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通常指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并因其所呈现的某方面标志性特征而被冠名，常见表述如“青铜器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等，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主题，即那些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具有全局性和迫切性的主要战略性问题。对时代主题的理解将对国家、政党和社会的发展理念、道路、战略和方针政策等产生直接影响。鉴于时代主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对其高度重视，并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认识、正确判断和妥善应对时代主题及其发展变化。本文将以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深化历程为研究对象，揭示总结其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以期为正确理解应对当前的时代主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顺应发展“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处于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和延续“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握顺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对当时所处的时代性质和主要矛盾展开深入分析，深刻总结了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和三大基本矛盾，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进行科学揭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则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新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由此确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要求，坚持列宁对“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并于1922年在中共二大上对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阐释：“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正是基于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国内社会性质的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当时世界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了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这些新形势直接推动了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1939年，毛泽东作出“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指出这个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一时代特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重要论述，指出由于苏联的成立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升，“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并对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的世界前景进行深入阐释，认为“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准确把握了“二战”结束后国内外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正是基于对时代性质、主题和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建立了新中国。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形势形成新认识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时期。以这一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为依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
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深化直接体现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作出重要论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将解决上述矛盾作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上述判断既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
从国际层面看，基于对当时美苏冷战和两极格局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指导中国外交的三项基本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并以此为遵循积极开展对外交往。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主张，“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和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基于这一判断，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并逐步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在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延续发展“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形成对时代主题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新认识。
国内层面，受到一些“左”的倾向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问题的认识都出现一定调整。1957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也延续了这一判断。国际层面，国际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也推动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霸权主义倾向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基于这一判断提出要推进“世界革命”。
但在坚持“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准确把握了当时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并提出了推动国际秩序发展变革的系列重要主张。1974年，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战略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主张更大限度地团结国际社会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除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外，也将属于“中间派”的第二世界纳入到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来。1974年4月，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主张，这既是中国为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而做出的切实努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时代观念的与时俱进。
二、转换引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力量不断增长，同时中国又开启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快速通道。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深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具有全局性的主要问题的认识判断，实现了对时代主题认识的科学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再次重申，“和平问题”和“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上述论断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导致的东西问题即和平问题；但在当前阶段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表现的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基于对当时世界大势的深入解读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并根据这个判断调整了此前所奉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政策，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都主要围绕“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来调整外交布局和发展对外关系。
20世纪90年代，基于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科学论断的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认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展了我们党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应对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前进的重要主张，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和谐世界”主张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新发展。2005年9月，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判断的基础上，也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揭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积极引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均延续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保持国际形势的总体稳定。但同时也对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高度重视，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既是同舟共济的时代，也是个性彰显的时代，既是机遇前所未有的时代，也是挑战前所未有的时代。”
以此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时代主题展开了新的重要探索：国内层面，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国际格局调整变化所导致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立足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提出了一系列彰显时代内涵的新理念新举措，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对外交往中积极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浪潮中实现了对时代主题的引领深化。
三、中国共产党认识应对时代主题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深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把握时代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积累形成的宝贵经验。这对新时代正确认识、妥善应对时代主题具有重要启示，应该深入思考和总结。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认识“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整体来看，“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一方面，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时代性质决定时代主题，并通过不同时代主题的形式得以体现；时代主题则是由所处时代性质决定，是时代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使得同一时代性质下能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时代主题”与“时代性质”相结合，辩证统一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二者完全等同或是彻底割裂开来。
一方面，从时代性质上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把握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进程和必然趋势，形成对所处时代性质的科学认识。1940年，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作出深刻揭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从而明确了对当时时代性质和主要矛盾、发展趋势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但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并没有变。1960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时，对当时的时代性质作出了深刻阐释，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并针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认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过渡在当前条件下的必经阶段和客观需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中国国内对当时时代性质的认识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甚至出现一些分歧和争议。在此背景下，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当前时代性质作出深刻阐释，“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科学指导，根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认识时代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性质在不同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主要问题，形成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这集中体现为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科学论断的确立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此后又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正式结束，尽管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继续存在，但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依然是世界范围内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主要问题。基于对上述形势的全面把握，邓小平于1990年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以此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依然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在其引领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期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在“大时代”与“小时代”间的延续和发展
通过文献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时代”这一表述的，既有基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划分的“大时代”，也有具有鲜明阶段性特征的“小时代”，并且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列宁曾明确提出了“历史上的大时代”的表述，同时又“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将法国大革命后开启的资本主义时代划分为三个具体的“小时代”，并对资产阶级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阐释了对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
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想与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相结合，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依据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科学判定，并从宏观层面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对“大时代”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旧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针对当时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在准确认识广义上的大历史时代内涵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把握具体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这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重大论断的提出。这一科学论断提出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是：在宏观层面依旧处于资本主义时代、时代性质和根本矛盾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大历史时代中，世界范围内主要问题的表现形式有了新发展，并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呈现出新的特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所处的阶段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虽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但这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不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马克思判断的大的历史时代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是一致的，同时又指明了党和国家在新发展方位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进一步凸显了当前的时代主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念来判断认识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必须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出发，以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和应对时代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过正反两方面检验后形成的宝贵经验。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表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必须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出发。以此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深刻论证了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科学命题，从而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所处的时代性质和主题。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对当时国内外现实情况的深刻分析：从国际层面看，“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为那些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在这个新的历史时代中，这些民主革命应该属于新的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由此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从国内层面看，在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程和现阶段国情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当前是“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这在推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出现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赋予了世界意义，其所带来的世界性影响也显著增加。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目标任务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受到当时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态势的认识，以及对时代主题的判断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主要体现为过度解读了国际社会中出现民族独立浪潮的世界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曲折性估计不足，依然把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观察国际问题、制定国家战略的时代依据，由此导致国家路线方针出现一定失误。这是我们在认识处理时代主题过程中切身经历的沉重教训，也再一次印证了坚持实事求是判断时代主题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历史证明：只有从中国国情和国际现实出发，才能形成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才能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要求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之将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结语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到二十世纪以来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依旧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此同时，时代主题及其表现形式又一直在发展变化，并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在当前阶段表现的十分突出。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深刻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集中体现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据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引领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的一系列新主张，倡导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扩大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提出并促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建立亚投行、倡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理念举措。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新时代正确认识处理时代主题的重要指导和遵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想的当代价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国内层面为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和精神引领，在国际层面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作者：王新影，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刘宏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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