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一些舆论质疑、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等。这些舆论罔顾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实践的发展路向，人为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从而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新时代背景下释析这一重大问题并做出科学回答，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审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展开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必然性”作用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的直接产物。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入社会主义之前，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尖锐化的直接产物。如何回应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认识。“怎样对待不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实质上直接涉及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否存在科学性的根据。”必须从理论上讲清楚我们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其来源本身就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展开，就是这一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直接外化。
（一）不发达国家跨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社会形态的变更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而衡量革命发生的依据主要看这种矛盾运动是否达到了极端尖锐化的程度。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一旦逾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就必然会被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主义就会破土而生，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诠释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那些处在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还不是很充分的国家或地区，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达到尖锐化程度才能步入社会主义呢？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阶段的理论”时指出：“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同时告诫不能不顾历史环境而把“历史必然性”简单地演绎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那些处在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还不是很充分的国家和地区，不一定非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才能步入社会主义，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存在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的论断不是个别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成熟理论阐述，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理论逻辑。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如果在一个单纯没有外界干扰的“实验室环境”下，在“历史必然性”规律作用下人类社会必将“按部就班”地从资本主义破茧而出，迈入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社会演进一般规律，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打破了这一演进图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前进，另一方面开拓了世界市场，建立了普遍联系，加速了人类社会从地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地域性与民族性逐渐被打破，愈发表现出世界性与共通性特点。即是说，随着交往的普遍化和联系的密切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是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简单统一，其矛盾运动逐渐越出民族和国家的地域疆界，而呈现出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整体运动。这种“整体运动”的直接作用使落后国家能够“嫁接”“传输”和“导入”更为先进的生产力，而不像交往所处在隔绝状态时那样“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表现出一种跨时空的对接，其矛盾运动不再局限在地域范围而愈发表现出世界性特点。马克思指出，“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使得在工业不发达国家也能够产生与工业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因而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工业不发达国家”存在跨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走向的具体分析，清晰地回答了“工业不发达国家”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及条件。“农村公社”是19世纪俄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既有公有制因素也有私有制成分的“二重性”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制因素”这一自身特点，且处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这一有利的历史环境中，这使“农村公社”有可能“导入”和“嫁接”更为先进的生产力，由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存在“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的可能性，并开具了一系列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马克思明确反对不顾历史环境和自身特点，僵硬的把所谓“历史必然性”套用到“农村公社”的分析逻辑，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强调能否把握好“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则是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钥匙。
（二）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整体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展开
“工业不发达国家”跨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体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理论整体性。马克思对“工业不发达国家”发展走向的理论分析和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走向的具体论证，本质上探讨的是像俄国这样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建立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这一逻辑展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尖锐化而裂变的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整体。具体言之，一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裂变而来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尖锐化的直接产物，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二是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跃升而来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这两条路径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如何迈入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本质与多样性特点，彰显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理论整体性。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长期处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经济链条体系中，而后逐渐成为这一链条体系末端上重要一环。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前途选择，正是这一链条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传导”并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不断耦合发酵的产物，是党洞悉近代中国国情与世界大势而把握“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的结果。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跨入社会主义，并非偶然发明，是“世界历史”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作用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外化展开。作为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而有效升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裂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存在诸多不同，从而立足基本国情，不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有效尝试。
二、历史审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升华
质疑、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等等。从认识根源来看，这一质疑的错误性在于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裂变而来的社会主义与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异同，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中把资本主义裂变而来的社会主义作度量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以此判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有效解读“中国特色”的话语意蕴，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历史进程中加以系统观视。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局限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按劳分配等“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起点，成为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心照不宣”的行动逻辑。无论是1918年“最初的构想”还是随后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都是这一行动逻辑的外化。应该说，这些举措有力捍卫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却引发了诸多问题，正如列宁后来总结：“我们曾经设想用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节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苏联由此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新经济政策的突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方面突破了传统认识。列宁提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两种形式，并提出要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让制、租借制的形式转给私人经营和外国资本经营等。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强调商业中介的重要性。列宁提出“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强调要用“商业”来调整经济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市场、货币、商业、财政等手段来调节经济。在这一系列认识和探索的基础上，列宁认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根据俄国的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追求完全的、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性的指令性计划。究其原因，本质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进一步“左”化和固化，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视为“社会主义纲领”“共产主义原则”，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据此来规划、裁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忽视了新经济政策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意义。当然，苏联模式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上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巨大影响力和战后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客观上又强化了这种“正统”认识的正确性，从而在实践上越发把“完全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纲领、原则加以固守，作为检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正是在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紧箍咒下，面对苏联模式不断暴露的问题和弊端，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均未能、未敢进行有效突破，从而在实践上逐渐窒息了社会主义的活力，而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彻底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酿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的弊病并提出“以苏为鉴”，提出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实践看我们并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羁绊，总体上在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下前进。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在频发的挫折、失误和困难面前，不断引发人们对“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怀疑和思考，不断追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人就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探索一条契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在酝酿而破土待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反思的有效升华
一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层面。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把“生产关系”作为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实践上追求“完全的公有制”并强调公有制“纯而又纯”，把不断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要从生产力实际出发，把不断推进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二是在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层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忽视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突出制度建设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三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层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视为经济运行的唯一手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计划与市场没有制度属性，本质上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层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无法正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我们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都要立足这一起点和阶段而奋发有为。五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层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正确审视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提出要摒弃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来认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现实审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实性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逻辑遵循与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辨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从现实性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遵循与发展的集中彰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运用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这一生产方式本质上创造的是“物的社会”，衍生的是人的异化与社会的分裂，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最终沦为少数人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科学社会主义坚守人民立场，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我追寻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未来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动态累进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实际，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一切行动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关切。一方面牢牢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期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大力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努力营造有利的社会发展环境；进一步规范权力与权利的交互空间，切实净化政治生态环境；严惩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不断提升社会发展的文明指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注入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等等。这些举措很好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另一方面尤其关注困难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的整体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每一个人的小康”，小康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等，这些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导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规范并不断创新有效的实现形式
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要素，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衍生的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需要一定的制度规范来确保生产力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遵循这些规范并结合时代特点与具体国情不断创新有效的实现形式。
一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有效的实现形式，不断优化公有制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毫不含糊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健全劳动、知识、资本、技术、土地、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分配贡献。在经济运行体制上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把两者的作用有效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些制度、体制的确立和实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创新了实现形式，在实践上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必须掌握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性保障，历史任务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规定，并结合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民主与人民专政的统一，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地位，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要坚决打击各种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同时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的重点是如何更有效的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如何更有效的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三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巩固并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掌握领导权，只有掌握了领导权才能确保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明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根本政治原则，不断强化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了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并付诸实践。实践表明，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取得了巨大成效，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不是教条，不是后世实践要遵循的僵化本本，而是认识问题的方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它要求我们凡事都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谙“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强调要根据时代前进的方向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强调“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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