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话语，首先呈现为一种以文化及媒介为载体的言语表达或语言实践，它体现出话语主体的认知、态度与观点，并且在陈述、谈论特定的对象物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知识与价值体系，继而建构出一种特定的权力机制。因此，一种话语或话语体系不仅是对特定事实进行描述、解释、定义或评价的语词或语言符号，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产生与形成是有条件的，它为特定的权力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利益格局服务，其本身便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逻辑性。
如果说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那么话语就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根源时曾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决定话语的性质，话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首次提出“话语权”的概念。他认为，“话语的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话语遵循着、生产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而且，话语不仅能解释斗争或统治体系，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此后，包括齐格弗里德·耶格尔（Siegfried Jaeger）、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内的大批学者对话语权理论进行了研究论证，话语和权力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生产的关系得到更多的确证。
对话语权的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话语霸权是强权政治与霸权思维主导下的一种国际关系反映。在国际上，合理的话语权诉求应当被尊重。但是，当一国对掌握话语权的追求走向极端化、异化为话语霸权时，这种话语便具有了垄断属性，即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的，“霸权不光是指某种军事上的‘炮舰政策’，而且指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制定及解释上的垄断”。垄断性和排他性是霸权话语的典型特征。在这种意义上，话语不仅是维持统治权力或霸权的工具，也是该权力的外在体现。任何话语，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也是对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利益诉求的论证。
2021年3月的“新疆棉花事件”背后是美国通过子虚乌有的“媒体造势”，一方面污蔑中国并打击中国相关企业，特别是在国家形象方面增强对中国实施打压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在涉疆问题上的“共识”，助力美欧“价值同盟”的修复与强化。这场由美国操纵的闹剧，再次暴露出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行径——先是主流媒体虚假宣传、进行舆论渲染，接着西方各种反华智库、相关行业组织和各类“人士”密集表态、发声，随后政府或议会正式出面跟进，再由舆论进一步放大，最终构成一种被制造的、“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的、极为强势的西方主流话语与舆论氛围。这些虚构而荒谬的造假说辞，最终堂而皇之地制造出主流话语屏障，使虚假成为“事实”、使无稽之谈成为主流叙事，这便是美西方“话语陷阱”存在的意义——通过既有的以及正在塑造的世界各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倒错与刻板印象，蓄意制造话语屏障以掩盖真相；通过丑化、污名化中国共产党来制造“共识”，从而凸显美西方意识形态主导及话语控制，并借此加大对中国的污蔑与损害。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超越美西方制造的“话语陷阱”,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客观、理性、正面的“中共观”，在文明互鉴与交流中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更好地传递给世界各国人民，是极具现实与长远意义的研究课题。
二、百年来美西方为中国共产党制造的“话语陷阱”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美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制造“话语陷阱”以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遏制中国的发展。
（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产主义红色威胁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而且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道路。然而，这一胜利却由于资产阶级媒体的渲染与污蔑激起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在劳工不断罢工和媒体的着力渲染下，人们对“共产主义红色威胁”的恐惧剧增，并在1919年前后达到高潮。到了美苏冷战期间，任何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都被等同于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美国众议院成立针对各种共产主义活动的调查组织，在各行各业建立揭露“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黑名单，有嫌疑者即被限制从业，以恐吓威胁为主要方式的麦卡锡主义恐怖统治盛行。
在美西方制造“共产主义红色威胁”的恐慌气氛与话语背景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新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与追求，使中国共产党更易于作为异质化的存在而被“妖魔化”，同时，党成立初期的窘迫处境，为中国共产党招致了大量来自敌对势力的轻视言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媒体曾预测，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在美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庞大的人口、羸弱的经济、“失败”的国家治理、军阀混战等预示着中国有走向崩溃的可能，而一旦中国失去控制，这种崩溃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世界层面的危机问题。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美西方对中国的预判是以唱衰中国的“崩溃论”为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美苏冷战格局，加之1949年苏联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等国际事件，逐渐使美西方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可能带来的所谓“威胁”，尤其在美国，对“共产主义红色威胁”的恐慌升级为个体层面的情绪体验，从反苏反共蔓延到反中反共，反共产主义成为麦卡锡时代的共识，成为其在此后不同时期对中国实施各种遏制举措的底色。
（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历史终结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能与美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顷刻坍塌，自1945年以来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建构的、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形式的“积极形象”被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意义”备受质疑。由于对立面的倒台，美西方世界突然陷入一种“胜利”的狂喜之中。而这之中，最高调唱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资本主义颂唱“赞歌”的，就是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而此时的中国，不仅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得到极大彰显。于是美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并刻意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在世界层面激起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
（三）全面的“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治理进程有序推进，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与成就令世界瞩目。经济发展的成功必然扩大政治上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腾飞式发展对美西方国家造成了权力“失衡”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政治与意识形态取向使美西方将中国视为威胁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影响全球格局的潜在力量。因此，一方面出于维持世界政治霸权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中西方之间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极乐见中国拔掉共产主义这一与美西方意识形态相异质的‘刺’。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导致中西方之间的疏离，使美西方国家极其缺乏安全感，它们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关乎其存亡的挑战者。
