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作为党建工作体系的重要基础，在密切党群关系、贯彻党的决策、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深刻重塑着基层党建的技术环境与社会环境，并为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对此，习近平着重指出：“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1]不仅如此，在《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中，均对数字技术与基层党建的融合发展作出了明确部署和要求，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提供了方向引领与政策支撑。进言之，在当前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将成为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紧要任务和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的技术优势基础上，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发展路向，以期为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的技术优势
随着我国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基层党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和新方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能够将数字技术的集成性优势、精准性优势、交互性优势，转化为推动基层党建创新发展的突出优势，进而持续、稳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与成效。
（一）数字技术的集成性优势有助于促进基层党建的资源整合
新时代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离不开政党资源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相较于传统的工具手段，数字技术因其具备的集成性优势，能够将原本分散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为基层党建提供更为全面、系统的支持。
数字技术能够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资源的整合共享。在信息资源存储方面，以往的存储方式大多依靠纸质文档、磁盘、光盘等，不仅存储空间有限，且资源的检索和共享效率较低。而云存储技术突破了传统存储方式的性能和容量瓶颈，不仅扩展了资源存储空间，而且提供了多种数据同步方式，提升了资源存储的便捷性与完整性。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集成式数字党建平台的构建能够有效打破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层级结构限制，使其朝着更富弹性的扁平化共享结构转向。依托集成式数字党建平台，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及其党员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信息处理和协作，有效地推进了基层党建工作所需的信息资源跨层级、跨组织、跨单位交换与共享。
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优质信息资源持续转化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效能。通过建构集成式的数字党建平台，基层党组织可以系统吸纳和内在整合优质信息资源，并持续实现优质资源的价值输出和有效利用，进而促使其转化为强劲的实践效能。[2]同时，作为集成管理、查询、分析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平台，数字党建平台可以帮助基层党组织通过实时数据引擎、数据交互动态分析、多场景分析等技术，形成可视化的信息资源分布图，并根据基层工作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配置和调动资源，推动资源向实践效能的转化。
（二）数字技术的精准性优势有助于推动基层党建的科学研判
基层具有覆盖范围广、涉及领域全、人口流动性大的特征，这使得基层成为矛盾集中、问题复杂、党建工作头绪繁多之地。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到来，数字技术正逐渐嵌入基层党建的工作体系中，并以其精准性优势不断驱动基层党建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技术推动基层党建从基于经验向基于数据转变。面对新时代执政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仅凭已有的经验难以满足基层党建工作的精准化要求。而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辅助下，基层党组织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获取基层党建相关的各类信息，如党员的学习情况、参与组织活动的频次与质量、群众对党建工作的反馈等。同时，借助数据挖掘、分析等技术手段，基层党组织可以清晰地把握党建工作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发现潜在的问题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基层党组织能够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工作策略，有效规避主观臆断导致的误判与偏差，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实现对基层党员队伍的全周期管理，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
数字技术推动基层党建从事后曝光向预警前置的转变。当前，我国拥有超517万个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队伍规模庞大，其言行直接关乎群众对党的评价。[3]然而，传统模式下，部分党员干部的失职失责行为与贪污腐败问题，常在曝光后进行问责处置，此时已难以挽回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针对这一问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风险预警前置化，促使党风廉政防线不断前移。通过构建覆盖基层党建全流程的数字化风险预警体系，精心搭建风险监督和预警模型，推动基层党组织从以往“出现问题—逻辑分析—因果解释—制定方案”的被动响应，转化为“数据搜集—量化分析—明确联系—方案预备”的主动研判[4]，从而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理，有效避免问题在基层的扩大和恶化。
（三）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优势有助于提升基层党建的行动成效
作为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党的基层组织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面对基层社会的多元需求和复杂矛盾，传统基层党建模式往往难以精准把握群众的真实诉求。同时，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势必要求党员干部具备更高、更全面的能力素养。针对这一问题，数字技术凭借其交互性优势，能够为基层党建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实效。
数字技术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从侧重“单向性治理”向“交互性治理”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特点，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然而，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基层治理模式逐渐向“交互式治理”转变。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基层党组织可以建立在线民意调查、网上征求意见等公共服务反馈渠道，从而直观地了解群众的诉求和期待，及时作出反应并提供符合实际需求的服务。同时，面对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数智技术的应用为群众提供了便捷的监督通道。中纪委在2015年就率先推出了“反四风”APP，群众只需动动手指，便可将身边的“四风”问题随时随地以手机照片、视频和文字说明的形式进行反映。这种“交互性治理”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热情，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在交流互动中不断赢得群众信任。
