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新审视中、西、马之间的关系，呼吁建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权、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把推进本土化看成当代中国学术创新重要源泉和动力。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民国期间的“学术中国化”① 曾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做了铺垫。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被赋予了特定内涵，既凸显了“四个自信”意识，又承载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推进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创新不仅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巩固，也关涉到学术强国乃至民族复兴的实现。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更需要在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创新方面作出回应，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中国学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土化巨大成就基础之上，构建与之相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理论体系,这既是机遇，也是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从文化传播到政治实践、从思想救国到意识形态治国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1]221。与此同时，李达、艾思奇、冯契、杨献珍、冯定、高清海、黄楠森、陶德麟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做了探讨，同样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学术研究始终没有偏离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没有偏离民众日常生活，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学以致用”的学术传承。学术的本土化是同唤醒民族意识，彰显“中国精神”使命担当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推进民众思维变革和理论具体日用中推进学术创新的。
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坚守这一学术传承，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与传播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不仅注重理论体系建构，还注重研究范式转换和多元现实批判，从而在国际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权，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在理论和时代、真理和应用、书斋和民众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切实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新点，自觉承担起解读并改变现实、引领大众的时代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学术探索经验
20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体系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传与应用。他们在同多种思潮的辩论中坚持、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践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观点进行了新阐释。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发展离不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及其贡献的研究，进而从学术史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静如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是反映研究者的历史，其作用在于使研究者了解先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贡献，了解先行者在研究中的不足，从而既避免简单重复性研究，又弥补先行者的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创新。”[2] 其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仅是这些先行者的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是研究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而从中国话语表达层面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关系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学理上获得原创性突破。在价值立场、方法路径、理论体系和建构创新方面做了重要贡献。
其一，坚持了中国本位和民族立场，不断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本土化要根据中国人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需要来展开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拿过来套用或不加改造地应用到中国。因此，本土化必须坚持中国本位，既反对书呆子似的专门从名词公式上推敲的倾向，又反对把经验看得太高而导致实际主义倾向。强调中国本位理念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意，“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随意篡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强化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有机结合，是有历史条件和现实需求的结合，实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学术本土化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毛泽东认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534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本土化过程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应用中获得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彰显中华民族特点，解决中国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化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立足中国进行具体化创新，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能否有效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结合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东西”[4]。这一过程是一个“双化”的改造过程，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化”中国，促进中国实践发展；还要用中国实践“化”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生命力。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中国具体实践也同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试验场”和契机。同理，离开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难以发挥这么强大、深刻而又持久的社会影响力。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特点给予深入探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5]。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深刻认识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性，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运用到中国以解决中国问题。
其二，坚定了人民立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小众”走向“大众”，通过大众化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民众服务的大众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底层的现实关切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入世情节具有契合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当成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坚持了与民众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道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坚持用通俗化语言传播给大众，贴近了群众生活实际需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最初的大众化主要是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传播学角度深刻地洞察了群众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知识理解能力，满足了群众的现实需要，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实效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争论、中国现代化模式争论、中国社会性质争论以及“学术中国化”多着眼于现实服务，也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具有了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双重属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思潮的论战中避免了理论的教条化，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性，提升了学界认同和大众认知。对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定人民立场，巩固群众基础，发挥马克思主义启蒙大众、发动群众进而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大众不是理论的被动接收者，而是运用理论改造世界的基本力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走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本质要求，必须结合中国人的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引导并深刻影响大众的思想文化、精神信仰、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彰显马克思主义阶级属性的必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相结合，成为大众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为无产者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在引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推进大众化，成为其他社科工作者开展研究的价值导向和理论指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进大众的指导思想，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应用并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6]。民国期间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实质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学术运动，也带动其它学科对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展开本土化研究。因此，本土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引导其他学科为解决中国问题及满足群众需求服务，起到了政治导向与价值观引领的双重统一作用。
