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于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目的是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本文试图从厘清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出发，阐释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党的政治建设基本内涵，以及作为现代国家根本性建设的国家治理一般标准，指出中国政治的革命经验和改革路径决定了用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方略，也是世界大变局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特色和比较优势。?
一、政治属性：政党组织的本质属性
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是社会上一部分具有先进性的阶级团体，在一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号召下，旨在通过执掌国家政权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团体。正因为将掌握国家政权作为政党活动的价值追求，那么不同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政权的政治属性毫无疑问就是政党活动的第一属性或者本质属性。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而言，政党组织活跃于国家机构与社会机构之间，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同时政党组织以赢得选举竞争为目的，将选举胜利看作执掌国家政权、把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政治属性实现方式。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政党组织独立于国家机构与社会机构之外而又凌驾两者之上，无产阶级政党以赢得革命斗争为目的，将革命胜利看作是实现政治属性的主要方式，同时在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又代表着全体无产阶级利益，将自身的政治属性通过组织政权、重建社会转换为现代国家的根本属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已确立的政治目标，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作为国家政权组织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又要担负起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样在1949年新中国政权组织的“关键节点”上，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根本属性，从而构成了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作为主要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核心力量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那么，从政党组织的本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实现方式、以及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出发，都决定了政治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政治属性所衍生的政治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建设。?
二、党的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建设
政治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建设，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并未在党代会报告和党中央文件中单独呈现，但从革命年代强调党的政治工作、改革年代强调党的政治教育都能够发现，重视党的政治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在新时代提出党的政治建设重大命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要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发挥从严治党的政治属性、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
1.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提出
从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来看，注重从“纲领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显著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中，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性质、政治使命、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唯有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才能在政治上不受资产阶级的支配，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在列宁党建思想中，注重从“组织上建党”是列宁主义党建学说的显著特色。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发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即便再拥有先进性的政治纲领，也难以建立与无产阶级的密切联系，更难以带领广大无产阶级展开政治斗争。因此，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列宁相继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思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组织生活、采取客观正确纲领的组织策略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建学说。
毛泽东独到地将马列主义党建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党建学说的显著特色。在毛泽东看来，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除了需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意识形态动员也是政党组织的重中之重，因而，在组织建党之外，思想建党、作风建党所共同构成的政党意识形态，能够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提供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建党目标，即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注重从“制度上建党”是邓小平党建学说的显著特色。结合建国前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不再鲜明强调政治建党，一方面将政治建党与思想建党的话语概念相融合，着重突出思想政治建党的话语特色，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建设更加注重党内制度的增量改革与资源开发，80年代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90年代强调的“三讲”党员干部教育活动、新世纪对于党内民主的初步探索，都是把“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制度建党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党建命题，将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基本内容单独列出，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并从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这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具体意涵。可以说，从马克思“纲领建党”到列宁“组织建党”，再到毛泽东“思想建党”和邓小平“制度建党”，习近平新时代注重从“政治上建党”就是习近平党建学说的最大特色，“政治建党”的党建思想毫无疑问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内在要求。
2.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属性的政党本质有关。在政治属性的政党本质下，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率领广大人民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同时也要肩负起带领全体人民完成组织政权、建设政权的重任。那么，要发挥好这一政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做好自身的组织建设，通过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不断提升政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而恰恰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过程中，常常遇到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样的问题导向就倒逼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通过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定党内政治信仰，保持党内政治定力，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最终解决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实现方式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基本上都是通过“组织政党—组织政权—组织社会”这一政党中心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优势，就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觉悟，彰显自身的政治功能。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明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2019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则从“要把党的政治建设融入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制定和落实全过程，做到党的政治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从这个意义而言，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治国理政建设，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发挥政治属性的最大特色。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提出，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比较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任务，同时把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作为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和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党中央的政治权威能够得到高度维护，党的建设就可以得到有效开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也可以得到有效运转；而一旦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得不到高度维护，党的建设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亦有可能处于运转危机。因此，新时代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纷繁复杂的国内任务，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党中央的政治权威这一最大政治优势，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摆在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
可以看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提出，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特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政治优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属性，要求通过党的政治建设，用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而不断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特色，要求通过党的政治建设，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统领治国理政的各项建设，从而不断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要求通过党的政治建设，用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领导核心强化党的组织建设，从而不断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从这个意义而言，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就构成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本性建设的主要内容。?
