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探索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当前，面对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历程，总结分析其内在基本特征，对于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继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价值。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百年探索的历史演进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百年来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一部党的百年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实践史。系统梳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历程，对于加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积极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建党初期，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之党在幼年时期“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220，因此，通过党的思想建设，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养，就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首要内容。
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历史境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干部的重要性。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77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3]941939年毛泽东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将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602,进一步明确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建党目标和要求。针对党内思想不纯，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顿，提升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养。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5]1094延安整风运动全面纠正了党内“左”右倾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更深刻认识到思想建党的重要性。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制度化进程，标志着党的思想建设日益走向成熟。
应当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思想建党的同时，初步构建了党的建设制度体系，积极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文件，从制度层面对党的组织机构、党员的条件和标准进行了初步规定，成为制度治党的逻辑起点。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系统提出了党的纪律以及相关组织规定。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规定了对候补（预备）党员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制度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外在约束，在思想建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在古田会议上强调，要想解决红军党内的教育问题，既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又要靠制度保障。针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思想，他提出既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2]87，又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2]88；针对“盲动主义”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既要从思想上肃清，又要从制度和政策上纠正。随后，党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制度体系，不断推动两者相结合。1945年，中共七大明确把“四大纪律”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写进党章。1948年，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健全党委制》，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由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着重进行思想建党的同时，积极进行制度建设。虽然这一时期尚未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概念，但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把党的思想建设逐步纳入制度化范畴，不断提升党的建设水平，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
（二）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持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肩负主要任务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加强思想建党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党规党纪，初步构建执政党建设制度体系，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优良传统，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确保坚定理想信念，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1950年毛泽东要求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6]72。自1951年起，又用3年时间进行了整党运动，对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统一全党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7]116，必须大力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1957年全党又开展整风运动，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
为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政治素养，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1951年2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全党须“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8]123，明确提出以制度保障党员干部学习。同年3月，又颁布《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从组织制度层面有效解决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体制机制促进党的团结统一。1956年党的八大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从制度层面对党员和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1962年党中央又颁布《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对完善党的监督机构，加强党的监督工作做出规定。上述一系列党规党纪的颁布规范了党员及党组织行为，为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持续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探索，虽然历经曲折发展，但这些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改革开放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深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积极推动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333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完善党规党纪，形成制度管党治党新局面。此后，党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党内法规，建立健全党的各项制度，推动党的制度建设逐步走向成熟。邓小平提出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重，充分发挥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优势。他认为，要想消除现行制度的弊端，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就“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9]332。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保持强大战斗力，就在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10]144。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不断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江泽民提出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明确指出：“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11]10，只有不断提高全党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增强党性修养，才能切实推动好的制度贯彻执行。江泽民要求，“把严格执纪执法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和党纪国法约束两道防线”[11]414，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着力通过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保证党的队伍清正廉洁。胡锦涛指出，要“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2]481。他认为，要想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有机结合，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廉政法制”，既要“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又要“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13]416。
（四）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日臻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新变化的具体实际，积极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坚持守正创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方略。这一时期，习近平明确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基本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14]6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补足精神上的“钙”，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更好地肩负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此外，习近平还特别注重党内思想教育，将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方式。从2013年开始，党中央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习近平还十分注重党的制度建设，明确提出制度治党新命题，使全面从严治党有了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以党章为核心，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重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15]60，着力开创制度治党新局面。党中央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准则、条例和规定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文件。截至2019年9月，党中央先后制定和修订了18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16]由此，逐步构建起全方位管党治党制度体系，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保障。
习近平结合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14年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7]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8]388，还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科学理论武装，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由此，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要意义。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百年探索的基本特征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经历百年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二者结合的认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呈现出不同的基本特征。
