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范畴，它是“纷繁复杂之精神现象中最为复杂”的存在。一代代理论家直面社会现实，并对社会意识形态展开了翔实的理论勾画。然而，肇始于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逐渐从批判资本主义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推动革命实践，转向了聚焦于资本主义市场、技术和文学的学术批判与理论省思。这种研究进路遮蔽或消解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髓所在——批判性和革命性。为重扬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蕴，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回到《资本论》，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解剖，它不仅昭示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性批判，还彰显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历史性理解。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最复杂的存在，也是《资本论》剖析的重点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支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武器，深刻地剖析了意识形态所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有鉴于此，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效应和辩证张力得以全面呈现。
一、《资本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语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在“哲学—经济学”的双重语境中展开的。具体而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是沿着两条道路展开的：一是继续在哲学的语境中展开对意识形态的理论省察，主要表现为对古典哲学意识形态的强力批判；二是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持续寻踪，主要表现为对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辩证审视。当然，这两条道路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在《资本论》中交叉展开。在具体的运思过程中，马克思秉承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和基本原则，展开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哲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指认了抽象思辨的意识形态乃“倒立成像”的观念体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发端于批判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可见，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首先是与黑格尔代表的思辨哲学紧密相连的。黑格尔之所以备受推崇，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完成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黑格尔“第一次用逻辑再现了人类历史，使以往庞杂而混乱的世界史第一次有规律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把历史视为人格化逻辑（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回归的过程，历史过程因此只是逻辑过程的摹写”。在黑格尔那里，所有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黑格尔将一切都视为绝对精神运动的产物，整个社会历史都是这种绝对精神运动的结果。可见，黑格尔是在“逻辑”的意义上诠释社会历史的，认为绝对精神是社会生活的主宰。黑格尔的后继者（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虽然竭力超越黑格尔，却从未越过思辨哲学的基地而继续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进行“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后继者这些Ideologe（思想家、玄想家或意识形态家）不仅臆造出“种种虚假观念”，还“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这些人所提出的观念都是与现实脱节的，马克思也正是在“虚假的观念体系”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侧重强调“它根本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和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正因此，马克思才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直言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与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在对“虚假的观念体系”的哲学省思中，马克思确认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即“生活决定意识”或“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于研究思路和理论任务的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再次集中火力驳斥抽象思辨的意识形态家。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依然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再次印证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此意义上，《资本论》虽未继续展开对思辨意识形态的哲学追问，却赓续了哲学研究的传统而科学地锚定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剖析了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属性。在社会实践经历中，马克思愈发感受到哲学批判的无力感，物质利益问题难以通过思辨的方式得到完美回应。因而，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在接触古典经济学之后，马克思迅速发现了这一“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中的重点，也是他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性活动。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首先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并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他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总认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展开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将视线完全放在了客观经济现实之中，开始直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级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考察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抽象思辨的概念，直面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层级而不是流于社会表象，这相较于古典哲学和庸俗经济学是更为科学的。然而，李嘉图就此止步了，他以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对立为研究的出发点，却仅仅将这些对立视为“社会的自然规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嘉图出于经济学家“正确的本能”而深知过于深入地研究这些“爆炸性”的对立问题是相当危险的。面对社会经济对立以及剩余价值诸问题，李嘉图的惯用手法是将其“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被视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对立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继而刻意回避问题。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已经明确指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将一些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可见，古典经济学家们有着十分明显的理论意图——聚焦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继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合理化的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被描绘成一种天然美好的制度，还被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在考察资本主义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们持有非历史的观点和态度，继而对所要考察的对象进行了经验归纳式的抽象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是迎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虽然奉行不同的研究理路，但它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它们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汇流——秉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终极性诠释。这两种意识形态都竭力勾勒出一个完美的无历史过程的抽象社会图景，继而将资本主义打造成一个“天然合理”的社会模型。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语境中洞察到了它们的理论缺陷并揭穿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厘定了科学考察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原则。
二、资本逻辑与意识形态批判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剖析是《资本论》重要的工作任务。在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梳理中，马克思确定了考察意识形态的具体思路：“要研究精神生产[IX—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这里的“精神生产”指的就是“一般概念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或“描述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按照这一工作思路，马克思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对意识形态加以批判性研讨的。因此，《资本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就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宰制之下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规律。
