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虎 朱博：白求恩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1938-1939）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白求恩率领一个三人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由于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到感染，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逝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在医治伤员、创建战时医疗体系、培养医疗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支援中国抗战的674个日夜里，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作为白求恩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奥斯勒医学史图书馆是海外收藏白求恩档案最主要的机构之一。该馆收藏了丰富的白求恩档案文献，类型多样，包括往来书信、手稿、报刊杂志剪报、照片、海报、纪念物、宣传册以及各类研究资料共300余件。

　　该馆收藏的档案主要由五部分构成：诺尔曼·白求恩档案（Norman Bethune Collection）、白求恩基金会档案（Bethune Foundation Fonds）、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档案（Roderick Stewart Fonds）、路易斯和艾琳·康档案（Louis and Irene Kon Fonds）和莫里斯·麦格雷戈档案（Maurice McGregor Fonds）。这些档案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求恩来中国前的主要档案

　　白求恩来中国前的档案涉及白求恩在北美和西班牙的相关活动，档案以信件、电报和日记为主，与其亲友的通信类文献居多。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前往马德里前线，救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创办了战时伤员急救系统。档案集中反映了白求恩在西班牙的革命活动，包括他写给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电报和信件、日记等，还有大量揭露和批判西班牙内战中法西斯罪行的新闻稿件。除此之外，奥斯勒医学史图书馆还收录了白求恩在西班牙时期公开发表的演讲和采访材料。

　　（二）白求恩来中国援助抗日战争相关档案文献

　　白求恩在支援中国抗战期间留下的档案资料是奥斯勒医学史图书馆馆藏白求恩档案的核心部分，这部分档案可分为信件、报告、日记、作品和照片五类。一是信件。白求恩来华期间往来的信件占档案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白求恩写给远在海外亲友和同行的信件，讲述在华亲身经历和自身状况；另一类是写给加拿大—美国援华委员会的信件，汇报了其在中国工作情况，主要目的是寻求援助、为医疗筹集资金等。二是报告。主要是系列工作汇报和工作总结，包括白求恩写给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以及有关机构的工作报告，如写给毛泽东、聂荣臻、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延安托管委员会的月度工作报告，还包括给纽约、香港和伦敦的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美国流动医疗队的报告，内容涉及战时救助状况和后方医疗情况以及筹建医院、培训医护人员的工作建议等。三是日记。白求恩在华期间写了很多日记，主要记录了他在中国敌后战场的所见所闻，反映了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救治伤员等情况，这些日记里记叙了当时军民的抗战状态、精神面貌以及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四是作品。包括白求恩在中国写的诗歌、散文、小说、新闻稿及医学论文等。五是照片。白求恩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包括他与中共领导人的合影、工作生活照等，这些镜头是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珍贵影像资料。

　　（三）白求恩牺牲后中加政府和民间纪念活动的相关档案

　　20世纪70年代中加关系正常化前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白求恩的活动，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这部分档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中加政府纪念白求恩的档案文件，主要包括学术研讨会文章、参观访问活动日程安排、纪念白求恩的讲话记录等；第二，白求恩纪念馆和纪念品的设计与筹建，内容涉及白求恩纪念馆和白求恩雕像的筹建，白求恩纪念品的设计，如白求恩纪念邮票、纪念章、海报等；第三，纪念白求恩的影音资料，包括纪录片、广播剧、采访录音等。

　　麦吉尔大学奥斯勒医学史图书馆收藏的白求恩档案为全面深入研究白求恩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具有较高文献收藏和研究价值。其中尤其值得学界关注的是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留下的档案文献，它们不仅可以从某些侧面反映白求恩为中国抗战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为研究白求恩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提供了文献支撑。

　　白求恩在中国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度过的。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敌后战场艰苦的医疗卫生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昂扬不屈的战斗风貌。

