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对象，历来深受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进行了深入考察，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基础。在《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以及书信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揭示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作用，对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丰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道德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局限性。深入研究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道德的社会经济根源及其根本性质
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科学实践观在伦理学说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道德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揭露了各种历史唯心主义道德观，特别是费尔巴哈道德观的根本局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以往的旧哲学由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因而不懂得包括道德在内的思想观念在本质上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们将道德只是视为神的启示、绝对理念的体现，或者是人精神意志的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P524)在这里，他们深刻阐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产生的根源是“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为了满足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需要产生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上述思想。他指出，道德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形成带来多种社会关系的交织，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必然会产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因为不同利益的分化而产生的矛盾或冲突，为了避免这些矛盾或冲突破坏社会运行的有序性，需要一些为大多数成员接受和认可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来调节社会关系，这就是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P99)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杜林提出的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所谓永恒道德原则，揭露了其从抽象的概念和所谓绝对平等原则去构造道德体系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研究方法，深刻而明确地揭示出道德与社会经济关系内在的天然逻辑联系，阐明了道德的社会现实基础。
基于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道德的阶级属性。既然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那么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只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道德。在阶级对立社会中，阶级之间冲突斗争的根源在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由于社会各阶级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和所要维护利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体现和维护这些利益的道德观念在本质上的区别，它们相互冲突并且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P99-100)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道德，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道德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却反映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并代表着道德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2](P100)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全人类的共同道德才有可能出现。
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考察分析道德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者，如杜林之流鼓吹的否认道德起源的“道德永恒论”，指出道德与任何社会意识形式一样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社会形态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性质。
首先，科学揭示了原始社会道德的起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分析原始社会的道德，深刻揭示了道德的起源，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要贡献。恩格斯用事实充分证明，道德绝不是起源于神的启示或人的意志，而是逐渐形成于原始社会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由于劳动和社会生活彼此交往的需要，产生了以习惯的形式存在的原始道德。“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3](P322)这种习惯性的共同规则就是原始道德。原始社会的道德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阶级、共同劳动以及平均分配等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在长期的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集体利益即氏族或部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观念。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道德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阐明了原始道德与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充分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剥削阶级伦理学家在道德起源问题上宣扬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观点和道德永恒论。
其次，恩格斯考察分析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道德及其基本特征。他认为，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是第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道德，它以奴隶的人身被占有为最根本的原则，以自私自利、贪财、掠夺为最主要的行为规范，以鄙视劳动为最高道德信条。恩格斯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4](P113)恩格斯指出，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中，奴隶阶级也形成了反对奴役、反对剥削和压迫、要求自由平等、敢于斗争等优良品德。他对此持充分肯定的态度。随着封建主阶级的兴起，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就为封建道德所取代。
在《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中，恩格斯以德国封建社会为例，结合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对封建社会道德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封建主阶级的道德是建立在严格等级划分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上，以维护封建等级制为核心原则。封建主阶级在鄙视劳动、好逸恶劳、荒淫无耻方面与奴隶主如出一辙。封建主阶级为强化自己的统治，还竭力用基督教道德来愚弄和控制人民，将封建道德与基督教道德相结合，赋予自己统治的神圣化外衣。封建主道德与宗教道德密切结合，这是封建社会道德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封建社会与居主导地位的封建道德相对立的是广大劳动农民的道德。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农民形成了许多优秀的道德品质，如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等，特别是为反抗封建主的残酷压迫，农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恩格斯对农民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权等精神和品质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最后，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他指出，资产阶级道德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它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把金钱万能奉行为最主要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残酷的竞争，不仅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而且每个人都进行着反对其他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1](P446)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伦敦这个资本主义大都市的道德状况时说：“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5](P304)资产阶级信奉的金钱万能的道德理念，正是资本家本性的集中体现。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 [1](P476)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就是一切，就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赚钱成为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标准。为了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只有更多，没有最多！
