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

　　二、通向共产主义民主之路

　　在智识的道路上,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在1920年左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和社会形势的影响下,相继迈开了这一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开始形成。

　　1.幻灭感和疏离感

　　在1920年初,许多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段短暂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苦闷期,这是种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运动相继失败而引致的幻灭感和疏离感的结果。

　　1920年3月,风光一时的北京班助团在仅存三四个月后就宣布解散,在知识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胡适批评了工读互助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在他看来,工读互助只不过是一种半工读的方法,至于要"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则是不太切事实了"。胡适在这里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到其中的问题,但他没有从理论上指出乌托邦主义的内在困境。陈独秀把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原因归因于"人的问题",即"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王光祁基本赞同陈独秀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工读互助团员中有两类人,一派是把工读互助的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但不肯工作,另一派则是很能工作,但对工读互助主义不甚了了。戴季陶代表了一种左倾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中,工读互助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号召青年"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技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去。"这显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他实质上是号召人们投身于一场改造生产关系的经济革命。李大钊虽比戴温和一些,但他同样把工读互助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在他看来,都市的地皮、房租太贵,加之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维持工读互助是很困难的,更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李大钊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开展新生活。(38)

　　施存统在1920年4月10日《星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更准确地表露了该运动亲身参与者的幻灭感和疏离感。他告诉人们,在建团之初,他们曾就共产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学校问题、男女共同生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长时间的讨论,订立了一些规定;开始几天,他们感到,"元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了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然而,好景不长,工读互助团很快出现了感情隔阂和精神涣散。施存统承认,虽然大家表面上一致,但精神上却很痛苦,同时人与人在性情、个性上有很大差异,长久以往,精神的一致必然破裂。(39)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积极自由"观的内在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然而,施存统并不这么看,他把更主要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经济压迫"。在他看来,"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感叹说:"我们这个工读互助团,隔离社会又太远,对于社会实在的情形仍归一点观察不出。…我们本来要想去改造社会,有了工读互助团,连社会都钻不进,那里还说什么改造的话呢?"(40)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远在安徽的恽代英深受震动,一如既往,他依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该社团"未注意反省自身",他援引利群书社的例子证明,在工读互助运动中,自身的反省和团体的修养是不可少的。同时,恽代英也表达了他与社会的强烈疏离感,在他眼里,旧职业与其理想的社会是如此不调和,在那里,"只是以饭碗主义号召聚集一般素不相识的各色人物。"

　　寻找心灵的家乡,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这正是一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心声。然而,种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运动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这个社会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

　　2.从改造个人到改造社会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建立新社会。他们都持有一个儒家式的信念,即完善个人是完善社会的一条通途。无论是工读互助团,还是利群书社,其最初的宗旨都是在一个个小团体中进行个人的道德改造,从而建立一种"新生活"。这是实现其理想的第一步,而这些由经过道德改造的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便是"新社会的胎儿"(王光祁语)。

　　工读互助运动失败之后,他们感受到个人和小团体的无助。施存统说:"以我们这点薄弱的能力,要想单独和一个诡计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那里有不失败的道理!"(41)此时,更多的人则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其心灵深处,不止有对个人力量无助感的悲叹,更多的是有一种把个体"我"融人整体的"社会"的内驱力。恽代英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创办的利群书社在工读运动中,相对比较成功,其成员注重道德改造,并始终保持着团结。(42)然而,恽代英并不满足于此,在利群书社创办几个月后,他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一文,该文集中表现了恽代英对自我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恽代英一反当时流行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倾向,明确指出:"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窗一切事物的中心。"他把新村运动与阶级革命运动都视为个人主义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两者都是为了增进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他认为"个人的生存,只是全人类生存的一种方法。个人的幸福,只是全人类幸福的一方面表面。(43)恽代英还常常感受到从完善个人到完善社会的道路之漫长,他在致王光祁的信中写道:"我虽说为我的理想奋斗,但我的理想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有一大部分实现,而我可要憔悴死了。"(44)

　　于是中国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把关注的重点从个人道德的改造转向了社会的改造。施存统从工读互助的失败得出两大教训,即"(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校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无论工读互助和新村"。他完全接受了戴季陶的主张,提出:"我们要改造社会,我们还必须投向资本家手下的机关去。"(45)同样,自1"0年秋天以来,恽代英更加关注社会改造的问题,作为一个教青家,1921年4月,他在《中华教育界》上撰文,提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他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46)

　　3.民粹主义倾向民众意识的增长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M.Lipset在对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表示不满,而且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就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未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47)在寻求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找到其力量源泉,他们正象Lipset所分析的,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或平民(庶民)。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民粹主义(populism)既不是一个连贯学说的名称,也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旗号,但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表征当时广泛存在于各种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种态度,即对下层民众道德力量的崇拜。

