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仰体系崩溃：前苏联制度颠覆的一个重要根源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对某种偶像、理论、制度等的一种忠诚信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精神激励和维系力量。信仰既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对个人而言，信仰是超越当下生命状态的一种未来认知和追求，能够产生巨大的方向牵引力量；对于社会而言，信仰是整个社会群体对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共识，是一种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引导社会群体为着共同的目标形成发展前进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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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是个人前进的旗帜方向和社会发展稳定的维系力量

就个体信仰来说，信仰是关系到生死问题的终极判断。人在生命的取舍面前是最慎重的，生与不生、为什么生、怎么样生，死与不死、为什么选择死、死后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越不过的重大问题。当一个人超越了个体存在和现存状态，把自己的生命与某种未来状态、某个群体存在联系起来之时，信仰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确立某种信仰，个人的生命就获得了信仰上的意义，个体生命就可以同某种群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获得集体化存在，短暂生命就可以同某种不朽联系在一起，获得永恒化存在。因此，个人的信仰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人的精神依托、行动指向和生命归宿。

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信仰的坚定性和一致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特点，他们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人生奋斗的旗子和方向，在信仰的旗子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年的革命志士，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把个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把短暂的生存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在艰难困苦面前决不后退，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也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已经在信仰层面上获得了不朽的生命。<?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就明确，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必须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主义，要成为主义的结合而仅仅是个人情感的结合，只有有了共同信仰的主义，大家才能够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团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奋斗前进的旗帜，在这面旗子的指导下，他历经坎坷，从不动摇，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邓小平在纪念刘伯承时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共同特性。“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②]

个人的信仰有巨大的生命规约力量，而社会的信仰体系则具有巨大的精神维系力量。当一个社会确立了共同的信仰认同，获得了共同的精神维系，这个社会就会在这个信仰的维系下保持稳定和发展，而超出这个信仰的做法则遭到共同的反对。19世纪中期，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样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之所以遭到士大夫乃至许多中国社会大众的反对而最终遭致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把西方的天主教作为信仰的旗子，切断了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他们所举起的基督教的信仰旗子，并不是一种先进的信仰，并不能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从而难以成为维系团体的精神力量。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以此作为自己的信仰，作为中国人民前进发展的方向引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种信仰，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子下，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一切敌人获得了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建国以后，在遭遇重大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众志成城，力克时艰，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③]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信仰体系建设，用共产主义信念来统一人们的意志，整合社会思想，形成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合力。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理论武装群众，使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意识，在世界观和理想信念上发生重大改变，放弃错误信仰树立科学信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④]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当中，以这种科学理论来改变他们的旧思想，替代他们的旧信仰。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变向要“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帮助工农大众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应成为“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⑤]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人，帮助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组织“文化教育”和“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他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⑦]“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⑧]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后，都高度重视并成功组织了社会信仰体系建设，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领袖等为信仰客体的社会信仰体系。这种信仰成为人民团结奋斗、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前苏联社会信仰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及其恶果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及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建设，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领袖的权威，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步建构了一整套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体系，成为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维系力量和社会认同依据。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违背了列宁、斯大林的方向，逐步打碎了这种社会信仰体系，造成了信仰体系的紊乱，党和国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人民失去了精神的维系力量，最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导致了国家的危机和制度的裂变。

全盘否定斯大林，消解苏联人的领袖信仰，社会信仰体系被打开一个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体系崩溃是从信仰紊乱开始的，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紊乱的第一个豁口是革命领袖信仰的被打破。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仰是在历史和实践中形成的。20世纪30到50年代，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发展。尽管斯大林也曾经犯过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同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由此，斯大林几乎成为苏联人民的精神依托和不可替代的信仰对象。虽然这样的神化领袖的做法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的维护，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精神维系力量。形成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合力以及由这种精神合力所带来的巨大的实践合力，苏联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对领导苏共和苏联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长达近30年的党和人民的领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恶毒的诋毁诽谤和全盘否定。一个长期以来被推崇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为人间恶魔，成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形象。一夜之间，人们心目中的领袖和伟人成为恶魔的化身，信仰对象的被妖魔化，给人们的心理、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坚定性发生了动摇。由于心理上的这种撕裂，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一开始只是一种不确定性，但经过政党宣传机器的不断重复，妖魔化被羽化成为一种“客观实在”，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信仰逐渐消散。随着斯大林的被妖魔化，包括列宁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都遭到了严重质疑，对革命领袖的不认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社会大众的信仰系统来说，红色革命情结开始切断，革命领袖信仰开始破裂。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一个长期以来坚守着的一个信仰对象，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由于领袖信仰的打破，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由此开始。

