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继文：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的研究上，可以说是异彩缤纷。在莫大的文化广场上，思想活跃，议论横生，不论哪个行业，不论什么身份，只要不触犯国法，都可以发言作文，抒发己见。这种自由生动的学术气氛，我持积极态度。我的这个论文题目，就纯是个人的见解。
就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性质言，它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尽相同，我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我的个人私见，一并讲出来，以助互相交流吧。
一
大家都知道，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建立的。他提议建立这个研究所的批语，大体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世界三大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而我们却没有相关的知识；二，由于没有知识，更缺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在宗教学术领域，很少看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三，“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方面意见，给出了我国宗教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国对宗教作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从这里算起。不过不久就是极“左”的全国性泛滥，冲击了各行各业，宗教研究事业也未免于难。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批语，被误读成批判宗教的指示。真正把毛泽东的批语全面落实下来，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与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发展是同时起步的。
二
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应该是整个学术界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海外也非常的稀少。这说明，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把宗教研究当作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具有开拓国人视野，必须把宗教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经常性关切和研究的意向。所以，他既反对把宗教仅仅当作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信仰领域，也反对盲目地把宗教看作可以随意粗暴批判的对象，他所强调的，首先是对宗教要有所认识，同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没有相应的知识，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得的知识就很难得到实事求是的解释。
在批语中，毛泽东把任继愈谈佛学的文章，当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宗教的一个榜样；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办事项和学术研究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任继愈为主的一批学者承担起来的。任继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那么，是任继愈的哪些佛学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如此肯定？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其中共收作者从1955年到1962年的七篇论文，内容主要是评论隋唐的宗派哲学，包括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还有总论性的《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他与汤用彤先生合写的《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等，当时毛泽东可以看到的任继愈的文章，大约就在这个范围。
通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任继愈在研究方法上确有与以往及其同代人的一些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角考察宗教现象和宗教哲学。论文认为，“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者非常简单地肯定说，‘宗教是由于傻子和骗子相遇产生的’”，而没有指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旧唯物论的根本性缺陷。
论文《后记》引马克思的话说，“宗教的苦难即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这里反复讲的“现实”，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想彻底地把人民从宗教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将幻想的幸福转变成实际的幸福，那就不能停留在思想的批判和理论的说明（教育）上，而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创造出符合人性（而不是神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我们知道，这样的条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也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关键所在。
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它的阶段性不可超越，企图绕开对社会现实的实际变革，而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孤立地解决思想信仰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如何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也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课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容越俎代庖，更不容许用宗教斗争，取代或转移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方向。恩格斯反对布朗基主义取缔宗教的纲领，毛泽东主张由群众立起来的菩萨要由群众自己的双手去丢开，都是这个意思，也都可以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中推论出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精神世界对于物质世界的主体能动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保证对实践的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思想斗争，这是根本原因。刘少奇写过《人为什么犯错误》，毛泽东写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同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用意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的一致，而不脱离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实际，不脱离最广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尽相同的人民群众。因此，不能接受“神学”及其影响，不但有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面，也有正视现实，保证正确思维，正确实践的一面。
