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写作评论或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就是马克思于1853年为该报写作的社论。在此文中，马克思以辩证观点认识当时中国发生的“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指导和启示的意义。
一、关于“两极相联”的内涵和意义
“两极相联”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术语。黑格尔最重要的哲学贡献，是提出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失着的。看似对立的、矛盾的两个事物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着的。譬如，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对立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而，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条件下，胜利者有可能转变为失败者。失败者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变为胜利者。由于黑格尔是一名唯心主义者，他所指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运动、变化和转化，不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而是先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某种“绝对精神”运动和变化的法则。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即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思想内容，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工具。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实际上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然而他以黑格尔关于“两极相联”的概念及思想为“引子”，展开了对此问题的论述。他说：“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他的意思是，黑格尔极为重视“两极相联”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原则或学说，认为它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是每一位哲学家都不可轻视或不可不用的思想方法。马克思接着指出：“‘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关系，即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联系，证明了黑格尔“两极相联”学说或原则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他特别指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革命斗争，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即取决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取决于欧洲现成的各种政治原因，不是取决于沙皇俄国对西欧的威胁以及沙俄对西欧发动的战争。在这里，马克思把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正面影响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上来认识。
可见，马克思提出和论述了黑格尔关于“两极相联”的辩证的思想方法，而且以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和可适用性。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以黑格尔的概念为引子，展开了对问题的阐述。他不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论述这个问题，而是以唯物辩证法对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的。
二、英国的大炮推动了中国的“革命”
无疑，“英国的大炮”是英国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同义语。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英国的大炮，“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这里，马克思对英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任何事物的后果或作用都是多方面的。马克思根据这个思想方法看“英国的大炮”，认为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具有积极的作用。
1.英国的大炮击破了“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漫长的历史。在封建社会，农民个体小生产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维持和支撑封建社会存在和延续的主体。这个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或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因而他们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代表他们，从“上面”给他们洒下阳光和雨露。这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就是皇帝。当然，某个皇帝是不是好皇帝，农民是无法鉴别的。一代一代的农民只能崇拜和拥戴一代一代的皇帝。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则以各种方式制造对皇帝的迷信。他们抛出“真龙天子”的概念，以天帝之子抬高自己的身份，以各类神话传说来证明自己不平凡的身世，以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他们推出“天庭”“地府”“人间”的概念，说天庭由玉帝统治，地府由阎王统治，而人间则由皇帝统治，从而强调皇权统治的必然性。到了清朝，农民一如既往地崇拜和拥戴皇帝，皇帝们也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于“天子”的地位和无尽的享受，并且认定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将是“万世长存”的。可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击破了皇帝的声望和农民对皇帝的迷信。马克思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他说到的事实是这样的：1841年1月英军出动海陆军，发起虎门之战。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作战，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失陷。5月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清军尽退城内，且竖起白旗求和。1841年8月英军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并北进浙江，10月先后占领定海和宁波。1842年8月，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扬言要进攻南京城。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其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2100万银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立领事馆等。这场战争的失败，不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失败，是天朝帝国封建皇权的失败。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制度，有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实施系统。如有朝廷各个方面的官员，有省一级、县一级等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的官员等。特别是省、县级的地方官员，在辖区的事务管理中具有至高的权力。马克思指出：“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他的意思是，各级地方官吏，如同地方范围内的皇帝一样。他们视人民为“子民”，而人民则视他们为“父母官”。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是人民不可以和不敢冒犯的。可是，随着英国的大炮袭来和皇权的“扫地以尽”，这些地方官员的权威即他们对人民的父权关系也遭到严重的损毁。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对皇权迷信的破灭连带性地造成了他们对地方官员的“父权”意识的破灭。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由于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以及朝廷的禁烟命令，不少地方官员靠纵容私贩鸦片发国难财，已经深深陷入行贿受贿的污泥之中。这样的地方官员以及权力体系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马克思针对此说：“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这里的意思是，鸦片是一种麻醉剂，吸食者将受到毒害。但是由于这个东西，即由于鸦片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中国人民将苏醒过来，肃清鸦片的毒害，并且清除思想上对皇权的迷信和抛弃对地方官员“父权”关系的意识，担起改变中国面貌的责任。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由于中国人民对皇权迷信的破灭以及他们抛弃对地方官员的“父权”意识，中国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历史验证了马克思的思想。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当年1月，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召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在广西、湖南等地转战两年后，1853年1月攻占武昌，震动清廷。2月，洪秀全等率50万人、船1万余艘，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中旬占领江南重镇江宁（今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随即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掎角之势。1853年5月，太平军由浦口出发，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今河北），长驱北上。马克思通过相关的资料，洞悉上述事实。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在这里，马克思把太平天国“革命”与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英国企图以大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这种麻醉剂，结果一是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清醒和觉醒，二是激化了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推动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英国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即其对中国的大炮政策，同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对这场革命起着“推动”的作用。
