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与践行“两个维护”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继续要求“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具有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到错误思潮的猛烈冲击。恩格斯创作了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党的指导思想的《反杜林论》，批判了杜林及杜林主义，教育了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以杜林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成功捍卫了党的领导，这对于我们今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杜林理论及其传播破坏了党的领导
欧根·卡尔·杜林是柏林大学兼职讲师，在讲授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课程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提出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新体系”。在哲学方面，这个体系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鼓吹“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而杜林的整个思想体系正是这样从头脑中制造出来并把它“赐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这个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声称“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造成基础的薄弱”，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用幻想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带来的后果，以其“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在经济学方面引起了混乱。在社会主义方面，这个思想体系简单地把经济学家的怨言转换为一种并不高明的社会主义语言，把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糟糕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成为庸俗社会主义，并将其看作“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由此，杜林以《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著作构建了一个极为庞杂的思想体系，即所谓的“杜林主义”。尽管如此，杜林却自称他的思想体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混乱和虚无，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的指导思想。杜林的“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迎合了当时德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追求和迷信成套理论体系的偏好，因为当时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都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这样一来，它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不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
杜林在其讲演和著作中表现出同情社会主义运动的善良愿望。他时而颂扬巴黎公社的活动家，阿谀奉承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无知之徒，时而用激进的言辞抨击当时的社会，对俾斯麦的某些政策表示不满，迷惑了不少与俾斯麦政府作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群众。很快，杜林在“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骗取了一大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追随者，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成了杜林的“狂热分子”。倍倍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此时，党内的指导思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并存的混乱局面。伯恩施坦认为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使得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之间的争论失去了对象，“代替一方是马克思、一方是拉萨尔的战斗口号，似乎出现了另外一个战斗口号：一方是杜林，另一方马克思和拉萨尔”。党内思想混乱导致了组织不纯和理论水平的下降，造成了党内派别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杜林“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刚开始也看好杜林表面上的倾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随着党的领导遭到削弱，党内思想混乱，李卜克内西多次致信恩格斯，要求彻底地批判和清算杜林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也日益认识到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和杜林主义所引发的问题的严重性。马克思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即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以便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神话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这种腐败风气的后果之一就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在他们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中提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联名发出了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在信中他们指出：“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因此，对于这个破坏了党的领导并腐蚀了党内的一些领导和党员的杜林理论，“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恩格斯表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在马克思的安排下，恩格斯放下其他工作，专门对杜林理论进行了批判。结果，恩格斯对杜林和杜林主义的批判，提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方面和在实践方面的水平，捍卫了党的领导。李卜克内西指出：“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这些收拾杜林的文章是党内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从党的利益来说，这部著作也是必要的，因为杜林攻击拉萨尔和马克思——我们党的科学基础首先应归功于这两个人——就是攻击党本身最核心的本质。这是一个关系到维护我们立足基础的问题。恩格斯这样做，我们应当感谢他。”对此，即使是试图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相互对立的诺曼·莱文，也因《反杜林论》加强了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反对了内部分裂而给予其肯定。二、捍卫党的领导要求系统阐发党的指导思想
德国思想界之所以能够掀起“杜林崇拜”热潮，主要是因为德国思想界特别迷信杜林的理论体系，其次还在于杜林采用了通俗的语言来阐发他的庸俗社会主义体系。相反地，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像庸俗思想家那样热衷于提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特别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和他们所掌握的唯物辩证法，使他们能够提出好得多的理论体系。因此，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例如，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资本论》的全部初稿，但他们继续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研究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生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在对工人的演讲中，也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力图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较高的理论形式，不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是很难掌握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心逐渐由法国转向德国。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关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各国的反动势力尤其是德国的反动派的攻击对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过分忙于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战斗”，本身没有专门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甚至无法识别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社会主义的区别。例如，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倍倍尔认为杜林的观点“同科学共产主义理解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理论的权威解释者”李卜克内西也从未对杜林与马克思的区别发表确切的见解。实际上，早在1868年1月2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就提到过，李卜克内西要求恩格斯“用一页的篇幅向他和他的读者们一下子就讲清楚，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换言之，党内领导干部理论上的不清晰一直存在，更不用说普通工人群众了。