毛泽东是赞赏鲁迅的。鲁迅有句名言“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即使对于神学，毛泽东既不赞成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也不会赞同恐吓与辱骂的言辞。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同藏族人士的谈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都有明确地表达。他所谓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用的，指的是实事求是地理论分析和历史主义的评价，具有扬弃的含义，而不是“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
任继愈的佛学论文的另一特点，就具有这种批判的成分：首先是占有足够的可靠的资料，保证立论的根据充分；而后对其有代表性部分，作重点地理论分析，给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评价；同时探讨这一思潮得以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指出其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因此，他的论文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不但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思维方法上的启示。
这些论文特别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揭示出佛教哲学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及其基本缺憾。统一的中国佛教，各派哲学却各有特色，表明人的认识的复杂性，和导致谬误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该从这些遗产中吸取必要的思维经验和教训，以助我们今天正确思维而少犯错误，我认为论文分析的要点就在于此：它们既指出佛教哲学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一面，又论述了佛教哲学具备思辨的辩证法的一面。由这些论文中，使我们当时年轻的一代学子，认识到佛教哲学记录着我们先辈在认识世界和探索正确思维的道路上，曾经经历过何等的艰辛，而佛教文献向我们提供的遗产，值得认真学习和总结的，确实不在少数。我个人是走这条路的，与我同代的人，可能也是这样情形。
如果佛教如此，其他宗教是否例外呢？我个人对其他宗教无知，不敢妄说，但应该拥有这些知识，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一致的。
三
现下我们还有许多老同志直接参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办工作，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具体而全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任继愈建所时的两项主张：一是积累资料，二是培养人才。道理很简单：我们把宗教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学科的研究，是一张白纸：没有资料，没有人才，就没有进行研究的起点。
搜集和积累资料的工作，大约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因此宗教所保存了全国各大宗教可能被毁灭的许多文献，使“文革”后能够物还原主，这应该是一大贡献；当时的资料室，可以说是全国维护和保存有关宗教研究书刊最具特色的地方，曾一度设想建设一个国内宗教研究的信息中心。还办了个《世界宗教资料》的刊物，力所能及地追踪国外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新动态，我就从中获取过许多知识。而后，宗教所承担起编纂《中华大藏经》的国家项目，续《大藏经》的编辑正在进行中；敦煌宗教文献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料的整理出版，也有不小贡献。
至于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宗教研究所做得最为成功的一项事业。当前国内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绝大多数出自世界宗教研究所系统，而且大都能各领一方，各有建树。北京大学开讲宗教课，成立宗教专业，是宗教所组织的课程，派遣的教师。
当年人才的培养，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渠道，主要是与学科建设结合并行，通过内部的学习讨论，共同提高。宗教所的机构设置，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研究室，就是一门学科；每一个研究室承担一项重点课题，就是学科建设的实施。其中作为全所学科基础建设的有三项，一史，二论，三辞书。“史”指对相应学科的历史地认识和研究；“论”指对宗教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研究；“辞书”则是对有关宗教认识和研究的索引式记录和进一步探索的工具。
宗教所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应该是1981年出版的一部辞书：《宗教词典》；这部词典后来扩大成《宗教大辞典》，1997年出版。不论就其规模和完备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胜过前者。但就其意义和影响看，《宗教词典》则是任何同类辞书难以比拟的。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同宗教界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通过这样的合作，马克思主义学者向宗教界学者学到了许多精微的知识，而宗教界学者则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有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它向世人公告，马克思主义是把宗教作为一门学科去认真学习，认真研究的，简单的排斥和粗暴的否定，不是我们的学风；第三，它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肯定，包括宗教界、学术界和需要宗教知识的其他行业。我不知道，这部辞书再版过多少次，共计印过多少册，不过从此上海辞书出版社就屡屡向我们组织各种宗教词典的积极性上，可以知道个大概。
后来知道，这部简明的《宗教词典》，在台湾出了盗版，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对方才给予了若干经济补偿；还有台湾一个佛教团体编纂的佛教《大辞典》，将我们《宗教词典》中收入不多的教义词条，几乎全部纳入其中，有的连条目和内容一字不改。这说明，连当时处于隔离状态的台湾宗教界和学术机构，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上的独特成果。
现下编辑辞书，被认为是最容易也最无学术价值的事，所以在评定职称、统计研究成果上，一般是不被列入其中的。其实，任何事都得具体分析。18世纪法国唯物论就是以“百科全书派”知名；伏尔泰的《哲学辞典》，谁敢否认它的思想价值？问题不在成果的形式，而要看它是否有所创新，有无学术水平，对社会是否起着正面的作用。