　　（一）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白求恩和医疗队穿越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白求恩被一路上荒芜的土地、烧毁的村庄及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所触动，在多篇日记和信件中揭露了日军犯下的严重罪行。1938年2月14日，白求恩在一份报告中记载：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是惨无人道的，即便是挂有红十字标志的临时医院，也会招致疯狂的轰炸，造成上千伤员以及大批医生、护士等丧生。建立医疗站、设立伤兵分流处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每一座房子，甚至每一棵树都是日本兵炮轰和空袭的目标。1938年3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从汉口到西安的途中，他看到车站和周围的城镇都遭到了日军密集的轰炸，受损严重，很多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伤亡众多。在临汾火车站，白求恩目睹了日军的暴行，“车站挤满了逃难的居民，还有一些受伤的士兵”。日本飞机则肆无忌惮地用机枪向避难的军民进行扫射。经过临汾后，白求恩等再次遭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轰炸机离地面不过 500英尺”，先后投下 5枚炸弹。在黄河边，他们也遭到了日军的机枪射击，子弹就打在距离他们 100码的水面上。白求恩等在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3000人，被日军驱赶向南面和西面逃散，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冻死在山里。”1938年11月，白求恩在一篇报告中写道，一队日本军队洗劫了一座小镇，用煤油和燃烧弹烧毁了60座房子。人们亲眼看到了日军烧毁房屋、残害亲人，一个男孩因为唱了八路军的歌曲被枪杀，年仅12岁。1939年8月1日，白求恩在加拿大—美国流动医疗队的月度报告中陈述，日军不仅对中国抗战军民大肆屠杀，而且还对外国传教士进行迫害。宋家庄教区安立甘教会的霍尔小姐为八路军提供医药，导致日本人烧了她的教区。

　　（二）反映敌后战场艰苦的卫生医疗条件

　　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物资极度匮乏，加之自身医疗水平薄弱，敌后抗日根据地卫生医疗条件十分艰苦。

　　一是经过系统训练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1938年，白求恩在延安发现，这里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培训课程，也没有教室。学员们都是跟着医生随时进行学习和接受指导，有时在空地上，有时在病床边。医疗服务部门只有战地医疗队和后方医疗队，前者随军提供医疗服务，只有几个内科医生，后方担任护理工作的多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12-16岁男孩。1939年7月1日，白求恩在一份报告里写到：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有20万人的军队，医院常年有2500名伤员，过去一年里经历了1000多场战斗，却只有5个大学毕业的中国医生，50名未经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在做救治伤员的工作。特别是在1939年4月的齐会战役中，医护人员不足和伤员过多的矛盾更加凸显。八路军伤亡280人，医疗队在离火线7里处，连续工作69小时，做了115例手术。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学校“缺乏大批训练有素的医生充当教员，而且实际上没有书，没有教授解剖学的人体模型，没有组织学或病理学切片，没有细菌学仪器”。

　　二是药品、外科手术器械等十分缺乏。1938年7月19日，白求恩在写给纽约朋友的信中谈到：“我目前在清理具有350名伤员的后方医院，在25天内做了110个手术……这里缺少药品、外科手术器械等所有东西。病人们穿着又旧又脏的军服躺在稻草或芦苇编成的垫子上，没有枕头，也没有床单。药房里只剩一些装了一半的药瓶，而这些药是用来救治全部伤员的。”1939年7月1日，白求恩在写给纽约、香港和伦敦的援华委员会的报告中反映了敌后战场遭到全面封锁、购药困难的情况：河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药品的供应极端缺乏。大宗药品在途中会遭到日军检查，负责运输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给教会医院买的，日军会在所有的瓶子和包裹上做记号，进行严密监视。