其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通俗化的方法和路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形式上必须推进通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大众并被大众认同进而变为现实力量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翻译、著书立说、教育、理论宣传。很多宣传者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歌舞剧、音乐、小说、影视作品、宣传画、标语，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在党内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全国性的学习运动，建立相应的教学、翻译、研究机构，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发挥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7]，等等。有时还通过生活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故事、举例子、讲道理的形式表达出来，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能接收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群众日常生活相结合，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先过语言关，用群众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拉近理论工作者同群众间的距离。群众语言是生活化语言，既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的，用群众语言交流有利于提升群众认同感。比如毛泽东同志就“注重运用典故、熟语、比喻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进行话语创新，大大提高了理论表述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8]。在用群众语言形象地表达深奥道理的同时，还要亲身示范把理论具体化为实际行动，不能纸上谈兵。对此，理论工作者向群众学习日常口语，学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与群众聊家常，选取群众熟悉的实例来提升说服力，以身边榜样增强理论宣传的感染力。为了使群众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深入群众做调查，并在群众真实需求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和时代性创新，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兼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理论的哲学体系。比如，胡绳在对唯心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解决了文化的民族特征问题。潘梓年利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冯定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哲学出发给青年讲道德修养，分析青年的烦恼，引导青年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争做改造世界的英雄[9]。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是启蒙大众和寻求中国发展新路径的需要，知识分子在营造马克思主义传播氛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知识分子是通过报纸、杂志、著作、演讲等渠道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展开论战，并以此传播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意识和开放特质。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运用基本原理和实际事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进行通俗性解读，以便于广大群众理解和把握，拉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曾赞扬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他们办刊物、写文章、办夜校、开讲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出最早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10] 比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毛泽东、邓小平等早期革命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经典文献，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重大贡献。艾思奇曾在《申报》开辟“读者问答”专栏回答读者的提问，这种对话互动举措有力于学者们深入了解民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李达编写的《社会学大纲》曾被毛泽东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国家政权为支撑的，是党和政府通过政策或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广的，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11]198。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高清海等学者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21世纪以来，哲学界提出实现中、西、马会通，提出建立中华民族自己哲学的构想。
其四，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同救国及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应用特质。近代以来，中国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思想启蒙意识和救国情怀，力求通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大众、拯救中国。他们总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和公共渠道向学术界乃至广大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肩负起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并解决“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难题，构成了20 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时代课题。这样，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学术真理，而且也发挥着对民众的启蒙作用。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革命者。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指导革命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蕴含着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情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在学理探讨的角度选择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改变中国命运的工具。艾思奇曾把辩证法唯物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用以改造中国，成为民族解放的方法论武器。为此，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并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来发展自己。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是一种带有研究性的有机结合，深刻地把握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研究和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和创新精神。
其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理性发展。一方面，他们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融合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丰富思想资源进行创新。不是盲目照搬照抄他人观点或追逐潮流，而是批判地吸收他人观点，在著述体例、内容、观点等方面进行了创新[12]。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其它学科中去，或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去，从而形成新概念、新思想、新观点或新的理论体系。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张申府强调，要使科学在中国有特色，从而使中国为理论发展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此外，张一兵等学者通过返回经典文献或翻译评价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开展研究。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传统中国学术思想比较，通过揭露后者的理论缺陷和阶级局限性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开展学术争论和学术批判的方式进行的。三是通过考察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阐释多是放在中国语境中展开，尤其是对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进行了解读和宣传。四是重新建构区别于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体系，避免了教条主义。五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作用，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其它学科领域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和重构，形成其它学科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比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的主体意识与使命担当