最早进入国家规划项目的是“中国佛教史”。此书原计划编写八卷，由于多种原因，只出版了三卷，至今还有许多人问起来，对没有继续出下去表示惋惜。即使这三卷，也引起相当的反响。日本是佛教研究的传统大国，很快就以《中国佛教史》“定本”的名义翻译过去。译者指出，此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用史实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是有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当时的文化思潮为背景的，而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二是指出，佛教经典是基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而被容纳的，所以对主要汉译佛经的内容作了详细地剖析，并从思想史上给以评价。对这些特点，译者归结为，是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立场的结果——但是，这历史唯物论并不是通常那种机械论的运用，译者特别如此说明。
日本的佛教学者，对任继愈的佛学研究学术水平评价很高。在早有冢本善隆，他可能是任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最认真的研究者，曾特别来华与作者探讨。稍后则有中村元、镰田茂雄等，加上《中外日报》社长本间昭之助，遂搭起了一个中日佛教学术长期交流的平台。应该说，这一模式的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是所有对外学术交流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影响也十分积极。
就我接触的范围看，日本学者看中任继愈的学术成果，除了对他的严谨的学风表示敬佩外，也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上，即：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宏观上把握佛教整体的发展线索，以及从思维方法上对佛教教理作客观的分析。
在宗教史的学科建设上，学术界认同的程度可能最大。任继愈策划和总主编的三部世界宗教史：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2006年初出版了新版；不到半年，就又第二次印刷。它们经受了学术上的考验，也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它们采用的方法，严格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它们能够达到足够的学术水平，获得社会的承认。我这里以《佛教史》为例。
《佛教史》出版不久，在香港书展中向海外展示，台湾一家出版社就买去了繁体四号字竖排的台湾出版权。它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佛教史》“以共产主义之‘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文中‘统治阶级’‘起义’‘资产阶级’等词汇，与我国（指台湾当局）现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有所扞格；然此书为研究佛教史学之重要参考书籍，且为学术著作，而非思想意识之宣传品。本社秉持‘尊重学术自由’之原则，上列词汇悉予保留，用以维持此书原有之学术价值”。特别有意思的是出版者最后的一段话：“共产主义者之‘历史唯物论’，对于观察历史有其特殊的角度，固亦读者阅读本书前应有所了解”。
就是说，我们用“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写的著作，不但得到台湾同胞在学术价值上的肯定，而且因为它的学术价值，还引发他们去了解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唯物论”的兴趣。这是有些出乎我们意外的。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和学科开拓上，也有基础性建树，《宗教学通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有台湾版。
四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说过这样的话：在学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首先要体现在相关研究论著的学术水平上。在我的人生路上，影响我的世界观的书很多，就学术著作言，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是最重要的一本。它的史学价值以及在史学界的影响，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它揭示的历史事实，使我对当时社会现状有了理性的认识，而它凸现出来的历史逻辑，则坚定了我对中国前途和道路的选择。
如众所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不是口号，不是标签，不是引经据典，更不是政治棍子。它欢迎一切科学创造，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不断的发展。当今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理所当然地要去学习和吸取其他学派的学术成果，密切关心学术动态，欢迎他人的新的学术贡献。这些，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我们反对盲目的排他主义和狭隘的宗派主义，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人云亦云，对他人亦步亦趋；更不应该唯利是图，趋势媚时。它应该把独立和创造视作自己学术的生命，因而也是最有学术良心和最有学术自尊的；学术上容不得老子第一，更容不得奴性和媚骨。
任继愈是中国宗教学学会的首倡者，也是第一任理事长，他同时也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首倡者，至今还是理事长。无神论研究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有一句影响颇大的话：社会主义不但要脱贫，而且要脱愚。宗教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必须维护；鬼神观念是愚昧，应该通过科学教育的途径从中解脱出来。宗教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对其客观存在，必须认真地看待，科学的分析；但这决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文明的历史轨迹，以及人性的全面发展，把它当成一个孤立问题。就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言，我们缺乏的不是鬼神，而是科学；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言，丢弃它的无神论，就很难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无神论被当成是极“左”的代称，好像“文革”只是针对宗教、或为消灭宗教而发动的运动，其中无神论则是罪魁祸首。关于这段历史，当事人都在，用不着多说。但因此而让无神论背着极“左”的骂名，走的时间未免太长了，而鬼神论则发达到了遍及到了文化市场的每个角落，高升到了机关学校的科学讲堂，成为一种显学，至今遗患犹在。在这种异常的文化氛围下，一些学者捍卫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过，任继愈则担负起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责任。
这次工作，同样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科学与无神论》这一刊物，就是在中央的直接扶持下创办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以无神论命名的期刊，大约这是独一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首创。即使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扭曲到何种恐怖的程度，但也找不到专门研究和宣传无神论的刊物。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比极“左”还极“左”，但只要了解或愿意了解我国近期文化实情的人，翻阅过我们的刊物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个刊物的宗旨是四句话，刊登在每期的封面上，这里不讲了。