恩格斯指出，与上述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相矛盾的是，资产阶级却又把自由、平等、博爱视作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准则。资产阶级确立的这些道德原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对于冲破封建专制的桎梏和封建道德的束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这些曾经起过十分革命作用的道德原则却日益沦为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实质的宣传手段与舆论工具，其进步性和革命性彻底消亡。因此，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十分虚伪的。恩格斯揭露说：“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 [5](P360)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在本质上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虽然它宣称主张全人类的平等，但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意味着奴役和压迫。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无产阶级毫无自由、平等可言，因此也更无所谓博爱。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道德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作为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根本对立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1](P437-438)无产阶级道德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原则，提倡大公无私，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没有本阶级的一己私利，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道德。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道德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
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道德观念如同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考察道德现象决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一定的时代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本质区别。但恩格斯也同时肯定了道德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他指出，道德观念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就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而存在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道德观念与具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不一致性。虽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变化，但旧有道德往往并不会马上随之变化而归于灭亡，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道德领域有可能处于先进地位。另一方面，道德对经济基础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道德和政治法律思想一样是与经济基础较为接近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巩固和维护的显著作用，这是道德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还指出具有共同历史背景的不同阶级的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这也是道德相对独立性的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任何精神观念都具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道德也不例外。而且恩格斯认为，处于“同样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阶级，其道德论的核心诉求总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在考察封建社会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相互关系时就明确指出：“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 [2](P99)虽然这三种道德是在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对立，反映并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由于它们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的关系。比如说，“切勿偷盗”，就是在私有制社会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形成的共同道德戒律，但是这一道德戒律对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时它维护的不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这说明，道德既有相互继承的一面，同时又在内容和作用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在不同的社会里，道德规范的具体内涵和作用发生着重大变化。
总之，恩格斯在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上既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同时又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本观点。
四、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批判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了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与旧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本质区别。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批判，实质上是以此为典型例证对整个旧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批判，揭露了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和根本局限。通过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批判，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唯心主义道德观和资产阶级道德及其基本价值观的根本态度。缺乏科学的实践观，是造成费尔巴哈哲学局限的根本原因，在道德观上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道德观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是极其空泛并且脱离社会现实的，是打着人类普遍道德和价值旗号鼓吹资产阶级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典型代表。虽然费尔巴哈也提出了一些接近唯物主义的道德观点，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费尔巴哈这些命题和观点只是他道德观中偶尔的思想闪光，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毫无结果。
恩格斯集中批判了费尔巴哈所谓的道德基本准则，认为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与生俱来，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往往受到人们行为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限制，幸福的获得就要对这两种后果都进行正确的预估。所以，他提出两条衡量人们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一是对自己要合理地自我节制，正确估计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如不顾后果就是不道德；二是对别人以爱，不能以自己追求幸福的行为来妨碍别人对幸福的追求。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这一道德准则纯粹是贫瘠而空泛的说教。因为道德的准则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抽象和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不以追求幸福的欲望为基础，而以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费尔巴哈认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这是他道德准则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指出，这种追求幸福的平等原则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因为人们追求幸福愿望的实现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条件。在私有制条件下，存在着十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根本没有什么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也根本不具备追求幸福的基本手段和条件。费尔巴哈所说的追求幸福这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在封建社会的封建主与农民之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虽然在法律上被确认了，但仅仅是在口头上被承认了，因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均被资产阶级所掌握，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维持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十分困难，不可能具有与资产阶级平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未必就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给予的多。恩格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道德原则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欲望的集中体现。因为按照他的道德准则来衡量，资产阶级的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一个资本家到交易所投机赚了钱就说明他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他一方面正确地估计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没有妨碍别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完全符合费尔巴哈的道德准则。这充分说明了费尔巴哈的道德观的资产阶级性质。
恩格斯还尖锐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爱的抽象说教。他指出，费尔巴哈鼓吹的应当无条件的“对人以爱”的道德说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空想。在存在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宣扬这种抽象的、超阶级的爱，只能起到调和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反动作用。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观之所以空洞和脱离现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对人做了抽象的理解。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社会实践对于个体的意义，从而无法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性本质。“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4](P294)这深刻地说明，离开了科学的实践观，离开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道德观。科学的道德观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五、恩格斯对道德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当代价值