　　这种思想倾向的智识来源相当复杂。首先,它同无政府主义本身有着难解之缘。无政府主义始终把在不平等的等级体系中受到压迫的下层民众视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开展所谓的"平民大革命",以图打破既定的社会不平等。

　　其次,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股对民主(democracy)的民粹主义理解,即民粹主义民主的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民主一词译为"平民主义"或"庶民主义",而放弃了以前常用的"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等译法。译名的改变表证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民主"不再限于政治领域,而扩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民主"被理解为一种解放运动,平民不受官僚的束缚,劳动者不受资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学生不受教职员的压制,……等等。在这股"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使下层民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刻意以求的目标。(48)

　　再次,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未曾像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那样发起过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中国亦没有象俄国村社那样的农村社会组织可供推崇,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确从俄国民粹派那里汲取了思想力量。一时间,"到民间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

　　许多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持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详细分析这种倾向的思想来源是本文力所不能及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这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并行不悖的。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他指出,19世纪俄国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是20世纪中国青年的典范。李大钊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去,使农民从麻木的状态下清醒过来。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也是试图在中国建设宪政的青年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李大钊又对乡村生活的完善和纯洁作了一番浪漫的描述。这样,青年到农村去,就不止是为了履行其社会责任,而且还能从城市的腐败影响中挣脱出来,找到安生立命之处。(49)

　　这种民粹主义倾向并不是李大钊个人的。同一月,若愚(即王光祁)在〈晨报〉上撰文,提出"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生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50)

　　对民粹主义民主──即所谓"平民主义"──的宣传,也发生在1919年韧。在该年一月创刊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发表了《庶民主义之研究》一文,揭开了鼓动"平民主义"第一章。五月,谭鸣谦(即谭平山)在《新潮》上发表了一长篇论文《"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这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对民主的理解。此文把民主区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第一方面:政治的德漠克拉西Political Democracy;第二方面:经济的德漠克拉西Economical Democracy;第三方面:精神的德漠克拉西Philosophical Democracy;第四方面:社会的德漠克拉西Social Democracy。在这里,谭把政治平等、社会公正、人道主义、国家主权、人民自由意志的表达、世界和平以及劳动问题都装人了他的"德漠克拉西"的大口袋中。他把社会主义列为"社会的德漠克拉"的内容。谭鸣谦告诉读者,民主的潮流是世界大潮,"世界潮流只有顺应而无抵抗。今日亦只有旦夕薪望我国国民,趁此潮流,大众觉悟,革命洗心,痛自改悔。步文明先进国之后尘,于共和政体之下,发挥社会的‘德漠克拉西'之真精神,元论政治经济教育莫不循此正规渐进于完美境地,而尤宜急于社会政策之实行,社会问题之解决,使现实社会得复返于安稳状态。"(51)

　　1919年,约翰?杜威访华,为"平民主义"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威把民主分为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四种,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专门就此撰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他进一步把社会经济的民主视为政治民主的基础,赋于极高的重要性,在政治上,陈则要求实现"人民直接议定宪法"、"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的绝对的人民主权论的理念。(52)

　　北京大学的学生最早投人到平民主义的实践中去。1919年3月,邓中夏、罗家伦、黄日葵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该演讲团的成员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在北京大学校内,一所在北京郊区长辛店为铁路工人而办。这两所夜校无疑是平民主义思想的具体化。(53)

　　工读互助团在1920年初的失败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意识。施存统提出了"进工厂里去"的主张,他说:"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54)这年4-6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有八位青年就"去与劳动为伍"和"往田间去"的主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是年12月,悔代英在致刘仁静的信中也提出要到田间去,他更关心乡村教育问题。(55)

　　在同一时期,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对民众力量的崇敬也迈上了一个的台阶。1920年8月,李大钊在《晨报》上撰文提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他呼吁全国的公民随时随地自由集合国民大会,"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以表达民意。他以充满激情、亢奋的语言预言到:"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56)

　　然而,正如Upset所说,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导致知识分子真正理解或欣赏,甚至对人民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背景与他们所关心的人民的背景是很不相同的。"(57)中国知识分子在实践"平等主义"思想之初,他们是作为启蒙者,来寻求"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李大钊语)。但他们的启蒙并未受到民众的欢迎,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自发和非自发的抵制。罗章龙曾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接触工人的过程中,碰到了所谓的"工学界限"的问题,即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58)青年的知识分子们此时深切感到,他们不仅同现存的权利结构是疏离的,而且同他们企图依赖的民众也是疏离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决心要"与工人打成一片",使"学生生活工人化",(59)这正如Dirlik所说的,在"五四"后期,一种新的观点一一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教导劳工,而且也要向劳工学习一一产生了。(60)