　　三是伤员营养不良，医疗环境比较艰苦。1938年5月17日，白求恩在一份报告中提到陕甘宁边区医疗状况时指出：伤员们都有贫血症、营养不良和脱水的症状，需要加以妥善处理。1938年5月23日，白求恩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经过陕北沙马河畔贺家川时，他给加拿大友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讲述了伤员所面临的恶劣条件：“175个伤员分散在村民家中，躺在铺有少量干草的硬板床上，大部分人都没有被单和毯子。伤员们身上只有经过9个月战斗后的军服，尘螨垢积，肮脏不堪，导致虱子遍身。”7月19日，在给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的信中，白求恩指出，“这里的后方医院目前只有350张病床，已经满了，亟需扩充，500张才够用”。

　　（三）赞扬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新气象

　　在中国，白求恩既感受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向上。1938年3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延安，从延安的新气象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日记反映了白求恩当时兴奋的心情：延安的街道非常整洁，到处是一片蓬勃生机，奔走的人们仿佛都知道自己是为何而忙碌。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边区的行政部门正在执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抗战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延安的一个大学，正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这里还有一所刚刚成立的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的卫生学校，又有一家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的医院。白求恩认为，虽然住宿、饮食和防疫问题都比较严峻，但是在生活方面，人们都有一种勤奋向上的精神，相处得非常友好。在这里，无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相待。

　　白求恩特别关注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展现出的精神面貌。1938年8月，白求恩在加拿大《号角日报》发表了文章《延安的新型大学》，其中指出，抗日军政大学学生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各个阶层。学生们不仅坚信一定能打败侵略者，而且知道仅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还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他们不在乎每天吃小米饭和萝卜，因为他们不是来玩乐的，他们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同敌人战斗，他们要救国。有了这些目标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自由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白求恩还认为，抗日军政大学很好地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虽然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是不同等级的军官，但不能从外表上分辨出他们军衔的高低。他们都穿着同样洗过多次已经褪色的蓝军服，不佩戴军衔标志，也没有人被称做“上校”“上尉”“将军”，大家都称彼此为“同志”。在这里，士兵不仅仅看到军官时敬礼，普通士兵相遇时也互相敬礼，这是一种同志式的致意。

　　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他们沉稳睿智、富有耐心；具有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精神；外柔内刚、爱憎分明；大公无私、意志坚定；胸襟坦荡、心怀天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无论日军对根据地进攻和封锁多么残酷，各方面条件多么艰苦，白求恩始终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在客观记录敌后战场真实状况的同时，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充分肯定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有效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白求恩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白求恩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国家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着20年斗争实践的强大优势，囊括了一大批非常聪明而有经验的同志，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很高”。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19日，白求恩在寄给纽约朋友的信中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占领的山西、察哈尔、河北三个省的部分地区，已经完全被日军包围了，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所有城镇，但是八路军仍控制着整个乡村，这里也是游击队的中心，由统一战线政府领导”。白求恩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及其政工人员每到一地，就指导当地政府怎样建立民主自治，恢复政府的秩序和诚信”。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方针，白求恩予以充分认同。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在写给加拿大朋友的信中指出，尽管日军控制着周边的铁路线和城镇，药品补给十分困难，但他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粮食自给自足，人力资源已经被激发出来了，而且不会衰竭。我们相信日本的人力资源已趋近枯竭，他们的军队现在老化了，征兵也达到了极限，而中国目前尚未开始征兵，八路军采取游击战争，避免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日军面对面硬拼”。他认为，“毫无疑问，有一股势力想要与日本媾和，这也正是日本人现在想要的——速战速决，而中国共产党想要持久战，在将日本赶出中国之前绝不言和”。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在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指出：“日本根本无法征服中国，因为他们军队数量不足。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民痛恨日本侵略者。目前，日军进攻的态势已经被阻止，而中国两千万的大军正在组建当中，明年将由防御转为进攻。”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白求恩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1938年6月28日，白求恩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与所有进步人士联合形成统一战线，其目标是全心全意联合所有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来自各个阶层的认可和巨大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下的政府”，“其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文章中，白求恩还提到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相关情况，指出：1938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及各方代表召开了“一次真正的民主大会”，这与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白求恩看来，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白求恩相信，动员和依靠群众是八路军敌后生存、发展、壮大的法宝。人民战争是最终打败侵略战争的唯一有效形式。抗战的“胜利是来自所有人民的抵抗，而不仅仅只是军队的抵抗”。

