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磊：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逐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外，还出现了多部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鉴于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形象的严重歪曲、丑化，鉴于其在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深入揭露其错误观点已经刻不容缓。本文选取张戎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一书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剖析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是：历史发展是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这样，历史虚无主义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歪曲客观历史本体。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从这一前提出发，否定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必然性。
1．认为中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莫斯科阴谋制造的结果
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是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其论据主要是：中国革命是俄国、共产国际主观制造的结果，是莫斯科的“阴谋”。《故事》一书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必要、不受欢迎，而且是一场灾难。他们将中共诞生、中国发生革命归结为俄国或共产国际的蓄意推动：“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指陈独秀——引者注）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这样，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得到过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将中国革命的发生乃至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这一点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关于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的观点，就遭到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的批驳。“阴谋论”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丧失了市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这就是说，革命的发生不是人们主观意识煽动、制造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社会具备革命条件时，革命就必然要发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发生革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一点已经成为海内外的共识。1944年，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2．认为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性、必然性。因此，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领袖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外部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从主观方面寻找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故事》一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其一，苏联等外部因素的援助。张戎等人认为：“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这种论调实际上早已被海内外学界所否定。《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抗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这说明，得到苏联援助的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共。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苏联援助的结果。
其二，间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张戎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得益于隐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许多红色代理人还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他们为毛泽东夺取中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姑且不论张戎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其观点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这些人充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是什么？张戎虽然耸人听闻地描绘了“红色代理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这些所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
其三，通过玩弄权术和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成为中共乃至中国的领导人。张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不道德和他对付其同志及中国人民的恐怖手段。张戎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描绘成毛泽东如何玩弄权术，进行阴谋活动，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可见，在张戎等人的历史观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都是历史发展中主观意识的结果，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张戎等人的这类认识本质上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就阐述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党内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但是，如果完全以此来解读中共历史既是狭隘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分析理念下，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以及时代的客观需求完全被排斥。对于这类历史观，恩格斯早在1886年初就给予了批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对于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这就是说，领袖人物的产生并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依赖于阴谋或玩弄权术，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自封、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袖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通过考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的威信、影响、经验等完全符合领袖的标准。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指责毛泽东依赖阴谋诡计、玩弄权术而获得权力，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测。
历史发展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历史观的本质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根据歪曲历史的需要进行历史评价
在历史虚无主义视阈里，不仅历史本体的发展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且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及其标准也完全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建构历史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建构的“历史”是否符合自己的主观目的。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评价中共历史事件和毛泽东时，往往从主观需要出发进行评价，其评价标准根据其歪曲历史的主观需要而确定。其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违背史实进行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毛泽东的评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虚构史实基础上的。《故事》一书不仅大量虚构中共历史事实，而且虚构了毛泽东所经历的事件，在海外已经遭到严肃学者的批判。矢吹晋在《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对《故事》中伪造、虚构的主要史实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批判。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主编的《毛真是怪物吗？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也对张戎等人虚构和歪曲史实的行为进行了系统批判。此外，许倬云、史景迁等也对该书歪曲和虚构历史进行了批判。