（一）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统一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既始终坚持党的建设基本原则，又注重创新党的建设新思路，充分彰显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党建思想，揭示了中国特殊国情下加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建设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开始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思想建党，并逐步建立健全执政党的各项制度，自觉运用思想意识和规章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党的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突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创党的制度建设新局面。随后，江泽民在高度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提出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各项建设之中，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之后，胡锦涛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基本要求的指导下，继续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新方略，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思路，使之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综上所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于继承中创新，积极探索并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二）时代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既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又充分吸收借鉴政党建设资源，充分体现出时代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征的整体把握和对党内思想不统一的深刻警醒，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提出“思想建党”基本原则，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实现党内思想统一，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国际国内斗争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不仅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且进一步建立健全执政党的各项制度，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7]1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借鉴现代政党治理经验，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治党理念，“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5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境遇中，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协同推进，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可见，不论是加强思想建设统一全党意志，还是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亦或是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每一历史时期都能够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吸收借鉴历史经验，不断开创管党治党的新局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政党建设规律，又始终遵循党的建设价值目标，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体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党建设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独有特点，基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价值诉求，才能更好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持续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将思想教育和制度规约有效融合，实现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相结合，不断创新管党治党方式，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性，集中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百年探索的科学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就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基于上述逻辑，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就是为了把党自身建设好，更好地完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价值目标就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永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本色。由此，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中，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特色。
（四）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既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的深化和推进，集中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回顾党的建设百年历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具体实践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着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党的建设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并将其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又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围绕新时代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在管党治党的实践中，明确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命题，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由上所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中科学把握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不断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动党的建设实践新发展的历史。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百年探索的当代价值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深刻把握，是党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经验，推进党建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过程。梳理总结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历史，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一）要善于科学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党的建设内在规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善于从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20]41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管党治党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10]113。不断从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从理性层面对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进而得出规律性的认知，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并不断指导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百年来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兴党强党，以严格纪律规定管党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有效举措。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21]加强党的建设就要求我们善于总结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创新党的建设理论发展，指导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着力点，筑牢思想根基，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靠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政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以理想信念为着力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经验，也是贯穿党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的永恒问题。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0]110。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根本，在强基固本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应看到，党内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社会主义失败论”、西方“价值普世论”等错误思潮仍有市场，“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党员干部仍旧部分存在。习近平强调，全党要坚定理想信念，着力“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4]63。只有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保持共产党不变质不变色的永久性工程，才能为党的建设凝聚精神力量，增强党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要以强化制度执行为发力点，严格党纪党规，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
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党章为统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为主的内容科学、程序严谨、配套完善、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做到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为提升管党治党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提供了有力保证。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效能发挥的关键在于执行。制度不执行不落实，就会变成僵死无效的条文，就会变成“纸老虎”“稻草人”。制度执行力问题是制度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也是制度治党的痛点所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整体向好，但仍存在部分党员干部制度意识淡薄、党规制度执行能力不强、党规制度实施效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制度治党的实践成效。因此，如何提升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发挥制度治党的治理效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22]82要求全党在制度适用解释、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在常态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上做文章，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作用上出实招，在法规制度的常态性效果评估上见实效，确保法规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四）要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频共振、逻辑统一，做到推动两者相结合的政治自觉
党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系统性工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虽然在作用机理、治理方式上存在差异，但二者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一方面，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党内法规制度的建构离不开科学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引导，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也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接受和认同。制度治党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促使广大党员从内心深处认知、认同并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硬性制度保障。在思想建党过程中，无论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或是党的信仰、宗旨等政治价值观教育，还是全党思想意识上的高度统一，都需要制度刚性约束。离开制度机制的保障，党的思想建设就难以有效落地实施。总之，思想建党需要制度的刚性力量以确保其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制度治党需要科学的思想指引以确保其取得实际成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二者之间功能互补、逻辑统一、目标一致。只有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真正做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个过程的逻辑统一，两者紧密结合、同频共振、聚焦发力，才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五）积极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和机制保障，推动两者相互融通，协同共进
习近平指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17]探寻系统科学、协同高效的推进举措、基本方法和机制保障，真正确保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发力，形成管党治党系统合力。首先，筑牢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组织根基。基层党组织是党形成战斗力、凝聚力的基础，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落到实处的根基所在。充分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有效发挥其政治功能，激发其组织活力，进而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坚强堡垒。其次，营造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政治文化，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要有针对性地破除党内存在的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旗帜鲜明建设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最后，建立健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实际成效。因此，需要构建二者相结合的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互动转化机制、监督问责机制、成效核评机制等制度。由此，以夯实组织根基为基础，以涵养良好生态为支撑，以健全制度机制为保障，才能有效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实际成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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