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教：“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背”

　　2011年第2期《科学与无神论》的“学术动态”，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宗教在高校渗透应对策略研讨会”的情况。读后有感，在此奉上，不知妥否?

　　“学术动态”说：“目前在大学领域，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影响广泛，表现之一是推动非教会神学传播。一般认为是一种学术观点，不很在意。还有一种新的‘宗教市场论’，要将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对宗教开放，反对接受国家依法管理，这都属于文化传教的范围，它的影响比在农村传教的危害要大得多。”①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大学，它的基本任务是传授各门科学知识。在有条件的大学里，讲授一般宗教知识，让大学生了解什么是宗教，很有必要。但这毕竟与教会办的学校（神学院校、佛学院校、经学院校等）仍有区别。因为一般高校的任务不是培养宗教从业人员，或者说，不是培养传教士。它与教会学校的任务是各有所司，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把宗教视为主观信仰对象抑或是视为客观了解、研究对象，有着本质区别。对大学来说，它的任务决不是“推动非教会神学传播”，或是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传播神学是神学院的任务。严格说来，普及宗教知识与传播神学、培养“职业传教士”是两码事。

　　就个人的理解，神学是为论证所信奉的神灵（上帝……）存在、创世的一门学科。一句话，它是相对于无神论而言的有神论。无论教会神学还是非教会神学，它的对象都是有神论，而其反对的正是无神论。只是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的身份、职业、地位……，可能有所不同而已。其中，有的可能是专职的传教士，有的可能是兼职的传教士，有的可能并无神职而热衷于从事义务传教的俗人，有的可能具有这样那样背景或身份的、“学术动态”中所说的“文化基督徒”。他们宣传、传播、阐释……的形式、对象、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其主张、说教、论述……的目的则同一无二。在当今社会中，特别是后一类人的身份、职业、地位……与前两者有别，前三者有着明确的宗教信仰，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可能会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最近在一些公共场所，有教徒在散发小册子，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其宣传品就说明了这一点。后者可能是教徒，也可能无信仰，但在传播有神论方面，他们却更能吸引人、迷惑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高等学府，可以起到传教士难以起到的作用。表面上，他们往往创造出一种新的说法、理论、概念……，似乎是“属于文化传教的范围”；本质上，仍然是为上帝的存在、创世论证、说教，实际上与传教士的宣教布道无异，是在为有神论的信仰服务、辩护、张目。

　　那种把宗教视为商品，主张开放宗教市场的论调，无疑是为宗教在国内的无序发展制造舆论。正如允许商贩可以走街串巷，在大街小巷随地设摊，或是主张他们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一样，反映的是为宗教卖不出去而急于推销、甚而为之发愁的心态。应该说，宗教作为一种商品，由传教士四处推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确实如此。那时，洋教士雇几个人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吸引来往过路行人。他们在街边放把椅子，看热闹的人会越聚越多。这时，洋教士登场，他手里拿着话筒，站在椅子上，开始传教。配合洋教士传教，那些受雇者就人前人后散发大小不一的彩色图片。有的图片印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有的是玛利亚抱着婴儿（显然是耶稣），有的是在马厩前站着几个毕恭毕敬而又穿着华丽者，有的是在羊群边有个手持长杖穿着长袍的牧羊人……。图片上的说明，讲的是《圣经》里的故事。出于好奇的少年稚子，往往会索取、收集这类图片。洋教士宣讲过程中，聚集的民众来来往往，等洋教士讲完，听讲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可是，在解放后再想开放宗教市场，让洋教士像解放前那样，推销他们的商品，事实上已无可能。

　　今天，对那些有着虔诚信仰的人们来说，信仰宗教，到寺院教堂去，为的是求得心灵上的满足，精神上的需要。他们向寺院教堂有所奉献（甚至包括一些施舍），认为是一种善行，在履行功德，并没有其他什么更多的想法或说词。如果用什么“高深”的“市场论”，把宗教归咎于商品，到寺院教堂去如同到早市去买豆腐、白菜或是到商场去买衣帽、鞋袜一样，这些宗教信仰者显然会认为是在贬损、糟蹋他们的信仰。

