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进程？自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这就是用唯物和唯心的标准去辨析和划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把哲学基本问题简单地嵌入一个思想家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将其作为评判一个思想家理论观点是非对错和发展程度深浅高低的尺度，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描绘成一条单维、单向、单义向前延展的直线。这种做法值得商榷，需要对其作出重新的解读和评判。
一、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般认为，1818年5月至1835年10月马克思入大学学习之前，属前马克思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家庭环境、中学小学教育以及存留下来的原始资料特别是其中学毕业论文，都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宝贵材料。但研究者大都将马克思进入大学学习作为其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理由大概是一个人只有在大学阶段思想才比较成熟，也才有条件和可能成为某一学派追随者或正式成员。当然，这种时间的划分是相对的，可以重新加以界定。
从现有的前马克思阶段的材料来看，马克思的中学时代主要保留了一篇中学毕业论文和老师的批语以及一张毕业书。在毕业证书上，写有学校对其各科成绩的总体评价，其中特别指出：马克思能很好地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中最艰深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与其说难在文辞的晦涩、毋宁说难在内容和思想的逻辑关系的地方；他的拉丁文作文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和对题意的深刻理解，不过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往往过多。这表明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显现了出类拔萃的逻辑思维能力。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一篇标准的理论文章，它从理性主义观点出发，比较具体地阐述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应秉持的观念和方法。
该文首先指出，与动物相比，人可以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进行选择。动物的所有活动范围是由大自然预先给定的，但人不一样，这正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种选择同时也给人带来风险，甚至造成人自身的毁灭。当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未能从神学中摆脱出来，在他看来，是神给人们指定了趋于高尚的选择。另外，该文重点对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应把握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进行了论证。
一是职业的选择不能从主观而生的伟大目标出发。他说：“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这就是说，职业的选择和人生的选择都不能听凭主观的感情和愿望召唤，哪怕这种感情和愿望是崇高的或伟大的。因为这种出于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欲望并未经过仔细的分析和经验的检验，往往容易被感情所蒙骗。因此，对于个人的理想，仅仅从远处观察它是靠不住的。
二是职业的选择不能脱离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些青年人对自己的理想很执着，即便在经过冷静的考虑并充分了解其困难之后，仍然坚持而不放弃。但仍然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这乃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作为一个17岁的中学生，能够初步认识到社会关系的客观性，是非常了不起的。著名马克思传记学家和理论家梅林对此评价道：“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但日本学者城塚登认为，对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象梅林和利雅查诺夫那样，认为这里萌发了唯物史观的幼芽，这种看法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在他看来，这里恰恰反映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因为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启蒙学者都提出了“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思想，认为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受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状况的制约，“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笔者认为，能够认识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性，这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也与唯物和唯心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便对于一个三岁小孩来说，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他是每日每时都能亲身感受到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17、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家虽然在历史观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他们往往表现得十分“唯物”。这看似矛盾，但却是事实。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唯物和唯心的对立绝对化，更不能把唯心主义简单化。
三是职业的选择不能以牺牲尊严、甘居于奴隶地位为代价。青年马克思写道，如果生活条件允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一种最有尊严的、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接近人类共同目标的职业。什么样的职业才符合这种选择标准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标准表现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就内在方面来说，就在于使人高尚起来，使其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都具有崇高的性质；就外在方面来说，就是使自己在自身的工作领域内能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活动。也许，“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最后，该文在结语里表达了对青年职业选择的核心思想。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在这里，马克思一再强调青年要选择那些最能为人类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为人类共同的目标而劳动的职业，只有选择了这样的职业，才能使自身获得完美并得到幸福。如果一个人只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工作，他或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和卓越诗人，但是却永远不能成为人格完美的伟大人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马克思把这种职业选择的观念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段常常被人们所引用的话，其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我们认为，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结尾处的这段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它奠定了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和崇高信仰。一个人的信仰所指向的是无限的、永恒的、不朽的终极价值，而那种基于名利而确立的人生理想不能被称为信仰，因为它所给予人的是有限的、可怜的和自私的价值。马克思提出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并指出这种职业使人获得的不是那种“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是具有“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的不朽价值，这无疑明确地表达了青年马克思所建立并终生坚守的人生信仰。这一信仰支配和贯穿于马克思艰难困苦的一生，即使面临绝境也不曾动摇。17岁的马克思所确立的这一信仰，是存在于其灵魂深处的生命基因，也是我们了解和透视马克思的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对于青年马克思执着的人生信仰，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一开始就有所觉察。他总感到在他儿子摩尔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魔”，对此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这个“魔”会将其心爱的儿子引向何方。