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红：论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及其内在逻辑

　　世界革命理论是斯大林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理论，曾深刻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梳理和探讨斯大林世界革命观的主要命题及内在逻辑，对理解饱受批评的苏联“大党主义”及大国主义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基本理念，但同时也有创造性发展。其基本逻辑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是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已经被推翻，社会主义可以并且已经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革命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而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堡垒和基地，是无产阶级真正的祖国，捍卫苏联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反之，不捍卫苏联，就无法赢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胜利。于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世界革命观的必然逻辑结果。毫无疑问，当苏联一国的利益提升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时，“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的崇高理想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大党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烙印。

　　一、斯大林世界革命观的主要命题

　　“世界革命”就其基本含义来说专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性革命。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号召，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战斗的口号。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一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但他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认为俄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1919年3月，列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领导创建了共产国际。

　　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认识，大体上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基本理念，但同时也有创造性发展:一是认为世界革命包括一国革命，以一国革命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二是认为十月革命后进入了革命的第三时期，也就是世界革命时期，因此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三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转移到了苏联。其核心概念是“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3]，这是斯大林世界革命观中的主要命题，也是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

　　这一命题的正式提法出自1924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事实上，早在1918年11月，斯大林就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为这一命题作了铺垫。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给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4]。1924年4—5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明确提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世界革命阶段。他说，从1900年到十月革命，俄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阶段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5]。同年12月，斯大林正式用“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作为《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四节的标题，并用了相当的篇幅阐述这一命题。

　　从斯大林的文本分析，这个重要命题包含三层含义或者说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和工具。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作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6]1927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中作出了如下论断:“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7]由此看出，如果说列宁还只是提出“要从一国的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那么斯大林则明确提出了“十月革命就是世界性的革命”的观点。

　　第二，十月革命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三时期，也就是世界革命时期。这个阶段必然会伴随着革命的退潮和来潮的起伏，但无产阶级革终将取得胜利。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中，将《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第三阶段”提到战略高度，正式称为“第三个战略时期”。他说，“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可能有而且一定有革命的退潮和来潮。”[8]文中还对革命的退潮和来潮作了辩证分析:“退潮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与欧洲革命退潮的同时，苏联的经济蓬勃发展，苏联的政治威力日益增长。换句话说，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时还有苏维埃制度的稳定。”[9]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稳定使资本的力量暂时增强，同时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反之，“苏维埃制度下的稳定则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增强，同时也必然使矛盾缓和，使相互关系改善”。[1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这种稳定产生着使资本主义失败的条件，相反，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则不断积累着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高涨和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第三，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堡垒和基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革命进程和形势的论述，世界革命应该是同时胜利，至少将首先在欧洲的几个先进国家爆发，由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的世界革命带动整个欧洲的世界革命运动发展。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世界革命进程是整体推进的，即由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带动世界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从实践上已经使世界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爆发，并且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斯大林通过上述理论文章阐述了世界革命动力和中心的变化，成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观中的“欧洲发达国家中心论”转变为了“苏联中心论”，得出了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11]的结论。

　　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从“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与前提”，斯大林推演出无产阶级革命“‘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并最终得出了“保卫苏联”的结论。其逻辑推导是:

　　第一，一国革命与其他各国相互援助是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

　　按照斯大林的命题，第一个胜利的国家会成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像从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前，发达的帝国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出现以前所能想象的那样简单了。……因为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金融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12]但是，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不可能;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

　　第二，苏联无产阶级政党负有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援助各国革命的双重使命。

　　斯大林指出，这里提出的“帮助”有两层含义:一是应像列宁曾经要求的那样，首先获得胜利的国家要“尽力做到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13];二是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4]。也就是说，“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以促进整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终胜利”[15]。文章最后，斯大林总结道:“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16]

　　因此，苏联无产阶级政党负有双重使命，即争取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以及“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最终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前者是“民族”任务，后者是国际任务。斯大林给这里民族任务的“民族”加上了引号，说明斯大林认为此“民族”任务并非真正的民族任务，而实质是以世界革命为终极目的的国际任务。