同时，俾斯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等反动势力，必然要干扰、破坏指导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显然，对于当时一些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来说，要求他们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而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回应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具有较大的难度，因此他们更愿意采用杜林的那一套似是而非的通俗的理论体系。毕竟这套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运动规律及其后果”的知识是建立在两个抽象的人的关系模型之上的，是非常容易认识和理解的，从而能够让那些急于熟悉经济情况的人很容易得到学有所成的获得感，尽管这些“自以为在很短时期内就能知道一切并学会评论一切的”人实际上是陷入了庸俗理论的泥潭，离真实的经济情况和科学真理更加遥远。
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捍卫党的领导，就要把受到杜林等庸俗社会主义者影响的党员群众特别是党内的一些领导人重新争夺回来。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它具有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科学性，基于这种科学性能够说服很多人去信仰它。但是，从说服人到掌握群众，理论还需要有一个说服群众的大众化过程，而说服本身就要求对科学理论进行阐发。对此，恩格斯曾考虑“是否应当为工人们写一本大约六印张的通俗小册子：马克思和拉萨尔；用这样的篇幅才可能说明上述区别，并对工人必须知道的东西作正面的阐述”。由此可见，杜林用通俗的语言来阐发他的庸俗社会主义体系确实满足了群众的某种需求。
马克思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提到两本介绍《资本论》的书时曾经指出：“虽然它们想对《资本论》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它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对公众产生影响，而这类出版物本来就是为公众写的。”这就是说，在阐发科学理论的时候不能“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否则就很难对公众产生影响，很难说服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科学地研究和对待社会主义，另一个是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发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也就是说，恩格斯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先，并要求人们认识这种科学性，阐发这一科学理论，进而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去掌握群众，并由此加强党内外团结和联系，捍卫党的领导。
这不仅意味着捍卫党的领导要求阐发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意味着所有这些阐发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前提，划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经院化”、“通俗化”与“庸俗化”之间的界限。《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里明确表明，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党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即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基础上的。偏离了这个科学性，党就无法“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也就无法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
当然，从科学性到通俗性的阐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马克思曾经指出：“比斯利建议我把这篇东西通俗化，但又不失其科学性。这相当困难。”恩格斯在接受写作《反杜林论》这部通俗著作的任务后也是“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可见，恩格斯不仅为完成这部著作而作出了很大牺牲，而且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一旦风暴更甚的时期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而杜林的挑衅对党的领导造成的破坏，就使得这样一个“风暴更甚的时期”到来了，恩格斯也出色地完成了以“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已经奠定好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的确掌握了这一科学。
马克思指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事实上，《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甚至对算得上是理论家的考茨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茨基指出：“当时我们都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并没有用另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去同杜林的理论体系相对立，但是在他的批判中，各种见解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比较连贯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正是因为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分为三编，而且分别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作为这三编的标题，后来列宁才相应地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雅克·阿塔利指出，1880年《反杜林论》以法文形式在盖得创办的报纸上陆续刊登，一种人们开始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报刊和评论作品中成形。
《反杜林论》虽然是针对德国杜林机会主义思潮而写的论著，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范围。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中，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并不是个别现象，法国工人运动也不例外。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于1879年建立了法国工人党。当时，法国工人党内受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为了帮助刚刚成立一年的法国工人党划清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使其在政治和思想上成熟起来，恩格斯应法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的邀请，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提取其中的三章，摘编成一本独立的通俗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政党和学派的社会主义差异的理论著作，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受到了广泛欢迎。这本小册子很快就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其译本数量在当时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超过了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著作。“多数人懒得读象《资本论》那样厚的书，因此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得多。”在《反杜林论》的第3版序言中，恩格斯欣慰地指出：“我感到十分满意……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而且是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这说明《反杜林论》通过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挣脱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禁锢，坚定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力地捍卫了党的领导；《反杜林论》不仅适应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思想斗争的需要，适应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反动派斗争的需要，还适应了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需要，从而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加强了党的团结，增强了党的力量，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三、以史为镜：做到“两个维护”的时代路径