马克思依托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生成。无论是观念上层建筑，还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凭空冒出的。“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换言之，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性存在，“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发生改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殊相”，它生发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之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普照的光”，资本关系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本关系的理论表现。进而言之，伴着资本的产生和资本关系的展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即出场。资本关系是在“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在对原始积累的历史性分析中，马克思确认了“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资本的问世过程——社会上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纷纷转化为资本，又是雇佣工人们的产生过程——大量直接从事劳动的人丧失掉赖以维生的资料而成为被雇佣的劳动者。可以说，劳动和资本的分离是资本关系得以成型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塑形的基础性事件，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时代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经产生便要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两大主题“做文章”，要处心积虑地为劳资分离与利润的创造作出合乎“逻辑”的论证与说明。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意志”的典型表现。因此，要全面把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要先对资本与资本逻辑有一个科学认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范畴的历史性理解和实质性批判，资本的物质维度、过程维度和关系本质维度得到了透彻解析。在生产生活中，资本就是一个有着无限增殖欲求的“吸血鬼”和“寄生虫”，它“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围绕如何无限增殖这一主题，资本开始了它自己的运转逻辑。而这种逻辑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三个层面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是物化意识。马克思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物化是不可抵挡的趋势。在由商品堆砌的财富世界里，普遍的社会交换、多方位的社会联系得以迅速建立起来。这其中的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不同的商品占有者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完成使用价值的让渡。“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在不同商品的交换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I—21]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如此，便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或“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复杂的社会关系就转变为物的属性，“唯物是从”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物”缘何值得人们倍加青睐？马克思直言“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在经济交往中，这种物化逐渐渗入人们的意识和思维中，凝固为一种物化思维和物化意识，继而遮蔽了这些物背后的真实本质——人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运作中的社会关系维度都逐渐被遮蔽，所流露出的只是商品、货币与资本之间的物象形态的转换。商品、货币和资本中蕴含着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人们身处这种物化幻境中却不自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种物化意识称为拜物教，人们对物的痴迷与崇拜导致丧失了本真与自我。随着资本的大量增殖和资本力量的全面凸显，人们对于物的崇拜就越发强烈。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
二是抽象统治。在资本主义之前，人们是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抽象统治个人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层面，“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为了便于交换，形式各异的个人劳动必须要转化为统一的抽象劳动，抽象就此开启了统摄社会生产生活的旅程。其实，“统治现实社会存在的‘抽象（本质）’恰恰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事物的替代—观念性—事物的象征—符号（信用）”。抽象统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观念统治世界的新模式，交换价值（关系）的抽象间接地役使着个人。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则表现为资本及其逻辑管控、宰制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证了抽象和一般性的功能，它们作为同样社会生产过程的时刻，作为思想的概念或范畴（后者是对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呈现出从它们可能性条件的物质环境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外观。这种情况有两个历史后果：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在其中私人劳动行为仅仅由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所组织和调节——开始支配那些事实上作为财富源泉和创造者的劳动者个人。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被事物所支配，或正如马克思所说，开始被‘抽象所支配’。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范畴的一般性也呈现出独立的面貌——呈现出一种‘自己的生活’——开始支配有关物质世界的解释的生产，马克思将其称为一种‘思想统治’”。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
三是颠倒状况。“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造就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倒置关系”，还将它主管的世界塑造成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这种颠倒性源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都呈现出颠倒的状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颠倒情形。一方面是“活劳动”服从于“死劳动”，工人深受资本的钳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就从“形式上的从属”转变成了“实际上的从属”。这种从属关系使得工人这种“活劳动”丧失了自主权，他们彻彻底底地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在这种“看不见的”锁链的捆缚之下，工人处于一种扭曲的异化关系中而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作就在于要将本属于资本家这一群体的特殊利益描绘成社会普遍利益。“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塑造一个为“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所占据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彰显出它的优越性。实际上，这里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专属于资本（或资本家），并不普遍地属于每一个工人，它只是资本家的“私利”而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这种资本家的“私利”粉饰为人们的“普遍利益”，继而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些说辞其实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只不过“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而已。可见，“颠倒”不仅存在于经济生活领域，更占据着思维（意识）领域的高地。颠倒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和特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意识形态及其问题加以理性分析的。无论是物化意识、抽象统治，还是颠倒的状况，无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本逻辑的观念化表现。这种以资本增殖为旨归的意识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言说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虚假、颠倒、抽象的表达方式。
三、阶级意识觉醒与阶级革命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对于意识形态的考察不仅要深掘其经济基础，还要考辨其社会政治意涵。在社会政治领域内，意识形态无疑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是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那里，他对上层建筑是有区分的，我们所熟悉的军队、警察、法庭以及监狱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是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宗教、道德、美学、艺术、政治和法的观念等则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旨在维护其所在的经济基础，都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或观念）得以体系化、制度化，实际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和理念的现实化过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统治阶级关系的观念表现、阶级统治的思想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实行精神统治、管控的重要手段，它们通过统治阶级的认可、传播而使这种精神、思维或理念变为人们行动的物质力量，继而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某种精神依托。更准确地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把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灌输给社会成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对于资产阶级统治优越性、自然性和公正性的论证。就资产阶级统治来说，其优越之处就在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对旧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以其巨大的创造力形塑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文明时代。在“无形之手”的牵引下，资本主义充分发掘了人类造物的潜能，使得整个世界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它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社会经济向“一个总体平衡和稳定的方向迈进”，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就资产阶级统治的自然性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就是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过程，资本主义机制中最为核心的利润、地租和工资的问题，也经由“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简单的三位一体公式得以直观地诠释出来，三对范畴是一一对应的“自然关系”。就资产阶级统治的公正性来说，“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资关系通过工资而显得童叟无欺、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它是正义的制度。显然，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它所论证的结论都有其政治目的——在合法、合理的论证框架中让广大无产者自觉接受这种思想灌输，继而造成对压榨和迫害的“无意识”。就此看来，“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资本统治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形式”。
