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世界观转变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就“毛泽东何时转向马克思主义”论题展开了探讨与争鸣。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与标准问题作一梳理和考析。
一、在寻求救国道路中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领导驱张运动的同时，接触到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及这段经历，自述他在第二次赴京期间，热心地寻找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三本书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未动摇过。这三本书分别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基于这段回忆，毛泽东自陈道：“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是毛泽东叙述自己思想形成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是学界研究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依据。持“夏天说”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到的三本书对其思想结构的转型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仅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及，时隔五年，当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妇女生活调查团时，再次提起他曾于1920年读到了上述三本书，从书中他懂得了人类有史以来便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从此开始老老实实地钻研阶级斗争。与1936年谈话不同的是，这段回忆没有将三本书与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联系在一起。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有学者对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进行了考证，提出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却出版于1920年８月以后。这样就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质疑毛泽东关于其世界观转变的说法。有学者引述时任毛泽东与斯诺的翻译吴黎平的说法做出回应：《西行漫记》一书中的“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还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在第二次赴京期间读到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却读到了罗章龙或刘仁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从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开始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夏还没有出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不能据此质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在此期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性。同样，我们也不应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同三本书机械的、教条式的联系在一起。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思想转变的不仅在于读到了哪几本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是否系统完整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摆脱了此前各种改良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束缚，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着手筹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时值中国思想界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大量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还读到了大量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参加了多种社团活动和社会调查。各种新鲜的理论观点短期内一并涌进毛泽东脑中，使其理论视域得以拓展的同时，也使他的思想结构陷入到一种多元并存的混杂状态。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忆，当时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民主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交织的“大杂烩”状态。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他的理论视野中，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进京时，如果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求索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那么，当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单是如何同张敬尧展开斗争的问题，更为棘手的在于如何在驱张之后建设湖南。在现实问题驱动下，毛泽东对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进行了亲身实践，以检验这些理论是否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能否成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通过对种种学说进行比较鉴别，特别是通过反思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局限性的认识愈加清晰，明白这些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却是做不到的。由此，毛泽东逐步理清了自己的思想结构，摒弃了曾经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研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渗透到实践当中，并援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来总结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到1920年６月，毛泽东思想结构和总体世界观的转型已经初现端倪，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
众所周知，毛泽东向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热心地搜寻”共产主义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进行纯粹的学术性研究，而是于种种主义的实践考察都告失败后，寻找一种更加科学、能够指导实践活动的指南。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系统、完整，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否能够解决中国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当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从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出发，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点，借以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革命实践。
二、在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世界观的转变
判断毛泽东的世界观是否发生了转变，一条重要标准在于1920年夏天返湘后，毛泽东的实践活动能否印证他已经改变了此前的理论主张，转而追随马克思主义，并努力用初步习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剖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回忆其思想转变历程时，除了说1920年夏天，他在“理论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强调“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如何理解“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关系到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认识。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其中第一件事便是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在1936年的回忆中谈道：“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毛泽东之所以将“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作为书社的宗旨，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新材料便无法从事新研究，没有新研究便无法产生新思想，没有新思想自然也就无法形成新文化。湖南人当下的思想文化饥荒已然超过了肚子饥荒，其中尤以青年人最为嗷嗷待哺。于毛泽东看来，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实为必要，通过此种简单迅捷的方式推介中外最新报刊，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才能充实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解决思想文化上的“饥荒”。所谓“新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所谓“新文化”，正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写道：“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幼小的阶段，但毛泽东却透过现象，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不论从文化书社的创办初衷，还是从文化书社日后的发展来看，它都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文化书店，而是一个思想导向明确、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任务的阵地。从文化书社公布的销书目录中可以看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报杂志占据了很大比例，且销售量位居前列。而文化书社分社在湖南各地相继落成，又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情况的传播。作为毛泽东初次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成果，文化书社不仅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还逐渐发展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还是湖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正是在筹办和经营文化书社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开始转向俄国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毛泽东联络长沙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失时机地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通过这一阵地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讨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1920年8月22日，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议召开，决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全面研究“俄国的国交政治文化”。会议还就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等重要事项进行了商定。经过周密的筹备，俄罗斯研究会于1920年9月15日正式成立。
在毛泽东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思想界对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介绍，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苏俄、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曾对十月革命的胜利热烈歌颂道：俄罗斯驱逐富人，推翻贵族，劳农合立了委办政府，协约国乃至全世界都为其动容。各国人民若想求彻底解放，惟有步俄国之后尘，实行社会大革命。历经驱张请愿活动，深感改良于中国革命无济于事的毛泽东，开始把目光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上。为此，他大量研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文字材料，对苏维埃政权的运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多次表达有意赴俄留学的想法。这表明毛泽东在探寻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俄国道路作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已经在毛泽东思考和分析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的参照系作用。
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是毛泽东宣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力的实践活动，也是他把个人信仰上升为现实实践的重要尝试。在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广泛阅览有关十月革命和新政府实践状况的书刊，并结合正在从事的湖南自治运动和建团建党实践，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列宁之所以能够领导百万党员，完成伟大的平民革命事业，清扫了力量强大的反革命军，不仅在于有布尔失委克斯姆（即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主义”，有俄国战败这一有利“时机”，有可靠的党众和充足的准备，还在于得到了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农阶级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抛弃了他之前主张的“呼声革命”，承认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彻底的总革命”；并且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领导和工农阶级的支持是革命成功的必备条件。对国家之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性的承认，无疑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也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下，一大批进步青年在思想上逐步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于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0年4月，结束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毛泽东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正在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并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毛泽东称陈独秀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谈话，在他人生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陈独秀曾致信毛泽东，建议他着手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并给毛泽东寄来了《共产党》月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重要文件。在收到来信后，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为掩护，积极投身到湖南的建党工作中，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时谈道，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其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
