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来，我国学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然而，当前研究的角度多集中于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的批判，或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比入手评价两者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别，而着重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建构问题的论述还不多见，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研究还有待发掘。本文试图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进行一些系统梳理，重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建构的论述，进而提供一个深入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问题的新视角。
资本主义价值观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自然形成的观念体系，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人为建构的产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维也纳体系，从13世纪英国贵族的《大宪章》到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逐步建构成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为支撑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在西方理论界轮番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些思想流派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不尽相同，但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合理化现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辩护作用，使得资本主义价值观一度作为“天然的”正义和“客观的”真理，被不加任何前提批判地接受。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影响力，例如“普世价值”便是一种获得了普遍性外观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经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建构出来的，并进行了深入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出发点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将人理解成孤立、抽象和先验不变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实质本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被说成是超阶级、超时空、无差别的“普世真理”；资本主义价值观倒置了现实和观念的关系，用思维统摄实在，把历史的现实进程终结在范畴的演进中。马克思、恩格斯解除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然生成”的遮蔽，并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理论起点的空洞性、推演手法的歪曲性、自我认识的虚幻性。
一、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然生成”的遮蔽
“天然”和“人为”是马克思、恩格斯讨论和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确立问题时用到的一对标志性概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很“奇怪”，他们假定只有两种制度——天然的和人为的，并断定“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其实，任何绝对的回答都是不科学的，这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问题。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这个判断与其诞生之初的形象似乎吻合，说封建主义是人为的，也有一定道理。资产阶级认为封建主义政治统治的依据是“外界的权威”，为了维护世袭的等级制而采取强权等手段干预生产，可以说违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对商品经济发展进程的打断，“食利贵族”的不劳而获也是一种不公平、非正义的表现。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更天然地符合人性，在“商业起源说”看来，这种制度安排将生产从强权中解放出来，使从前被压抑的商业社会关系按照完全自由竞争的原则发展。但是，封建制度绝非只有人为，因为它正是自然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脱离了“人为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试图将其描述为资本家通过克勤克俭完成货币储藏的“田园诗式”的自然过程，而马克思则科学地揭示道：“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内中充斥着依靠国家强权和贵族特权的血腥立法、战争暴力、强制掠夺，不仅有资本家的“羊吃人”、黑奴贸易、压榨劳工，更有资产阶级空论家“冷血”“冷酷”地将“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绝不仅是对“天然的”人性和历史趋势的顺应，更要注意到它“人为的”一面。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本身不仅是“天然的”更是“人为的”，那么同样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过程也兼有“天然”和“人为”两种因素。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天然的”或者说“合理与永恒的自然存在”，那么“生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并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需要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与价值范畴也就必然具有‘永恒真理’与普世的性质”。[6]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并且在这里，对于“天然”和“人为”的含义需要重新规定。“天然的”指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生成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价值观生成规律。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价值观有其天然的一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确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观念得以确立的现实根源：大工业机器生产取代了自然经济；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挑战着旧贵族的权力；奴隶和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和平等的消费者。这符合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价值观也有“人为的”一面。这里所谓的“人为”，指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对自在自为的精神和真理的发现和揭示，而是经过了资产阶级学者长期的、有意的、主观的提炼、论证、阐释、争辩，逐渐形成并呈现如今的样态。在这个“人为的”建构过程中，资本主义价值观被赋予超验性、普适性、理想性、终结性等属性，并且从始至终都被冠以“天然”的属性。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实际包含两个层次。层次一是通过“人为的”理论加工，将“天然的”社会意识体系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层次二是通过遮蔽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历史性、实践性，把“人为”的建构说成是“天然”的铁律。两个层次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同步勾连、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触及了资本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关键性问题和本质性特征，不但对其中的“天然”和“人为”的成分作了深刻阐释，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得以从“天然”的自发意识转化成“人为”的观念体系，又以“天然”之名遮蔽“人为”之实的意识形态原理。