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宣传教育不仅是塑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途径，也是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和宗教压迫，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进而推动思想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结合革命斗争的特点和历史任务，把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养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做出了开拓性努力。但囿于史料的分散性，国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研究较少。因此，系统梳理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教育，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实践进程和历史脉络，也为新时代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宣传科学无神论和破除封建迷信列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和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为实现劳苦大众的思想解放与观念革新进行了“拓荒”式斗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实践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
（一）五四运动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开端起步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各种社会思潮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渐始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随着尊孔复古思潮的兴起，灵学思想也在中国社会盛行一时。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以灵学会为代表的新兴宗教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打着“新科学”和“超科学”的旗帜，大肆提倡灵魂不灭和鬼神存在说，出版发行《灵学丛刊》《灵学月刊》等散布有神论思想的期刊，深刻影响中国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不批判有神论，就难以达成思想解放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担负起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任，成为当时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主要力量。为了宣传科学与无神论，陈独秀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为《新青年》撰稿，思想界著名人物马君武翻译的《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王星拱的《科学的起源和效果》《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和《未有人类以前之地球》、周建人的《生物之起源》和《达尔文主义》和心理学家陈大齐的《辟灵学》等等文章均在《新青年》上发表。这些科学家以专业的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知识，揭露了灵学派的“伪科学”面纱，破斥了关于鬼神迷信的无稽之谈。其中《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它立足于唯物主义一元论，指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的客观实体，“物质不灭物力不灭，是为世界根本律，全世界皆为此定律之所范围”，人类及人类特有的高级意识都是物质运动转化的结果，有力地批判了上帝鬼神等唯心主义理论，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广泛赞誉。除此之外，陈独秀、鲁迅、易白沙等人也在《新青年》发表了《有鬼论质疑》《诸子无鬼论》等多篇文章，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自然科学成就，从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宗教鬼神思想的荒谬和危害。《新青年》的无神论宣传在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它打击了迷信保守势力，唤醒和催生了社会大众的崇尚科学的意识，为后续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神论宣传教育有了科学理论和先进组织的引领。1922年3月，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以基督教为工具对中国的文化控制和经济侵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早期共产党人，联合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在北京组织非宗教同盟，发起了反对宗教迷信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早期共产党人和社会知名人士运用公开演讲、散发传单、出版刊物等向群众传播无神论思想。1922年4月，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演讲大会，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表演讲，指出宗教“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的障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演讲结束后，参会的1000余名中外人士纷纷为新思想鼓掌。1922年4月，华北运动会在济南举行，当地党组织向参观群众散发了12000余份反基督教传单，观会群众对“所发的传单深表同情”。为了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传单上不仅印有反基督教的漫画，还有不少朗朗上口的歌谣，如“上帝是假的，天堂是想象的。我们要救自己须靠自己。……我们切不要信他。”1922年6月，中共北大支部罗章龙等人编辑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该书共收录反宗教论文33篇，其中印有马克思的铜版肖像及其“宗教是人群的鸦片”的非宗教名言，后附全国各省宗教“教毒”分布图三幅，在群众中流传很广。1923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上下两册，陈独秀为之作序，以唯物史观驳斥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唯心论，斥责国人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愚昧行为，主张建立科学人生观。1924年8月开始，《民国日报》共发行了25期《反基督教特刊》，陈独秀、恽代英、肖楚女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在《中国青年》《先驱》等刊物上刊发了多篇文章，不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还指责宗教迷信“倡为各种神灵以作解说，实在障碍人类进化”，“不但限制人们的物质自由，而且要永远地束缚人们的精神与思想”。在农村地区，党在领导农民革命时，利用庙会、赶集等活动契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揭露宗教迷信的虚伪和危害，他们在看到“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的同时，也已经明确意识到，“迷信观念”的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诸如“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等反革命宣传KOUHAO，初步显示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政治策略性。
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运用公开演讲、散发宣传传单和发行公开出版物，初步建立了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阵地，扩大了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力，也有力推动了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积累了初步经验。
（二）土地革命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稳步推进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党不得不把军事斗争、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放在革命的首要位置。此时的无神论教育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一方面，革命根据地大都处于偏远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全苏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识字”，民众的鬼神迷信思想极为牢固。另一方面，求神拜佛（据统计，仅江西23县就有寺庙3915所）、占卜堪舆、烧香磕头等迷信现象较为盛行，封建宗族势力极为强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稳定和革命运动。为了反动人民群众参加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提高群众革命的积极性，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无神论宣传教育同政治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展开无神论宣传教育，主要探索如下。