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魔”就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牢固地构筑起来的立志为人类的福祉、幸福和共同目标而献身的人生信仰。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所阐述的思想观念属理性主义的范畴。马克思把这种理性主义称为“理想主义”或“纯理想主义”。他曾说：“我的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少年和青年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不是无缘无故地主观自生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逐渐养成的。在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当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这种理性宗教甚至允许人们对违背宗教一般原则的个别宗教和某一宗教的一定内容进行批评。这种理性宗教的自由主义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家庭。他的父亲于1824年放弃犹太教而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无疑是受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根据梅林的评价，其父是一位现代的人文主义者，他广泛阅读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衷心敬仰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家洛克和法国革命思想的先导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将这种自由当作一份宝贵的遗产给了他的儿子。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马克思从小耳濡目染，在其心灵中自发地埋下了自由的理性主义的种子。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中学生的马克思把信徒和基督的一致建立在上帝的仁慈和善良的理性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确有欲望、罪恶、贪婪、虚伪、堕落等缺陷，甚至“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把他抬高到象自己一样”。而且，当我们研究个人的历史和本性时，也会看到在人心中存在“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常常被“罪恶的引诱声”“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虚伪的甜言蜜语”等卑鄙的企图和欲望所吞没。因此，需要信徒和基督并通过基督与上帝结合，才能使自己真正感到快乐，并成为有道德的人。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辈即后来成为马克思岳父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对马克思的成长影响重大。他从1816年起一直担任特利尔市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官，不仅身世显赫而且有着很高的教养。他能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作，是一位崇拜古代文化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其对社会问题亦抱有深切的关心，还通晓圣西门主义。马克思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威斯特华伦家的常客，并在那里获得了在自己家里和学校中所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
所有这些家庭和社会的因素都使少年和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较早地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熏陶，因而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认为，这种理想主义在马克思的中学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只是到了大学阶段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视野拓宽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已。因此，在考察和划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将其第一阶段即“理想主义”阶段的时间起点向前移至1835年8月，这是马克思的中学毕业季。正是在这一个月里，马克思同时提交了三篇中学考试和毕业论文，尤其是中学考试论宗教问题作文和中学毕业论文较为明确地表现了青年马克思自由的“理想主义”精神。因此，理论界那种流行的刻意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起点确定在1835年10月，而将之前的中学毕业论文排斥在外的观点，是大可商榷的。
二、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再考
根据现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科书，大都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进程细分为理想主义、青年黑格尔派、《莱茵报》实践、实现“两个转变”、创立“新唯物主义”等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又可粗分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是一种包含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具体分析和展开。
（一）1835年8月—1837年4月，理想主义阶段
这一阶段保留下来的材料除中学毕业和考试论文外，主要有马克思于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一封长信、有关文学和诗歌的习作以及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和燕妮写给马克思的书信。这些材料都表明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可称为“理想主义”或“纯理想主义”。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讲道：“我的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他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了反思：“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马克思对这一阶段思想的自我评价是真实客观的。在进入大学之后，马克思虽然读了不少法学和哲学方面的书，尤其对哲学感兴趣。但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哲学的自学和理解还是初步的，他虽然开始接触到黑格尔哲学。“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但他并“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所以，一定要说这一阶段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那就未免太迂腐了。在我们看来，这一阶段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向往崇高理想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热血青年，在理论上还谈不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将其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是不恰当的，正如我们不能将绝大多数青年人不切实际的理想都冠以“主观唯心主义”一样。恩格斯曾经指出，只在关于世界的本原上，哲学上才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假如离开本体论领域而将其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
（二）1837年4月—1842年2月，青年黑格尔阶段
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在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在1837年2月左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学业上劳累过度，马克思听从医生的意见，到斯特拉劳渔村进行了短暂的休养。正是在这里，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并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接触，参与他们的争论，从而成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认识：其一，一般认为，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团体之中，既不是正统的黑格尔派，也不是正统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样的判断过于抽象。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哲学流派中，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具有其独特性，否则不能称之为哲学家。青年马克思在1837年底给其父亲的信中就明确讲到，在青年黑格尔的“博士俱乐部”中，争论每天都在进行，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这里的“现代世界哲学”就是指黑格尔哲学。因此，所谓马克思既非正统的黑格尔派也非正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说法，几乎适合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中每一个人。