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基础”。资本时代使得阶级关系简单化，整个社会直接二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尤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虽然他们因一无所有而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他们依旧有着作为“卖者”的权利。《资本论》在学理上向世人展示工人受苦受难的状况，工人的异化状况不再是一个哲学想象，而是一个经济现实。正是因为“人将不人”，无产阶级已到了不革命就无法存活的地步。或言之，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只有废除自己的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或“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无产阶级才能昂首挺胸地以人的方式存身于世界当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与革命，也首先要有革命意识或阶级意识的引导。这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它又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易言之，作为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认知。无产阶级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现实境况——“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广大无产阶级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尽数为资本家所直接侵占，与他们长相伴的只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和体力智力的日渐衰竭。同时，无产阶级还要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与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的是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积累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无产阶级引领革命浪潮，落实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剥夺者的口号，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内容。
作为“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或统治阶级意志的理论表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合乎逻辑地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性的同时，又在另一层面将“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并用“抽象的反思范畴，如数量化、无限进展等来掩盖日常生活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结构”。这就使得广大缺乏辨识力的无产阶级会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个自然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接受，并对抽象的统治和颠倒的状况见惯不惊。更为明确地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薄弱和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流传和灌输。当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薄弱和丧失的问题还在于资本逻辑使然。在资本牟利和增殖的驱使之下，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暴露出了“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原本丰富多彩的劳动过程为冰冷的机器体系所取代，原本有着创造力的工人现在也不过是机器的奴仆而已。与之相伴的是工人神经系统的极度损害、身体机能的极端压抑、精神层面的彻底空无，工人在机器生产中逐渐失掉丰富性维度而沦为“单面人”。在此境况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都会削弱，甚至丧失。他们犹如行尸走肉而游荡于机器之间，对于生产生活中的一切都失掉了兴致，他们唯一关心的只是赚取微薄的工资以度日。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破解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谜，《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旨趣也就得以显明：在解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唤醒日渐消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首先，马克思确证了阶级意识与阶级存在的辩证关系，即“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革命阶级的存在有赖于分工和所有制的不断发展。因此，“调整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相应社会关系就成为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当然，这种革命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又指引着革命阶级的行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援引了工人运动的一些案例印证了这一判断，工人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争得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其次，马克思还指认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性考察，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确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继而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这是隐藏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最后，马克思言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旨归在于谋求人类解放。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在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困境的同时，还应该谋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和策略：一方面以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为方法论，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按照“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策略而不断“消除私有制的经济根基和政治法权依附”；另一方面则通过解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歪曲的面貌而“使人在对现状的反省中形成将自我意识贯彻到革命、批判的实践中去的思维”，达到对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自我认知。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旨在“从幻象中获得真相”，通过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辩证呈现而完成了去伪存真的工作。在改变世界的行动中，革命的物质力量（存在基础）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为顺利完成革命任务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在《资本论》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兼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范畴。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考察和学理性批判中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辩证张力，在对资本逻辑宰制之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建构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同时，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既包含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又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还体现着对人类未来前景的展望。可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传统—现实—未来”之间凸显了强大的理论张力。
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辩证张力对于21世纪的我们尤为重要。现时代，我们依旧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道路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两种主导性的叙事话语，批判资本主义、高扬社会主义依旧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泛意识形态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前者将一切问题都纳入意识形态，后者则彻底摒弃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路向。对意识形态的边界把握不清是造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厘清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本质，继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当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
意识形态关乎举旗、定向的问题，在新时代，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在实践中不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唯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正确的方位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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