在巴黎公社失败和第一国际解散后，资产阶级反动派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期在思想上制服工人运动。恩格斯对杜林理论详尽的、科学的批判性剖析，从思想上粉碎了杜林主义，用真正的革命理论武装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能够正确指导工人运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成功经验，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科学指导。
1.抓住“关键少数”的政治灵魂，夯实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是“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一般结论，却并没有吃透这些结论的论据和作为它们基础的思想过程”。加之，党内的主要领导干部工作之余的自由时间全被用来参加党的实际鼓动工作，缺乏对思想联系性的深入钻研，“更不必说理论上的进修”，导致其看不清处于“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对角线”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杜林主义，沦为杜林主义在党内的最初拥护者。而他们对杜林及杜林主义的态度，直接影响党员群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危及党的领导与工人运动的发展。施密特在总结《反杜林论》的意义时指出：“这部著作引导当时党内许多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提高了认识，并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启示我们，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时时刻刻关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不能有丝毫懈怠。做到“两个维护”，关键在于抓住“关键少数”的关键素养。习近平明确提出以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等“五个过硬”的标准来要求“关键少数”。其中，要把信念过硬摆在首位。对于起关键作用的领导干部来说，其理想信念是否巩固更是直接关乎党的生命。党校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强调：“党校姓党，是党校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有的领导干部受到各种错误理论的侵蚀，导致钙质流失、骨质疏松、根本动摇，偏离乃至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因而需要“补钙壮骨、立根固本”。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2.警惕带政治性问题的学术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曾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这里的“现代神话”正是以学术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杜林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由此，杜林理论与“唯物主义的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不仅是学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分向全世界大量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可见，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揭示了杜林这类的“学者”“党的科学代表”用学术问题掩盖其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企图。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还启示我们，要做到“两个维护”必须警惕带政治性问题的学术观点，要像恩格斯对待杜林的错误观点那样毫不留情地对错误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根本上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可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前中国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必须警惕和批判那些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带政治性的学术问题。事实上，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学术问题，甚至有的直接就是政治问题。比如，习近平提醒，“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3.坚决批判错误理论，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也能感受得到。后者必然千方百计地与前者争夺群众，企图用各种错误理论去掌握群众或者妨碍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错误理论代表非工人阶级的那些阶级的利益，听任错误理论泛滥必然会导致党内宗派小集团的出现。杜林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就在于他的错误的理论体系以其通俗化的便利掌握了党内的一批领导和群众。这表明，庸俗化的错误理论是在共产党内形成宗派小集团，妨碍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因素。做到“两个维护”，实质是使党的理论掌握群众。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告诫我们，要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坚决批判错误理论。只有对错误理论进行批判，才能深刻领会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批判错误理论的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在这里，所谓“跟着他到处跑”，就是针对每一个错误思想都不放过，都要批判。只要某个错误思想能够影响到人，就要针锋相对地消除这个错误思想，把被影响到的人争取过来。由于大众的知识积累和认知水平不一样，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不一样，在批判错误思想时也要系统地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同时注重理论的大众化，不能有一劳永逸的想法。在这里，恩格斯提到，“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就是说在批判的过程中必然要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理论上清醒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批判错误理论。事实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习近平十分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
四、结 语
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具有较强的理论感是其优势。“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有不少人过于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对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漠视心态，妨碍了在人民群众中培养“理论感”，这既不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实现“两个维护”。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党员干部的理论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李晶，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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