基于此，在美国的大众媒体、学术辩论和政府决策领域，藉由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文明的差异，美西方为中国制造的“话语陷阱”也迅速由“中国崩溃论”向全面的“中国威胁论”转变，“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遏制中国论”“中国环境危机论”等各种“话语陷阱”全面泛滥。
（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各种“陷阱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美西方视阈中，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威胁，使资本主义世界倍感压力，各种“陷阱论”充斥于中西博弈之中，尤其关于中美之间“注定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论甚嚣尘上。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主要是指当崛起国与既有的守成国存在竞争关系时，其冲突的结果多以战争告终。这种情形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在《注定一战》中，从纯美国式的视角剖析中国的发展，对中美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研究，他认同李光耀关于“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的判断，并提议从结构性现实出发考量中美关系的未来。艾利森不乏对“中国威胁论”的过度渲染，从“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出“崛起国综合症”，夸大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将为美国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全感，而这些情绪成为导致美国形成对国际关系战略误判的重要因素，“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美西方“话语陷阱”的新锚点。
美西方国家依托其霸权实力而建构的霸权话语会加剧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将争取话语权扭曲为争夺话语霸权，这是对话语权的错误应用，也常见于由霸权思维主导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路径依赖”错误。
三、中国共产党对美西方“话语陷阱”的应对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实施，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来的奋斗进程中从未停止对美西方各种“话语陷阱”围猎的反击。
（一）1.0阶段：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三个世界”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对时局的分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其实质是联苏抗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拒不承认新中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各种手段打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
为了同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抗衡，为国内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1955年4月，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功推进亚非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世界各国抛却历史恩怨，冲破亲疏之别，平等互利，求同存异。这不是粉饰门面的外交辞令，而是务实全面的国际关系行动准则；不是敷衍应付的权宜之计，而是高瞻远瞩的长期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国际变局，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精彩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冲破美西方封锁，向世界展示中国胸怀与担当、争取国际话语权、建构国际话语体系的成功实践。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外交战略，积极促成中美、中欧、中日关系“解冻”。1974年，基于对世界结构更深刻的理性认知，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一理论极大地提高了第三世界的地位，为中国争取了利益与诉求一致的国际盟友，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的来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外界的意识形态敌视、发展前景疑惧等，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正确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面对美西方国家恶意宣扬的“共产主义红色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向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宣示：社会主义中国并非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而是维护、促进国际关系友好发展的积极力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应对美西方“话语陷阱”并取得重大国际话语权的成功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2.0阶段：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却引来国际上各种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争论不绝于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之陷入低潮。美西方国家认为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也将会有“剧变”的可能，于是试图“以压促变”，将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中国。在美国的“指挥”下，20多个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实行接触与遏制并存的双轨政策，妄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针对美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中国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会对他国构成威胁。2004年4月、6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中国反复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2005年10月，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对经济问题作出宏观规划，而且对政治、外交、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作出指导。
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的文明与文化传统、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世界观等。首先，中国有“和为贵”“亲邻善友”的传统文化滋养。其次，虽然在世界政治与外交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但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是一个挑战者、威胁者，而是一个主张互利共赢、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建构者、参与者，并以此为原则来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最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是回应世界各国期待的应有之举，是缓和国际经贸摩擦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
针对美西方捏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表态：即使是经济发展了，中国也不可能陷入美西方“国强必霸”的资本主义逻辑之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是中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三）3.0阶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勇担时代责任，寻求发展新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确定性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显著特点。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到2016年英美两国接连爆发的“黑天鹅”事件，再到2020年初至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所目睹的一桩桩“大事件”，表面看来难以预测且不同寻常，但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结构性危机的本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人类历史治乱兴衰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如果只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多样性，就会导致霸权主义；反之，则会导致分裂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有助于克服上述两种倾向：它从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发，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中国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开出的“药方”；它不局限于一国一隅的狭隘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全球动荡、西方治理失效的历史关口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是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关涉人类共同命运难题的重要方案。它主张超越西方“一元主导”的世界观，坚决摒弃以经济、军事实力为主导力量的霸权思维，积极推动更具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秩序和世界观的形成。它提倡文明互鉴，促进不同文明在互学互鉴中融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奉行几百年的“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的历史性超越。