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依据史实进行评价，是科学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评价更应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评论。显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评价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2．孤立、片面地评价历史
割裂历史事件的环境、背景、条件，孤立、片面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方法。
张戎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采取的游击战策略时，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化的手法。其核心论点是所谓中共“游而不击”，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与军队。这种论调在本质上没有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看，绝对不允许与日军进行正面大规模阵地战。开展敌后游击战既是中共的传统优势，更是由中国、中共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更是无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战时期“共对敌作战12.1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14万人，其中日军52.17万人”。
此外，张戎等人还危言耸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在“镇反”和“土改”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这里姑且不论其数据是否可信，其对“镇反”运动的评论就是片面的。因为，当时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对社会安定构成的严重危害被张戎等人刻意屏蔽了。有学者指出：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留下的政治土匪武装达105万之多。这些土匪到处破坏交通、袭击基层政权，残害军民和干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仅1950年头三个月，广东地区就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土匪围攻，86个乡政权被土匪攻占；云南、贵州地区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四川省遂宁、资中两县，在土匪的威胁下，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镇反”势在必行。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指责、种种评论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割裂相关的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的条件和环境，进行孤立、片面地评价，从而达到误导读者，实现自己歪曲、丑化中共历史和毛泽东的目的。
3．情绪化、根据需要来评价
近年来，带着明显个人情绪来评价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历史人物，是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又一个共性。
纵观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毛泽东研究，大多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和个人偏见。《故事》一书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正面评论，对毛泽东的评价全部用批判性的语言。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张戎歪曲、丑化毛泽东的直接动机是源自于自身遭遇而产生的报复心态：“对张戎而言，毛泽东尤其是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仍旧是让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产生报复心理的动机。”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说：“在这本书中你感觉不到任何冷静的分析，你能感觉到的就是仇恨，这有助于提升其可读性，但是历史研究不应该是这种方式的。”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尽量规避研究的主观情绪，防止情绪支配自己。恩格斯曾指出：“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因为在情绪支配下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准确。由于张戎等人仇视毛泽东的动机和情绪贯穿于论著始终，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客观公正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来评价毛泽东。
他们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取决于诋毁毛泽东正面形象的目的。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还采取了根据需要来决定评价的标准，即凡是有助于诋毁毛泽东形象的人物或者事件就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反之，则给予贬低和否定。在《故事》一书中，凡是在历史上维护、拥护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否定和贬低；凡是反对、排挤、打压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高度肯定。作者之所以如此评价和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因为贬低、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抬高毛泽东的反对者就可以达到诋毁毛泽东形象的目的。所以，在党的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王明、张国焘等人都得到了作者无原则的全面肯定。
为了进一步达到虚构历史、歪曲历史，诋毁毛泽东等中共历史人物的形象，历史虚无主义者表现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在他们那里，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没有任何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有的只是其主观的需要，评价的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这种主观需要。
三、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考证史料；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解读史料；必须客观、全面、准确地运用史料。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基本手段。
1．伪造史料
在《故事》一书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所谓“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该书使用的访谈资料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只给出访问的时间，给出受访者姓名，甚至很多受访者连姓名也未提供，导致这类访谈材料的真实性无法验证。目前已有多位受访者否认他们曾接受过张戎等人的采访，或否认他们曾与张戎等就相关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实质性的讨论，或否认他们为张戎等人提供了可以论证其观点的材料。弗雷德里克•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表示：他与张只见过一两次面，而且从未阐述过任何关于毛这个话题的具体观点。据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所言：章含之说，她确实与张戎有过两三次非正式的会面，但是她拒绝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可以确信的是，《故事》一书有诸多伪造的访谈。
2．剪裁史料
剪裁史料的通常做法就是抽取史料中的个别部分，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张戎等人为论证毛泽东对于“大跃进”中出现死人现象是有心理准备的，其引用了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张戎等人在引用时，重新进行了剪裁、拼接，达到了断章取义的效果。毛泽东在讲话的原文中所要表达的“减少任务”、“压缩指标”等意思，以及“不死人”等基本原则，经过作者的剪裁、拼接，被完全掩盖。可见，经过剪裁的史料所要表达的含义与原意完全相反，完全成为张戎等歪曲毛泽东的材料。以剪裁史料的方式歪曲、丑化毛泽东充斥《故事》一书，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3．曲解史料
曲解史料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有意违背史料本身所表达的意思，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将本不属于史料的东西附加在史料上加以运用；二是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局限，错误地理解史料所表达的含义，从而导致史料被曲解、误读。
