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清：汉武时期的巫蛊之祸

　　巫术是人类早期幻想利用某种“超自然力”（如下神、念咒、画符、放镇物等）对客观事物施加影响或控制的活动。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即为巫师。各种宗教产生后，或多或少地保留和强化了这种活动。从古至今，在庶民百姓中，巫术活动时有所闻。所谓“巫蛊”，是说巫术起一种蛊惑人心的作用，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历代均以严刑惩治，汉律规定巫蛊者死。但在汉武帝时期，巫蛊活动频繁发生，反映在宫廷中，可谓与汉武时期相始终。

　　孝武陈皇后，是武帝姑母馆陶长公主的女儿。起初，武帝之得立为太子，长公主出了大力，因此娶其女为妃；武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娇贵，但十余年无子。闻卫子夫（妃）得幸，几次寻死觅活，武帝更加不高兴。陈皇后又挟妇人媚道，几次被发觉。元光五年，武帝忍无可忍，遂穷治之，许多女子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之罪，大逆无道，相连及被诛者三百余人。陈后被废，数年后死亡。太始元年春正月，四起四落的“因杅将军”公孙敖最后一次因出击匈奴亡士多而下吏当斩，诈死逃过活命，亡居民间五六年后被发觉。因妻为夫作巫蛊而族诛。这是武帝时期巫蛊之祸的前奏。

　　其时，发生数起禁止巫蛊的大搜。征和元年冬，发三辅骑士大搜长安上林中，闭长安城门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可想而知百姓饿死更多。

　　“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紧接“大搜”的次年春正月，便发生朱安世之祸。朱安世是京师著名大侠。所谓侠，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者也。“而侠以武犯禁”，因为他有碍于社会安定。因此，朝廷诏捕朱安世不能得而甚为着急。当时，公孙贺（武帝连襟）为宰相，子公孙敬声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高位。敬声以自己特殊身份骄奢不奉法，因擅用北军军费1900万贯，被发觉而下狱。公孙贺自请逐捕朱安世以赎公孙敬声之罪。这样荒唐的请求，朝廷竟然应允。后，果然捕得朱安世。闻说公孙贺作为宰相亲自逐捕一个大侠是欲以赎子之罪，朱安世便大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他遂从狱中上书，状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并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穷治所犯，公孙贺父子死狱中，家族；阳石公主姊妹及卫皇后侄子皆坐诛。看来，朱安世非诬告。

　　紧接着（同一年）便是江充巫蛊之祸。江充本是赵国国王彭祖（武帝异母弟）的座上客，因得罪于赵太子而逃亡入关。武帝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不避权贵，颇用事。因与皇太子据有隙，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正遇武帝有疾，充遂诬太子以巫蛊术厌帝。太子收斩充，举兵反，事败，太子等亦自杀。相连及死者数万人。当时，太子孙——皇曾孙宣帝生不满周岁，亦连坐。廷尉丙吉奉诏治巫蛊狱。见而怜之，择谨厚女徒令保养皇曾孙，置闲燥处。有人查狱，丙吉拒门不纳。后武帝亦悟，因大赦天下，皇曾孙得免祸。若无丙吉恩及四海之功，西汉后半部历史将得改写。“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昭帝时，武帝第五子刘胥见昭帝无子，遂有觊觎心。胥迎来一个女巫使其下神祝诅。女巫便装神泣曰：“武帝下我身了!”一听此言，左右皆惊服。女巫曰：“吾必令胥成为天子。”胥喜，多赐女巫金钱，使她去祷巫山。会遇昭帝驾崩，胥更加高兴，曰：“某乃良巫也!”更杀牛酬祷，以为因祝诅而帝崩也。及至昌邑王贺征，胥复使巫祝诅之；王废，胥更信女巫之神灵。宣帝即位，胥复令女巫祝诅如前。闻宣帝立太子，胥乃停止祝诅。胥子获罪弃市，胥复使女巫祝诅如故。后，祝诅事发觉，胥药杀女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灭口。胥无耐，即以绶自绞死。此乃五凤年间事，可视为武帝朝巫蛊之祸的余孽。

　　总之，巫蛊之祸，“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汉武帝在历史上称为雄主，武帝朝称为盛世。“汉之得人，于兹为甚。”“然以信神仙，营土木，急征敛，重刑诛，致盗贼益多，巫蛊事起。”这是武帝朝巫蛊之祸频仍的主客观因素，是盛世掩盖下的负面现实。对此，武帝晚年也曾作过一点自我批评，甚至有“轮台罪已诏”。但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以武帝之雄才大略，如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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