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两个大局”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使得中国共产党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促进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这两大历史使命内在统一于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这一核心主题之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所提出的一项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则体现了中国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内在要求，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联性，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及其内在逻辑，进而增强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协同推动能力。
一、新型经济全球化：一种新的历史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突破了国家和民族界线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经济全球化固然是在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却并不属于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一种新的历史选择。
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特点是，在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扩散到世界范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虽然也倡导自由贸易，但其实质只是“资本的自由”。因为资本会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走向集中形成垄断，而分工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将会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使原来需要专业化技能的工作现在普通工人也可以完成。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资本、技术优势取得支配地位，能够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在马克思之后，萨米尔·阿明创立的依附理论、伊曼纽尔创立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都注意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关系，由此形成了国际体系中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沃勒斯坦创立的世界体系论则进一步阐述了因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凭借占据产业链高端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还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但是问题在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内相对过剩的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而输出国外，不是用来雇佣本国工人或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会加剧其国内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和矛盾。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所获得的好处只被一少部分人所获得，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或者机制来让其他社会阶层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发展的包容性不足。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处于产业链低端而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具有选择性，这种竞争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会变得更加剧烈。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同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其所垄断的先进生产技术会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途径逐渐扩散出去，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资源禀赋优势以更低成本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其在资金和内需方面的不足，也存在着找准方向加快技术进步甚至打造新优势的可能性和机遇。
既然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效应，就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回避，搞保护主义。这不是正确的选择，“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看似规避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也放弃了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另一种态度是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这是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国的态度，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全球化，其进步意义就在于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跨越时空的障碍而形成联系，从而促进要素和产品的流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各国人民的交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就在于，只能把发展建立在少数国家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之上。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是给参与其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压力和冲击的根本原因。
第二，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全球化所遭遇的逆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选择保护关税政策，其出发点都在于确立、维系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垄断优势，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观点的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护的经济全球化，是符合其资本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所反对的经济全球化，是妨碍其资本利益的经济全球化。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真正意图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而是要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已经“走得过头”，世界多国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为美国出口打开外国市场”。可见，他真正反对的是妨碍美国的资产阶级实现价值增值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要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少数国家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剥削掠夺基础之上，以此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和支配地位。
第三，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后提出来的中国方案，其目的是通过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不可否认，许多国际冲突都可以归因于国际政治层面的地缘、权力、宗教、民族等因素，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化解国际冲突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这是立足于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认识世界交往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把发展建立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上，而是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合作共赢和共建共享为根本宗旨，通过寻找各国利益的结合点扩大国际合作，通过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发展动能，打造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推动形成更加平衡、更加普惠的发展模式，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从而为全球经济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我们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称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所针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不足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让世界重新回到封闭对抗、剥削掠夺的过去，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1世纪，已经主导世界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表现出全方位衰落的态势，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屡屡陷入困境。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已经无法在原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和平发展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贡献了最主要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处于世界资本积累中心的美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从而引致了世界范围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像俄罗斯东欧国家那样，通过依附于资本积累中心的国家，分享一部分资本积累的收益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的过程中，通过承接来自西方的产业转移推动工业化发展，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有工业体系，从而成功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新时代。一方面，中国发挥自己的制度优势，协调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没有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之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使国际力量的对比更加平衡，中国更有能力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致力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在世界大变局中开新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
这个“历史性交汇期”集中反映了中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读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理解中国与世界之间关联性的一条逻辑主线。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第一，世界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物质构造、意识本质、宇宙演化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蓬勃兴起，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孵化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必将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生产力是决定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物质力量，但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在构成生产力的诸因素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生产力的使用方式和发展方向不仅会受到人的认识范围和认识深度的影响，还会受到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影响。在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因掌握着科技进步的条件而形成了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统治和支配地位。只有在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禀赋方面具有优势的少数发展中国家，才能有限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激烈，生产成本就会越低廉，资本的获利就越大，就越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也正是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问题所在。从整体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就必须打破资本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为使世界走上开放包容而非封闭对抗、合作共赢而非剥削掠夺的更加平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二，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世界大变局开新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前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中国从过去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的发展旧动能，转变为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新动能创造了条件。然而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大变局加速变化，不仅国际贸易、投资、消费陷入衰退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蔓延也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继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对中国采取了围堵打压、战略包围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提出要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国内大循环，是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其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既包括受制于人的短板技术，也包括能够支撑优势产业国际领先地位的“杀手锏”技术。只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够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立足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尽快使我国成为重要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和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构筑能够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其二，依托国内大市场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场。”这就是说，核心技术只有依托于产业链供应链，才能转化为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国内大循环，依托国内大市场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既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从而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障；也有利于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和市场潜力巨大的经济优势，推动我国科技水平在整体上实现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还有利于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后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断点增多，需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但国内大循环并不是脱离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循环，而是要在实现内部可循环的基础上支撑和带动外部循环，在开放合作的双循环中不断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如果对外开放进程受阻，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复杂国际环境，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市场两种资源，那么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就会受到影响，这反过来又会妨碍中国打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从而形成负向联动效应。因此，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开放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