主观故意曲解史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较为普遍的做法。这类做法往往与剪裁史料结合起来运用。在《故事》一书中，“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章就大量使用了这一手法。张戎等人在该章结尾处引用了上文提及的那段关键性史料。在这部分论述中，张戎等人通过裁剪史料使读者将那段讲话解读的重点放在死了多少人的方面。这样，毛泽东所讲的“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这句话，被从上下文中割裂开来，被曲解为：“大跃进”中中国必须（或者“肯定要”、“肯定会”）要死一半人，毛泽东对死人是无所谓的。根据讲话全文，毛泽东所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实际上是前面所说的不断增加指标这种假设的结果，也就是说，毛泽东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不断提高指标，那么就会造成“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的严重后果；而“压缩指标”、“以不死人为原则”则是毛泽东讲话的核心思想。
另一类曲解是对毛泽东的话语仅作字面解读，得出结论，从而曲解、误读史料。近年来，海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诋毁毛泽东，在论证毛泽东好战、不惜发动核战争，对死人满不在乎的结论时，经常引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如果联系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同时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就会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要造成世界上“死掉一半人”这样的结果；他所要表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惧怕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核战争。同时，毛泽东也力图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避免核战争的。
4．滥用材料
所谓滥用材料，是指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对有关材料不加甄别地使用，或者使用明显带有偏见和未加证实的材料。这类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孤证方式大量使用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材料。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经常互相引用的是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其真实性在学界被广泛质疑的作品，并且在引用中多数是以孤证方式出现的。在《故事》一书中，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多次以孤证形式被引用。
二是使用产生于特定背景下、可信度明显存在问题的材料。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根据相应政治需要产生的材料，其真实性、可信度往往值得怀疑。使用这类材料，必须鉴别真伪，但历史虚无主义者从来都不对这类材料进行鉴别。齐慕实（Timothy Cheek）就明确批判了《故事》一书的这类做法，张戎等人“不加甄别地使用回忆录数据和使用例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据，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中苏之间相互抹黑的时期”。
三是将文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滥用。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艺、文学作品与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改革开放后，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历史人物的文艺、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也经常被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演绎、滥用，成为他们诋毁毛泽东的材料。
四是不加鉴别地大量使用如张国焘、王明等人所撰写的相关资料。不能说他们所提供的资料都不可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导致他们在叙述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倾向，从而导致史料与历史实际存在背离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发展完全归结为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否定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历史形象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据自己主观需要构建历史评价标准并进行历史评价，这就将研究进一步推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境地，从而为诋毁毛泽东的形象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最终，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预设彻底颠覆了毛泽东的正面形象。由于海内外民众对于有关毛泽东的史实不是很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所以我们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欺骗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我们认为：在民众中进行相关历史史实和历史学知识的教育，是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
网络编辑：岚河水
一、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是：历史发展是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这样，历史虚无主义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歪曲客观历史本体。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从这一前提出发，否定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必然性。
1．认为中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莫斯科阴谋制造的结果
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是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其论据主要是：中国革命是俄国、共产国际主观制造的结果，是莫斯科的“阴谋”。《故事》一书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必要、不受欢迎，而且是一场灾难。他们将中共诞生、中国发生革命归结为俄国或共产国际的蓄意推动：“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指陈独秀——引者注）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这样，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得到过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将中国革命的发生乃至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这一点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关于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的观点，就遭到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的批驳。“阴谋论”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丧失了市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这就是说，革命的发生不是人们主观意识煽动、制造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社会具备革命条件时，革命就必然要发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发生革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一点已经成为海内外的共识。1944年，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2．认为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性、必然性。因此，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领袖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外部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从主观方面寻找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故事》一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其一，苏联等外部因素的援助。张戎等人认为：“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这种论调实际上早已被海内外学界所否定。《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抗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这说明，得到苏联援助的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共。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苏联援助的结果。
其二，间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张戎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得益于隐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许多红色代理人还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他们为毛泽东夺取中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姑且不论张戎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其观点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这些人充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是什么？张戎虽然耸人听闻地描绘了“红色代理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这些所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