2.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接触，随着外部新事物进入中国，必将导致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
中国在历史上并非向来热衷于实施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政策。如盛唐时期，实行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政策。这一时期，朝廷支持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接收各国遣唐使节,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唐朝与西域各国交往密切,把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引进到中原地区,促进了中原农业的发展。明朝后期，由于沿海地区常常有倭寇侵扰，朝廷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清朝以后，进一步实施这样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为了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控制和统治，把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政策演绎到极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23年的40年间，清政府为对付台湾反清势力，令沿海一带“片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以后随着台湾的统一，虽逐渐放宽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但是对于外贸仍有许多限制。康熙56年海禁又趋严格。乾隆22年，将外商来华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一地，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口岸。1793年，英国人马戈尔尼率团来华时，曾要求与华通商，乾隆皇帝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明明惊诧和赞赏西方的钟表仪器，却鄙夷为“淫巧”，放不下“泱泱大国”的空架子。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和排外政策，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世界视野的形成，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马克思认识到，由于英国对中国的工业品贸易和鸦片贸易，以及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它同西方世界开始有了联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英国的大炮不仅使中国的皇权扫地以尽，而且，“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中国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联系，意味着西方人追求科学、进步、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将进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机器大生产也将进入中国，这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中国由于同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时，英国驻广州的某官员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在中国，秋季庄稼收获完成以后，农户家中的全体人员，不分男女老少，凡有劳动能力的，都一起去梳棉、弹棉花、纺纱和织布。他们织成的布，粗重而结实。用这种布料制成衣服，足可经得起两三年的使用。农民将自己穿戴需要之外余下的布料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型制衣店主就收购这种粗布制成衣服，供应城镇居民和河上的船民。中国9/10的人都穿这种粗布制成的衣服。而以这种粗布的结实度而论，国外输入的布料是完全不可以与之比肩的。该英国官员还写道，中国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们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们生产布匹和衣服，除棉花生产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中国人有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一个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中国人，购置一件新衣服后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这期间这件衣服要经受得起干重体力活的磨损，否则他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添置新衣服。在有的中国家庭，上辈人穿过的衣服，如果还能继续穿的话，下辈人接着穿。不到非添置不可的时候，无论衣服多么便宜他们都不会买。这体现出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也体现出他们对于传统服式即上辈人服式的热爱。由于鸦片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同外部世界发生了联系，中国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如中国城市出现了用机器生产的纺纱厂和织布厂，生产效率高，农民则会选择将自己生产的棉花出售给纺纱厂，从城市购买由织布厂和制衣厂生产的美观的服饰。农业机械厂和新的农业机械出现了，农民则会选择购买新机器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从而有较多的劳动产品可以用于交换。这种情景说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对于中国由于鸦片战争而国门开启，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木乃伊”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一旦接触到新鲜空气即告“解体”。闭关锁国可以使国内的社会制度保持很长的时间，一旦开启国门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国内的社会制度即告“解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鸦片战争和中国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具有这样的意义。
3.英国的大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种种痛苦，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促进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侵略者所到之处，凶残地进行屠杀和抢劫。中国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他们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这场斗争虽未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展示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敢于同强敌斗争到底的英勇气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也积极地行动起来，坚持进行反侵略斗争。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反侵略斗争，是英国侵略者在侵占地域实施残酷暴行的结果。他们对中国的城市进行炮轰，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枪击，抢劫财物，烧毁房屋，无恶不作。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锤炼和增长了中国人民同强敌作斗争的意志。
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还包括这个时期国外商品的输入以及原来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一时间造成的各种困苦。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的棉织品，对英国毛纺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可是在鸦片战争的前几年，英国这两种商品对中国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也向中国输出这些商品。这个事实的结果是，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受到了冲击，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一时间陷入无出路的境地。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还在于英国索取战争赔款等原因，使中国已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在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处在社会的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向中国索取2100万银圆的赔款，此负担全加在劳动人民的身上。此时鸦片贸易日甚，许多人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他们家庭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在这一时期，清朝各级衙门的腐败登峰造极，其表现之一是从朝廷到各地方衙门争先以各种名目对人民增加税款。此情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是用一句“苦难深重”可以说明白的。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他引用清朝皇帝上谕中的话语：“小民其何以堪”。即认为由于各种压迫和剥削，老百姓已经无法活下去了。马克思还写道，“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意思是说，中国原来政治制度上的弊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陋习和困难，以及劳动人民极端困苦的境况，都因为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而更趋严重。中国的出路何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旧中国“必然要解体”。恩格斯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中国的新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三、中国革命的火星将把欧洲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在论述了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以后，笔锋一转，写道：“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他的意思是，中国的“革命”势必对英国有所影响，而且将通过英国而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同时他认为，解答这个问题是不困难的。