对于一般意识形态而言，由于人的“意识代替了本能”，具备“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上层建筑的能力，从而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形成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系。而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将会越来越成为具有抽象和普遍形式的思想，并且民众会“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将个人与其所属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分开，从而认为一定的思想观念具有先在性，将其指认为“天然的”。民众的“完全不考虑”当然也是意识形态遮蔽的结果。揭示了这一原理也就破除了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文化、阶级的外观，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然生成”的解蔽，这是我们探讨资本主义价值观建构过程的前提。至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各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也均有深入的批判，着重讨论了抽象人性论、外推方法、唯心史观等问题，对其理论起点的空洞性、推演手法的歪曲性、自我认识的虚幻性也进行了深刻揭露。
二、资本主义价值观“抽象人性论”的迷雾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称正义，政治上主张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和人人平等，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在推翻封建专制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革命的作用。休谟曾说过：“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起点也正是关于人的秉性、动机、需要和类本质、类特性等方面的一套独特看法。科学研究并不反对理论思维对人性的合理抽象，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和思维提炼，启蒙时期的英法人性论学说颇具启发性，但将其当成客观历史和经验现实进行叙述则十分不妥。德国古典哲学理论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性哲学思想，但终归陷入思辨的封闭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说曾经尝试超越黑格尔哲学的思辨体系，但却在历史观上离开了唯物主义立场。恩格斯在回顾这段思想史时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新哲学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并且站在科学人性论的立场上，对人性问题作了澄清，拨开了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的迷雾。
首先，在探讨人的存在状态时，资产阶级人性论假定“自然的人”是孤立的。自然状态是启蒙思想家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构造出来的理论模型，他们假定在自然状态里，拥有一定权利的原初个人先于社会存在。例如洛克断言：“所有的人自然地处于这种状态，在他们同意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成员以前，一直就是这样。”再如经济学上著名的一个个类似鲁滨孙的假设，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尽管认为人出于一些需要会链接为共同体，桥梁可能是让渡权利的“社会契约”、调配分工的“看不见的手”或是寄托情感的“爱的宗教”，但总归是以个人与社会、特殊与普遍的分裂为前提。其实，从孤立的人的固有权利出发，解释人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财产的占有和私有制的形成过程，最终目的是建构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原则。对此，马克思的揭示是：自然状态既不是对社会历史的科学抽象也不是对社会关系的合理设想，而只是18世纪自然法学派流行过的一种历史虚构，目的是为私有制的形成辩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不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如果要阐释人的孤立性的根源，那么只能追溯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英国。只有英国才有这种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的孤立的人。然而即使是英国式的“原子个人”也并非真的完全脱离于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次，在提炼人的本质属性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人性论赋予“现实的人”以抽象性。一条路径是从经验中抽象出人的共有属性，即将人的某些需要、情感、理智、道德抽象为普遍人性，再用人性和动机解释人的占有、交换、战争、合作等社会现象。古典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上升到抽象人性，虽然这些人性形象可还原为特殊的经验原型。例如，最先进行交换的“猎人”和“渔夫”，他们的利己心和道德心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其实根本无法外化为经济行为，这是因为这些“经济理性人”实质上是工业文明生产关系、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现代契约关系的人格化，但却是抽掉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的空洞的人。另一条路径是从概念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中获得人的现实性。黑格尔认为“人格的原则就是普遍性”，青年黑格尔派强调自我意识的个别性。而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个别性只是自我意识的“原则”，经验的个别性才是现实的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思辨哲学人性论的两层批判：一是就普遍与特殊来说，“现实的个人”应当是普遍、特殊与个别的统一，并且探讨真实的人时“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二是就概念抽象与经验现实来说，抽象的概念，无论是普遍层次还是个别层次，都不是人得以获得现实自由的决定力量，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人的规定性归根结底源于生产实践：人的本性即是他们的需要，这个需要首先不是抽象的平等或自由，而是“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应当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的人性论在根基上不曾转向精神运动，恩格斯也反对根据人的抽象意志推导伦理秩序，两个抽象意志的平等一当“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
再次，在人与社会理想状态的勾画里，资产阶级人性论追寻“不变人性”和“标准人”。抽象人性论认为人性中稳定、先验和绝对的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理想社会就是以理性的制度安排解放理想人性，或是体现在人性之恶的野性冲突与制度约束，或者体现为人性之善的理性对话与协商互利。例如在蒲鲁东看来，真正代表人类本质的是平等观念，历史的发展就是过去的各代人通过完全自觉和深思熟虑的努力把永恒的观念体现在各自的制度中。在思辨哲学看来，“自我意识”是通向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自我意识的自由则是人的解放和最终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批判了这些观点，并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具体历史性，认为既不存在不变人性，也不应当以理想中的人性标准作为理论依据。一方面，人性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随之变化，可见，不变人性并非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可靠之基。另一方面，人性不但是变化的，而且只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不断获得丰富的规定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在全面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前，人的本质不可能获得充分而全面的发展，不管是人的现实存在还是人的观念都是相对片面的。因此，如果要研究人的本性，不应当学边沁，抽出历史的一个片段，把英国的现代式“市侩”说成是“标准人”，而应该这样进行：“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如果说人的本性真如资产阶级所揭示的是抽象的，那么根据人的本性建构而成的人道主义、正义观念、伦理原则自然就是合理的和普遍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也就是永恒的真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对其经济人格、政治人格的自我认知。