诚然，刊物遇到过一些麻烦。有人上告我们是反宗教的，是要消灭宗教的，所以遭受过调查。有人写信诅咒我们，说仅凭我们的观点，就必定要下地狱；还有更巧妙的，说我们侮辱了神汉巫婆的人格，属于低级动物，因为只有低级动物才是不信神的。我们都容忍了，我们理解一些人对我们的愤怒，也体会到为什么“宗教宽容”中会不包括无神论者。然而，从这个刊物面世六年来，我们没有遇到过一次严肃的思想批评，也没有看到和听到过一次政策性的质疑，更没有经历法律上的纠纷。客观地说，这个刊物的影响是在不断扩大，无神论的声誉在不断上升，与我们合作的机构和学者群，在不断壮大；我们对外的学术联系，很有前途，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我们发表的论文和编写的图书，在日益得到社会的肯定。细说起来像是工作汇报，这里只表达一个意思：科学无神论在学术领域亦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大有作为的学科。
我知道我们一些同事，是不赞成在宗教研究中采取无神论观点的，理由是，我们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无神论；现下讲无神论不利于同国内外宗教界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宗教研究除非完全不涉及宗教的核心部分，即神学理论部分，或者附和神学的基本观念，或回避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让神学部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审视范围，否则不谈有神或无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前的例证很多，在国外的争论也不少，大家其实是清楚的，像媒体上常见的神创论或智能设计论及其反进化论的争论，就是最近的例证之一；而特异功能涉及的科学与哲学问题，也无不与无神论息息相关，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清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我认为就是以科学为依据，从哲学的深度探究宗教神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究一切鬼神论的谬误及其所以谬误的原因；同时深层次地讨论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思维、正确地实践。无神论并不是简单地否认神，不信神，而且应该学习和教人以正确的思维方法，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科学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衔接起来。
五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顾名思义，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既不是宗教团体，也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因此，我们的研究既不能追随宗教理念，把是否让宗教界满意作为衡量我们研究水平的尺度，也不能停止在执行某些行政管理部门的意志上。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能够拿出既与爱国宗教团体和行政管理部门在政治方向上一致，而又在学术上独具创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成果来。如果只是某个团体或部门的附属，毛泽东就不必建议成立这样的研究所；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成果，这样的研究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独立思考，创造性的研究，是任何学术的生命所在。
研究上的独立性，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学术创造，是研究独立的果实。但在当前，谈研究上的独立性实在不容易。研究上的独立，需要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学术独立。
我这里只讲经济独立。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清高到不谈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不是唯物论；安家立命，才能做学问，这是常规。只有卫国、革命和特殊情况是例外。在今天，如果还要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不得不为像样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而疲于奔命；一个国家级的学术研究单位，有许多学术会议、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甚至图书资料，都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不得不多方设法去自己募集，并不合理。一个叫“创收”的政策，一个叫“推向市场”的舆论，在特定意义上，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扼杀。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这话可能接近小人了。不过我没有忘却它的积极一面。“人穷志短”，不是铁律，倒是“人穷志不穷”，更受尊重。记得任继愈写过一篇短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是这样写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接受，就是因为它能够救中国。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底线，正是这条底线，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其他一切爱国人士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我们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始终遵循这一原则。
最近看到一位自称是中国人的先生向美国总统献策，其中有言：“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美国总统帮助中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位先生说：因为这“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事先不知道说话人的国籍，很可能把他误解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如果他仍然是中国国籍，按照中国人历来的道德标准，那他只能自归于汪精卫一流，尽管我不了解“上帝的公义”是否如此，更不知道上帝是否已经把颠覆他国的“历史使命”赋予了美国总统——不过，顺便指出，这样的“历史使命”似乎并没有完成得像这位中国人那么兴高采烈。最近俄国总统就发话了：“我国并不想参加任何十字军的圣战”；“我们当然不想拥有像在伊拉克那样的民主”。这也算是判断世界政治局势，判断文化多样性局势的一条信息吧。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老一代学者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可开发的课题非常之多，有些还非常急迫；就整个国家言，盛世事多，但前途似锦。我们期望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家的科研条件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具备自由开拓和自由创新的物质基础，同时决不放弃独立思考、言论自主的原则，以及作为国人的尊严。不过这涉及到学风和人格问题，已经离题远了。
作者附记：此文原是为纪念 任继愈先生90寿辰所作，标题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指的就是任先生的研究，此文曾借国际儒联2006年8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作过一次发言，之后，刊登在《国际儒学研究》第15辑上。至2007年，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领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也收了进去，但作了我认为很重要的删节，现在再次在本刊上刊登，并将被删节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供读者辨识参考。