第一，恩格斯对道德根源和本质的分析启示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道德问题唯一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根本的理论基础，只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科学揭示道德的根源和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道德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必然由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道德都是具体的，决不存在杜林所鼓吹的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道德。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即便是当代，也决不存在超越社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绝对的、普世的道德和普世价值，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中立原则。为当代西方伦理学各种流派所信奉的所谓的“道德中立主义”或所谓的“道德中立原则”，在本质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它们将自己的道德主张和价值原则说成是超越任何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科学伦理学，代表着全人类的利益和诉求。这种观点对我国学界也曾经产生过十分明显的影响。但这种观点的本质和基本立场，正是恩格斯所深刻批判过的历史唯心主义道德观，也是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一贯主张。“道德中立主义”或所谓的“道德中立原则”是根本不成立的，无非是资产阶级道德观虚伪性的集中体现罢了。基于所谓的道德中立原则，西方伦理学说将西方道德观和价值观作为所谓的普世道德、普世价值加以宣扬。但西方伦理学说中的价值观绝不是超越阶级、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和普世道德观。虽然不能否定资产阶级道德及其道德观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观念，存在根本上的局限性，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深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反映和维护的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两种伦理学说及道德观念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和差异，否认这种本质的差别或将二者混为一谈，鼓吹所谓的道德中立原则、普世价值和抽象普遍的永恒道德，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根本原则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和道德观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根本价值导向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完善适合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第二，恩格斯关于道德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启示我们，不同的道德和道德观形成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一定物质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产物。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决定着道德的性质和发展变化。恩格斯通过对道德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不同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中不同道德的根本性质，深刻揭示出剥削阶级道德的根本历史局限性和必然为共产主义道德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道德的分析，深刻揭露出资本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其所奉行的价值原则的虚伪性，对于深入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道德和价值原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道德及其价值原则，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倡的道德及其价值原则内容和重点也各有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也有变化，但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核心内涵、根本立场一以贯之，丝毫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金钱至上、金钱万能和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理念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虚伪的价值原则仍然为资产阶级鼓吹和尊崇。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道德及其价值原则的分析和批判，仍然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道德及其价值原则的锐利思想武器。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道德及其价值原则的分析，则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和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根本方向。
第三，恩格斯关于道德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思想启示我们，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在本质上是适应一定经济关系和特定社会实践需要的产物。在当今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在人民物质生活和道德水平日益得到提升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格局调整，特别是受西方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产生价值取向多样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剥削阶级的道德和价值观不断蔓延，导致了严重不良的后果。因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加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其中，特别需要着重强化集体主义教育，强化集体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核心和基础作用。从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道德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主义的道德和价值观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本质，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恩格斯将集体主义价值观表述为“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4](P198)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观，是无产阶级高尚品德的集中表现。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原则，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抗疫精神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出集体主义原则及其核心价值理念的伟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伟大胜利。
恩格斯关于道德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思想启示我们，一定要采用“扬弃”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的精辟论述，是对恩格斯道德继承性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为我们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6](P160-161)对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历史虚无主义，但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坚持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第四，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批判启示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资产阶级道德和道德观的分析和批判。无产阶级道德及其道德观的真理性是在与资产阶级道德及其道德观的斗争中得以彰显的。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西方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价值观提出挑战，对我们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分析和批判深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共性就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鼓吹抽象的价值原则和所谓永恒的道德准则，本质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具体体现。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批判，为我们深刻分析和认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本质及其功能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在恩格斯看来，抽象人性论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谈论所谓普遍人性，抛开了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空谈人性，将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考察道德的基本准则和理论基础。将抽象人性论作为建立道德体系和道德观的基础，就必然造成资产阶级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根本局限性。考察当代资产阶级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不难看出，不论其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理论基础无一例外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它们忽视人性形成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基础，把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性抽象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并以此来论证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和永恒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基于抽象的人性论构建普遍永恒的道德观念是“纯粹的玄想”，企图建立普遍适用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原则的努力也只能是徒劳的。基于抽象人性论构造的以永恒的、普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本质上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作者：张新，新疆大学“天山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宇，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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