苏共变质变向，社会大众对苏共的认同日益消失，社会信仰体系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共产党本身开始发生一系列内在变化。党的性质越来越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社会民主党方向的全民党转变。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系列理论观点，模糊了苏共和苏联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属性，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背道而驰。赫鲁晓夫上台后，表面上声称要“破除个人崇拜”，而实际上在推行的党内独裁，而这种党内独裁不仅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连党内的原有支持者也开始反对他。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演变成为恶性的党内派系斗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重践踏，赫鲁晓夫的不正常下台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日益脱离群众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党与群众之间的对立局面开始形成。于是，人们对这个政党本身越来越感到失望，对共产党的信仰逐渐被打破。由于苏联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变向，党的政策在党内斗争连续不断和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人民的需要，出现严重失误，由此而导致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甚至倒退。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出现了裂变，制度信仰发生动摇。随着政党信仰打破和制度信仰的动摇，社会的信仰体系的裂口进一步被打开，其支撑点更加脆弱。

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占据指导地位，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进一步恶化。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共产党一方面仍然声称自己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宣称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另一方面，又把抽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当中，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声称要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人人幸福”的人道社会。这样，就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并存的局面。党的指导思想所出现的这种“主义”的混杂和冲突，不仅导致了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党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同时造成了思想文化界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政治标准，鱼目混杂，泥沙俱下。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因其科学真理性，仍然得到大多数知识界人士的赞同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依然高亢。另一方面，抽象的人道主义、超阶级的人性论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严重泛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修正主义观点甚嚣尘上。抽象人道主义成为哲学主流，人道化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经济学界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此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在认知上出现了严重错乱，行动指导上的无所适从，精神维系的支撑点越来越模糊。由此，理论信仰出现严重紊乱，社会信仰体系日益走向崩溃。

这样，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苏联共产党日益发生变质的情况下，苏联社会的信仰体系开始肢解，领袖信仰、政党信仰、制度信仰、理论信仰被逐个打破，信仰体系的支撑点被逐个拆除，信仰的稳定性不断被击碎，信仰的连续性不断被切断。由此，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走向极度紊乱状态，政局的不稳定、政策的不合理、社会的动荡局面已经开始酝酿，一场国家动乱、制度变革的急风暴雨遇到适当的催化剂就会发生。

全盘西化的“新思维”，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信仰体系的全面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理论上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观点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所谓的“公开性”中，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度的公开性，放开新闻舆论的控制，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机会，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乱，解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新思维”改革的纲领是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一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背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明确提出“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也就是要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历史经验，解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信仰。“新思维”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是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解除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带来福音。相反却带来了国家分裂和制度颠覆，整个国家陷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之中。

缺乏信仰支撑的社会，必然出现社会变革。80年代后期，已经变质变向的苏联领导人，日益把苏联共产党推出了领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国家精神生活的领域之外，把苏联社会推向了社会主义的反面。当此之时，因为长时期以来社会信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人们长时间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前景不报希望，对苏联领导人完全失去了信任。维系人们关注国家发展和制度延续的政治热情和精神动力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打破现存社会状况，谋求新的生活状态，渴望新的治理方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精神上的变革欲望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形成。由此，人们静静地看着戈尔巴乔夫被逼下台显得波澜不惊，把苏联发生的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制度颠覆等重大事件看作是顺理成章，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抗，相反倒对新的制度和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欢迎。历史变革虽然显得有些沧桑无奈，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苏共和苏联领导人在逐步打破社会信仰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为自己举行着一个并不令人伤悲的葬礼。

三、当代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信仰体系建设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正以其豪迈的姿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此情况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活动愈演愈烈，渗透的手法和策略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时有出现，引导整合多种社会思潮的难度不断加大。进而，社会大众甚至党员干部的信仰也出现了令人堪忧的情况。

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市场化决不是万能的，也决不能无限蔓延，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不加限制地推行市场化，就会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我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本质，是方向，离开社会主义来谈市场经济，就会把我国的市场经济引向歧路。但是，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从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的思路和论断往往忽略人的社会性存在，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走向片面的发展观。发展观上的失误偏差，带来了价值判断上的误区，单纯以物质积累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以财富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样，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等就获得了发酵的土壤。这些思想的蔓延和流行导致了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而给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社会的物质化，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信仰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物质主义不断膨胀，演变成为一些人信奉的价值观。而缺乏信仰规约的物质主义，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精神根源。当一些人的物质追求难以得到满足之后，他就会采取物质的手段来力图打破现存的社会平衡，而不论他的物质追求是否合理，他采用的手段是否合法，他进行颠覆性行动是否符合社会的共同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完全能够做到无法无天，而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则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展开，国外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活跃我国文化思想的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乘机加大对我国文化渗透，力图实现其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增强了我国文化安全形势复杂性，给我国的社会信仰体系造成强大极大冲击。

以“普世价值”为载体，渗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近年来，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始终围绕着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越来越体现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较量。2007年秋，借助于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普世价值”论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炒作，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口号等，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学生甚至党员干部，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澄清认识，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部门和理论界作出了一定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集体失语、回避交锋的状态，公开鲜明的批驳不足，使“反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立性话语，迄今为止很多人仍然认识混乱，倡导、信奉和同情“普世价值”观。

