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既是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线对经济思想史加以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演进的重要转折点，在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都实现了重大发现和科学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识性成果。在构成《手稿》的笔记本Ⅴ、ⅩⅨ、ⅩⅩ中，有一节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这是马克思先后两个阶段研究科学技术问题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如同其他著作，马克思在这一节中并没有经常使用抽象存在的“科学”“技术”，甚至没有将“技术”作为标题，而是通过“机器”这样一种科学与技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物化的存在形式，来深入探讨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科学技术成为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
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逐渐从工场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技术以无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但是，科学技术被广泛深入地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也绝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得益于先前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积累的各种条件。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推动分工的发展以及由此积累的工艺技术条件，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条件。与手工业时期相比，工场手工业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分工，“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从事完整、独立劳动的工人几乎不复存在，代之以在特定生产环节进行孤立操作的局部工人，单个工人成为工场这个生产机构中的一个器官。这种分工的存在及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本身就提供了科学技术运用的重要基础，“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场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极大推动了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进而推动对各种与此相关的工艺、技术、理论等方面研究的深入，从而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运用提供了重要的工艺技术条件。《手稿》详细列举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所取得的各种重大技术理论突破，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钟表、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的革命性发现、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力学科学的相关知识等，并认为这些突破为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物质可能性。马克思指出：“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运用所需要的“企业经济结构”同样在先前历史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机器大工业时代常常呈现如下生产景象：许多劳动者聚集在工厂中生产同一产品。这一现象其实已经蕴含机器或者说科学技术被运用于社会生产过程的两个最基本条件。一是工人的集中，即《手稿》所强调的，“发达的机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集结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无论是发展自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抑或发展自将分散在许多独立部门的手工业联合为一个工厂的工场手工业，最终都实现了劳动者在同一地点的集中，从根本上打破了先前家庭式、分散式的生产格局。二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生产规模的扩大归根到底是由市场需求激增所致，本身就要求不断更新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不仅如此，大规模生产还使同一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数量，要比他不使用机器生产商品的数量大得多。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进一步确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不是被动地为生产力所决定，更会对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融入社会生产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进行的，决定了科学技术日益显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技术进步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逐渐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而成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任何技术上的改革或革新其实都来自直接从事劳动的工人的经验总结，科学技术研究与直接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完全熔铸在一起的，“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与劳动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不再表现为单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分散利用依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和职业秘方等，而是将与生产相关所有知识、技术的研究集中在某些特定人手中，并通过他们的重大发现来推动相关新机器、新技术、新方法诞生，进而再推广至具体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为大规模的观察、实验创造了现实条件和可能，催生了大量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使得“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由此，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新发明或生产方法的革新便不再直接来源于生产过程，而是基于生产过程之外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社会生产过程则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这样，社会生产过程的智力便同单个工人知识、经验和能力相分离，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主人的科学技术”，“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在日益独立于直接劳动过程的同时，却逐渐与资本相融合，成为服务于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广泛深入结合，赋予社会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与之相应，科学技术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任何生产资料一样，完全被资本所占有，与资本的属性相契合。作为科学技术的物化存在，机器已经成为资本的一种具体形式，从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贪欲，这是因为，“只是由于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所有社会力”。体现在机器、技术、生产过程中的科学，如同机器为资本所占有一样，“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研究就不仅要致力于探索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更重要的是要使重大发现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标，“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不仅如此，科学技术不仅为资本所占有，直接成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标，而且成为资本统治工人的手段。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自动性与工人的技能呈现出反向发展趋势，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不需要有相关技能的工人。在机器工厂中，工人降低至从属地位，其操作越来越受到机器运动规律的限制，是工人服侍机器而不是相反。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和从属性。”正是借助科学技术，资本真正改变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地位，机器成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劳动者则变成机器上有意识的附件，所有生产活动都要严格根据机器活动来进行，“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因此，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机器以及体现在机器、生产方法等中的科学技术，这些作为活劳动制造出来的产物却已经不仅完全成为资本的形式，而且还行使着资本的权力，代表资本支配着工人的一切生产活动，“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