　　4.阶级斗争与"劳农专政"思想的胜利

　　在民粹主义思潮勃兴的背景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抽象的"平民"概念一步步清晰、具体起来,"平民"愈来愈等同于"劳工"、"劳农"或"劳动者"。阶级意识在他们心中不断成长。这种阶级意识同他们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有着直接的智识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把阶级问题视为贫者与富者、劳动者与不劳动者、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国共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乎完全接受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阶级观。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大规模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新青年》出版了特大的"劳动节纪念号"。吴稚晖用篆字德智体为该刊提写了"人日"两字,表示一向被当做牛马的劳动者要站起来做人。蔡元培和孙中山也为该刊题字。值得一提的是,有13位工人的题词被置于与上述三位知名人士同等的地位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破天荒之举。这一月,《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满载庆祝五一节的文章。这次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后一次合作。

　　陈独秀在这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这是他在上海船务、钱房工界联合会上的讲演稿。他声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在他看来,做工的人包括"种田的、裁缝、木匠、小工、铁匠、漆匠、机能匠、架船工人、掌船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等"。这种把社会、职业、伦理等因素纳入阶级分析当中的做法绝非限于陈独秀一个人。他号召打破传统的"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61)

　　阶级意识的增长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俄国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劳工政府",俄国革命也开始被视为一种旨在实现"劳工专政"的阶级革命。1920年3月,俄国政府宣布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传到中国,更是激起中国各界的一阵骚动。一时间,俄国成了人道主义的化身。《新青年》从8卷1号(1920年7月)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颇具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震癫(袁振英)便在该栏中发表了大量赞扬苏联"劳农政权"之"成就"的译介文章。

　　在这一时期,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泛泛的"社会革命"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阶级革命"的策略,吸引了大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谈政治》是这一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他那里,阶级斗争作为受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并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的手段,具备了完全正当的理由。陈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之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情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之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的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些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制度废去,将过去的不平等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明确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么,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机会。他继续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我们要明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十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是必要的方法。

　　陈独秀针对元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批评指出,"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陈独秀最后断言:"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62)

　　这篇文章马上激起了回响,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致信陈独秀与之商榷。由此引起了一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在《新青年》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共产党》上展开。共产党一方的主要论将是陈独秀、江春(即李达)、元懈(即李汉俊),无政府主义者一方是区声白。这场论战的一个思想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开始对十月革命的真正情况有所了解。

　　在这场论战中,元政府主义者继续坚持其乌托邦的基本信念,即个人自由、反对强权、推行道德教化等,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批评。他们既不懂得多数人的专制与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也不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俄国宗师们相比理论水平相差太大,因而,他们的言论除了继续重复乌托邦梦想以外,别无新意,在渴求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那里,无政府主义必然遭到冷落。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在这场论战中至少取得了宣传上的胜利。针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共产党人提出了"多数压服少数"的原则。在陈独秀看来,只要多数人的意志得以表达并得到尊重,那么这既合乎自由,也合乎民主。不消说,他们这里的多数人便是劳动阶级。共产党人不反对实行道德教育,但他们认为在私有制下必须依赖现有的政府或统治阶级才能普遍地推行教育,因而善良的教育只能是星星之火。(63)

　　事实上,对于革命的目标,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分歧,他们要推翻资本主义,进而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所以共产党人说:"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64)但是,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缺乏手段,对资产阶级太姑息了。共产党人急于找到革命的手段,还基于他们对于革命紧迫性的一种认识。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进行阶级革命,那么必然受制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四五年必勃而兴,到那时,革命的时机就会错过。(65)

　　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并没有参战。从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持一种温和接受的态度,他倾向于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必要的恶,是从人类前史到达人类真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必经阶段。但他在对阶级斗争和元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接受中从未象陈独秀那样走得那么远,他对各种理论都持一种兼蓄并包的态度,从而形成他那特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66)然而,也正是在1920年的夏天,在李大钊那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从必要的恶变成了必要的善。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中,李大钊力图把社会主义的种种派别作一番梳理,并特别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辩护,他针对有人疑虑社会主义会否定个人自由以及社会主义不道德的言论提出:"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是互助、相爱,不是谋冤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67)

　　以多数人的名义,以民众的名义,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中诸多冲突的价值,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价值天平上,重新确定了分量。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科学的革命之路。于是,怀抱着政治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