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2日上午,我收到肖枫先生来电,由于多年未联系,有点意外。他告诉我,计划写一本15万字的书,题目是《苏联解体我的解读》,简洁明快地回答有关苏联解体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还说:“习近平同志最近号召‘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将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而长期性课题,需要有一批相应的著作才行。尽管我已74岁,身体不如过去了,但还是想为此尽份力,于是想到写这本书。”一位老学者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我是在2000年和肖枫先生认识的。那时,我正在主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些课题的研究,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邀请他参加了当年10月中央党校举办的“四个如何认识”高级研讨班,因为此前我知道他主编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并刚撰写了《两个主义一百年》。当时胡锦涛同志亲自参加了两天的研讨会。肖枫先生曾多次在会上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陆陆续续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我都十分关注,有的他还寄给我看过,我们党校的有些活动也请他来参加。真是有缘,这次他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了。
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悲剧。去年正值这场悲剧发生 20周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这场悲剧的经验教训,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对于这么大的一件事,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大凡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要形成统一看法是很难的。
肖枫先生是什么看法呢?这是我很关注的。关于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他有个观点很有道理,这就是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这次在《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肖枫先生说,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应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尽量避免瞎子摸象。他说,人们不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等等。从“合力论”的观点看,上述每一“说”都可能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其实,邓小平说的“四不”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讲的就是导致“死路”的“合力论”。
同时,肖枫先生说,坚持“合力论”当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应区分主次。就“外因”、“内因”而言,内因为主,苏联是自毁长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因当中,也应区分主次。他说:“现在这方面的分歧不小。我认为,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体制制度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党的原因。肖枫先生说,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致命性的。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苏联解体的进程表明,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使苏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丧失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最终遭民众抛弃。这样的党没法不亡。汲取苏共教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二是制度原因。肖枫先生说,制度体制问题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邓小平的说法,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苏共和苏联历史看,74年间领导人换了好几茬,新的领导人也有意解决前人的问题,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归根到底也要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而且执政党的问题本身也是整个体制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强调党的问题而否定体制问题的根本性。
讲到体制问题,势必要涉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肖枫先生的观点是,苏共变质,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变质了。虽然苏共二十大之后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但从历史根源上讲,许多问题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去的,历史是不可人为地割断的。事实上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
西湖边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来,挖掉支撑它的最后一块砖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积月累地腐蚀着这座塔基的诸多历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也是这样的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主持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过程中,我也多次讲过类似的意见。最后,我们课题组的意见是这样表述的:“苏联东欧剧变,是20世纪下半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东剧变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来说,苏东国家在思想理论、体制制度上长期处于僵化状态,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从现实原因来说,苏东国家从摆脱僵化又走向了自由化,思想理论的混乱导致政治上混乱,从而失去了社会发展基本准则和方向。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又深远。”“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实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新思考。苏东剧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中发展和完善,但改革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二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跟不上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党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的看法是,“制度”和“党”是两个关键问题,“僵化”和“自由化”都会葬送社会主义、毁灭党。因此,我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责任编辑: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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