第一，将政权建设和无神论教育统一起来，为无神论教育提供制度保障。1934年《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无神论教育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还坚决贯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基本原则，“把宗教与教育和学校相分离，禁止任何宗教干预教育和学校，把数千年统治于教育和学校的孔教废止”[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17页。]。制定颁行相关的政策法律，为无神论教育保驾护航，推动了无神论教育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
第二，广泛开办学校，普及自然科学和无神论常识。各级苏维埃通过广泛开办列宁小学、干部学校、成人夜校和识字班，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为摆脱迷信提供了教育基础。在中央苏区，各类学校的课程教本都内置了很多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内容，如用于群众扫盲的《工农读本》中就有《打破迷信》《迷信的后果》等篇目，列宁小学课本共有205课，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生理卫生和反对迷信的课程共58课，占总课数的28.3%。在教育学生上，课程教本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宣传无神论思想，如《共产儿童读本》第1册第21课的顺口溜，“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会走，有耳有眼不会听看。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呢？”就用浅显的道理引导儿童反对迷信，很有说服力。干部的无神论教育则以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教育为主。
第三，发行报刊杂志，扩大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力。除了发展教育外，革命根据地还通过发行报刊来普及无神论知识。《红色中华》作为党在中央苏区创立的第一份机关报，肩负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宣传使命。当时苏区群众科学文化水平低，卫生条件差，遇到疾病瘟疫倾向于求神拜佛，《红色中华》发表了《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瑞金的防疫运动》等系列文章，要求各地“要广泛的深入卫生运动与打破迷信的宣传”，在普及卫生运动中开展了无神论教育。《青年实话》也专门开辟了破除迷信的专栏，回答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迷信现象，帮助群众革新头脑中的宗教、鬼神观念。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深入发展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长期影响下，近代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封建迷信现象普遍存在。愚昧落后的鬼神迷信不仅禁锢着群众的思想，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而且也严重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以致于毛泽东同志把“迷信”同“文盲”和“不卫生的习惯”并称为“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推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同时，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将反封建迷信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之中，推动无神论宣传教育向思想理论的纵深发展。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推动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形态的发展。在陕甘宁根据地，各级学校都安排了许多宣传唯物主义和科学知识的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被高等院校和干部学院设为必修课，党的领导人亲自担任主讲。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主讲哲学，他在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时明确指出：“唯物论就是要按照世界的自然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而不再附加上一些精神之类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批判鬼神迷信等唯心主义。各根据地还通过党报党刊来普及唯物论和无神论，破除封建迷信。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曾刊登了《宣传唯物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巫神罪恶小统计》《反对盖庙助长迷信》《物质不灭定律》《人和鼠疫的战争》《怎样消灭细菌》等反对迷信、普及科学的文章。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1940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青年》发表《反迷信提纲》，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迷信、迷信的产生、迷信的错误、迷信的危害、怎样打倒迷信等问题，对加强无神论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实行系统化、多样化的国民教育，帮助群众提高科学素质，破除迷信。在解放战争前期，党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开展了系统化、多样化的自然科学和反迷信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解放战争后期，各个解放区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正规的国民教育制度，为普及科学知识奠定了基础。1948年，华北解放区明确规定，中小学教育必须包括自然科学（植物、动物、矿物、化学、物理）和生理卫生等课程，帮助学生消灭迷信观念，初步建立唯物主义观点。苏皖边区明确要求将科学常识和反迷信内容纳入课程内容，还处理了一批宣传有神论的教师和学校。1949年，华北高教会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列为公共必修课。在社会教育方面，除了延续冬学、夜校等方式外，还把无神论教育与诉苦运动结合在一起。在政府的组织和发动下，一批觉悟了的迷信群众和巫婆亲自上台，用亲身经历揭露控诉鬼神迷信的欺骗和危害，不少群众听完后气愤不已，表示再也不迷信了。在干部教育方面，人民革命大学等干部院校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设为必修课，还将《从猿到人》设为开学第一课，要求学员必须阅读《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等著作，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
第三，大力开展戏剧等大众化活动，推动无神论宣传教育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绝大部分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识字，要激发他们参加无神论教育的积极性，就必须发挥文艺活动的重要作用。戏剧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是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优良载体。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一起创作了《反巫婆》《照妖镜》等剧目，通过揭露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的把戏，教育民众认清他们诓骗钱财的目的。这种无神论教育方式说服力强，群众爱听爱看，有农民说，“演一出戏比开十天会都强”。党还借助广播、电影等新技术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广播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文盲群众也可以借助广播接受无神论教育。如大连广播台曾邀请专家举办了《自然科学》《卫生知识》等栏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介绍科学、卫生和无神论知识。新华广播台将琴书和无神论教育结合起来，创作了戏曲《考神婆》。该剧讲述了文化教员通过装病与神婆斗智斗勇，最终揭露了迷信活动的真面目，“鬼怪神仙哪里来，都是愚人瞎安排。神婆法马胡作怪，装神弄鬼为发财。”除此之外，电影也成为这一时期开展无神论教育的新手段。1948年，东北电影厂拍摄了我党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该片运用通俗易懂的方法，系统介绍了鼠疫的由来、危害和防治方法，驳斥了鼠疫是瘟神散播的迷信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
