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震撼、影响也最为深远的理论体系，而国际关系理论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关系的丰富思想和透彻见解散见于卷帙浩繁的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以及大量札记、摘录和书信之中。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为德国《新奥得报》和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大量时评文章，对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给予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这一系列精彩的评论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佳案例，在今日中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仍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评论“东方问题”的理论内涵
19世纪50年代是近代历史上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一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潜力已经消耗殆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重大转型；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后由复辟王朝建立起的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走向崩溃，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亲历者，对这种时代转变有着极为敏锐的意识，写下了大量评论和札记。根据目前的文献学资料，大致从1851年8月起，马克思开始持续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和通讯，详细评述了当时欧亚两洲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1854年12月，马克思又开始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在此期间，恩格斯也加入了这项工作 。这些评论占据了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前期研究和写作的很大部分，是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析国际问题的最主要的成果。在这些文本中，“东方问题”及作为其后果的克里木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成为两位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长达三年多的持续追踪中，他们广泛地讨论了克里木战争前后参战诸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阶级力量对比、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军事部署、战争的性质和进程乃至引发革命的前景等诸多问题。以此为契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从深层根源、直接动因、政策基础和本质特征等多方面对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大调整进行了全面考察，由此形成了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秘密”的完整认知，也使得他们对于这场19世纪大变局的评论如《资本论》一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视为“东方问题”的深层根源。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近代国际关系与古代民族性的和地域性的国家关系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是建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上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资本所特有的时空延伸机制和周期性波动规律作为考察近代国际关系之演进逻辑和具体事态的分析起点。在“工商业危机”“金融市场”“贸易和财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19世纪5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市场价格、汇率波动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了其技术潜力的极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迎来了其持续一个世纪扩张的拐点，“商业周期又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转为危机的那一点”。这种经济衰退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英国）表现得最为深刻。在过去几十年间维持全球经济平衡的关键产业（英国的纺织业）出现了生产萎缩，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面积失业和国际贸易公司破产潮。针对上述种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作出预言：1848年革命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只是短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动能已经出现严重枯竭，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在酝酿（这一预言被1857年经济危机所证实）。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企图将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归因为偶发性的国际动荡，因而始终陷入关于现象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关于原因的无限循环的回溯之中。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则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运用历史性思维深刻洞见了国际格局变革的内在动能，即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周期运动理解为近代国际关系起伏演变的首要前提。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分析了19世纪中叶国际结构的大调整，并将其中主要力量的矛盾失衡视为克里木战争的主要起因。强调对于结构的总体性把握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国际问题的一大特征。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马克思就指出，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之所以被镇压与当时欧洲主要国家间的协调密切相关。这种协调源自三个因素：一是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受到削弱后，欧洲进入英俄所主导的新的均势状态；二是俄国利用君权神授的价值观建立起的神圣同盟（the Holy Alliance）为维也纳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石；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贸易垄断地位，使得这一阶段的国家协调具备了潜在的利益基础。其中，第三个因素又是最主要的，即以英国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将包括俄国在内的落后国家和广大殖民地纳入具有共生性的经济链条中，形成了后世所称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格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述支撑欧洲协调的结构性因素面临全面瓦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陷入危机，英国维持全球性平衡的能力衰退，列强之间共生性的经济关系日益松动。在此背景下，维也纳体系建构的国际结构再也无法容纳作为其主要力量的英俄两国之间尖锐的矛盾。在《奇怪的政策》《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细致分析了维也纳体系动摇的过程以及英俄两国的扩张政策。一方面，英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其全球交换垄断地位，决心强化对横跨欧亚而具有重要航路价值的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并对俄国打破欧洲均势的企图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由于1848年革命影响，俄国通过神圣同盟对中欧施加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因此俄国转而重拾领土扩张的战略，其目标是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夺取地中海的海峡。基于宏观把握国际格局的大视野，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英俄在“东方问题”上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临时的，而是必然的、难以调和的。克里木战争是领土扩张和经济扩张这两种战略逻辑相互对撞的产物，是维也纳体系所具有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点。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就穿透了国际事件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将国际体系内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视为国际冲突背后的内在本质。