恩格斯曾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意指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其意识形态发展未必也是落后的，相反，它们也有可能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方面走在前列。百年来，面对美西方制造的各种“话语陷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为争取国际话语权作出创新性努力，这些创举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这些创举证明了经济落后的国家也有资格和能力取得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而且经济实力的提升并不必然产生称霸的野心。一个主动承认世界多元化、多样性，提倡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家，是不会陷入霸权争夺战之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列强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百余年、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实践，已经为此提供了最全面、最准确的注脚。
四、革新话语体系，超越“话语陷阱”
美西方构设的“话语陷阱”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偶发性的表达，而是与其国内议程设置、国外战略规划息息相关的一种逐渐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当前，面对美西方层出不穷的“话语陷阱”，我们要进一步发挥积极主动性，革新话语体系，积极探索破解“旧心态-新秩序”困局的有效路径，端正态度以面对“陷阱”，并要尝试超越“陷阱”。
（一）主动构建，正向表达
2021年4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草案被提交美国国会。该法案提出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各领域形成“全面对付中国”的战略。这不仅仅是一个战略，而且是由美国国会推动的立法，其中强化价值塑造的议题，涵盖推进香港“民主”、针对新疆“强制劳动”对华实施制裁等条目。香港、新疆问题同属中国内政问题，但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屡屡越界染指、横加干预，从“修例风波”演变出的颜色革命，到美国国会“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从相关智库发布所谓“201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借机攻击、污蔑中国治疆政策，到“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被签署成法，这些以捍卫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由而通过的法律，是美式“话语陷阱”建构的惯用套路，与前文提及的“新疆棉花事件”如出一辙。这些话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加之美西方所拥有的垄断性解释权往往使被“构陷”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更多地倾向于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视角展开讨论，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博弈、经济利益与实力对比、各领域的竞争与较量等成为研究的主流。但是，这些研究领域长期受西方话语与理论范式主导，一方面抑制了我们自身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对西式“话语陷阱”作出回应、进行自我话语建构时，极易陷入被西方理论与价值观引导的被动处境。在面对美西方的各式“话语陷阱”时，我们往往是通过被动的否定来表明立场。但是，否定的回应性语言会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强化原话语中的肯定性部分，从而导致在回击力有限的同时，使我们陷入更为不利的国际处境。
因此，变被动的回应性语言为主动的诉说式语言是我们革新话语体系首要的工作方向。主动构建扎根本土、立足中国的话语体系，积极创新思想理念及话语概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话语解释力，探索积极正向的话语表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我们打破“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避免陷入美西方“话语陷阱”的重要抓手。
（二）夯实专业，精准表述
自黑格尔以来，西方长期浸淫于线性的、进化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而要超越美西方强势话语所建构的各种“陷阱”，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夯实专业，通过领域深耕，促进专业化、学术化话语的形成，建立能准确表达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做好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工作，建构出适应历史与现实、符合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区别于美西方霸权思维、能代表中国“以和为贵”“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专业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高度重视话语表述的精准度。2020年，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就，“精准扶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此外，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强有力的中国力量，为世界各国防疫抗疫树立了典范。面对美西方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标签化、污名化，我们应该利用好“精准扶贫”、抗疫防疫等成功的中国故事，准确且个性化地向世界“重释”中国。要准确地向世界重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要在故事内容和讲述方式上作出革新，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新媒体技术等探寻话语表述的方法与路径，增强中国话语在世界层面的接受度与影响力，进而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要个性化地重释中国，就要区别于美西方国家的强势、霸权话语，保持初心、坚守自我，在西方污蔑我们的地方不能再次落入它们的“话语陷阱”，而是要用中国的行事方式与话语逻辑予以反驳。
（三）观照现实，面向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经济迅速联系起来，并且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与经济运作方式、生活方式、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配置，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文化坐标也越来越被一种更可能产生重大冲突的方式重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应对美西方“话语陷阱”所进行的不懈斗争，虽然过程曲折，但所坚持的根本准则是正确的，那就是始终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交流与联结。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非传统性安全问题不断爆发，整个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力量崛起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现实实践的发展使我们要越来越重视非西方世界的存在。
一方面，我们要在话语上对一元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进行强烈批判。西方文明中心论习惯以一元霸权话语压制其他文明与话语形态，而忽视了在求同存异、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存共生才是减少冲突与争端、维护世界和谐的长久之计，对此我们要对一元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进行强烈批判与坚决斗争。另一方面，注意推动文明对话与多元合作。中国历来尊重文化多元、兼容并蓄，当前更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藩篱，突破西式霸权话语的框架，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超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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