二、科学技术运用绝不会改变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
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不仅会引发生产力革命，而且会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调整，“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例如，《手稿》指出：“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体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但是，科学技术的运用无法改变工人劳动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机器价值、机器价值向商品价值转移、剩余价值等问题的科学阐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于科学技术运用而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曲解和庸俗化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在《手稿》中，马克思科学界定了机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批判了那种将机器的价值等同于其使用价值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在《手稿》中援引赛·兰格的《国家的贫困》所描述的一个例子：一台100匹马力的蒸汽机能够带动5万个日产62500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由此，1000个工人生产的棉线就相当于不使用机器时25万个工人所生产的棉线。透过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过程所直接呈现的这种表象，许多人往往将机器的价值等同为机器的使用所代替的24.9万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这其实是关于机器价值、使用价值的严重误解，“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的使用价值就是机器自身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在上述例子中就表现为能够代替24.9万人的劳动。机器的价值则是凝结在机器之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也就是在机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人的体力和脑力。就此而言，机器的价值不是由机器使用过程中相关因素所决定，而是由生产机器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的价值则直接表现为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所支付的货币，“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支付的，就是这种价值”。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先前社会生产过程中通过简单协作或分工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是没有任何损耗的，但使用机器则完全不同，它是作为被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是具有价值的，“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那么，机器的价值与机器生产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李嘉图就认为，机器生产的每一件商品都包含机器的全部价值，“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误读了机器价值与机器生产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修正”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手稿》指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其实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包含在生产商品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二是“最后追加的活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实现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这两部分所对应的恰恰是在商品价值生产中发挥不同作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基于此，马克思确认，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在商品生产中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发挥作用的。因而，机器价值向机器生产商品价值的转移，遵循着不变资本向商品价值转移的一般规律，“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
机器价值向机器生产商品价值的转移尽管遵循不变资本的一般规律，却由于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具体形式，在具体转移过程中呈现出特殊性。与不变资本中原料等不同，机器尽管也是全部进入生产领域，但不是在一次商品生产过程中就损耗殆尽，而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最终转移进新商品价值的并不是机器的全部价值，而“只是劳动工具价值的一定的相应部分”。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机器价值向新产品转移的价值量是由机器使用价值的磨损程度所决定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正是由于机器的价值是部分转移至机器生产商品的价值中去，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的降低才成为可能。与手工业生产工具或简单劳动工具相比，机器的价值往往要大得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增加了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的数量，而最终机器生产商品的价值往往又低于先前劳动工具生产的产品，恰恰正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产品即商品的一个更大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能力的价值部分”。
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进一步遮蔽了工人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是以此为据混淆剩余价值的来源。《手稿》便给出这样的例子：在还普遍使用旧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时，使用机器能够使资本家生产的商品远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进而在市场上以社会价值被出售，“这里情况似乎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欺骗，来源于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也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以后必然导致生产所需工人数量减少，剩余价值就来源于这些被代替的工人。安·舍尔比利埃在《富或贫》中通过对比使用机器后资本的变化，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对于这些错误认识，马克思在《手稿》中一再强调：“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
第一种情况的事实是，机器或新技术的加持使劳动获得了不同于同一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力，这种劳动一个小时等于平均劳动5/4劳动小时，也就意味着工人只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够生产自己工资的等价物。但是，资本家一方面仍然按照平均劳动支付给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也仍然按照平均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上销售商品，从而获得远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余额。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价格余额远高于当时同行业其他资本家，也就是超额剩余价值，“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这里的考察为马克思在《手稿》后续部分引入“超额剩余价值”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有出售时，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针对第二种错误认识，《手稿》给出这样的例子予以批判：如果假定新的动力织机代替手工织机使得生产力增长了19倍，随着所有生产部门都取得这样的发展，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会缩短19/20，由此，先前一天12小时中需要生产工人生活资料所需要的11小时就缩短至11/20小时，工作日中其余全部工作日——11小时，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其实就是在劳动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改变必要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的比例，而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实质做出这样的概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
三、科学技术运用与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