随着建党实践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愈加坚定，认识到新民学会等学术性团体已无法担负社会革命的任务，亟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性政党组织。他致信罗章龙，明确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的重要观点，主张建立以主义为核心的政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量，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此后，毛泽东依托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创办工人夜校，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壮大党的力量，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为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党的一大期间李达所忆：当时党的工作，十分注重宣传与工运，长沙小组在这两项上皆取得了初步成绩。较各地小组而言，“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毛泽东在创建党的早期组织的同时，还致力于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自收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便从新民学会和长沙各校的先进学生中积极物色对象，严格采取了“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的方针，以保持团组织的革命性和纯洁性。不但如此，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通过组织各类文化活动，把曾经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争取过来，为他们提供《共产党》月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为在湖南正式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由以上可以看出，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致力于用初步习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一系列社会政治实践。也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说1920年夏天，毛泽东还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到了1921年初，特别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时，毛泽东已经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彻底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以历史的辨证态度理解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问题
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问题上，一些人质疑毛泽东本人提出的1920年“夏天说”，除了当时《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还未出版，另一个重要论据在于，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投入很大精力所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没有超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同时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湖南自治运动，便成了衡量他世界观是否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能否认，在组织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还没有得到彻底转化，这些思想因素影响着毛泽东的实践，使这场运动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整场运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贯穿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借鉴。自治运动力图通过发动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对湖南彻底的、根本性的改造，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发展前途等方面，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自治运动仍表现出对改良主义的向往，期望借助不流血的合法斗争、和平的渐进式改良，最终实现总体的社会改造，对于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也表现出了游移。湖南自治运动的两面性导致其最终受挫，毛泽东对此是有认识的，这也正是他自陈“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的存在，的确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实践。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它们在毛泽东思想结构中，是居于主流位置还是支流位置，是本质的方面还是非本质的方面？一些论者抓住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某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不放，断言其世界观尚未实现转变。然而，这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研究态度，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在自述世界观转变时间时，是注意到了自治运动中存在问题的。他向斯诺谈道，新民学会把争取湖南“独立”作为纲领，而所谓的“独立”，其实就是“自治”。毛泽东还坦言，当时他坚决地拥护美国门罗主义，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并主张实行代议制政府以及男女平权。不难看出，毛泽东承认自己尚未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结果才导致自治运动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偏向。他没有把世界观转变的时间推到领导自治运动之后，以便把实践偏差归结于还未掌握马克思主义，恰恰说明毛泽东看待这一问题的审慎态度，也说明他对自己世界观转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思想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在某个时期实现了，是就其转折性意义而言的，从此某一思想因素占据了思想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着其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转变的过程就此终止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是说其思想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上升为主导性要素，成为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而不是说毛泽东就此成为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国外一些学者在理解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时，同样持类似观点，“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但他“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这一认识无疑是客观的、辩证的。在世界观发生转变后，思想上仍留有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不足为奇，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中。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运用它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彻底的改造”和“根本的解决”，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然如此，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如何理解？李大钊明确提出：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必须取“根本解决的方法”；而为着实现这一根本解决，还必须做充足的准备工作。陈独秀在选择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后，把建立“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的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帮助资本阶级内民主派攻击君主派，第二阶段是在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取得胜利后，向其提出为工厂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设想。尽管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存在一些缺点，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思想无疑是存在的。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在全国革命的总框架下思考和决策，设想通过一省一省的改良，在渐变式的改良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他提出的湖南共和国主张，正是为着“根本解决”创造必要条件，“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根本解决”与现实斗争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党的二大正确制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否认湖南自治运动在毛泽东整个思想发展链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湖南自治运动的挫败，使毛泽东彻底认清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在短时间内对这场运动进行了理论反思，对自己的思想结构作了进一步清算。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解愈加深刻，终于达到了对真理的认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向警予，他在谈到湖南问题时写道：政治改良之路已无希望，唯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在讨论以何种方法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有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并在表决环节坚定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阵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已更名为俄国共产党，读到蔡和森关于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应“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以适应战争时代及偌大的改造事业等观点后，毛泽东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批判了诸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就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最急切”的问题，分别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下作了分析研究。至此，毛泽东最终完成了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
每一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的思想，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要求，也受到时代历史条件的制约，即恩格斯所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青年毛泽东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旧世界观的解构与新世界观的建构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这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一度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状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大量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这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常常陷入理论选择的困境。一些人经过比较鉴别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革命实践的复杂性和理论准备的不足，他们未来得及清理自己的思想结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依然潜藏在思想深处，同样，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其思想结构中的多向量仍然处于相互碰撞和震荡之中，这使他在实践决策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游移。但是，只要我们完整考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全部活动，把握其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思想发展链条，就不难看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毕竟是支流，就其思想的主流和本质来说，已经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仅在理论表述中越发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其开展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导。
四、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其思想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逐步积累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艰难过程，其间经过了对多种学说的比较鉴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身实践，以及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深刻反思。因此，我们在理解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这一动态过程时，不能简单用“夏天”或“冬天”等具体尺度来界定，也不应当机械地、教条地同读过哪些马列著作等同起来。纵观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全过程，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中国革命的实践成败检验普遍原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逐步探索出一条“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真理淘沙之路，实现了由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作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展过程的缩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正确革命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没有动摇过，他们带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这些革命和建设活动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点。
（作者简介：吴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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