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深度重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催生出数字资本主义形态。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平台经济为载体、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将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未消解，反而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对抗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历史延伸与形态升级。要准确把握其历史逻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出发，洞察数字技术嵌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限度。
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力要素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与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劳动实践中，技术始终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将人类的计算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指数级速度提升，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云计算使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使机器具备了某种“类智能”，区块链技术则为价值传输提供了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这一系列技术革新，奠定了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为资本在更广阔的领域积累提供了全新条件。
平台经济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催生了平台经济，形成了全新的资本积累形态，使平台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流通时间压缩逻辑，在数字平台经济中获得了极致展现：通过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双方，数字平台极大地缩短了流通时间，提高了资本周转速度。然而，这种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平台资本对平台参与者的隐性控制。平台的“中立性”话语掩盖了其本质上的剥削结构，而这正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表现。
数字劳动成为资本剥削的新型对象。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依赖对工厂工人的直接剥削；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每一个个体——无论是平台骑手、内容创作者，还是普通社交媒体用户——都在无意识中为数字资本创造价值。用户的点赞、评论、浏览轨迹、位置信息与社交关系网络，全部被平台转化为训练算法、优化推荐、精准广告投放的核心数据资源。这种“数字劳动”往往以免费、自愿、看似娱乐的方式展开，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却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
金融资本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金融资本通过更为精密的投资策略，对数字产业发展进行全面布局。迄今为止，遍布全球的云计算中心、海底光缆、卫星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已被少数数字垄断资本所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剥削行为，更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体系操纵。当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逻辑相耦合，它就不再是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技术，而变成数字垄断资本剥削全球劳动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技术装置。
数字资本主义在带来生产力历史性跃升的同时，导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的具体表现，又因数字技术的特殊性而呈现出新的历史形态。
时空剥夺与生存世界碎片化。各种数字技术复合体竭力实现对人类主体的时空占有：眼球追踪技术捕获人的视觉注意力，情感识别技术解析人的情绪反应，移动互联网则使碎片化的时间被全面吸纳到机器系统之中。韩炳哲指出：“每年有数十亿美金投入这样的研究，研究如何减少做决定的时间、如何消除反应和思考所无端耗费的时间。”数字技术对时间的极致压缩，使人类建基于自然节律之上的时间体验遭到扭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时间的时间”。与此同时，物理空间的界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却不是真正开放的自由空间，而是被算法精心设计的虚拟场域，人在其中看似自由穿梭，实则全程被数据追踪与行为预测所引导。
算法操控与主体性消失。数字平台通过搜集用户个人数据并不断优化算法，已达到比用户本身更了解自己的程度。算法能够对用户进行精准数字画像，预测其性格、倾向甚至情绪波动，并据此推送定向信息。这种操控最初仅表现为消费领域的广告推送，但随着算法的持续进化和数据体量的持续膨胀，它逐步渗透到政治选择、社会态度、价值判断等各个层面，深刻侵蚀民主制度的社会根基。更为隐蔽的是，算法操控还表现为监视机制的内在化：平台工作者在算法实时监控下，不得不将平台盈利动机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陷入“自我改进的无限循环”。
数字鸿沟与全球不平等加剧。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国内部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数字贫富分化、平台劳动者权益受损），更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南北鸿沟。少数发达国家的数字垄断资本，通过掌控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制定数字贸易规则、输出数字意识形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新型数字殖民。这种数字帝国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在21世纪的最新表现，也是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数字技术的全球化与数字权力的高度集中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数字化生存具有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双重维度。从技术逻辑来看，数字技术确实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信息获取的平等化、劳动时空的弹性化、社会交往的去中心化，无不彰显着技术解放的潜能。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数字技术的技术逻辑被资本逻辑所裹挟和扭曲，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投资，其根本驱动力不在于促进人类福祉，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超额利润与市场权力的巩固。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结构性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与解放力。我们需要在深刻把握数字时代新问题的基础上，探索超越数字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道路。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穿透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内在勾连。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潜能，但当它与资本积累逻辑相结合，这种潜能就被扭曲为数字剥削的技术基础。因而超越数字异化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拒绝数字技术，也不在于寄望于资本的“技术向善”，而在于变革数字技术得以运用的社会制度条件，使数字技术从资本的积累工具，真正回归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以“数字劳动权利”为核心，重构数字时代的人类解放议程。数字化生存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开辟了劳动自由的全新维度：数字时空场域的延展，使个体突破了传统物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更为灵活多样的劳动形式与交往空间。要使这一积极潜能充分实现，必须切实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数据权利与劳动权益，建立算法透明度与可申诉机制，打破平台资本对数字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解放性的力量而非新型剥削的工具。
培育批判性历史叙事能力，抵御数字化生存的意识形态幻象。数字化生存世界以“迷思性叙事话语”激活个人与社会，将加速和竞争印刻在人们的意识之中。这种数字化叙事的本质是将资本主义数字化积累的历史偶然性伪装为技术进步的必然逻辑，从而遮蔽其背后的阶级利益与权力关系。超越数字化生存的精神困境，要求重建人类的批判性历史叙事能力——打破信息茧房的认知封闭，抵御算法推荐的思维同质化，培育超越数字即时性的历史性思维与问题意识。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中心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9月21日）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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