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答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
两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上孜孜求索、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路径上实现了“从政府路径到政党视域的拓展”“从外向他律到内向自律的深入”，[5]二者所关照的主体、关注的重点具有一定差异性，前者强调外部动能、外部监督的重要性；后者则凸显的是“关键在党”的内省性、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性、内部动能的持久性。
1945年，面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自信地给出“人民监督”答案。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民监督政府”，确保政府“不敢松懈”；二是通过“人人起来负责”，避免“人亡政息”。弘扬和践行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马克思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6](P371)“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政党属性，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监督政府”强调的是赋予人民以监督权力，使其通过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使国家权力予以监督，以防止国家与人民分离，从而确保政府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明确公共权力的主体归属。“人人起来负责”则体现的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旨在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积极管理和监督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从而形成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人民监督充分体现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党破解历史周期率中的基础性地位，既突出人民监督作为重要外在约束、外部动能的重要性；又凸显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利益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长期执政的极端重要性。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的组织纪律，从严管党治党，不断锻造卓越的领导力和执政能力，为党赢得革命胜利、取得治国理政辉煌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面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战略问题。2021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将自我革命作为我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7](P70)党的自我革命是指党以自身为革命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进行自我扬弃，与时俱进提高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和适应能力的管党治党实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8](P171)长期以来，党的自我革命旨在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最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9](P270)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同样关键在党。只有与时俱进，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有效应对党执政过程中的各种考验，化解各种风险，才能使党始终成为引领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侧重强调的是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来夯实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体基础、强化内部动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理论，人民监督更多强调的是“外向性的东西”，自我革命则更多“带有内向性的要求”。[1]前者侧重于外部约束与他律，而后者则更加注重自省与自律；前者侧重调动外部因素，后者则强调内因的关键性作用；前者更加强调的是外部动能，后者更加凸显的是内部动能。分析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在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中相互区别、各有侧重的差异性，并非简单将二者割裂和分开，而是致力于揭示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系统性理论思维、多元化实践路径，更好把握新时代党在破解党历史周期率难题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两个答案相互联系、内在统一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虽然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但二者又具有共同的价值遵循、路径方法和目标指向，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1. 人民至上：两个答案的共同价值遵循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不难推演，人民是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常量，对待人民的立场、态度、方式则是重要变量。只有牢牢把握住人民这一常量，控制好特定政权和执政者对待人民的立场、态度、方式等一系列变量，不断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真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权或执政者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最根本的方法在于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离开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权的可持续发展便如空中楼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便是对这一基本社会历史规律和政治学基本原理的形象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P413)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关系的根本要求，在理论上和道义上具有先进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政权并在获取政权后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指明了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人民至上作为党的根本价值立场和核心价值观念，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国共产党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基本要求，也是践行其初心使命的基本要求，更是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根本性问题。
价值性命题和理论性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检验和彰显。百年来，党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理念，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绘就了价值蓝图、提供了价值遵循，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有效践行人民至上、人民主体地位价值理念的实践路径。两个答案先后从不同维度给出了践行人民至上、人民主体地位价值理念的实践路径。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坚持人民立场，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人民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环境下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基本路径。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模式。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必须构建起适合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体制机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需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先进、更加优越的民主政治制度，以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切实保障人民利益，更好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无论是“人民监督政府”，还是“人人起来负责”，都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监督答案，既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主动回应，又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和人民关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要求的现实路径。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立场高度政治自觉的重要体现。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多重面向，但坚守人民立场，维护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始终是自我革命的历史主线和永恒课题。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使命就是对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宗旨，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检视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同各种违背党的性质、宗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不断修正党内存在的违背人民意志、损害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与时俱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从而更好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都将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遵循，二者的结合彰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2. 权力监督：两个答案的共同方法路径
保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有效性是促进政权稳固的基本前提。审视历史周期率，尤其需要关注政权运行中的权力因素。只有把握公共权力这一关键因素，才能更好透视历史周期率的本质问题。从公共权力角度审视，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之所以难以摆脱的重要根源，在于公共权力运行失范对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系统性、持续性破坏。