其三，通过玩弄权术和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成为中共乃至中国的领导人。张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不道德和他对付其同志及中国人民的恐怖手段。张戎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描绘成毛泽东如何玩弄权术，进行阴谋活动，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可见，在张戎等人的历史观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都是历史发展中主观意识的结果，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张戎等人的这类认识本质上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就阐述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党内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但是，如果完全以此来解读中共历史既是狭隘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分析理念下，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以及时代的客观需求完全被排斥。对于这类历史观，恩格斯早在1886年初就给予了批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对于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这就是说，领袖人物的产生并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依赖于阴谋或玩弄权术，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自封、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袖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通过考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的威信、影响、经验等完全符合领袖的标准。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指责毛泽东依赖阴谋诡计、玩弄权术而获得权力，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测。
历史发展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历史观的本质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根据歪曲历史的需要进行历史评价
在历史虚无主义视阈里，不仅历史本体的发展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且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及其标准也完全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建构历史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建构的“历史”是否符合自己的主观目的。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评价中共历史事件和毛泽东时，往往从主观需要出发进行评价，其评价标准根据其歪曲历史的主观需要而确定。其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违背史实进行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共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毛泽东的评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虚构史实基础上的。《故事》一书不仅大量虚构中共历史事实，而且虚构了毛泽东所经历的事件，在海外已经遭到严肃学者的批判。矢吹晋在《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对《故事》中伪造、虚构的主要史实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批判。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主编的《毛真是怪物吗？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也对张戎等人虚构和歪曲史实的行为进行了系统批判。此外，许倬云、史景迁等也对该书歪曲和虚构历史进行了批判。
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依据史实进行评价，是科学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评价更应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评论。显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评价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2．孤立、片面地评价历史
割裂历史事件的环境、背景、条件，孤立、片面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方法。
张戎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采取的游击战策略时，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化的手法。其核心论点是所谓中共“游而不击”，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与军队。这种论调在本质上没有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看，绝对不允许与日军进行正面大规模阵地战。开展敌后游击战既是中共的传统优势，更是由中国、中共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更是无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战时期“共对敌作战12.1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14万人，其中日军52.17万人”。
此外，张戎等人还危言耸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在“镇反”和“土改”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这里姑且不论其数据是否可信，其对“镇反”运动的评论就是片面的。因为，当时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对社会安定构成的严重危害被张戎等人刻意屏蔽了。有学者指出：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留下的政治土匪武装达105万之多。这些土匪到处破坏交通、袭击基层政权，残害军民和干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仅1950年头三个月，广东地区就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土匪围攻，86个乡政权被土匪攻占；云南、贵州地区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四川省遂宁、资中两县，在土匪的威胁下，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镇反”势在必行。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指责、种种评论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割裂相关的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的条件和环境，进行孤立、片面地评价，从而达到误导读者，实现自己歪曲、丑化中共历史和毛泽东的目的。
3．情绪化、根据需要来评价
近年来，带着明显个人情绪来评价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历史人物，是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又一个共性。
纵观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毛泽东研究，大多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和个人偏见。《故事》一书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正面评论，对毛泽东的评价全部用批判性的语言。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张戎歪曲、丑化毛泽东的直接动机是源自于自身遭遇而产生的报复心态：“对张戎而言，毛泽东尤其是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仍旧是让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产生报复心理的动机。”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说：“在这本书中你感觉不到任何冷静的分析，你能感觉到的就是仇恨，这有助于提升其可读性，但是历史研究不应该是这种方式的。”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尽量规避研究的主观情绪，防止情绪支配自己。恩格斯曾指出：“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因为在情绪支配下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准确。由于张戎等人仇视毛泽东的动机和情绪贯穿于论著始终，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客观公正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来评价毛泽东。