例如作为前提条件的“孤立”和作为人的需要的“交换”，其实是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例如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引申出一切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要求，实际体现着资产阶级因经济地位提高而产生的政治诉求。根据唯物史观，“人”同其他简单范畴一样，在原始时期显得比较全面，是因为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在日益复杂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丰富的规定性。资本主义人性论之所以呈现出高度的抽象性，究其根源是由于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活动的劳动被赋予抽象性。论其方法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理论家将历史的结果当成历史的起点，将研究方法当成叙述方法，这是一种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理论。
三、资本主义价值观“推演手法”的歪曲
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推演指的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出发点，进一步推断社会历史的客观趋势、社会主体的解放纲领和人类终极的价值追求，以实现资本主义价值观获得伦理普遍性的内在冲动。换言之，就是被建构成具有“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当代学者将这种推演手法归纳为“外推”，即通过“静观反思”得到个人的自我意识，以此为起点假设“人我相同”，再经过“个人→他人→一切人”的推导思路成为可普遍化的道德。然而，这种推演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非科学性，其根本在于不能进一步提问：“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即不能追溯深入到经济基础的深层决定作用。共同价值不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只有现实的生产实践根源被揭示出来，那些被建构成普遍主体、共同价值和永恒规律的特殊物才能退回到自身的界限内。
首先，资产阶级将本阶级推演为普遍主体，将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主要手法是以虚假团结遮蔽阶级对立。在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将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推演为各阶级的共同价值观，虽然也有借助一时的狂热进行放大的成分，但基本体现着推翻封建统治的共同目标，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而在大革命后期则主要表现为以“博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资产阶级的“兄弟之爱”运用比喻式的道德情感、宗教式的教义原则来掩盖政治上的不平等。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的动员体现着革命的大无畏精神，“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第三等级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即资产阶级自认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等级的共同利益，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在早期革命中，资产阶级的确团结农奴、工人、手工业者进行反抗封建专制的人民民主革命。但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革命过程中，一无所有的“无分者”团结起来，不仅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还替所有的被剥削者争取利益。然而这样的共同体是特定革命的特殊产物，并不具有稳定性和本质性，在封建王朝覆灭后，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同仇同袍关系随之割裂，为了继续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说成是普世价值，必须披上各类普世性的外衣。因此，资本主义在大革命后期的口号变为“博爱”，其核心价值观则转变为借助古希腊的“友爱”哲学和基督教的“博爱”教义建构出一种比喻意义上的伦理之爱。而如果排除伦理原则上的血亲比喻和宗教教义上的普世主义，就会发现这种“博爱”实质只是“通过权威化的契约在象征意义上约定俗成地创造出来的一种规定的政治”，目的是遮蔽阶级间的不平等，用“爱”消除阶级主体间的差异，动摇无产阶级的价值判断和革命行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拒斥这套话语成果，反对资产阶级“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
其次，资产阶级把政治解放这种带有一定局限性的解放形式推演成人类的普遍解放。究其根源是形式与内容的错置，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说法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在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判断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者不存在分歧，但黑格尔主义者认为，理性国家是内容，市民社会是形式，自由的实现过程是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理性国家通过赋予人以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统摄市民经济领域上的利己权利。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公民权的解放程度极其有限。公民权是政治国家领域的公共权利，代表共同体的政治规约，而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中，承载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恰恰是决定性力量。例如，被选举法所规定的选举形式，其根本性质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取决于选举法无法规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建构“政治-权利-自由”的解放逻辑赋予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制度以普遍正义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理想中的现代国家，其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无法推及经济领域，克服私有制的弊端，相反，国家只能被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为阶级利益所俘获，成为“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为阶级利益所俘获，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因此，在这种现代国家中真正获得解放的是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关系，无产阶级的存在则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价值观本身不具有现实的普遍性，它的普遍性是通过形式代替内容的推演手法被人为赋予的。
再次，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和道路推演成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主要手法是以永恒的规律性支配历史的阶段性和道路的多样性。这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确立的解释性和规范性基础，以至于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长期占据着人类现代化进程在观念上的话语权和模式上的解释权，将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普遍确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早就孕育在胚胎里的因素，只是随着封建强权的倒塌而被解放出来，而只有资本主义这一“天然的”制度才能使得“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从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而不顾历史的阶段性和民族的差异性。而联系前文对于“天然”和“人为”的阐释，资产阶级的这一推演体现着唯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发展观，实际上难以成立。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多次辨析资本逻辑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特征和实质的差异性，并将资本原始积累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资本主义起源“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否定了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实践根基上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推演。