公共权力具有公共性，公共权力运行的根本指向在于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实现公共利益、增进公众福祉。但权力又具有扩张性，拥有权力或使用权力的主体总是倾向于将权力运用到权力的边界为止，权力行使主体总是倾向于摆脱监督和约束。同时，权力行使主体还存在素质能力参差不齐、追逐个人（群体）私利等突出问题。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公共权力运行始终面临显著的运行失范风险。从权力行使主体来看，权力所有者如何认识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行使者的素质与能力，直接关乎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效能。对权力来源认知的差异，必然带来权力主体使用权力方式和权力服务对象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行使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否定权力来源于人民，便可能颠倒权力授受关系而导致权力行使者凌驾于人民之上，使权力运行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制约，甚至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能力与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呈正相关关系，权力行使者的能力低下必然导致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不足。从权力服务对象的角度看，权为民所用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公共权力运行失范和低效的重要原因则在于权力运行公共性的弱化，导致公共权力成为维护个人利益或特殊群体利益的工具，从而使“国家目的”变成了个人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使“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私人目的”。[10](P60-61)从公共权力的功能角度看，公共权力既具有强制性特点、统治性功能，又具有服务性、保护性功能，且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的重要表征在于公共权力服务性和保护性职能的弱化，而公共权力服务性和保护性职能的弱化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存、安全和发展需要，由此侵蚀和削弱公共权力所赖以持续、有效运行的社会基础。总之，公共权力运行失范必然带来权力的腐败、不作为、乱作为，从而削弱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公共性和有效性，降低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增进公众福祉的效能。一些政权“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为该政权公共权力运行失范问题加剧、公共性弱化、权威性下降、有效性不足而不得不通过政权重组来重建权力公共性与权威性、恢复政治有效性的过程。规约权力是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永恒话题。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必须找到有效防止权力运行失范和低效的有效路径。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虽各有侧重，但二者都将公共权力监督作为重要方法路径。建立完善民主制度，强化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防止权力运行失范的重要路径。社会主义民主在扬弃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十分注重通过民主监督来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保障人民意志和愿望得以实现。马克思在肯定巴黎公社的监督制度时便指出：“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公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6](P141)人民民主是我国防止权力运行失范和腐败的基本路径。在“人民监督”答案中，毛泽东将“人民监督政府”置于首要位置，其重要目的便在于将政府的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监督之下，避免政府权力腐败，防止政府工作人员懒政怠政，以保障政府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自我革命”内在地要求强化权力监督。邓小平深刻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9](P270)强化权力监督既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又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推进自我革命，既要坚持党内监督为主导，又要强化外部监督，推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贯通协同，切实推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既保障党的肌体健康，又有效防范国家权力运行失范的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1](P67)“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12](P63)这些重要论述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强化权力监督作为自我革命的理论清醒和实践自觉。
综上，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深刻把握公共权力运行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都聚焦促进公共权力规范、高效运行这个关键，把公共权力监督作为重要方法路径，对有效防止公共权力运行失范、促进权力规范高效运行提供了基本遵循。
3. 执政安全：两个答案的共同目标导向
历史周期率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防止政权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退化性”变迁，以致政权倾覆、人亡政息。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审视历史周期率，其核心问题是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与维护执政安全问题。执政安全总体是指特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执政安全是执政主体、人民群众和执政环境持续交互形塑的结果。维护执政安全，需要把握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一是政党的执政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执政者的主体素质与基本能力，也包括执政者与时俱进适应执政环境变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二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问题。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又在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接受，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合法性的来源包括历史或传统惯例惯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执政绩效、民主法治等多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深刻的忧患意识，不断探索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有效路径。1944年，毛泽东读到郭沫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长篇史论时，便告诫全党要引以为戒，不要犯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错误，并回信希望郭沫若及时告知其发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即“甲申对”。“甲申对”“窑洞对”一脉相承，都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前便高瞻远瞩地思考如何长期执政的战略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一直是党之要事。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受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党内民主不足、执政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党在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路径选择上出现了偏差甚至严重错误。改革开放以后，党不断总结执政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沉痛教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矢志不渝探索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答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3](P78)体现出党对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自我反省意识。
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不仅充分反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忧患意识和战略思考，也为如何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指明了方向。“人民监督”答案，聚焦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为民政治本色，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保障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制度保障，将人民民主作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既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潮流和要求，又致力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为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人心向背”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我革命”答案，则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强调党自身在维护执政安全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14]
综上，无论人民监督答案，还是自我革命答案，都以政党政治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重要关切，致力于构建实现党长期执政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妥善处理影响党长期执政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从而为实现党的执政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4. 两个答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人民监督答案强调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重要性，既为党自我革命提供重要社会动能，又是提高党自我革命效能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党的自我革命，还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都需要持续而强劲的社会动能。首先，党自我革命的动能，既来自于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也来自于党在特定执政环境下与人民群众长期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交互性动能。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正是这种交互性动能的重要来源。其次，对于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通过对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参与，往往有着更为清晰的感知和认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15](P11)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强化民主监督，有利于党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反思自身问题，从而更加及时、全面发现问题，逐步构建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彻底性。正如邓小平所言，通过各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9](P271)再次，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双重身份地位，决定其自我革命的成效如何、是否彻底，需要接受人民群众评判和社会实践检验。“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6](P350)