他们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取决于诋毁毛泽东正面形象的目的。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还采取了根据需要来决定评价的标准，即凡是有助于诋毁毛泽东形象的人物或者事件就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反之，则给予贬低和否定。在《故事》一书中，凡是在历史上维护、拥护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否定和贬低；凡是反对、排挤、打压毛泽东的人，作者都给予高度肯定。作者之所以如此评价和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因为贬低、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抬高毛泽东的反对者就可以达到诋毁毛泽东形象的目的。所以，在党的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王明、张国焘等人都得到了作者无原则的全面肯定。
为了进一步达到虚构历史、歪曲历史，诋毁毛泽东等中共历史人物的形象，历史虚无主义者表现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在他们那里，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没有任何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有的只是其主观的需要，评价的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这种主观需要。
三、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考证史料；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解读史料；必须客观、全面、准确地运用史料。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基本手段。
1．伪造史料
在《故事》一书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所谓“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该书使用的访谈资料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只给出访问的时间，给出受访者姓名，甚至很多受访者连姓名也未提供，导致这类访谈材料的真实性无法验证。目前已有多位受访者否认他们曾接受过张戎等人的采访，或否认他们曾与张戎等就相关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实质性的讨论，或否认他们为张戎等人提供了可以论证其观点的材料。弗雷德里克•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表示：他与张只见过一两次面，而且从未阐述过任何关于毛这个话题的具体观点。据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所言：章含之说，她确实与张戎有过两三次非正式的会面，但是她拒绝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可以确信的是，《故事》一书有诸多伪造的访谈。
2．剪裁史料
剪裁史料的通常做法就是抽取史料中的个别部分，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张戎等人为论证毛泽东对于“大跃进”中出现死人现象是有心理准备的，其引用了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张戎等人在引用时，重新进行了剪裁、拼接，达到了断章取义的效果。毛泽东在讲话的原文中所要表达的“减少任务”、“压缩指标”等意思，以及“不死人”等基本原则，经过作者的剪裁、拼接，被完全掩盖。可见，经过剪裁的史料所要表达的含义与原意完全相反，完全成为张戎等歪曲毛泽东的材料。以剪裁史料的方式歪曲、丑化毛泽东充斥《故事》一书，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3．曲解史料
曲解史料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有意违背史料本身所表达的意思，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将本不属于史料的东西附加在史料上加以运用；二是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局限，错误地理解史料所表达的含义，从而导致史料被曲解、误读。
主观故意曲解史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较为普遍的做法。这类做法往往与剪裁史料结合起来运用。在《故事》一书中，“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章就大量使用了这一手法。张戎等人在该章结尾处引用了上文提及的那段关键性史料。在这部分论述中，张戎等人通过裁剪史料使读者将那段讲话解读的重点放在死了多少人的方面。这样，毛泽东所讲的“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这句话，被从上下文中割裂开来，被曲解为：“大跃进”中中国必须（或者“肯定要”、“肯定会”）要死一半人，毛泽东对死人是无所谓的。根据讲话全文，毛泽东所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实际上是前面所说的不断增加指标这种假设的结果，也就是说，毛泽东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不断提高指标，那么就会造成“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的严重后果；而“压缩指标”、“以不死人为原则”则是毛泽东讲话的核心思想。
另一类曲解是对毛泽东的话语仅作字面解读，得出结论，从而曲解、误读史料。近年来，海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诋毁毛泽东，在论证毛泽东好战、不惜发动核战争，对死人满不在乎的结论时，经常引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如果联系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同时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就会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要造成世界上“死掉一半人”这样的结果；他所要表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惧怕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核战争。同时，毛泽东也力图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避免核战争的。
4．滥用材料
所谓滥用材料，是指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对有关材料不加甄别地使用，或者使用明显带有偏见和未加证实的材料。这类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孤证方式大量使用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材料。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经常互相引用的是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其真实性在学界被广泛质疑的作品，并且在引用中多数是以孤证方式出现的。在《故事》一书中，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多次以孤证形式被引用。
二是使用产生于特定背景下、可信度明显存在问题的材料。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根据相应政治需要产生的材料，其真实性、可信度往往值得怀疑。使用这类材料，必须鉴别真伪，但历史虚无主义者从来都不对这类材料进行鉴别。齐慕实（Timothy Cheek）就明确批判了《故事》一书的这类做法，张戎等人“不加甄别地使用回忆录数据和使用例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据，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中苏之间相互抹黑的时期”。
三是将文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滥用。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艺、文学作品与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改革开放后，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历史人物的文艺、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也经常被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演绎、滥用，成为他们诋毁毛泽东的材料。
四是不加鉴别地大量使用如张国焘、王明等人所撰写的相关资料。不能说他们所提供的资料都不可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导致他们在叙述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倾向，从而导致史料与历史实际存在背离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发展完全归结为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否定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历史形象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据自己主观需要构建历史评价标准并进行历史评价，这就将研究进一步推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境地，从而为诋毁毛泽东的形象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最终，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预设彻底颠覆了毛泽东的正面形象。由于海内外民众对于有关毛泽东的史实不是很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所以我们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欺骗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我们认为：在民众中进行相关历史史实和历史学知识的教育，是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4-10-20 21: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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