无神论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结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以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中心工作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力地推动党的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养等工作，积累了有效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丰富经验。
（一）坚持唯物史观，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最深刻地揭示了宗教迷信活动的产生根源、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彻底的无神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无神论教育的思想指针。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也经历了一个在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然而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工作方法，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经济社会基础对无神论教育的最终决定作用，主张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为突破口，让人民群众明白鬼神迷信的压迫剥削本质，主动抵制、消除鬼神迷信。毛泽东也指出，迷信观念的消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在开展无神论教育时要采取“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政策。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曾刊文指出：“迷信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封建阶级维持其统治地位之护身符，因此我们要打破迷信，便只有打破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风俗等是经济构造的上层建筑物来说，应该是如此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认为，宗教迷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共产党员在思想信仰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但在政治领导上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不断巩固和扩大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批判有神论要依靠无神论宣传教育，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命令。实践证明，要想提高无神论教育的说服力和针对性，就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认识。
（二）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引导力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立场，持之以恒地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中国共产党命运与共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本源。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开展的一系列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在1922年兴起的非宗教运动中，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倾注极大的心血和精力，在组织运动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无神论教育体系：在制度体系上，以法律法规为制度保障，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族制为重点，为无神论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教育对象上，以党员干部、红军干部和青少年为模范，开展全民的无神论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主渠道，开展面向大众的广泛宣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之中，还发出了“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的政治号召。在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结合工作实际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把无神论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结合起来，逐渐扫除了群众的鬼神迷信思想，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实现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思想革新。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认同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阶段性任务和工作重点为主线，围绕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无神论宣传教育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神论宣传教育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既要宣传教育好，也要落实融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周恩来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推动的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切身经验来证明。”土地革命时期，瑞金沙洲坝因长期干旱缺水，当地民众又迷信风水，担心挖井取水而惊动“longmai”，致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毛泽东知晓后，向群众讲解了风水迷信的危害，还亲自率领红军战士挖掘水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难题，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他们的迷信思想。1944年夏季，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很多群众认为蝗虫是“神虫”，蝗灾是“天灾”，纷纷前往寺庙烧香以求“蝗神”原谅。根据地的党员干部一面向群众宣传蝗灾的原因和解决措施，破除他们的迷信观念；一面率领群众积极灭蝗，挽救粮苗。至1944年8月底，大部蝗虫被扑灭，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大部分群众也FANGQI了迷信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时常爆发鼠疫，很多群众认为鼠疫是“瘟神下界”，对防疫工作有抵制心理，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当地党员干部通过集会、广播、小册子、谈话等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科学卫生思想和无神论常识，调集人力物力，实施隔离封锁、注射疫苗、集中治疗等一系列防疫举措，控制疫情。随着疫情的扑灭，瘟神、巫医等迷信观念不攻自破。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表明，无神论教育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从解决他们最实际、最切实的要求出发，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认同力。
（四）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
有神论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无神论教育的实践探索中，有效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为无神论教育创造了有利的精神条件。1944年，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将其列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学习文本，从理论上有力地批判了“上帝造人”“女娲造人”等迷信思想，成为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典理论范例。毛泽东曾诙谐地说：“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自然科学知识是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天然伙伴。自然科学中包含的自然规律知识，成为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天然素材。《解放日报》曾发表《人与鼠疫的战争》一文，详细阐述了鼠疫的历史、发病原因、传播途径和防治措施等，还特别强调任何疾病都有其发病原因，和鬼神之说没有任何关系。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从各个领域收集整理有价值的无神论教育资源，提高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