网编：客卿
就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性质言，它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尽相同，我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我的个人私见，一并讲出来，以助互相交流吧。
一
大家都知道，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建立的。他提议建立这个研究所的批语，大体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世界三大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而我们却没有相关的知识；二，由于没有知识，更缺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在宗教学术领域，很少看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三，“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方面意见，给出了我国宗教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国对宗教作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从这里算起。不过不久就是极“左”的全国性泛滥，冲击了各行各业，宗教研究事业也未免于难。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批语，被误读成批判宗教的指示。真正把毛泽东的批语全面落实下来，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与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发展是同时起步的。
二
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应该是整个学术界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海外也非常的稀少。这说明，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把宗教研究当作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具有开拓国人视野，必须把宗教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经常性关切和研究的意向。所以，他既反对把宗教仅仅当作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信仰领域，也反对盲目地把宗教看作可以随意粗暴批判的对象，他所强调的，首先是对宗教要有所认识，同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没有相应的知识，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得的知识就很难得到实事求是的解释。
在批语中，毛泽东把任继愈谈佛学的文章，当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宗教的一个榜样；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办事项和学术研究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任继愈为主的一批学者承担起来的。任继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那么，是任继愈的哪些佛学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如此肯定？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其中共收作者从1955年到1962年的七篇论文，内容主要是评论隋唐的宗派哲学，包括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还有总论性的《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他与汤用彤先生合写的《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等，当时毛泽东可以看到的任继愈的文章，大约就在这个范围。
通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任继愈在研究方法上确有与以往及其同代人的一些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角考察宗教现象和宗教哲学。论文认为，“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者非常简单地肯定说，‘宗教是由于傻子和骗子相遇产生的’”，而没有指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旧唯物论的根本性缺陷。
论文《后记》引马克思的话说，“宗教的苦难即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这里反复讲的“现实”，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想彻底地把人民从宗教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将幻想的幸福转变成实际的幸福，那就不能停留在思想的批判和理论的说明（教育）上，而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创造出符合人性（而不是神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我们知道，这样的条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也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关键所在。
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它的阶段性不可超越，企图绕开对社会现实的实际变革，而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孤立地解决思想信仰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如何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也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课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容越俎代庖，更不容许用宗教斗争，取代或转移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方向。恩格斯反对布朗基主义取缔宗教的纲领，毛泽东主张由群众立起来的菩萨要由群众自己的双手去丢开，都是这个意思，也都可以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中推论出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精神世界对于物质世界的主体能动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保证对实践的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思想斗争，这是根本原因。刘少奇写过《人为什么犯错误》，毛泽东写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同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用意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的一致，而不脱离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实际，不脱离最广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尽相同的人民群众。因此，不能接受“神学”及其影响，不但有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面，也有正视现实，保证正确思维，正确实践的一面。
