于结论究竟如何，则需
要人们做专门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研究。
（三） 东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
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农民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优势地位。在这样的景况下，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建立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要求社会生产出可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可是，马克思认为，俄国作为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吸收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则可以改变自己的条件，以利于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迈进。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如他说：俄国农村公社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所以它能够吸收和占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必经历本国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痛苦过程。“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 （银行、信用公司等等） 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2］ 821显 然，俄国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事实，即从西方吸收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马克思只是肯定了这个事实，并要求在此方面进一步加强，以利于俄国创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马克思关于落后的俄国吸收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重要措施之一是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譬如：从国外引进工艺、制造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材料配方、制造图纸、工艺检测方法以及维修保养等技术知识；通过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充分发挥所引进技术的作用，做到引进技术知识和引进经营管理经验并举；进口必要的成套设备、关键设备、检测手段；通过广泛的技术交流、合作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吸收国外的新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总结经验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6］ 37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空前重视这一问题。如习近平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25］ 这一论断既指明了当代中国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警示实践过程中出现干扰的可能性，强调排除干扰以推进事业。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法治建设时说：“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7］ 118显然，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及思想与上述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在精神上高度一致，它源于马克思的思想，并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四）国家必须给农民经济以正常的发展条件
俄国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好坏，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至关重要。可是沙皇政府认识不到这一点。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起，一直置农村公社以及农民经济、农民生活于非正常条件之下。或者说，国家政权一直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公社和农民。马克思在思考和回答俄国可不可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时，如果说他持这种可能性趋于消失的意见的话，那么他形成这种意见主要在于他看到1861年以来农村公社所处的非正常条件以及趋于灭亡的命运。如他在“复信初稿”里写道：“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 （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 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都将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 821-822 意思是，俄国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主张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只有农村公社1861年以来具备正常发展的条件，沙皇政府把资助新生资产阶级的巨款用以支持农村公社的发展，这个想法才有可能实现。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农村公社的命运十分悲惨。马克思还写道：“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把俄国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2］ 827这里他更明确地论述了农村公社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必然瓦解的趋势。不言而喻，如果农村公社趋于瓦解或者已然瓦解，那么以它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在“复信初稿”里，马克思也作了另外一种假设，即俄国能够以农村公社为支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必须立即给农村公社正常的发展条件，“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2］ 825。这里的意思是，农村公社以及农民大量地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用产品，维持了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生存，现在农村需要发展的时候，社会各个方面理应回报农村，给农民以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财政经费上的帮助。马克思也曾考虑到俄国革命对于保存农村公社有作用和意义。他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 832在他的思想上，之所以俄国革命对于保存农村公社有作用，在于革命能够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思考和回答俄国可否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时，视线聚焦于农村公社和农民的发展条件上。如果说他倾向于否定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则是由于他看到农村公社正在瓦解或趋于瓦解。如果说他倾向于肯定这种可能性，则是由于他指望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支持和援助农村公社和农民，使广大农民能够立即获得正常的发展条件。
马克思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和农民的命运以及关于为农民经济发展创造正常条件的思想，对于当代的实践具有镜鉴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它是党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力图解决的所有问题中重中之重的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28］164几年后他又指出：“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6］ 77-78字里行间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发展农业和解决农民问题的空前重视。从实践上看，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支持乡镇企业，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实施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党和国家重视“三农”问题和全力解决“三 农”问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高度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如习近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9］255-256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解决“三农”问题与马克思关注俄国的农村公社以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事情的性质也不同——即马克思关注的是处于剥削制度下的俄国农村公社以及农民，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关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但是两者之间相同点也很多，如都主张给农民以好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主张社会各个方面帮助和支持农村发展，都认为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等等。由于两者间的这些相同点，所以前者对于当前的实践，具有镜鉴的意义。理论界的人们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和认识，从而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三 农”问题重要论述的含义和意义。
（五）东西方社会在互相促进过程中实现发展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关于要挽救俄国公社必须有俄国革命的论述，包含着俄国和西方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论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出的——“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379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上，未来的欧洲革命由俄国革命打响第一枪，或者说由俄国革命发出“信号”；俄国的这场革命原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推进力，将推动西欧各国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西欧各国的革命胜利后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俄国人民树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并向俄国人民提供人力、物力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俄国人民在西方社会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下，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上述过程就是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互相促进并实现发展的过程。如果说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思想表述得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恩格斯晚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则有更清晰、更明白的阐述。他们的这一思想，既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互相促进的思想，也是东西方社会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思想。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当代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开放性和融入世界潮流的重要性。如邓小平当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6］ 64“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6］117从实践效果看，对外开放以及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赢得了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创新了对外开放以及将中国融入世界的理论。如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3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促进了这方面实践的展开。2018年1月，习近平在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贺信中说：“历史上，我们的先辈劈波斩浪，远涉重洋，开辟了中拉‘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今天，我们要描绘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蓝图，打造一条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之路，把中国和拉美两块富饶的土地更加紧密地联通起来，开启中拉关系崭新时代。”［29］ 479这一论断既回顾了历史和阐述了历史经验以及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必然性，又指明了今后继续做好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年12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9］433上述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思想。由于两者一脉相承和相互贯通，所以学习和研究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可以促进人们对习近平以上论述及思想的领会和掌握。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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