第三，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特别强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虽然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但是其指向却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就是中国重塑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体现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换句话说，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是为了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后，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和经济优势，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遭遇的一系列负面冲击，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从而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又可以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强大支撑，使中国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中更好地融入世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形成更加稳定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大循环，进而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方面，可以利用好国内市场，通过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其一，着力消除市场壁垒，降低关税，促进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优化营商环境，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实行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缩减负面清单。其二，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打造以开放促改革的新高地。目前已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个，并在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2020年11月15日，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东盟10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启动了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其三，更加注重进口的作用，设立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切实把对外开放建立在包容、平衡、共赢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应当倡导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目前，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初步构建起了基础设施网络和金融合作网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其一，“一带一路”建设以平等自愿为基础，不搞一言堂，不搞势力范围，通过充分对话找到认识的相同点、参与合作的交汇点、共同发展的着力点，践行对话协商的理念。其二，“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不搞“你输我赢”或者“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在各方平等参与、风险共担的基础上践行共建共享的理念。其三，“一带一路”建设不重复地缘政治的老套路，不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其四，“一带一路”建设不搞“封闭制”，而是保持开放性、包容性，提倡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在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践行交流互鉴的理念。其五，“一带一路”建设不用破坏方式搞发展，而是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致力于形成生态环保与经贸合作相辅相成的良好绿色发展格局，在加强生态环保合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践行绿色低碳的理念。
三、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为新发展格局拓展新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是21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特征在现象上表现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在深层次根源上则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空间和格局的重构，虽然“资强社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但社会主义却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两种制度的并存和竞争是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所在，决定了是让经济全球化重新回到封闭对抗、剥削掠夺的过去，还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1.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理解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充斥着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冷战格局下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打开了局面，创造了条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进入21世纪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为中国的发展扩展空间，更有利于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命运，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强调主权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更要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统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共同发展，不断降低对世界发展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预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主旨要义，更加强调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把文明多样性和世界各国差异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主张“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从坚持“独立自主”到强调“交流互鉴”，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维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征，更加强调合作共赢，把合作共赢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主张以共同安全实现普遍安全，以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共同发展。从和平共处到合作共赢，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顺应和推动，反对把发展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基本精神，始终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颠覆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也不是另创一套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是强调使全球治理能够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平衡地反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体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
2. 倡导多边主义，以开放创新破解对中国的围堵打压，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推动着世界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美国等少数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而采取高科技“断供”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把其原则和意愿强加给国际体系，所凭借的归根结底是对先进技术的占有、对创新条件和手段的垄断。应对美国等国家围堵打压，关键在于掌握创新自主权，进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也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这里面所提到的开放环境下的自主创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开放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现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交叉性显著增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解决，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多维度、多学科的协同创新基础之上，开展国际合作有利于弥补单个国家在科技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的不足，汇聚形成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开展更具综合性的团队协作。我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有利于学习和借鉴国际成果与国际经验，尽快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在保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前提下，把国际科技合作建立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让参与其中的国家都能够分享合作的好处，既有助于为开放创新的稳定性构筑坚实基础，也有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破少数国家对技术的垄断。
第二，开放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提是优势互补。如果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不强，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平台的水平不高，就既会影响我国吸引国际科技资源的能力，也会影响我国参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的能力。相反，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强，就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国际科技资源，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开放创新会通过倒逼自主研发核心竞争力来形成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另外，科技创新从研发到形成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除了要在实验室完成从零到一的过程外，还要经过市场化完成从一到多的过程。中国还可以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优势推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以此来打造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新优势，从而吸引国外科技资源，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密切与世界的联系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3. 维护自由贸易，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稳定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也要在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领域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这就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就国内国际双循环而言，重点是处理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关系，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维护自由贸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非经济因素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扰动，为用市场的办法应对外部冲击从而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创造条件。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规则是维护自由贸易的关键，可以把原来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转化为以多边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避免双边关系因政治等非经济因素而变得不稳定，有利于为经济活动提供必需的稳定性预期。
另外，新型经济全球化把自由贸易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利益，通过寻找各国发展利益的结合点扩大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不仅可以为中国拓展务实合作空间，解决中国与世界联动水平不高的问题，也有利于各国携手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金融危机、生态环境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世界经济衰退等共同挑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市场稳定，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四、总结性评论
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希望。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发展从世界发展中分割出来加以谋划，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定位中国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主要是指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使中国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从而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从而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开拓新空间。这种互动关系体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潮流的内在一致性，它说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宏大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不是应对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的被动之策，更不是要与世界“脱钩”实现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发展，而是要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以高质量发展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地，中国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其目的不是要在世界上形成两个不同的平行市场，而是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从而顺应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潮流，扩展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空间。因此，虽然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各国一同努力，但中国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理应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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