其二，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马克思其思想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更加看重面向世界的实践斗争。马克思已开始觉察到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将哲学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马克思则极力主张哲学与现实世界的有机融合。他认为，哲学理应面向现实世界，不仅如此，哲学还应当向实践学习，应当发挥哲学的批判性积极地干预和改造现实生活。他说：“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证。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与世界的关系理应是一种结合、分离、再结合、再分离的双向互动关系。当哲学面对非理性的现实世界时，哲学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使哲学的理性之光转变为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进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这是哲学与现实世界正相反对的时期。在哲学和世界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不断地审视自身，进而实现自我批判，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使自身趋于完善，从而使哲学与世界再次进入彼此协调一致的阶段。可见，在哲学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二者既相互反对，同时又彼此成全。因为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或者说，当哲学在批判现实世界时，它也在反思和审视自身，在改造现实世界的同时，哲学也在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扬弃。不仅如此，马克思指出了未来哲学的实践转向。他指出，一个本是哲学的理性之光转变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转而面向那非理性的现实世界，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据此，他分析了当时自由派（即青年黑格尔派）和实证哲学（即以谢林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神秘主义流派）的对立，认为前者的批判活动正是哲学自身的向外转化，唯有它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而后者坚持神秘的思辨，使哲学局限于自身之内，因而代表了保守反动的倾向。
青年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论述自我意识和存在、哲学和世界以何种方式彼此对立而又相互统一，并通过批判、实践改变现实世界而趋向自由。它生动地表明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个性特征和理论特色。
（三）1842年2月—1843年3月，《莱茵报》实践阶段
严格地说，这一阶段是马克思由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所秉持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大学毕业之后，马克思本想在波恩大学谋得一席教职，但形势的变化迫使其跳出了学院的高墙，直接投身到政治斗争的漩涡，转向社会的实践斗争。1842年初至1843年3月，马克思开始在《莱茵报》担任编辑工作。在《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和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虚伪自由主义的外衣和本质，参加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就摩塞尔沿岸地区农民状况同官方展开论战。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其转而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并开始向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变。
如何看待这个阶段？有两个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一是它完成了“两个转变”吗？“两个转变”一定要推到1844年初吗？二是费尔巴哈在这一转变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并开始脱离黑格尔。但这还只是“动因”，物质利益与理性原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在哪里？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对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来说，这是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但在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质疑和反思中，费尔巴哈新的唯物主义著作的问世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尔巴哈1841年发表了其名著《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2月出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年7月又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一书。这些著作所阐述的关于主词决定宾词和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对马克思实现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决裂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加速了世界观转变的过程。
（四）1843年3月—1844年2月，完成“两个转变”即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的阶段
《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回到书房开展理论研究，并开始重新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清算自己原来的哲学信仰，以求解决其遇到的“苦恼的疑问”。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启发下，马克思写出了第一部批判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马克思在回顾自己这一阶段思想变化时说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马克思于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其基本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的仅仅是《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被排除在外，理由是其“残留”了较多的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思想，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也还抱有幻想。我们认为，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其“导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将其截然二分而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五）1844年2月—1848年2月，创立新世界观理论即“新唯物主义”的阶段
1844年8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会面时，两人都迫切感到，需要将他们新的理论“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否则，“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探索”。在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合著或独著的形式，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开问世的标志。
但是，对于这一阶段的评价我们仍然应持辩证的态度。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共产党宣言》，我们都不能将其作绝对化的理解，简单地认为，其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似乎到了这一阶段的终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就达到完满无缺的高度，如果说以后有发展的话，那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而已。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1848年之后，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使之系统化和完善化了；而且，这种发展是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扬弃的形式展开的，因而我们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能人为拔高，否则就会走到辩证法的反面。
三、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辩证圆圈
