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涉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创建、创建成什么和怎样创建”等重要原则性、方向性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又必须“常谈畅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和极富启发启迪的话题。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在1921年成立。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精辟阐述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方法和道路选择上的关键影响，“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就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无产阶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阐明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鉴于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学界依据不断发现的史料进行持续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关系；学习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孜孜寻求救国真理的探索精神、立志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敢于勇于应对挑战的斗争精神、甘愿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本文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关系问题进行再阐释，以期有所贡献。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党的创建奠定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之所以带领人民取得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是因为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走俄国人的路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影响巨大，是其重要条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接受列宁的建党思想，用以指导工人运动，走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推动和直接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向西方学习，但总是失败。辛亥革命失败后，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幻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没有带来民族独立、民主进步和国家统一。孙中山痛心疾首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的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矛盾，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苦苦奋斗的时候，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指明了一条新出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毛泽东总结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提条件。
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苦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关注和思考俄国十月革命为世界带来的新变化。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这种友好态度激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真研究和接受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使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理想、旧观念。李大钊谈到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震撼时指出，饱受欺凌的中国人“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瞿秋白分析说，由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实行的内外政策，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威力。“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府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所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再侵并强霸之主义难实现于今日矣。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思考：既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俄国工农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赢得了解放，中国人民为什么就不能运用这个思想武器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呢？他们从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启示，看到了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和奴役的希望，找到了使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道路。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前途，申明通过自己对各种主义比较分析，“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建议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传入中国，不是以一本本书籍的纯理论形式，而是以开创崭新世界的耀眼光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这种生动形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了中国先进分子和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这一特点使它没有停留在书斋里，而是很快成为研究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和矛盾。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李大钊针对胡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针对胡适等反对“根本解决”问题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经济社会现状，提出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问题的革命主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子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著文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压迫、剥削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比较分析中俄国情认为，“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既然俄国可以通过工农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谋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这清晰地表明，中国人民通过十月革命已经认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一次次论战中运用初学不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逐步坚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步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为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共产党创立的基本条件。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和“在列宁号召之下”，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走向俄国”，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积极传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工农大众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缘由，阐明革命的意义和前景，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增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纪律性和组织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筑牢铸实阶级基础。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要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在十月革命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工农大众，充分发动工农群众的力量，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两个根本弱点，一是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盟友，不能团结真正的同盟军去打击真正的敌人；二是没有认清人民大众的力量，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不能形成有组织、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十月革命则提供了依靠工农群众消灭反动阶级、夺取政权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中国先进分子逐渐接受并确立了“劳农革命”“劳农政权”“劳农主义”的新观念。毛泽东对此评论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告诉中国人民一个深刻道理：只要工农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勇于敢于同国内外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斗争，是能够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的，强大蛮横的帝国主义是能够被战胜的。毛泽东当时感慨道，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革命行动，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近代以来饱受列强凌辱、反帝斗争又屡遭挫败的中国人民，因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奋起反抗。6月，上海等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的工人相继罢工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磅礴之力和巨大气势。这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广大民众可以且应当团结联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强大力量，十月革命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世界各国，“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陈独秀也强调，十月革命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们的“直接行动”。蔡和森则精辟地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
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开始自觉与工农相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到精神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需要从工人运动那里找到物质力量。五四运动后，两者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结合，是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的。五四运动前，中国先进分子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大众的一个普通部分。“六三”运动之后，工人阶级推动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并取得胜利，中国先进分子由此认识并体会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他们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决心深入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他们创办《劳动界》《劳动音》等专供工人阅读的通俗读物；组织演讲团，开展平民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成立工会，发动工人进行罢工；到城乡做调查研究，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1月，李大钊组织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到北京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宣扬劳工神圣和阶级斗争理论。同日，李大钊指导邓中夏等召开铁路工人劳动节纪念大会。1920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显薄弱”的讲话，并带领上海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他亲自约请各地革命青年深入码头工人和工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研究，实地了解掌握工人日常生活和工人运动发展情况；主持编辑出版第七卷六号《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反映上海、北京等多地工人生活的各种调查统计，发布了反映工人生活的三十二幅图片和表达工人愿望的十二条诉求。他们公开宣称，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把“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归大家管理”。《劳动节纪念号》的出版发行，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与工人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骨干和先锋。
中国知识先进分子通过走向并深入工农大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革命理论和革命道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引导，中国工人阶级提升了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要求成立自己的阶级组织，积极寻求自身解放。他们逐渐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并推动工人运动逐步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阶段。因此，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先进阶级基础。
三、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创建
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通过参加工人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坚信，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走十月革命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和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在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创建的共产国际，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代表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先进政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1920年初，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与中国革命者取得了联系。4月，共产国际批准负责远东事务的维经斯基到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他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介绍了列宁的思想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就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在维经斯基的影响和推动下，陈独秀等决定在中国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筹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谭平山、周恩来等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此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系统宣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马克思主义骨干、积极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一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最重要的帮助，是送来了科学的建党思想。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当时中国流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科学社会主义传播时间和传播范围相对有限，中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了解不多，尚难以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流派之间的差别。维经斯基来华时，针对国内思想复杂混乱，他强调指出中国“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方面，共产国际协助编辑、出版刊物，维经斯基、马林等亲自为《共产党》月刊等革命期刊撰写文章，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俄华通讯社》，为中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提供《国际》《国际通讯》《红旗》等刊物，提供《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系统、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宣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指出，十月革命后，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必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但必须保持独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思想科学回答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指导。1921年4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月刊刊登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用共产党的名称，必须积极宣传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决裂，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并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等。这是列宁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是创建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指南。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明晰了建党目的、建党原因、党的指导思想等重要问题，建党思路日臻成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主张中国先要组建共产党，使之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920年11月，李达明确宣称：“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革命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3月，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921年5月，陈独秀公开声明：“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1月，他在《共产党》月刊第1期“短言”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要走俄国共产党的道路，强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和信仰和行动准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就以“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的。
为加快中国共产党创立，1921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派远东局负责人马林和赤色国际工会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华。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并积极帮助制定工作计划和“一大”党纲。1921年7月25—26日，以列宁1918年起草、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参考，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组成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起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条件，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囿于理论水平和革命经验等因素，尚不能完全独立制定党的纲领，“以俄为师”属情理之中。《俄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除了一个是‘俄’，一个是‘中’名字不同以外，其中有关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组织路线、奋斗目标等等内容基本一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一大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这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先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了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党的一大会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字句。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这表明，党的一大立足中国国情，依据列宁建党学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形式的工人阶级政党。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一大党纲中所规定的党的性质、名称、组织原则和纪律、党员基本条件的确定等方面，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没有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没有“劳资合作”“议会道路”等改良主义色彩，一开始就以列宁的建党思想为指导，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坚定以彻底的社会革命方式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有力推动了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这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综上所述，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基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列宁和维经斯基、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的、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重温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推动作用，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指明了正确道路，即必须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依靠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步步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昂首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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