　　从历史上来看，从古至今，宗教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离开经济，一天也活不下去。在古代，神庙被视为“神圣的银行”，是财富之神居住的场所。对那些善男信女来说，到神庙去，可以保佑他们、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为心灵上获得满足而乐意向神庙奉献，这就为神庙带来经济上的好处。那些侍奉神庙的祭司，则从中获利受益。如果把宗教作为一种商品，这一古代的神庙和祭司也就成为卖方，不言而喻的是，那些善男信女就是买方。这样解释宗教行为，说宗教是一种商品，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用什么“宗教市场论”来说明极其简单的道理，无外乎是让那些有知识、有文化而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宗教社会学的名义下，堕入其“市场论”的陷阱，在精神上受其影响，成为它的逻辑的俘虏。

　　至于“反对接受国家依法管理”宗教的人，这可能不是宗教界一般的信教民众的思想。它反映的是境外教会的期望和观点，或者说，是境外教会中那部分仍然持有早年侵华的传教士的观点。当前，它无外乎是通过境内的传声筒或代理人而在传递、推销其商品而已。

　　“学术动态”说：“当代中国某高校，竟然聘请海外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些博士生后来成为虔诚信徒和职业传教士。”②“有大学出版社接受传教士的推荐，翻译出版反达尔文进化论和提倡‘神创论’的书，实际是传播福音派的教义。”③

　　众人皆知，近代基督教是在19世纪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重温历史，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887年，来华传教士韦廉臣与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上海创办“同文学会”。赫德任董事长，韦廉臣任总干事。“同文学会”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它出版的图书，为的是介绍“西学”和传播基督教，以“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为宗旨。时任总干事的韦廉臣在一封信中说：“设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④。韦廉臣去世后，李提摩太继任“同文学会”总干事。1892年（一说1894年）“同文学会”更名为“广学会”。1899年，李提摩太在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更为露骨地说：“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控制中国舆论；如何对中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学府取得更多的管理权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背。”⑤

　　韦廉臣和李提摩太的书信，是在19世纪末写的。当时，中国正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民间的反抗外来入侵的活动从未中止。除了用枪炮屠杀中国人民外，用什么来解除中国人的武装，用什么来抓住中国人的脑袋和脊背，侵略者并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唯一的手段就是利用传教士来推销他们的信仰。可以说，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只能任人宰割，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难有作为。加之，西方基督教会的宣教布道，有着治外法权的庇护，基督教是在一路绿灯下传播的。

　　国民党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这时，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已经获得了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肩负着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历史使命。

　　在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1月，曾任驻华大使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现在有思想的中国人都受到新主义的影响……因此基督教的圣经如果能广泛推销，必能有不可预测的价值。”⑥ 同年3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穆德拟为美国圣经会征求50万会员，企图利用《圣经》来对抗当时在国内已经流传的革命思想。他说：“圣经不但继续在引人归主上起着重大作用，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种政治价值，那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堡垒来对抗一种行将席卷全球而基于无神的人生观。”⑦ 司徒雷登所说的“新主义”，无疑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穆德所说的“无神的人生观”，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流传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思想。

　　显然，这是外国传教士以敌视、畏惧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妄想以“广泛推销”其“基督教的圣经”，来抵制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流传。他们重视、强调《圣经》的“不可预测的价值”、“政治价值”，并企求以此对抗马列主义、对抗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其矛头就是对着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解放事业。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在宗教领域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西方基督教各差会，并不甘心退出在大陆的宣教阵地。它既不愿看到中国基督教界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西方各差会的控制；更不愿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千方百计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向大陆渗透以延续它们的影响。

　　就个人来说，我并不否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是人类文明宝贵的遗产；同样的，我也不认为解放前来华的传教士都像韦廉臣、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穆德那样，个个都敌视中国人民。可是，像韦廉臣、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穆德一类的基督教人士，不是单纯的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信仰，不是简单的把《圣经》看作是宗教经典，更为重要的是，在韦廉臣那里，是要“解除中国人的武装”、“控制中国舆论”；在李提摩太那里，则是要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背”、使中国人民“俯伏在”他们的“脚下”；在司徒雷登那里，还以其外交辞令含糊的说《圣经》有其“不可预测的价值”，把对抗“新主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推销”《圣经》上；而穆德干脆肯定其“政治价值”，把它作为对抗“新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堡垒”。这无疑是把基督教、把《圣经》政治化了。这就撕去宗教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伪善的、卑鄙的政治目的。