　　第三，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1926年12月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作了《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首次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他在报告中指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17]

　　既然苏联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实际是一致的，那么，反过来说，其他国家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也是一致的。斯大林在文中进一步阐述道: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遭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么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阵地就会被摧毁。反之，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从根本上促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从根本上加强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与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和任务是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18]如果“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19]。也就是说，“确认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不可分割性，这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20]。

　　第四，“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任务已经融为一体的情况下，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无产阶级真正的祖国，捍卫苏联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反之，不捍卫苏联，就无法赢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胜利。这就是斯大林世界革命观的必然逻辑结果。

　　1924年7月3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举例批评某些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把俄国问题当作“对外政策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党内存在危机。[21]他说:“因为‘俄国’问题对西方和东方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决定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堡垒和保护者。如果在这个根据地，即在俄国，党和政权开始动摇，那就是说，全世界革命运动必然会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害。”值得深思的是该演说中关于俄国问题不是对外政策问题的提法。

　　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斯大林作出了如下论断:国际无产阶级应促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保卫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因为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堡垒和保护者:“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阴谋，同时要记住，苏联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支柱，维护和加强苏联意味着加速工人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 [22]

　　因此，“保卫苏联”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1927年8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 [23]。

　　三、“工人无祖国”的异化及世界革命的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假设，也就是基于“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24]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意为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没有取得政治统治，使自己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25]的工人没有祖国。其真正涵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不分国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持不分国界。

　　“工人没有祖国”经过斯大林的演绎和推论，变成了没有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其唯一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是说，要不要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或者说是否符合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利益。也正如斯大林在批评波兰共产党的错误时所说，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说，“俄国”问题，不是对外政策问题。因此，任何争取和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拥护和保卫苏俄利益的斗争。“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实际已被异化。

　　1928年8—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斯大林的论断通过了《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措施》提纲及《苏联的状况和联共(布)》的决议，明确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提纲指出，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工人有了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保卫苏联、防止它受国际资产阶级侵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荣职责”。[26]

　　这些决议和号召，成为其他共产党的口号并运用到实践中。在“保卫苏联”的论断下，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组织”领导中心实际已经成为苏联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27]，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完全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有口号、方针、政策围绕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这在二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不再提德国法西斯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反过来谴责英法是战争贩子，把英法作为打击的对象。共产国际根据苏联利益的需要，要求各国共产党不仅要拥护《苏德互不侵条约》，而且要同应对二战负责的英法作斗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转入全面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策略相应发生转变，这种外交政策的左右反复变化，使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欧洲共产党感到困惑不解和无所适从。[28]

　　斯大林在1925年6月的《问题与答复》中曾经指出:“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29]此话言犹在耳，但“国际革命”在苏联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已经显得苍白无力，民族主义实际已经取代了国际主义。

　　“保卫苏联”的逻辑结果已经使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陷入了理论困境。当苏联的利益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时，不但使欧洲各国共产党无所适从，同时也使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作为世界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的存在也就成了鸡肋。1943年6月，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这意味着斯大林的“世界革命”作为一种口号的结束。

　　综上所述，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既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同时也因此推导出了苏联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一致性的逻辑结果。因此，在实践上也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他领导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扶持东西方国家建立和壮大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在支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也因路线方针、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干预其他党的事务，将国内高度的集中制运用到与外党关系上，呈现出大党主义的特征，这不仅损害了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也给国际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

　　注释:

　　[1][14]《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4页，第554页。

　　[2]《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页。

　　[3][4][6][7][8][9][10][11][12][15][16][17][18][19][20][29]《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第126页，第305页，第617页，第322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08页，第305页，第308页，第308页，第515页，第515页，第515页，第515页，第363页。

　　[5][21]《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页，第230页。

　　[13]《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650页。

　　[22]《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23]《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第291页。

　　[26]［匈］贝拉•库恩主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6页。

　　[27]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8]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载于《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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