资本主义虽然为人类全面解放初步奠定了普遍交往的物质前提，但在阶级社会中，全人类普遍利益和人性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尚未具备，依然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价值观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单凭理论推演显然不足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其实，这又要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依靠强权和霸权的“人为”确立，其中生产方式、制度和价值观的确立顺序又需要依情况而定，例如依靠殖民扩张与依靠和平演变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奠定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落后的自然经济国家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原料供应国，失去独立特性，殖民地国家被迫签订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开放自由贸易，使得资本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使得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普遍真理”在世界大范围传播，甚至成为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塞缪尔·亨廷顿说过：“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如果只考察结果上和形式上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便容易将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普世真理”接受，而通过揭示其人为建构、批判其推演手法则可以洞见其特殊本质和历史局限。
四、资本主义价值观“唯心史观”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中，唯心史观是最有力的辩护武器。唯心史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保守力量，使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自我认识彻底脱离实际，即使试图客观地审视和反思这套观念体系，也会因唯心史观的遮蔽而束缚在观念的自我论证中。早期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纯粹理性的推崇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例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确立起了“理性法庭”的绝对权威，法国大革命后世界进入了“用头立地”的时代。被启蒙过的头脑都坚信：“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但后期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纯粹理性的过度推崇则导致了唯心史观的遮蔽，例如将普遍性和永恒规律建构为只能为人的理性逻辑所把握的东西。一方面，这种虚幻性的遮蔽是大资产阶级利益使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对立，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普遍性无法在现实中确立，故而只能从观念中获得。因此，尽管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结束了经济、政治、宗教、血缘等各种因素杂糅的封建等级制，使得阶级利益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是“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切断了与经济的真实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虚幻性的遮蔽与小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彻底的革命立场也是一致的。例如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满口伟大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者”、蒲鲁东无法放弃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宪章派一定要在资产阶级框架下争取法权。这些潜在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或多或少地受到唯心史观的影响从而无法彻底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理论体系，甚至起到了帮助其建构和完善的作用。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唯心史观以观念范畴的形式把握客观真理的思想路径并进行了深入批判。
其一，唯心史观用观念统摄现实，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据此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因素：在具体与抽象的关系上，“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认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并根据“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排列经济学的范畴。对此，马克思诘问道：“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逻辑的顺序与现实的历史发生顺序并不始终相符，与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甚至是相违背的。因此这种用人的理性能力安排出的世界秩序，这种用规范逻辑主义的抽象理性描绘的由精神统率现实的世界历史，已经不是社会有机体的自然规律，而是人为的一种歪曲。
其二，唯心史观用观念解释历史，得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近代以来的历史理论树立了进步史观，认为理性是促使人类历史进步的终极原因。相对于“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近代进步史观是人类观念的一种巨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论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它并不像启蒙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对社会历史中自然规律的“发现”，而是一种用观念解释历史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使得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历史运动本身从最初的时刻便是被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所驱动的”，也即相信“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德国哲学家赋予历史以自己的特殊目的并成为某个与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并列的“人物”。德国的哲学家偏爱史前史，因为那里有无限的遐想空间去抽象出一个自古有之的“终极价值”，而不必研究生产方式。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用观念诠释历史的唯心史观。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更替是这样进行的：“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在这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发展，但不存在一个先在的终极的目的。