　　西方教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梦想，未能实现的事，居然由有关的高校聘请海外神学家讲授《圣经》予以落实，把大学神圣的讲坛拱手让给神学家；让大学出版社接受传教士的推荐，出版“神创论”一类图书，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宗教向高校的渗透，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有幸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对宗教在校园传播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立场。”⑧ 如果所有高校的领导都能有北京师范大学领导这样的立场、认识和态度，宗教渗透问题可能不会发生像“学术动态”所介绍的那样，让神学家在高校讲课、让大学出版社出版反进化论的宗教书。如果这些神学家是在神学院讲课，那是宗教界的事；如果是神学院出版这类书籍，外人无权干涉。遗憾的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宗教向高校渗透，特别是基督教向高校渗透，不是什么新问题。事实上，西方基督教界早就认识到重视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各个国外传教差会相信，宗教一定要利用教育，这是因为宗教需要教育和教育所发挥的能力”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大学，它们曾是美国思想和受美国训练的人员的仓库，是领导中国到我们道路上来的主要希望。”⑩ 可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迅速推进，彻底打破了在华传教士的痴心妄想，他们随着全国的解放而灰溜溜地离开了大陆。

　　解放前西方基督教界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宣教，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异己的思想、主张、学说和信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基督教界意识到这是向大陆渗透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西方教会为使渗透轻而易举地变成现实，它不断变化花招，向高校渗透从未中止。这是它向大陆渗透的重点所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不同途径到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专家，利用高校讲坛，宣教布道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30年后，渗透仍在进行，它不择手段地向大学渗透，有其咄咄逼人日趋严重之势。因为西方基督教界历来把高校视为“领导中国到我们道路上来的主要希望”，这是解放前传教士梦寐以求的事；今天，它向大陆渗透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有的高校是否以手中之权，在为传教士向大学渗透自觉不自觉地开启绿灯放行，在思想阵地放弃了“四个坚持”，这是人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这类高校应否“亡羊补牢”，他人无法为之说项。

　　至于来华讲授《圣经》的神学家，是否在贯彻韦廉臣的“解除中国人的武装”、“控制中国舆论”的意图，贯彻李提摩太的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背”、“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的意图，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究竟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武装”被“解除”，“脑袋和脊背”受其影响、支配而“俯伏”在它的“脚下”，也只有上帝知道了。当前，这类高校与神学家联姻，它的作为，是在不折不扣地适应了西方基督教界的需要。另外，还有“文化基督徒掌控”的教学、研究助阵，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福音，而是值得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基督教向高校渗透问题，应有专题研究，本文拟不过多深究。因为就渗透而言，它有多种形式和手段。应该认为，神学家不过是掌握稍多知识的高级传教士；而一般的传教士不过是在掌握知识方面稍逊的神学家。两者在宣教布道、信仰上帝创世造物方面，并无差别。至于由高校当局出面聘请神学家，即传教士讲课，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单纯的渗透。如果从当前炒热的“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看，应该归于“招商”（招境外的神学家）、“引资”（引基督教之《圣经》，从而可以大量出售宗教书籍）一类。由于来到高校的神学家，是以“教授”身份、有着讲学的任务，不是偷偷摸摸“渗透”进来的，而是冠冕堂皇、大摇大摆、受聘而来的，这可以视为宗教渗透形式的新发展、新演变。通过这类途径“渗透”进来的“教授”究竟有多少，这是各地掌管教育部门的事。就个人来说，没有条件从事相关的社会调查，也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总之，西方基督教界对我国的渗透，不是什么新问题。它们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有关对外渗透从战略到策略方面的研究。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注释：

　　①《科学与无神论》，第64页，2011•2，总第七十期。

　　②《科学与无神论》，第64页，2011•2，总第七十期。

　　③《科学与无神论》，第64页，2011•2，总第七十期。

　　④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⑤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

　　⑥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⑦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⑧《科学与无神论》．第64页，2011•2，总第七十期。

　　⑨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5页。

　　⑩ 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5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