毛泽东是赞赏鲁迅的。鲁迅有句名言“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即使对于神学，毛泽东既不赞成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也不会赞同恐吓与辱骂的言辞。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同藏族人士的谈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都有明确地表达。他所谓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用的，指的是实事求是地理论分析和历史主义的评价，具有扬弃的含义，而不是“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
任继愈的佛学论文的另一特点，就具有这种批判的成分：首先是占有足够的可靠的资料，保证立论的根据充分；而后对其有代表性部分，作重点地理论分析，给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评价；同时探讨这一思潮得以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指出其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因此，他的论文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不但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思维方法上的启示。
这些论文特别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揭示出佛教哲学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及其基本缺憾。统一的中国佛教，各派哲学却各有特色，表明人的认识的复杂性，和导致谬误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该从这些遗产中吸取必要的思维经验和教训，以助我们今天正确思维而少犯错误，我认为论文分析的要点就在于此：它们既指出佛教哲学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一面，又论述了佛教哲学具备思辨的辩证法的一面。由这些论文中，使我们当时年轻的一代学子，认识到佛教哲学记录着我们先辈在认识世界和探索正确思维的道路上，曾经经历过何等的艰辛，而佛教文献向我们提供的遗产，值得认真学习和总结的，确实不在少数。我个人是走这条路的，与我同代的人，可能也是这样情形。
如果佛教如此，其他宗教是否例外呢？我个人对其他宗教无知，不敢妄说，但应该拥有这些知识，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一致的。
三
现下我们还有许多老同志直接参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办工作，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具体而全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任继愈建所时的两项主张：一是积累资料，二是培养人才。道理很简单：我们把宗教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学科的研究，是一张白纸：没有资料，没有人才，就没有进行研究的起点。
搜集和积累资料的工作，大约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因此宗教所保存了全国各大宗教可能被毁灭的许多文献，使“文革”后能够物还原主，这应该是一大贡献；当时的资料室，可以说是全国维护和保存有关宗教研究书刊最具特色的地方，曾一度设想建设一个国内宗教研究的信息中心。还办了个《世界宗教资料》的刊物，力所能及地追踪国外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新动态，我就从中获取过许多知识。而后，宗教所承担起编纂《中华大藏经》的国家项目，续《大藏经》的编辑正在进行中；敦煌宗教文献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料的整理出版，也有不小贡献。
至于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宗教研究所做得最为成功的一项事业。当前国内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绝大多数出自世界宗教研究所系统，而且大都能各领一方，各有建树。北京大学开讲宗教课，成立宗教专业，是宗教所组织的课程，派遣的教师。
当年人才的培养，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渠道，主要是与学科建设结合并行，通过内部的学习讨论，共同提高。宗教所的机构设置，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研究室，就是一门学科；每一个研究室承担一项重点课题，就是学科建设的实施。其中作为全所学科基础建设的有三项，一史，二论，三辞书。“史”指对相应学科的历史地认识和研究；“论”指对宗教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研究；“辞书”则是对有关宗教认识和研究的索引式记录和进一步探索的工具。
宗教所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应该是1981年出版的一部辞书：《宗教词典》；这部词典后来扩大成《宗教大辞典》，1997年出版。不论就其规模和完备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胜过前者。但就其意义和影响看，《宗教词典》则是任何同类辞书难以比拟的。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同宗教界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通过这样的合作，马克思主义学者向宗教界学者学到了许多精微的知识，而宗教界学者则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有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它向世人公告，马克思主义是把宗教作为一门学科去认真学习，认真研究的，简单的排斥和粗暴的否定，不是我们的学风；第三，它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肯定，包括宗教界、学术界和需要宗教知识的其他行业。我不知道，这部辞书再版过多少次，共计印过多少册，不过从此上海辞书出版社就屡屡向我们组织各种宗教词典的积极性上，可以知道个大概。
后来知道，这部简明的《宗教词典》，在台湾出了盗版，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对方才给予了若干经济补偿；还有台湾一个佛教团体编纂的佛教《大辞典》，将我们《宗教词典》中收入不多的教义词条，几乎全部纳入其中，有的连条目和内容一字不改。这说明，连当时处于隔离状态的台湾宗教界和学术机构，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上的独特成果。
现下编辑辞书，被认为是最容易也最无学术价值的事，所以在评定职称、统计研究成果上，一般是不被列入其中的。其实，任何事都得具体分析。18世纪法国唯物论就是以“百科全书派”知名；伏尔泰的《哲学辞典》，谁敢否认它的思想价值？问题不在成果的形式，而要看它是否有所创新，有无学术水平，对社会是否起着正面的作用。
最早进入国家规划项目的是“中国佛教史”。此书原计划编写八卷，由于多种原因，只出版了三卷，至今还有许多人问起来，对没有继续出下去表示惋惜。即使这三卷，也引起相当的反响。日本是佛教研究的传统大国，很快就以《中国佛教史》“定本”的名义翻译过去。译者指出，此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用史实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是有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当时的文化思潮为背景的，而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二是指出，佛教经典是基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而被容纳的，所以对主要汉译佛经的内容作了详细地剖析，并从思想史上给以评价。对这些特点，译者归结为，是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立场的结果——但是，这历史唯物论并不是通常那种机械论的运用，译者特别如此说明。