三、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建设
各国政党政治发展实践表明，不同政党组织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事实上都面临着一个共通性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国家政权，即把政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如何通过对于国家政权的有效治理转变为国家共同体的最高之善。从这个意义而言，政党组织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组织核心，国家治理作为政党组织开展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就决定了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建设，国家治理所衍生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一个世界政治范围内可以比较不同政党组织实现其政治属性能力差异的一般衡量标准。
1.国家治理的概念涵义
二战之后西方意识形态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所建构出来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话语概念长期被用来审视现代国家建设。然而，“现代化”“民主化”这些由西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特定政治经验所建构出来的话语概念很难完整阐述后发国家的政治现实。这样在现实发展中，就产生了许许多多非西方国家按照这些话语概念进行的所谓现代国家建设，非但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反而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非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后的民主转型巩固，反而出现了卡罗瑟斯所说的民主转型回潮。
如果说“现代化”“民主化”都是基于西方特定意识形态所构造出来的特定概念，“国家治理”则是一个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概念。这是因为，无论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组织政权的先发国家，还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组织政权的后发国家，两种国家形态的根本组织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以政党组织为核心，围绕国家善治，将政党组织的政治属性籍由国家治理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最高之善。无论是活跃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代表社会部分资产阶级利益、以选举胜利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政党，还是具有独立于国家与社会的自主性、代表社会全体无产阶级利益、以革命斗争和“组织政党—组织政权—组织社会”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它们夺取国家政权、组织国家政权的方式差异是难以用统一标准进行比较的，但它们治理国家政权的能力差异则是可以用统一标准进行衡量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国家治理就能够通过比较不同政党组织治理现代国家政权的实践好坏，比较不同政党组织实现其政治属性的能力差异，即不同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差异。
2.国家治理的一般标准
国家治理是一个更适合被用来审视现代国家建设的话语概念，要比较不同政党组织进行国家治理、落实政治属性的能力差异，就需要我们构建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而根据国家本质属性在宏观体制层面、中观制度层面、微观政策层面的治理三要素划分，我们就可以提炼出国家治理由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微观政策执行能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一般标准。
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不同政党组织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如果能够将社会精英有效地吸纳进入政治体制，让他们自觉地认同并参与这个政治体制的相关运作，那么这样的国家治理就是强大而有能力的。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而言，以选举竞争作为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需要在选举过程中透过政纲宣传以吸引足够多的选民选票，将选民对于政党组织的政党认同转化为对于国家治理的国家认同。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以政党中心主义作为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更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高度重视自身的党组织建设，以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号召力吸引足够多的群众认同，将群众对于政党组织的高度认同贯穿于党领导国家的高度认同。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宏观层面的体制吸纳能力，就可以通过不同政党对于社会精英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录用来比较。
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如果说对于选民和群众的高度政治吸纳是不同政党组织夺取国家政权的关键因素，从“破”到“立”，如果不同政党组织能够有效组织整合起新生国家政权的不同治理维度，让多层次、多领域的制度关系能够始终围绕政党组织所设定的核心组织原则运转，那么这样的国家治理也是强大而有能力的。前文已经谈到，世界政治所面临的通约性问题就是国家如何治理政府—市场、中央—地方、国家—社会、行政—立法这四对治理关系，不同的只是资产阶级政党处于这四对治理关系之中，是这四对治理关系的沟通桥梁和政治纽带，而无产阶级政党则具有相对自主性，能够通过自身的政治功能直接影响这四对治理关系的日常运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中观层面的制度组织能力，也可以通过不同政党对于上述四对治理关系的制度组织和制度整合来比较。
微观政策执行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是不同政党进行国家治理的最直接观察指标，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将选民和群众赋予的国家权力通过一个个政策执行转化为实际治理的国家能力，让所谓的政治权威能够与具体的治理政策相结合。事实上，在世界政治的现实发展中，政策执行能力不足均困扰着不同国家的政党组织，西方政党之间的相互恶意否决、利益集团联盟使得“否决型政体”大行其道，同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复强调下，某些地区反而愈发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共同的治理难题，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能力，一方面可以从权威决策的怎样落地进行解决，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权威决策的执行效果加以比较。
总而言之，体制吸纳能力对应着不同政党组织对于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录用，制度组织能力对应着不同政党组织对于四对治理关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整合，政策执行能力对应着不同政党组织对于权威意志政策的政治贯彻和政治执行，由“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微观政策执行能力”三位一体紧密结合所构成的国家治理一般标准，就可以用来审视和比较不同政党组织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实现政治属性的能力差异。?