其三，唯心史观用观念预测未来，得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终结性。黑格尔将理性和热情作为历史经纬，用典型分析法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王国，而世界历史四个阶段的完成即是绝对精神达到自身的理解并实现自由，这种“达到”似乎有世界历史终结的意味。亚历山大?科耶夫就认为黑格尔从耶拿的炮声中听到了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知识是绝对知识”，绝对知识也只有在历史终结处才能被揭示，接下来只是完善和实现。弗朗西斯?福山同样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虽然还有种种问题，但“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然而，从哲学观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黑格尔和自己是终结论者，恩格斯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理解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解释，任何观念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因为任何生产关系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而“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唯心史观用观念说明历史，而唯物史观则用历史说明观念。依照唯物史观，关于价值观的科学应当真正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关系、运动规律以及人的思维把握客观真理的科学路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同样是探讨“个别与一般”，马克思认为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只要真正反映了共同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具有稳定内涵的概念固定下来，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和规定性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可以采取“从后思索”和“典型分析法”，分析商品经济关系最发达的英国能为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一把解剖的“钥匙”，但不能“抹杀历史差别”，套用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发展规律去解释过去和将来的经济现象。反思“历史进步论”，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同样是“辩证法”，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则“不崇拜任何东西”，即不崇拜任何的抽象概念、永恒真理、伟大头脑，不将任何价值观念奉为“天然规律”和“永恒真理”，坚持以现实的、发展的眼光看世界。
五、启示
资本主义价值观代表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人性、社会和政治、国家等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形式上超阶级、超历史的人类共同价值，相对于封建传统观念具有革命性，然而革命和保守都是相对概念，在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最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向世界推行，垄断话语权的时候，便超出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前提和历史界限。
历史不断前进，回望过去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我认知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艰难形成，将我们无数次地拉回到思想与现实的张力问题之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观念当作绝对真理，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认。造成错认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理论家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受其所属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和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制约，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人的认识能力、历史的发展限制解放的限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导致物的遮蔽性和关系的抽象性、传统观念纠缠人的思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还包含着资产阶级职业意识形态家的有意歪曲，这种主动歪曲的动机，在社会心理学层面的解释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境遇较佳者一直觉得有必要‘正当化’自己的处境，认为自己的好运乃是‘应得的’，其他人的歹运则是他们的‘自业自得’。”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家所持的观念本身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未来社会的价值观也有过多次的“错认”，在生产力水平尚未提供实行物质革命的条件和因素阶段，马克思说道：面对贫困，无产者只好在头脑中找出路。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误区至今仍时常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自其形成就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烙印，具有顽固且成体系的价值诉求、精神内核、思维方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内部也遭遇着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否决型政治和身份政治导致的社会分裂等问题，它的现实形态也面临着衰败的危机，但其经济上的自由理念和制度上的形式平等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取性，被福山指认为“历史的终结”。当前我国学术界已有众多批驳“历史终结论”的文章和著作，但资本主义与“人性”“真理”“普遍”“终结”的关系仍然是有待彻底解答的问题。斯拉沃热?齐泽克这样提醒道：“揶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容易的，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者’”，[27]而福山又是一个在历史观上的黑格尔主义者。因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归根结底仍然是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问题。揭示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本质错误及其实质，不仅是为了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旗帜鲜明地与其划清界限，更是为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方法。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探索，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使得观念真正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再是人为的意识形态歪曲和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斗争，也经历了从“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普世价值”的被动防守到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历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既要充分认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持“观念的决裂”的思想，应该逐步转化为正确看待实践的决定作用和价值观先导作用的原则，一方面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伟大实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日益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精神，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科学地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以更高的历史主动性提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作者简介：戴木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楚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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