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一节的开篇，针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疑问，马克思给予了明确回答：“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科学技术以鲜明的社会属性，科学技术逐渐与资本结盟和共谋，而与劳动者构成对立和对抗，最初致力于普遍改善全人类生产生活的目标日益被其阶级性所扼杀。科学技术运用带来的社会成果在两大阶级之间以截然相反的态势分布着，工人阶级不仅享受不到任何改善，生存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就是剥削工人的技巧的进步”。科学技术运用加剧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极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结果仅是生产特定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从事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劳动时间不仅不会缩短，反而会延长。《手稿》指出，随着机器的使用，“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当新机器的使用还未在生产部门占据统治地位之前，使用新机器生产商品的实际价值要远低于其社会价值，却仍然在市场上按照同类商品的一般价值出售。对于工人而言，这只意味着工人生产维持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商品的时间缩短了，先前为了支付劳动力价值需要工人生产10个小时的产品，现在只需要生产6个小时。但是，资本家购买的却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并不会因为生产劳动力价值时间缩短而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指出：“减少了的是生产这种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那些使用旧生产工具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当机器的使用已经在生产部门占据统治地位，即便在工作日不延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提高，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延长了剩余劳动的时间。不仅如此，资本家在此情况下还试图尽量绝对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是因为，剩余价值总量是由单个工人被剥削率和雇佣的工人人数共同决定的，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运用尽管能够增加前一个因素，但也降低了后一个因素。例如，如果2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其中2小时构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总量则是40个小时，而在采用新技术新方式后，工人人数减少至6人，即便每人能够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价值总量也只有36小时。马克思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增加绝对劳动时间就成为资本家的必然选择，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将会是14小时而非12小时。因此，《手稿》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
二是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对工人劳动的考察，马克思其实并没有局限于时间维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对剩余价值量产生影响的，不仅有劳动的时长，即劳动的外延，而且还有劳动强度，即劳动的内涵或密度，“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变为内涵量或强度”。《手稿》其实已经蕴含这一思想，不仅考察了机器的运用如何延长工人劳动时长，而且详细阐述了对于工人劳动强度的影响。机器的使用或进一步改良，一方面导致工人的劳动时间更加紧凑，在相同单位时间内进行更为紧张的劳动，消耗的劳动量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也削减了工人人数，使得一个人从事先前两个人乃至更多人的劳动，工人不得不为此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马克思将这称之为“浓缩劳动时间”，即单位时间内充满了更多劳动，消耗了更大的劳动量，劳动强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一个劳动小时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6/4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手稿》还援引阿什利勋爵在1844年3月演讲中的数据证明浓缩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是真实存在的：1835年，一个纺纱工人每个工作日在每台走锭精纺机需要牵伸820次，看管2台则需要牵伸1640次；1844年，一个工人在每台走锭精纺机牵伸次数则猛增至2400次，每个工作合计则需要牵伸4800次。这就是即使在工作日未曾延长甚至缩短的条件下，资本家获取的剩余劳动不仅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还强调，通过浓缩劳动时间来提高工人劳动强度，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较高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普遍使用的，“对于这种对劳动时间的强制限制，资本回答以更加浓缩的劳动，而劳动浓缩本身到一定时刻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新的缩短”。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当工人工作日的延长遭遇自然的、社会的界限，就必然运用科学技术浓缩劳动时间来保证剩余价值总量，而高强度劳动也存在自身的时间界限，从而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缩短则又必然引发新的浓缩劳动时间。
三是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想要证明机器的使用能够节约劳动，从而减轻工人的辛劳，另一方面又想要证明被节约的劳动将会在其他地方被使用，从而避免由此导致的失业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些辩护仅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安慰”，根本不可能实现，“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其结局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是很可笑的”。随着科学技术广泛运用，资本不仅扩大了剥削的范围，也制造着相对过剩人口，进而形成一支数量庞大的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使劳动市场竞争更加剧烈。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推动着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机器的技巧代替工人的技巧，进而取消了劳动专业等级。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生产对工人技能的依赖，“工人从有才能的人变成了单纯的看管者”，大机器工业劳动所需要的机警、动作麻利等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地培养起来，恭顺温柔的妇女更受工厂主的青睐，妇女和儿童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市场。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尤尔的以下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一切机器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因此，资本在选择劳动力商品的时候不仅有了更多选择，而且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取劳动力商品。不仅如此，伴随着机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既表现为缩减了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也表现为相对减少了生产一定商品的总工作日，这也就意味着缩减工人人数。资本充当了使劳动能力贬值的手段，也成为使劳动成为过剩的手段，“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这里的过剩人口仅对于提供剩余劳动而言，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价值的增加需要依靠增加工人人数，这些被资本抛出的工人就又会被资本吸收。马克思指出：“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资本不断制造出对工人的抛出和吸收趋势，可以随时为资本增殖提供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形成压力，从而把劳动力市场作用的范围始终限制在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界限之内。
在《手稿》中，“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一节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说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基于机器体系形成和工业革命过程的系统考察，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运用问题进行了科学探索，全面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科学探索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偏重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形成了研究视角和内容上的互补，“成为那个年代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革命意义研究的最高成就”。
（作者：孙炳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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