1.中国的“革命”将导致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从而加速英国的经济危机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市场能够容纳社会生产所创造的财富，简言之，各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通过市场销售出去。如果某一个时期各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通过市场销售出去，造成产品严重的积压，企业就将停止生产。这就表示企业停产、银行倒闭、生产资料被闲置、产品被销毁的经济危机已经发生。马克思结合当时英国的实际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这一时期，由于发现了澳大利亚，由于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英国国内大量的人口流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减轻了国内发展中的诸多压力。但马克思仍然认为，英国面临着危机。这就是他所说的：“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的英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英国在中国的市场来看，有一个变化过程。1833年以前，英国设置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中国的贸易权，阻碍了英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有利于英国对中国贸易的进展。此前，英国对中国的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1836年则达到132.6万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万英镑，1852年增长到300万英镑。相比较而言，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总值则比较高，1842年以前约为700万英镑，以后逐年增多。英国政府认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多，有利于英国的商品向中国出口，即只有让中国的生产者赚到钱，他们才有能力多购买英国的商品，英国在中国的市场才有可能扩大。所以它们不在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且于1852年还降低了中国茶叶进口税，力求增大中国茶叶的进口和扩大同中国的贸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会增加。”
1852年第1季度，中国向英国的茶叶出口增加了200万磅。之所以有这些增加：一是因为前一年年底市场不景气，大量的茶叶库存，新的一年这些库存的茶叶大量出售。二是因为中国人知道英国通过了降低茶叶税的法律，刺激了出售茶叶的热情，把全部可以出售的茶叶投放到了市场。可是，看看下一个季度英国从中国收购茶叶的情况，形势则十分不妙。马克思援引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相关“通信”中的内容说：由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上海的恐慌达到极点，人们抢购黄金贮藏而使黄金的价格上涨了25%以上，市场上根本看不到白银。英国的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需要白银，但是“根本弄不到”。金银的缺乏对于商业特别是对于英国商人从中国市场上收购商品极为不利。英国商人只有手中有金银，才可以到市场上收购商品。马克思说：“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可以采取的办法只能是：提高英国国内茶叶的消费价格，以英国的金银到中国收购茶叶，同时提高在中国市场上收购茶叶的价格。尽管如此，它在中国的市场还是会大大缩小。马克思针对此说：“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这说明，马克思从中国的金融市场紊乱看到英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困难，更看到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还援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话说，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大大减少。马克思看到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如同他看到了英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前景一样。
2.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的时候，适逢英国国内的农产品涨价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减少，英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危机不可避免
1853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公开披露了当年英国农业生产十分不堪的情形：在英国南部，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里也满地杂草，不利于谷物生长。在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小麦，预示着歉收和灾荒。种植饲料的时节已经过去了，但完成播种的却很少。种植芜菁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做好。雪和雨严重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许多地区牲畜的损失也相当大。农业生产的此种情形预示着农产品的涨价。而且就在1853年年初，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比上年涨了20%—30%，有的甚至50%。农产品涨价，意味着城镇居民必须以更多的钱来购买农产品，以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这样，他们将少有钱或者无钱购买工业品。英国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将不可避免地缩小。马克思就此指出：“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他的这个论断，一是指明了农产品涨价与工业品市场缩小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明了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与英国国内工业品市场缩小的巧合关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一般来说，由交易停止、工厂停产、破产发生，到生产和交换逐渐恢复，步伐逐渐加快，快走转为跑步，再到交易停止和停产整个过程为十年左右。1853年的英国，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以来，已经走过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周期的大半路程，离下一次危机已经不远。马克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他的意思是说，英国的工业品市场缩小，意味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国的“革命”使得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给英国孕育过程中的经济危机火上浇油，如同将火星抛到地雷上，使地雷爆炸，或者说使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它已经容纳不下它所创造的生产力。现代社会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关的社会矛盾都会激化，这时的英国以及欧洲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政治大革命。
3.由于欧洲各国在经济生活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英国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势必扩展为全欧洲的危机和革命
由1847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经济生活中密切的关系。这场经济危机从英国开始。1845年10月英国的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许多公司面临倒闭。1847年秋天，农业减产和金融业动荡，导致经济危机爆发。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纺织业，有70%以上的纺织工人陷入失业或半失业的状况。英国的危机很快影响到其他国家。在法国，面包价格飞涨，工人的工资必须全部用来购买面包。由于人们无能力购买服装，许多纺织厂陷入倒闭。德国于1845—1846年发生农业歉收，1847年又爆发工商业危机。当时，法国和德国的整个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的冲击。
由1848年欧洲革命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密切联系。1848年1月，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人民首先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击败国王的军队，建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米兰、威尼斯等地也相继爆发起义。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对法国产生影响。同年2月22日，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人们冒雨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冲击政府机关。2月23日，起义群众同政府军进行激战，各工厂的工人也自发地举行了总罢工。法国人民决定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他们坚守堡垒，继续战斗。2月25日，革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一时期，英国人民争取获得选举权的宪章运动也走向了高潮。在上述革命斗争特别是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各地爆发了革命运动。与法国毗邻的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几个邦，人民举行集会、示威游行，高呼“共和国万岁”，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在普选基础上产生全德议会。3月，柏林各阶层人民也行动起来。3月18日，柏林群众包围了王宫，筑起了街垒，到20日，起义取得胜利。随后，东南欧被压迫民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外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
鉴于欧洲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相关，马克思说，中国的“革命”将火星抛向欧洲的地雷时，不是英国一个国家引起爆炸，而是欧洲各国都引起爆炸，是整个欧洲普遍的经济危机，是整个欧洲的一场政治革命。
四、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评论