日本的佛教学者，对任继愈的佛学研究学术水平评价很高。在早有冢本善隆，他可能是任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最认真的研究者，曾特别来华与作者探讨。稍后则有中村元、镰田茂雄等，加上《中外日报》社长本间昭之助，遂搭起了一个中日佛教学术长期交流的平台。应该说，这一模式的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是所有对外学术交流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影响也十分积极。
就我接触的范围看，日本学者看中任继愈的学术成果，除了对他的严谨的学风表示敬佩外，也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上，即：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宏观上把握佛教整体的发展线索，以及从思维方法上对佛教教理作客观的分析。
在宗教史的学科建设上，学术界认同的程度可能最大。任继愈策划和总主编的三部世界宗教史：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2006年初出版了新版；不到半年，就又第二次印刷。它们经受了学术上的考验，也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它们采用的方法，严格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它们能够达到足够的学术水平，获得社会的承认。我这里以《佛教史》为例。
《佛教史》出版不久，在香港书展中向海外展示，台湾一家出版社就买去了繁体四号字竖排的台湾出版权。它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佛教史》“以共产主义之‘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文中‘统治阶级’‘起义’‘资产阶级’等词汇，与我国（指台湾当局）现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有所扞格；然此书为研究佛教史学之重要参考书籍，且为学术著作，而非思想意识之宣传品。本社秉持‘尊重学术自由’之原则，上列词汇悉予保留，用以维持此书原有之学术价值”。特别有意思的是出版者最后的一段话：“共产主义者之‘历史唯物论’，对于观察历史有其特殊的角度，固亦读者阅读本书前应有所了解”。
就是说，我们用“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写的著作，不但得到台湾同胞在学术价值上的肯定，而且因为它的学术价值，还引发他们去了解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唯物论”的兴趣。这是有些出乎我们意外的。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和学科开拓上，也有基础性建树，《宗教学通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有台湾版。
四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说过这样的话：在学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首先要体现在相关研究论著的学术水平上。在我的人生路上，影响我的世界观的书很多，就学术著作言，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是最重要的一本。它的史学价值以及在史学界的影响，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它揭示的历史事实，使我对当时社会现状有了理性的认识，而它凸现出来的历史逻辑，则坚定了我对中国前途和道路的选择。
如众所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不是口号，不是标签，不是引经据典，更不是政治棍子。它欢迎一切科学创造，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不断的发展。当今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理所当然地要去学习和吸取其他学派的学术成果，密切关心学术动态，欢迎他人的新的学术贡献。这些，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我们反对盲目的排他主义和狭隘的宗派主义，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人云亦云，对他人亦步亦趋；更不应该唯利是图，趋势媚时。它应该把独立和创造视作自己学术的生命，因而也是最有学术良心和最有学术自尊的；学术上容不得老子第一，更容不得奴性和媚骨。
任继愈是中国宗教学学会的首倡者，也是第一任理事长，他同时也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首倡者，至今还是理事长。无神论研究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有一句影响颇大的话：社会主义不但要脱贫，而且要脱愚。宗教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必须维护；鬼神观念是愚昧，应该通过科学教育的途径从中解脱出来。宗教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对其客观存在，必须认真地看待，科学的分析；但这决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文明的历史轨迹，以及人性的全面发展，把它当成一个孤立问题。就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言，我们缺乏的不是鬼神，而是科学；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言，丢弃它的无神论，就很难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无神论被当成是极“左”的代称，好像“文革”只是针对宗教、或为消灭宗教而发动的运动，其中无神论则是罪魁祸首。关于这段历史，当事人都在，用不着多说。但因此而让无神论背着极“左”的骂名，走的时间未免太长了，而鬼神论则发达到了遍及到了文化市场的每个角落，高升到了机关学校的科学讲堂，成为一种显学，至今遗患犹在。在这种异常的文化氛围下，一些学者捍卫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过，任继愈则担负起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责任。
这次工作，同样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科学与无神论》这一刊物，就是在中央的直接扶持下创办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以无神论命名的期刊，大约这是独一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首创。即使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扭曲到何种恐怖的程度，但也找不到专门研究和宣传无神论的刊物。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比极“左”还极“左”，但只要了解或愿意了解我国近期文化实情的人，翻阅过我们的刊物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个刊物的宗旨是四句话，刊登在每期的封面上，这里不讲了。
诚然，刊物遇到过一些麻烦。有人上告我们是反宗教的，是要消灭宗教的，所以遭受过调查。有人写信诅咒我们，说仅凭我们的观点，就必定要下地狱；还有更巧妙的，说我们侮辱了神汉巫婆的人格，属于低级动物，因为只有低级动物才是不信神的。我们都容忍了，我们理解一些人对我们的愤怒，也体会到为什么“宗教宽容”中会不包括无神论者。然而，从这个刊物面世六年来，我们没有遇到过一次严肃的思想批评，也没有看到和听到过一次政策性的质疑，更没有经历法律上的纠纷。客观地说，这个刊物的影响是在不断扩大，无神论的声誉在不断上升，与我们合作的机构和学者群，在不断壮大；我们对外的学术联系，很有前途，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我们发表的论文和编写的图书，在日益得到社会的肯定。细说起来像是工作汇报，这里只表达一个意思：科学无神论在学术领域亦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大有作为的学科。