利用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攻击主流意识形态，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冲击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领袖的信仰。境内一些人与境外势力相互沟通、配合，出版和传播大量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新发现的毛泽东》等等，旨在颠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切断中国人民的红色情结，大多具有攻击诽谤捏造不实或煽动性敏感内容，容易对具有猎奇心理、缺乏判断力的读者产生思想政治上的误导。而一些媒体对恶意歪曲历史、丑化领袖的言论和人物，不仅不加以禁止反倒提供传播平台。

以宗教活动为媒介，把渗透对象向青少年集中，着力影响下一代的信仰。近年来，西方宗教渗透更加直接、广泛并逐步公开化，他们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空中传教”，宣扬“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攻击我国没有宗教自由，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宗教势力把渗透的对象重点集中在青少年身上，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尚不成熟的阶段，用宗教思想加以诱导和渗透，培养其对教会、宗教的好感，切断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利用学术途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向党政机关和学界渗透，企图影响广大青年和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他们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文化冲突，以文明冲突论掩盖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本质；将意识形态转化为价值之争，将两种社会制度之争解释为自由、民主、人权与专制、集权、蔑视人权的斗争；将意识形态融合入学术性话语，以科学、学术的名义阐释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和普世性，并运用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思想话语总结中国经验、对策中国问题；将意识形态消解于大众文化，通过世俗化的、大众化的、娱乐化的文化符号和对实用主义生活态度的支持和培育，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不断强化，但在社会大众乃至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当中，其信仰力量、精神维系力量却遭到削弱。

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两面人”、“瞬间人”、“真小人”的现象，凸显了这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理想信念缺失，信仰的动摇和空虚。“两面人”干部就是像陈良宇成克杰之流的高干贪官，他们善于装廉表演，搜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台上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台下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贪财、贪色、贪誉，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仰和党性，沦丧了最起码的做人品德，成为当前党内的危险性因素。“瞬间人”干部，就是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领导干部，他们总想着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些出人头地的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地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热衷于“短、平、快”的“政绩工程”政绩，着力于为自己树碑立传，为自己往上爬创造条件，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陷入到极端个人主义而放弃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信念。前几年被中纪委查处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十分典型。他上任后一年内搞了两个城建项目，一个是沈阳市的二环路和53公里的高速公路；另一个是沈阳的环城水系。沈阳市一下子迈进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行列，慕绥新本人也获得了1998年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但是这些“政绩工程”却给沈阳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仅二环路和高速公路，沈阳市就要连续在10年中每天付给投资的港商50-60万元人民币。10年后，还要继续在20年中每年给港商52%的分成。以几代人的包袱换取一个人的政绩和发达，可见其思想境界低下到什么地步，其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到什么状况。

学术界、教育界一些人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混乱，在信仰问题上模糊不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在着阐释不连贯、不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冲突之处，提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而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体也加以引用。2010年5月，我们在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研中发现，我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在不少高等院校遭到冷遇甚至抵制，一些校长和教授不赞成、不使用马工程教材，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课程，有的高校把这些课程安排为考察课，对学生无法形成约束力，反而促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报有抵触情绪。这种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因为这种现象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体系的精神维系力量。

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庸俗宽容”倾向和用人标准上的“中庸化”，助长了错误言论的泛滥，冲淡了共同理想的号召力。一些地方的思想文化部门，在选拔任用人才时，经常以温和、折中作为用人标准，持中庸态度的“和事佬”占了主要地位，对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不支持但也不明确制止和反对，态度立场不鲜明。一些人误解或故意曲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提法，对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刻意回避、保持中立，坐壁上观而不与之正面交锋。这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导致了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和理论抵制无法展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判合法性”遭到质疑，往往被拷问“批判的资格”。结果，一些错误和反动言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多党制论调、宪政主义论调，打着思想多样化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淡化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虚无主义等。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诸多杂音噪音，使社会信仰体系显得复杂紊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得到推崇就是典型的一例。在马克思主义遭到冲击的同时，一些则受到了吹捧。2004年9月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自我标榜“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质，但大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例如，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在境外网站上宣称：“在今天的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上、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满怀否定和愤怒的人，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隐约称呼，是异议人士开始浮出水面的标志”。，他们经常在媒体上对“公共领域问题”、特别是社会上发生的“负面事件”发表议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惊人”见解，或明或暗地向执政党、政府、现行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发难。这些人得到了与他们观点类似的部分媒体和受众的支持和共鸣，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单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对比经历和是非真伪判断能力较弱、正处于成长“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群众中有一定市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中国当前社会信仰体系不容乐观的局面，比较前苏联解体和制度巨变的历史，中国人不能不有所深思，有所惊醒。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仰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出来，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不仅会对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危及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制度变革的导火索。为此，我们必须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建设好社会信仰体系，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巩固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