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了克里木战争前后参战诸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将阶级利益和政治体制作为各国制定相关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里木战争的爆发是参战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战争的性质则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这样他们就打破了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的解释鸿沟，通过强调国家的内部构成——特别是国家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破解了国家行为的基本秘密。在《上一届英国政府》《论内阁危机》《不列颠宪法》《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等文章中，两位思想家深刻洞察了英国“东方问题”政策源自其寡头政治的反人民性：“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妥协。”正是由于英国的寡头政治害怕战争引发革命浪潮，因而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持欧洲大陆的反动均势，进而阻碍任何威胁到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政治垄断的进步改革的推行。同样，对法国波拿巴的资产阶级军警专政而言，军事冒险也是维系其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大冒险家的命运》《拿破仑的军事计划》《拿破仑最近的诡计》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法国参加克里木战争的真正目的——通过对外侵略来巩固国内政权。对于路易·波拿巴说来，“拿不下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波拿巴的篡位是现在东方纠纷的真正根源”。简言之，正是英法两国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两国出于统治阶级私利而发动有限战争。其目的只是想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实力，而与真正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战争没有关系。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与各民族平等的立场上揭穿了19世纪国际关系的非正义本质和参战各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法将对俄战争描绘成“保卫”奥斯曼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的战争，而俄国则将对奥斯曼的侵略描述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战争。实际上，交战的双方都是出自争夺霸权和殖民掠夺的卑劣目的。因此，克里木战争虽然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但这不过是列强之间因力量对比失衡而产生的新一轮分赃洗牌和权力移位而已，丝毫没有动摇近代国际关系中内含的制度性剥削和国际性压迫的本质。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彻底揭穿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使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演变为欧洲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战争。马克思写道，“舞台上必须出现其他力量”，它的目标应当是首先在欧洲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实现民族平等和国际联合，最终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相信社会主义将与世界进步互相促进，开辟一条通向更高级国际文明的新路径，即在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谋求世界的繁荣进步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是真正消除“东方问题”乃至消除一切贫困和战争、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最佳制度安排。
二、马克思恩格斯评论“东方问题”的理论定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评论构成一个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整体。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人将“东方问题”视为孤立的、偶发性的、纯政治性的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运用历史性思维和总体性思维来分析国际事件的本质。所谓历史性思维，即把“东方问题”置于国际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分析和研究，在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基础的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之中探寻国际变局的根本动因，还原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批判性的辩证视角开拓通向更高文明形态的现实可能性。所谓总体性思维，则是将世界变化的大趋势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在全局性的宽广视野之中研究“东方问题”的根源、起因、过程、结果等诸环节。在总体性思维视阈下，国际事件不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在由国内的阶级结构与国际的地缘结构所共同建构起来的历史总体之中发生发展的。离开了对这一变化着的大趋势的总体性把握，就无从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可以说，上述两种思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鲜明的特征和科学性的基石，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与运用效果的有力证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深邃思想形成鲜明对照，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持忽略或者否定的态度。以至于英国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认为，马克思没有为国际关系研究作过系统的贡献。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必须进行全面的修正。我们认为，这些认识是由于西方主流理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思维和总体性思维所导致的误解与扭曲。严格地说，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思维逻辑——尤其对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权力观念、分析方法的基本认知——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依托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评论来理解这种差异，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方式、深刻内涵与独特价值。
首先，西方主流理论普遍坚持“国家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将民族国家设定为超历史的行为主体。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才能制定对外政策，并最终拥有合法的权威来控制所有跨越国家边界的相互联系”。在具体分析时，西方主流理论倾向于模糊国家的内部差异，将所有国家都假定为具有相似功能、追求利益的理性行为体。这些超历史的和同质化的国家之间先验的权力欲望或理性的“囚徒困境”导致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相互斗争。因而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国际政治始终呈现为无政府状态，只能通过霸权（马基雅维利主义）、均势（现实主义）或集体安全制度（理想主义）加以控制。与此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则扬弃了“国家中心论”。尽管他们在进行分析时仍然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但是强调必须首先揭示国家行为背后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将阶级视为国内国际双重结构共同的行为主体，主张必须深入到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中考察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只有超越对国家的“黑箱化”和“中立化”处理时，一国对外政策（如英国的东方政策）的本质（如维护资产阶级和贵族上层分子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才能被真正把握。其二，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斗争乃是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了抽象的本质，可是统治阶级却企图将其描述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这样，国际压迫和阶级压迫就被当作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不可颠覆的潜在教条。为了打破这种抽象的统治，马克思在评论“东方问题”时特别指出，如果看不到国家在阶级属性和社会制度上的区别，看不到在“第六强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引领下消除国际剥削的现实可能，那么自然会得出国际关系处于永恒的相互斗争的结论，无法通向一种更高级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总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样，是人类的历史性产物，也必然会在历史性的实践中被超越。历史性思维不仅将阶级冲突视为国际冲突的基本来源，同时也将消除阶级矛盾视作实现国际正义的前提条件，由此揭示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历史性”特征。