我知道我们一些同事，是不赞成在宗教研究中采取无神论观点的，理由是，我们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无神论；现下讲无神论不利于同国内外宗教界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宗教研究除非完全不涉及宗教的核心部分，即神学理论部分，或者附和神学的基本观念，或回避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让神学部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审视范围，否则不谈有神或无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前的例证很多，在国外的争论也不少，大家其实是清楚的，像媒体上常见的神创论或智能设计论及其反进化论的争论，就是最近的例证之一；而特异功能涉及的科学与哲学问题，也无不与无神论息息相关，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清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我认为就是以科学为依据，从哲学的深度探究宗教神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究一切鬼神论的谬误及其所以谬误的原因；同时深层次地讨论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思维、正确地实践。无神论并不是简单地否认神，不信神，而且应该学习和教人以正确的思维方法，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科学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衔接起来。
五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顾名思义，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既不是宗教团体，也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因此，我们的研究既不能追随宗教理念，把是否让宗教界满意作为衡量我们研究水平的尺度，也不能停止在执行某些行政管理部门的意志上。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能够拿出既与爱国宗教团体和行政管理部门在政治方向上一致，而又在学术上独具创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成果来。如果只是某个团体或部门的附属，毛泽东就不必建议成立这样的研究所；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成果，这样的研究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独立思考，创造性的研究，是任何学术的生命所在。
研究上的独立性，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学术创造，是研究独立的果实。但在当前，谈研究上的独立性实在不容易。研究上的独立，需要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学术独立。
我这里只讲经济独立。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清高到不谈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不是唯物论；安家立命，才能做学问，这是常规。只有卫国、革命和特殊情况是例外。在今天，如果还要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不得不为像样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而疲于奔命；一个国家级的学术研究单位，有许多学术会议、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甚至图书资料，都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不得不多方设法去自己募集，并不合理。一个叫“创收”的政策，一个叫“推向市场”的舆论，在特定意义上，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扼杀。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这话可能接近小人了。不过我没有忘却它的积极一面。“人穷志短”，不是铁律，倒是“人穷志不穷”，更受尊重。记得任继愈写过一篇短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是这样写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接受，就是因为它能够救中国。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底线，正是这条底线，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其他一切爱国人士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我们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始终遵循这一原则。
最近看到一位自称是中国人的先生向美国总统献策，其中有言：“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美国总统帮助中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位先生说：因为这“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事先不知道说话人的国籍，很可能把他误解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如果他仍然是中国国籍，按照中国人历来的道德标准，那他只能自归于汪精卫一流，尽管我不了解“上帝的公义”是否如此，更不知道上帝是否已经把颠覆他国的“历史使命”赋予了美国总统——不过，顺便指出，这样的“历史使命”似乎并没有完成得像这位中国人那么兴高采烈。最近俄国总统就发话了：“我国并不想参加任何十字军的圣战”；“我们当然不想拥有像在伊拉克那样的民主”。这也算是判断世界政治局势，判断文化多样性局势的一条信息吧。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老一代学者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可开发的课题非常之多，有些还非常急迫；就整个国家言，盛世事多，但前途似锦。我们期望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家的科研条件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具备自由开拓和自由创新的物质基础，同时决不放弃独立思考、言论自主的原则，以及作为国人的尊严。不过这涉及到学风和人格问题，已经离题远了。
作者附记：此文原是为纪念 任继愈先生90寿辰所作，标题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指的就是任先生的研究，此文曾借国际儒联2006年8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作过一次发言，之后，刊登在《国际儒学研究》第15辑上。至2007年，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领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也收了进去，但作了我认为很重要的删节，现在再次在本刊上刊登，并将被删节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供读者辨识参考。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9-24 23: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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