　　关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白求恩予以了充分肯定。白求恩认为，在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中，游击队是正规军的补充，他们减轻了正规军的战斗压力，牵制了大量敌军，并且通过有计划的攻击活动，掩饰正规军的转移方向和军事目标，掩盖真正的兵力集中地点。游击队员常常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骚扰敌人的后方以阻止敌人向中国南部进军，攻击伪政府的办事处，以打击日本的政治势力和阻止出现更多的汉奸组织。除此之外，游击队还担负着开展政治宣传的重要职责。游击队员受过思想教育，能够在人民中进行宣传，防止日本政治势力和影响在中国的渗透和扩散。晋察冀地区的游击战由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的军事领导，游击队和其他军队协同进行军事活动，并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上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支援中国其他地区，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白求恩满怀感情地指出：由人民群众组成的游击队最大的优势是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每一条羊肠小道、每一条溪流和每一条大河，平时他们像深水中的鱼那样难觅踪影，抓住他们就像抓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困难。但是，只要日本兵一离开他们坚守的铁路公路，就会遭到游击队的打击，日军不可能“控制”或“征服”这里的人民。

　　（二）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在阻止中外媒体记者进入敌后战场了解情况的同时，还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宣传工具极力丑化我党我军形象。白求恩为了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了大量宣传，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争取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一是撰写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新闻稿。1938年6月，白求恩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写了一篇新闻稿，文章向国际社会宣传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对八路军和游击战予以高度评价：“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擅长游击战，他们十万人在阻止日本人向南推进和扰乱敌人交通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八路军几乎是人人都认同的，不管其政见如何，都是一流的战斗力。”“军官吃的东西和其他人一样，不戴徽章，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纪律严明，但大家都乐于遵守。外国观察人士最钦佩的是该组织的宗旨和道德。”

　　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素材以小说、散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外刊物上。1938年12月，白求恩创作了短篇小说《哑弹》和散文《创伤》，发表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刊物上。《哑弹》于1939年7月8日发表在《号角日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生活在河北保定农村的一位老农和女婿在田间劳作，发现了一枚炮弹，女婿想着用卖炮弹的钱买一个新的犁头，但老人却赶了很远的路，坚持把炮弹送到了参加游击队的儿子那里，因为一枚炮弹可以消灭很多敌人。小说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创伤》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给华北抗战中的年轻八路军战士带来的战争创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伤害，也伤及了日本本国人民。在给友人的信中，白求恩强调，《创伤》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

　　三是注重对外宣传的机制建设。在进一步熟悉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后，白求恩主张建立一个机构，收集根据地的相关情况并撰写宣传文章提供给国内外的报刊。1938年9月26日，在白求恩的倡导下，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成立。该分会要求每个委员保证每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收集更多的材料，把边区的事情“告诉全世界”，同时根据延安总会的需要提供“专文”。白求恩还建议对国内外各宣传领域作一次仔细分析，向国内新闻界和全世界提供足够的信息。可以多组织一些中国敌后抗战图片展，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四是通过日军战俘进行宣传。1938年10月，白求恩为晋察冀边区抓获的两名受伤日军俘虏进行了治疗并与其合影。11月2日，他写信向聂荣臻报告这一情况，并建议为两名战俘派去一名日文翻译，请他们写信给在日本的亲属，并附上合影照片。他认为，这封信和照片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和国外宣传的重要素材。

　　通过白求恩写下的日记、书信、报告、新闻稿、小说、散文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战斗在抗战最前线，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白求恩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还是一个重要的宣传者。他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使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