（五）优化教育方式方法，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
无神论教育不仅需要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也需要因时、因地、因人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文盲，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无神论教育的方式方法如果不得当，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让群众产生反感抵触心理。正如列宁所说，俄国革命早期“打倒沙皇”KOUHAO虽然正确，但是笨拙的鼓动家不注意方式方法，冒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无神论教育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实际情况，方式方法过于简单，阻碍了教育的有效进行。在江西永新县，当地的少先队在开展无神论教育时一味蛮干，与“送娘娘”的群众发生了暴力冲突；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过于激进的工作方式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强烈抵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无神论宣传教育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于是开始针对不同的宣传教育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对党员干部和儿童青年，以学校教育为主要方式，系统传授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帮助他们认清宗教迷信的本质和作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对于其他群众，注重采用启发引导、比较教育、树立典型等教育方法，通过标语KOUHAO、连环画、顺口溜、拉家常、诉苦会、歌舞戏剧等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使无神论教育内容具体化、形象化。针对一些共性的思想问题，中国共产党还利用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大众媒体为群众解疑释惑。根据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党坚持分层施教、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提高无神论教育的感染力。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真理的力量、道义的力量和辩证思维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启示我们要善于总结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无神论教育也出现了一些亟待关注的新现象。一方面，科技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交往方式，也重塑着无神论的生存空间和传播场域，无神论教育的环境、对象、范围和方法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国内外有神论思潮大量涌现、相互交织，传播方式呈现出网络化、隐蔽化和大众化的趋势，怀疑、贬低无神论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使命任务更为艰巨繁重。虽然现今时代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有很大不同，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推动新时代无神论宣传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党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领导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时期，党坚持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与宗教迷信展开斗争。在新时代，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趋势，网络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推动各种社会思想在中国碰撞激荡，有神论和封建迷信也沉渣泛起，扭曲、抹黑、丑化党的无神论教育，对我国进行精神诱惑和思想渗透。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所呈现出的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始终坚持党对无神论教育的坚强领导，确保新时代无神论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
（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导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无神论教育，对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了人民解放，从人民立场出发，毅然开启无神论宣传教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要从人民立场出发，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的无神论宣传教育集中在一般的理论和概念上，较难引起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有脱离社会现实实际和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风险。新时代的无神论教育，必须坚持贴近实际、深入生活、扎根群众的原则，把无神论知识以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普及开来，把“说理”和“陈情”结合起来，确保广大群众听得懂、用得上、传得开，不断实现学、思、信、行的统一，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心骨”地位。
（三）创新完善无神论宣传教育协同机制
目前的无神论宣传教育仅以文化教育部门和国营媒体机构等行政单位为主体，未能实现最广泛、最充分的社会动员，在某些农村地区，无神论宣传教育存在失势之虞。在新时代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动员实践中，党和政府要充分利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有效经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政治引导、政策扶持、媒体宣传等方式，鼓励、调动社会组织、企业、甚至个人等主体在无神论教育中发挥作用，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政府和市场相结合、个人与市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元化的协同机制，实现对各方力量的有序组织和充分动员，为无神论教育汇聚更多的人才与资源，增强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力、时效性和持续性。
（四）构建“互联网+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格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新时代，网络传媒因其即时性、便捷性和交互性，早已成为国人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也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争夺人心的最前沿、主阵地。“互联网+无神论教育”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将无神论教育通过网络新媒体来进行整合和延伸的行为。主要包括：优化顶层设计，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体制合力，共同推动无神论教育信息化；建立、优化和丰富“互联网+无神论教育”平台，借助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网络媒体增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影响力和引导力、针对性和多样性；坚持实用性和趣味性相结合，既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主导性和话语权，又要注意采用生动活泼的视频语言和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把理论讲透讲活；加强网络监管，遏制有神论的网络传播，营造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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