四、用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新时代中国的实践方略
对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而言，党领导国家的国家形态决定了这样一套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必须同时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建设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建设双重组织任务，并把党的根本性建设作为国家根本性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优先安排。从这个意义出发，要实现作为现代国家根本性建设的国家治理的持续发展，就需要通过强化党的根本性建设的党的政治建设，用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所衍生的国家治理能力。
1.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增强国家治理的宏观体制吸纳能力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比较优势，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2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把握的第一条原则，强调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大脑和中枢，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
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突出强调党中央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两个维护’的政治内涵，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心，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层层讲‘核心’、层层喊‘看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规定各项改革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领导、有分工、有步骤地开展系统性改革，并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治理举措从而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中央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的治理特点，尤其是特别强调“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把握全局，避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在突出强调党中央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下，国家治理更加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有“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而不是各取所需、挑三拣四，借改革之名强化局部利益”，从而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地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因此，地方党政干部承担的国家治理的具体任务和具体责任不断精细化，“主体责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责任”涵盖了更多治理领域，地方党政干部的政治录用和政治吸纳也更加看重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
从上述意义而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就成为新时代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比较优势，从而用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强调党中央组织的政治领导，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增强宏观体制吸纳能力的根本路径。
2.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增强国家治理的中观制度组织能力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指标。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发挥群团组织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本领”。而无论是国家机关、群团组织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它们政治属性、政治作用、政治导向的共同任务均是坚定不移地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把党组织的领导主张和重大部署，转化为国家治理各项经济社会管理领域的部署安排和工作活动。
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持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整合能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在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党对于国家机关的全面领导取代了此前对于党政分开的探索，这就对于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到“广义政府”的组成部分，使得党和政府同处一个广义政治主体，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相较于以往仅限于政府系统内部的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影响都要大许多，在国家治理各项领域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探索党政机关合署办公，并且突出强调新时代的“以党领政”不仅是通过政治领导即做决定，还要贯穿整个政策过程去执行。
在持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整合能力下，国家治理的“中央—地方”“行政—立法”“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四大重要维度就有了更为清晰的权力边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维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60条”对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同构的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行政与立法关系维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突破口，着重对于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牛鼻子”问题进行重点领域的改革，以提升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顶层设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社会协商上升为党和国家重要制度的组成部分，突出解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序合作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政府与企业维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60条”特别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着重解决政商勾结、资源垄断下的利益集团特权问题，以打造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从上述意义而言，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用党组织的政治整合能力破除和压缩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边界，使得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属性不仅能够始终统领而且一直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四大重要维度，这样就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增强中观制度组织能力的实践路径。
3.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增强国家治理的微观政策执行能力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属性，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这就要求全体党员个人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
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命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就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表明，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党内主题教育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党内日常教育相结合的党内教育活动，构成了坚定政治信念、开展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与持续纠治“四风”运动相结合的党群关系建设，构成了永葆政治本色、开展自我革命的群众基础；以党内法规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相结合的全面从严治党，构成了严明政治规矩、开展自我革命的纪律基础。这样，党内教育的思想基础、纠治“四风”的群众基础、从严治党的纪律基础三位一体，就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展现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基因，一次次通过自我革命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
在不断强化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命能力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就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国家治理的各项重大决策得到贯彻落实。在问题导向下，通过党组织内部开展自我革命，用不断提升的党员个人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承担起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重要任务，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基层治理常常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特别是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命与各级党组织的全面领导相结合，就可以借助党组织体系内部的政令畅通，把中央政府的权威决策与基层政府的实际治理相结合，从而把权威性的国家权力通过一个个政策执行转化为治理性的国家能力。
从上述意义而言，用党内教育活动、纠治“四风”运动、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命能力，从而用不断提升的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贯彻落实中央权威决策的实际治理作用，这也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增强微观政策执行能力的一般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国家治理作为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建设，用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所衍生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的治理实践方略。具体而言，党的政治建设所体现的坚持政治权威、彰显政治功能、提升政治质量，分别通过突出强调党中央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持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整合能力、不断强化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命能力，推动国家治理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和微观政策执行能力的不断提升。?
五、结语与讨论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的治理本质实际上就是政党政治，只是政党政治依据不同的政党性质在夺取和组织国家政权的方式层面有所区别，而共通的都是把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通过国家治理落实为国家治理所衍生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国家治理能力所涵盖的“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微观政策执行能力”一般标准，就可以用来审视和比较不同政党组织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进行国家治理、落实政治属性的能力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这样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用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那么，党的政治建设所体现的坚持党中央组织的政治权威、彰显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质量，分别通过政治领导、政治整合和自我革命，就形成了中国国家治理不断增强宏观体制吸纳能力、中观制度组织能力和微观政策执行能力的具体路径。这样的具体路径既是新时代中国的实践方略，也是世界大变局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特色和政治优势。
（作者简介：王鸿铭，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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