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理论界流行的观点是：上述五个阶段是一个通过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而直线上升的过程；其中以1844年2月为界点，这之前为唯心主义时期，这之后为唯物主义时期；在建构新世界观理论即“新唯物主义”的这一阶段，其中又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界点，前三部著作属于过渡性的不成熟之作，后四部属于成熟之作。这种划分方法源于前苏东一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理论家，而我国理论界至今基本沿用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在理论方面是简单化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进程的。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行程看，每个阶段都是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因而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经指出：“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但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这就是说，真理作为一个无限发展过程的“全体”性，其实现的过程是多样的，且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曲折性，这是真理向前发展的“自由性”的表征。在这里，并无一条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线路。因此，真理的发展必然要通过各个相互区分和规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而得以展现。对于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真理形态来说，其“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是就全体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一方面，个别隶属于全体、部分服从于整体，二者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但另一方面，个别或部分相对于全体或整体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每一个对于自身来说，又是一个逻辑上自满自足的自我完整“哲学全体”。这种自身的“全体”和“完整”性主要表现在每一个别的真理形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都是其无限发展着的作为“全体”真理中的有机构成环节。
哲学史的发展是如此，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演变亦如是。马克思早期主要从事哲学的研究，因而其思想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哲学世界观的逐渐形成。从上述五个阶段的发展来看，除马克思在第一个阶段即“理想主义”阶段尚未产生较为成熟的理论成果外，在其他几个阶段都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著述。例如，在“青年黑格尔”阶段，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的笔记中，其关于自我意识与存在、哲学与世界、必然与偶然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实践观、哲学观、自由观等，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在《莱茵报》实践阶段，马克思的一系列政论文章，鲜明地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政治观念和个人利益、国家与理性、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和个人意志等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特定的政治观和哲学观。在《德法年鉴》阶段，马克思所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般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倾向的作品，因而长期遭到冷遇。实际上，这部著作在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在批判黑格尔神秘的“泛逻辑主义”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普遍逻辑与特殊逻辑的关系上，都提出了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命题和思想，值得我们对其作出深入的研究。
由此可见，当我们真正用辩证的观点从总体来观照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演进时，其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基于五个阶段构成五个自我运行的相对独立的圆圈，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勾连，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圆圈；但这个由众多小圆圈所构建起来的大圆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随着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其开放处又会生发出新的更多的小圆圈；当这些小圆圈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加时，作为全体的大圆圈也会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随之扩展。
以此观之，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几个阶段是沿着一条单维的线性路径向前推进的过程，而且其中阶段更替表现为后者取代和埋葬前者，前面为唯心，中间为过渡，后面臻于完满。然而，实际上，这几个阶段的转化历程艰难而复杂，它呈现出多维、多样、多义且迂回、曲折、波动、立体、发散的特点，怎么能强行地用一个尺度将其嵌入一个预先设计好的规范的“模式”中去呢？
另外，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看，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织，应从真正辩证的客观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过去，学界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所运用的一个根本尺度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以1844年2月《德法年鉴》的出版为界，这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之后则是唯物主义的；又以此为准，至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的这四年时间，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点，这之前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不甚成熟的时期，这之后为完全成熟的时期。
虽然，我们并不否定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演进中确有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我们也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提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来评判其思想发展过程。但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我们要作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对于理论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加以界定，更不能将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机械地划分为彼此对立的两截。诚如马克思所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性。而且，从他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也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所谓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不存在的。当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时，其对于“事物本身理性”的认知，对于哲学与世界关系的论证，对于社会实践作用的肯定，对于“物质利益原则”的注重等等，都具有唯物主义的积极成分。1844年初，当马克思实现了“两个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之后，其思想仍处在不断探索和进化的过程中，而这种探索和进化又是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予以实现的，因而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中仍然存在某些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残余，即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最为成熟的著作，我们也很难说就达到了“至矣尽矣，不可再加矣”的程度。因此，总的来说，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它呈现为既依次推进又前后交融、不断深化又多向展开、螺旋上升又各自圆通的错综复杂过程，从而构成一个由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小圆圈最终通过相互扬弃而层叠起来的辩证大圆圈。
（作者简介：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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