其次，西方主流理论普遍坚持“政治中心论”的权力观念，将政治支配和军事安全视作国际关系的首要主题。因此，西方主流理论始终围绕“霸权”“均势”“集体安全”这样的概念展开其体系。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演进, 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国家权力的根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矛盾首先根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占有和支配；同样，国际社会中的矛盾也首先来源于国际生产过程中的分配问题。这意味着决定各国国家利益和权力的首要因素不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而是“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东方问题”时，就是从英、法、俄等国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能力与位置出发来看待它们之间的权力格局，并将资本的动态扩张和内在矛盾视为近代国际关系变局的最终动力。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规制作用，它主要体现在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受经济机制支配的。即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从根本上限制了近代国家的行为能力（如组织动员能力），构成国际竞争中最本质的要素；另一方面，国家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则日益“资本化”（如通过财税制度和军事工业），受到资本逻辑的规制或改造。不过，我们必须立刻指出的是，这种对于国际权力之经济基础的重视，并不代表一种经济决定论，相反它表征了一种总体性思维。实际上，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忽略其他的资源-权力类型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在对各国的东方政策进行具体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意识到国际社会并不只有经济这一种资源-权力要素，国际关系的变革是由多种结构要素综合决定的。比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作为旧式的军事霸主和陆权强国，俄国所遵循的仍是18世纪的“领土扩张的权力逻辑”；而作为新式的经济霸主和海权强国，英国所遵循的则是“资本扩张的权力逻辑”。这种差异表明的是两国在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权力构成上的时代落差。可以看到，经济基础与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复杂的国际事件的充足空间，而并不像西方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国际关系的丰富维度将被历史唯物主义锁闭在经济决定论之中。
最后，西方主流理论普遍坚持 “个体中心论”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路径是通过研究个体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动机、能力和效果来达到对整体国际关系的理解。其背后的预设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可以还原为原子化的国家个体及其相互关系，无数个单独的、偶然的国际事件的叠加就构成了整个世界的全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总体”相对于各个环节具有优越性。只有把“具体”放到“总体”之中加以把握，将看似孤立的事件理解为历史大趋势和整体结构中的特定环节时，“具体”才会向我们呈现它的意义、性质和功能。正如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某一国际事件看似是孤立的、偶然的，但是当我们用总体性的方法考察时，就会发现它始终处于总体统摄之下。比如，在考察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时，恩格斯指出，战争表面上看起来只涉及参战双方的战前部署、战斗能力、作战意志等军事因素，但实际上其背后呈现出无数个正在变化着的因子。其中除了单纯的军事对垒外，还涵盖了经济-技术水平、政治动员能力、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等全方位的较量。进一步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战略战术、装备水平、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更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样，对这场战争结果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军事胜负角度，而应该放置在世界变局的总体逻辑中去解释。也就是说，必须看到克里木战争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地缘政治格局、宗主国与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等全方位的影响。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打破了整体与个体、长时段分析和短时段分析之间的隔阂，真正形成了对历史事件的科学认识。历史具体本身之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历史规定的综合，因而表征了“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这意味着事件永远处于流动着的生成过程之中，它本身也在长时段的结构性要素和短时段的偶然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分化重组和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它超越了抽象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的矛盾，通过深入于社会现实的具体化过程，研究和把握作为历史环境的“整个社会条件”。
三、马克思恩格斯评论“东方问题”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研究针对的是19世纪的欧洲大变局，但他们关于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分析方法和价值向度，仍然是我们解决当今重大的国际难题的科学指南。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基于对历史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牢牢把握住变局带来的重大机遇，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评论中蕴含的历史性思维和总体性思维，将为我们确立历史标准、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提供重要遵循。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导我们在历史长河之中确立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变化是近代历史的常态，但是大变局的发生却是非常态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的变化能够被称作“大变局”，是有其严格标准的，它表征了历史长河之中某些关键性的转折。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研究出发，这些标准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国际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比如，19世纪50年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阶段，为国际关系大调整提供了充足动能。二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出现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转折，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样态和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克里木战争就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的实际崩塌，当时的世界性大国之间的关系由“欧洲协调”走向“帝国争霸”。三是这种变革在一定条件下指向更高的生存智慧、精神原则和文明理念。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工人阶级运动与被剥削民族的解放互相促进的理念，展开一条通向更高级国际文明的新路径。今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不仅符合大变局的标准，而且其程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东方问题”的时代。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看，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大爆发的突破性和革命性是前所未有的，超过了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它表现为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呈现指数级增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呈几何倍数涌现，产业组织形式和利益结构更具垄断性等。同时，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前所未有的，技术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秩序造成了强烈的外部效应，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从国际格局的变化的角度看，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500年来西方国家独霸世界权力中心的格局首次被打破。国际权力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国际权力不可逆转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从更高级的文明理念的角度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国际体系日趋松动没落，负面效应暴露得更为充分，超越资本逻辑的条件正在成熟。今日之世界正在开辟一条通往更高文明形态的可能道路，即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以“文明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来引领当今世界的普遍交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扬弃“西方中心论”来重塑当今人类的价值理论。