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坚持了民众立场、民族思维和时代需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思想理论生长点。正是这一立场使马克思主义从被迫本土化走向主动本土化，从外在形式的本土化走向内在实质的本土化。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不是一味地钻进故纸堆里搞文献考据，而是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在坚持人民利益的同时，逐步确立民族主体意识，使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与实践本土化在互动中获得共同发展。
其一，把实现人的解放和民族发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推进学术本土化研究的政治价值诉求。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实现强国，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中国社会”，论证了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解决人权的合法性等现实问题。这些研究也可以纳入胡乔木所提到的“政治性学术”②。因为马克思主义学术解读根基离不开中国实践，其中，政治实践是本土化的意识形态特性，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为中国实践提供思想理论支撑，体现了政治实践与学术探讨的内在统一[13]3。因此，学术本土化创新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引，也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应予传承的优良学风和实践品格。因为一切学术进步都离不开研究者所处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批判反思中推进自身发展的，而理论的发展又为审视时代问题提供思想引领、方法指导和改造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适应中国土壤实现理论发展，另一方面要能指导中国实践，在传播中得到群众认同，变成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既要有中、西、马以及其它科学的理论资源，还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共同发展的互动、互构过程。这一过程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又能升华出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焕发强大生命力，也正是源于它面向并破解‘中国问题’。”[14] 同时，中国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是密切相连的，而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又是互补的。
其二，把中国问题、民众需要升华为学术思想理论，肩负起探索理论与实践互促互动规律的学术使命。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尽力立足中国实践推进学术创新，把中华民族时代发展需求当成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发展的不竭动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合论”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应用和指导作用，在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指导地位的同时，强调学术发展为政治实践服务，强调学术本土化应以民族发展现实需要为本。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使命担当不是个体化的，而是民族化的、时代化的，是一种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自我意识。反之，有些学者“用政治标准取代了理论标准，又用理论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为了适应于所谓‘当前政治’的需要，硬是对某一句话作出这样或那样随心所欲的解释”[15]514，同样是不可取的。因此，以实践为本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立场也并不意味着要压制学术进步。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优先性，也是要考虑历史条件的。在本土化过程中强调主体意识也不等于实践本体论，而是为了突破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实践问题，通过理论应用或与实践结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发展。胡适等学者却把学术本土化狭隘地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理性考察，比较重视译介和文献分析，把毛泽东思想仅仅当成意识形态，而不认为是学术研究对象。对此，我们必须力求在其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保持一定的互动张力，在互动中实现双重创新。
其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坚持治学的人民立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论。只有真正弄清楚“为了谁、依靠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事业才能有强大群众基础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大多数人的理论，不是少数人的理论。”[16] 民众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和时代化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在此，民族化、时代化是重要原则，大众化、通俗化是基本策略。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根植中国民众，把民众及其实践活动当成本土化的土壤。同时代和民族相连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根植民众是传承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精神的基石。因此，在本土化进程中，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对象、传播手段的重要性，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方式创新提升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当然，有学者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生活化、通俗化或者混为一谈[17]。马克思主义的“四化”是推进本土化的方式和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当代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入世”应该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指向，而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恰恰是广大民众认同和应用理论的重要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不能自绝于民众，应该用通俗表达增进民众理解，真正做到站在当代民众立场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发展新形态；反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和民族认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和学理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若是简单地取悦群众或吸引群众眼球，也会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真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指出：“我们所说的通俗，并不是意味着降低质量，也不是流于庸俗，而且把哲学的科学原理，用准确、精炼、好懂的语言文字阐述清楚。并且善于联系我们党的当前政策和任务，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把基本原理赋予和时代相关的生命力，使得群众乐于接受，有所共鸣，得到启迪。”[15]530 因此，无论是大众化还是通俗化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增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好的形式当然有助于内容的传播，但光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质量的传播，在时效性方面也会大打折扣。通俗化也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完整性。“从认识论来看，庸俗化的错误在于混淆或割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18]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系统科学，是一套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面向民众倡导“活学活用”“联系实际”不是生拉硬扯，通俗化不是背诵一些警句、经典结论或喊口号、凑热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只想着走捷径，要下功夫去系统地学。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创新需要走中国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关键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话和论战的底气，就没有发动群众的影响力。只有根植于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和现实批判精神才能得以彰显。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院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真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性表达，是对自己时代人民生活根本关切的理论洞察[19]。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必须破除教条化、公式化思维，以朴素的态度追问人民生活的根本关切。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还将意味着重新认识中国，包括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内在诉求、文化传统、现实问题。其一，根植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现实考察，构建立足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理论体系。