自我革命推动人民民主、人民监督质效提升。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人民民主、人民监督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持续发展完善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更好推进人民民主、人民监督不断健全完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主体素质能力的客观差异和不足，决定了外部监督质效的不均衡，同时，如果仅仅依靠外部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而缺乏党内部的自省自觉，也必然降低人民监督的实际效果。因此，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彰显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有利于推动党被动接受人民监督向主动接受人民监督转变，着力避免人民监督可能存在的盲区和缺陷，从而提升人民监督的效能。
三、系统把握两个答案辩证关系的实践意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P136)“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7](P9)两个答案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基于持续的实践探索而形成的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对百年来党的自身建设实践和70多年来党全面执政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两个答案源于实践，指向实践。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不仅需要从理论上深刻把握两个答案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坚持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坚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发挥好两个答案的独特价值、协同效应和乘数效应，在协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实践进程中，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治理效能。
1. 注重发挥两个答案的独特优势
两个答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的关系特征，要求把握两个答案各自的功能限度，分别发挥其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中的独特优势。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必须多措并举、全面施策。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百年之际，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丝毫没有否定“人民监督”答案对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重要价值，[3]反而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民主既是一种基本价值理念，也是政治体制机制和政治模式，还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需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破解王朝国家时代反复面临的“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的国家治理难题。“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民主之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价值，决定了在新的赶考路上，尤其需要植根于中国历史底蕴和现实国情，持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更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将毛泽东的人民监督答案提升到新的高度”。[1]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特征的总体概括，也是对我国人民民主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价值命题，更是实践命题，亟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从而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第二个答案，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直面“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的难题、主动破解人类政治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自觉，坚持“刀刃向内”，自觉寻求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有效路径。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中赢得更多历史主动和战略先机，是有效应对党面临的各种风险和考验的现实要求。
2. 着力发挥两个答案相互促进的正向效应
两个答案是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两翼”，二者具有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需要把握两个答案的互动机理，着力发挥两个答案相互促进的正向效应。一是更好发挥人民监督对自我革命的促进作用。党的自我革命既来源于党自身对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也来源于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源于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是提升党的自我革命动能和效能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因而，在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不能仅仅限于党的内部系统，而应以更加开放的政治视野，在中国政治发展全局中审视党的自我革命，特别是要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中，不断审视党是否坚持权为民所赋，是否做到权为民所用，切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自觉将人民对党的监督、对党的批评、对党的期待作为强化自我革命的动能、参照和目标，持续激发党自我革命的自省、自律和自觉，不断提升党自我革命的质效，从而提升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有效性。二是以自我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态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从而制约第一个答案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有效性。因此，在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需要在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下，不断完善党与人民关系的制度体系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和民主执政能力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向度。
3. 在两个答案协同互促中彰显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协同发展民主和强化自我革命是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取得伟大成就的制度密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需要在发挥两个答案协同互促中，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从而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厚植国家长治久安、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治理低效或治理无效是近年来一些国家面临的突出难题，成为一些国家陷入动乱、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直接诱因和深层原因。作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百年大党，对一些国家治理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必须加以高度警惕。无论是发展人民民主，还是强化自我革命，都是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实践要求和现实路径。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亟须将“两个答案”所蕴含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国家治理效能。这种转化的实现，需要处理好诸多现实问题，其中尤其要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更好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民主“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18]高质量的民主不仅在于治理过程的民主性，而且在于治理的有效性。近年来，一些先发现代化国家民主政治面临种种危机，其中治理效能不足问题尤为凸显。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虽然建立起民主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民主并未得到有效巩固，民主回潮现象偶有发生，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民主并未带来有效的治理。[19]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样需要聚焦民主的治理效能问题，切实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和治理优势，以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提升我国民主发展质量，彰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二是有效化解权力运行规范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治理效能是公共权力有效性和规范性的有机统一。党的自我革命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现象有所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权力的有效性。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协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容错纠错机制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约束体制机制，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亟待关注的重要实践问题。
注释：
[1] 石仲泉.历史之问，领袖之答——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3）.
[2] 冯务中.“历史周期率对话”文本之辨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7）.
[3] 齐卫平，樊士博.老问题与新答案：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赶考之路[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 齐卫平.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新答案形成的思想逻辑[J].理论探讨，2022，（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4]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
[15]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2，（5）.
[19]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J].倪春纳，钟茜韵，译.国外社会科学，2012，（1）.
（作者：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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