总而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向，充分表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大局观。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导我们在时代大潮之中把握大势。“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东方问题”的考察，从深层根源、结构要素、政策基础等多个维度科学分析了19世纪中叶国际关系的大变局，得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真正理解大变局的核心要义，必须秉持历史性思维和总体性思维，将处于急速变动之中的世界置于宽广的近代文明大视野中去考量。换言之，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与世界格局的宽维度出发，才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发现本质，认清大变局的长远趋势。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引，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观察今日世界大变局，我们可以预判将会发生的四个重大变革。一是国际社会的动力机制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科技、新能源、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大变革、大发展、大跃升的新阶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突破、生产力国际分布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必然驱动着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权力运行方式的重大调整，也必然深度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二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将发生历史性重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世界霸权虽然发生了多次交替，但不变的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增长中心和权力重心已经由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并不像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那样局限于权力更替或霸主移位。它所表征的恰恰是在马克思眼中充满剥削与压迫的一整套“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及其价值基础的深刻危机，并隐含着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向着更加公正方向重建的现实可能。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和比较优势将出现决定性逆转。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一度宣告它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最优样态”终结了历史，而社会主义则遭遇了“历史性溃败”。但是，现实却表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真正消除。一方面，资本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有增无减，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在新一轮大变局面前呈现明显的不适应性，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与此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持续增强。社会主义不仅没有退场，反而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此消彼长，两制关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四是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将越发凸显。16世纪以来，西方的发展模式及其基本制度就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模板”。但是，近年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物质基础日益松动、治理能力持续弱化、发展溢出效应反转、模式光环趋于黯淡。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民粹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更是暴露了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弊端与制度性危机。与此相对，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优势则日益显现，具备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加夯实的物质基础、更加自信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而言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变局在动力、结构、制度和模式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这也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品格。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导我们在全球风云之中掌握主动。确立历史标准、透视历史大势，最终是为了掌握历史主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分析19世纪中叶的国际变局，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实现方式，指导和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轰轰烈烈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更加需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正确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一是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国际社会演进最本质的力量。面对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时代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二是要实现积极作为与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历史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可是从大历史的尺度看，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因此，面对的挑战越是严峻，我们越是要从自身做起，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激发主动性创造性，善于以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驾驭和消化各种不利因素，在大变局时代把握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三是要坚定人民立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社会进步与否的试金石。今天面对时代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要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效仿，最重要的是要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只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变中取胜。四是要引领世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推动世界的广泛进步和国际正义。今日的世界，西方主导的“权力政治”和国际旧秩序日益松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变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重大曲折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压舱石”。面对人类社会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时代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越发具有全球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它们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凝聚着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必将推动国际文明形态的变革，推动世界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对“东方问题”的评论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根植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源自其思维方式、科学内涵、实践特质与价值指向。“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透过纷繁复杂的综合网络把握历史的脉络和走向，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审视和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东方问题”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理论启示。
（作者简介：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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