对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历史，深刻把握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4 在学术研究中要运用历史思维总结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经验和社会变迁规律，坚守学术传承并以批判精神面向当下的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但却没有完全否定历史的传承性和民族特性，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审视一个民族的历史，从而在汲取时代内涵和民族特性中激活自身的生命力。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道路实践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加全面地、辩证地审视和解决不同时代难题。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和主要力量，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的推动者和服务对象。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0]11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不仅是学者个人的事业，也需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发挥群众参与作用和创新精神，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的世界。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丰富而翔实材料基础上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努力产生出一大批原创性理论成果。真正加快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就必须做到与时偕行，发时代先声，引领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然而目前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成果还难以深刻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奇迹，还没有产生与实践相称的、理论化的科学或科学化的理论。理论不但没有跑在实践前面，还落在了实践后面[21]813。马克思主义要走在时代前面就必须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展开具体考察，进而从中国实践探索中升华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学术成果。基于此，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理论探索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从盲目崇拜、简单模仿到创新发展转变的重要基点。
其二，深入探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本土化不能离开中国国情、特点和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因此，必须能从思想理论上解读中国现象或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构建立足于当代中国时代需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对话”基础上找出规律的东西来，从理论创新高度思考中国实践中的问题[21]814。根据具体情况应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到中国实践中去，不是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或原理，不是躲在书斋里回避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也不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具体地、实践地去理解。此外，结合时代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方式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我们还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传播的媒体及其制作运行模式的拓展创新，否则在群众面前，马克思主义将面临“失声”的风险。近年来，《马克思是个90 后》《马克思靠谱》《社会主义“有点潮”》等节目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作用，其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受到广大青年认同。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体验讲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形象生动的时代语言、大众语言表达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其三，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去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严重挑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2] 此种境遇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自身理论原创性不足有一定联系。因此，进入新时代，如何重构并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教育、思想、宣传等领域中的创造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并真正掌握理论体系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进行反思的一项战略性重大课题。首先是立足中国实践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充分利用、融合好“中、西、马”的丰富资源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要发掘中华民族思维特色和理论优势。既不可以意识形态性压制学术性，又不应以学术性否定意识形态性。从理论和思想创新角度提升解读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的能力，切实凸显理论自信的底气和理论主体的自我意识，真正实现从“照着讲”向“接着讲”的成功转型。高清海指出：“一种理论能否自觉地变革自身、勇于创新、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自己，甚至在新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理论形式，是它是否具有生命活力的主要表现，也是它是否具有科学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23]23 因此，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力不足的困境，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本土化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中国路”“说中国话”，形成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对世界有影响的思想理论成果。
其四，凸显对话思维，在对话中构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不断增强学术理论自信。一是打破“西方中心论”神话和思维定式影响，在译介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成果的同时，也要敢于用进行学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在对话中提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与群众及现实问题展开对话。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上而下地灌输给群众，还有用理论回答群众疑问，切实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以社会实践和群众需要倒逼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有些讨论可以不局限于学术圈子内部，评价论文和著作的质量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影响力，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力，不断拓展其传播范围。三是自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交流与对话，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的获得或巩固不是政治强制干预其它哲学社会科学的结果，而是这些学科追求科学性、人类性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学界必须自觉同其它学科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提升本学科影响力和认同感，也必须要求自身通过创新走在时代前列，走在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前列。四是树立论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开展大讨论，不断就某一话题掀起有社会影响力或学术影响力的大争论、大辩论，摒弃学术会议中存在的“一团和气”“自说自话”的弊病。也只有展开学术争鸣，才能突破“思想陈旧、观点老化、枯燥、无用”[23]28 的学术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不是围绕经典做注脚，不是构建一整套概念及理论体系，而是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围绕中国道路实践展开。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批判品格，摆脱旧思维方式和旧理论条条框框的束缚。
其五，要认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规律和经验，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研究。学术史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立足中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活动及取得的相关思想理论成果，是中国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上的学术表达。其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理念，产生了具有原创性和话语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是一代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接力赛，必然蕴含着学术传承和思想理论的突破，因而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创新方法。除了理论探索史的考察，还要进行实践探索史的考察。特别是要从学术价值理念、思维范式、话语表达风格等方面深入研究，自觉在探索中国道路中总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经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炼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概念、观点、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刘举，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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