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联”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和欧洲在社会事变、政治事变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显然，太平天国运动不是真正的“革命”，只是一场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变。这个事变由于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以及由它产生的社会结果——金融市场动荡，黄金涨价和白银难求，英国商人无白银收购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相应地，英国对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大大减少。简言之，英国在中国的市场大大缩小——对英国以及欧洲有影响。它将促进英国以及全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导致全欧洲发生政治大革命。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欧洲对中国的影响，不是英国革命或欧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而是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表现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遭受苦难和杀戮。二是表现为它使中国的皇权扫地以尽，激发了人民斗争的精神；让中国同外部世界接触，让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促进中国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解体。既然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是大炮的影响即鸦片战争的影响，所以这也不是革命的影响，只是某种事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事变和政治事变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的某种事变对中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阐述和说明。马克思当时说过这样的话：“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他这里所说西方列强用军舰送来的“秩序”，指欧洲送来的对中国的影响是枪炮下的“秩序”。他这里所说中国向西方送去了“动乱”，指中国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变对欧洲产生了或将要产生资产阶级统治者难以控制的社会局面和政治局面。
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展示了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一是在中国的社会事变、政治事变与欧洲的事变的关系的认识上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即认为两个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的。二是在对英国大炮的作用的认识上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即认为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而且两个方面是相互转化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两极相联”的思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1869年马克思提出了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把国内的革命斗争同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的思想，即必须把“两个打击方向”统一起来的思想。19世纪以前，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1801年，英国统治者宣布爱尔兰和英国合并，实际上是英国吞并了爱尔兰。爱尔兰人民不断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19世纪中期，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高涨。马克思提出，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把国内的革命运动和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当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必须使英国的工人们产生一种信念，即英国工人阶级在对爱尔兰的政策上还没有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他们还没有做到和爱尔兰人民一致行动以前，他们“在英国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如果英国无产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其获得胜利，“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无产阶级把斗争的重心放在爱尔兰，支持那里人民的解放斗争，则不仅可以使爱尔兰人民获得民族解放，而且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必然沉重打击英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造成极好的条件，有利于其取得胜利。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英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两个打击方向，一个方向是直接打击国内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二个方向是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站在爱尔兰人民的阵地上打击英国的统治阶级。这两个打击方向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第二个方向上的打击更加有力量和更加有效果。在他看来，英国无产阶级一是要把上述两个打击方向统一起来，二是要善于识别重点的打击方向，把重要的打击力量放在重点的打击方向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对此前他提出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联”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一方面团结西方各国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即把“团结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的思想。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俄国处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将军队开进俄国，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俄国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纷纷发动武装叛乱，力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此时此刻，列宁十分希望俄国革命能够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列宁意识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事业，只有所有国家至少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目的。所以，这一时期列宁高度重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动向。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支持了苏维埃俄国的事业。也就是，这一时期国际上形成了两种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苏维埃俄国必须团结上述两种力量的思想。他写道：“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他的意思是，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待于巩固和加强，西方各国有待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俄一方面团结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的运动，另一方面团结东方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则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在列宁的思想中，上述两种力量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苏维埃共和国把它们两者联合在一起，可以起到革命力量大聚合、大增长的效应。列宁的这个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上述马克思“两极相联”的思想。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丰富和创新了上述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联”的思想，指中国和欧洲在社会事变、政治事变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想。可以想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可以引发一场政治大革命。在另外一种历史背景下，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则可以形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态势和结果。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在发展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在他的思想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都必须付出努力，作出贡献。其他区域各个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人民也要为之作出努力。这样各国政府之间的努力、各个政党之间的努力、各国人民之间的努力，就能聚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促进伟大目标的实现。习近平还说：“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他的这个论断，强调的是不同地区的文明成果即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成果都应该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和谐共生、相得益彰。这个思想体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想。上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同马克思关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是他立足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更明确、更具实践性和理论意义地提出了此问题。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作者简介：俞良早，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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