数字交互技术为基层党员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形象代言人，肩负着推进基层事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是党在基层开展工作的关键力量。鉴于其职责的重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系统、全面的教育培训尤为重要。利用5G技术优势和VR的沉浸式、交互性特点，可以将丰富的党史、党建资源转化为形象立体的虚拟场景，以沉浸式交互体验的形式，充分调动党员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实现党员的体验式参与。此外，基层党员作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与积极宣传者，其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政策落实的成效。借助元宇宙技术能够将基层党建工作的真实场景平移或扩展到虚拟空间中，并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角度营造模拟训练的真实感和体验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党员干部提升技能本领的现实需求，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行动实效。
二、数字技术给基层党建带来的风险隐忧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以其独特优势实现了基层党建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的全面革新和优化提升，成为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引擎。然而，在数字技术高效便捷的外表之下，也潜藏着“技术至上”倾向、数字形式主义、数据安全、算法失当、数字鸿沟等一系列风险挑战。
（一）观念桎梏：“技术至上”倾向引发基层党建工作的情感缺位
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引入各类技术平台和工具时，往往过于关注其功能的强大和效率的提升，愈发深嵌于工具理性的裹挟之中。在“技术至上”倾向的诱导下，技术治理逐渐陷入了一种失衡的状态，工具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则悄然退场，进而产生技术治理的去情感化。[5]例如，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推广党务管理APP时，只注重其数据统计和分析功能，却忽略了党员干部在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导致APP沦为简单的数据录入工具，无法真正发挥凝聚人心、促进交流的作用。同时，伴随着“APP热”“微信群热”“党务平台热”的兴起，以往操作简易的工作方式却在数字化转型中日渐繁琐。基层党员干部为了适应各种技术平台和工具，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操作，甚至出现了过度依赖技术的治理倾向。此外，传统的“面对面”交流逐渐被间接的人机交互所取代，虽然能够快速传递信息，却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时所蕴含的情感温度和深度。长此以往，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情感纽带势必会变得脆弱，容易导致双方关系的冷漠和疏离。
（二）痕绩迷障：数字形式主义扭曲基层党建工作的实干导向
在这场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形式主义却悄然披上了“数字化外衣”，严重扰乱基层政治生态。其中，数字留痕、数字增负等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名目繁多的线上投票、网络问政平台的敷衍性回复、信息数据的重复收集等，浪费了基层有限的人、财、物资源，使基层党建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6]同时，不少基层党组织为迎合上级检查或考核，大搞数字化面子工程，其所创办的网站和新媒体不仅更新停滞、内容空洞，且缺乏对民众的吸引力。另有一些基层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每天在各类APP签到打卡，并设置积分排名、在线时长等用于通报排名和考评，通过数字化手段变相加重基层负担，让党员干部未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民众办实事，久而久之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此外，不同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各具特点与需求，然而部分地方在引入数字技术时生搬硬套、盲目照搬他地模式，造成技术与党建工作不匹配，不仅难以提升党建效能，反而增加了操作难度和工作负担，阻碍了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安全隐忧：技术安全隐患诱发基层党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字技术具有双重属性，其兴起为基层党建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革，但也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诸多潜在的安全风险。其一，在基层数字党建运行过程中，涉及党员个人信息、组织活动安排、党内决策过程等敏感数据的集中存储与处理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当前数字化党建平台的构建与维护主要采用委托研发和外包维护的模式。倘若研发方或维护方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或是其内部人员出现违规操作行为，这些敏感数据极有可能面临泄露风险，进而对基层党建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基层数字党建运行中，信息传输、档案管理、公文交换、领导批示等工作均有信息保密要求，能否在技术层面构建坚实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关乎党和国家的利益。[7]当前，部分基层数字化党建平台在信息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关键环节存在缺陷，安全防护能力不强。一旦基层党建的数字系统遭受攻击，不仅会导致数据丢失、系统瘫痪，影响党建工作的连续性，还可能造成党内机密信息泄露，给党和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三，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更新，基层党建领域的数字化设备和系统也面临着技术过时和兼容性问题的挑战。一些早期建设的数字化党建平台，因技术架构落后、设备老化，致使系统崩溃与数据丢失等问题频繁发生，给基层党建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来严重威胁。
（四）价值失范：算法偏见致使基层党建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
算法作为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素，也是驱动基层数字党建高效运行的重要引擎。然而，算法作为一种具有门槛的复杂技术和专业知识，难以被普通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当前数字基层党建平台大多采用委托研发与外包维护的模式，由于算法设计者主观认知的局限、数据样本的片面性以及训练过程的偏差，所产生的算法偏见问题给基层党建的价值导向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算法偏见会引发基层党建决策的非公平性。当算法应用于基层党建决策时，这些潜在偏见将逐渐侵蚀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效能，致使决策结果倾向特定群体，忽略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进而产生非公平的决策状况。另一方面，算法偏见可能误导基层党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数据作为算法模型训练和迭代的关键“原料”，其质量直接决定算法输出的可靠性。倘若用于算法训练的数据样本存在片面性或不具代表性，算法模型便会基于有缺陷的数据生成有偏差的政策建议，从而对基层党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误导。此外，算法偏见还可能加剧基层党建中的“信息茧房”效应。数字技术虽为基层党建提供了海量信息，但算法的推荐机制可能使基层党员干部长期接触符合其原有认知的信息，形成信息闭环。在“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下，党员干部容易出现对异议声音的排斥和忽视，逐渐失去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观点和新信息的能力。
（五）数字鸿沟：数字素养差异阻碍基层数字党建的均衡发展
在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的当下，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已成为基层数字党建稳步推进的核心要素。然而，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各异、技术应用门槛以及党建信息资源敏感性不同等因素影响，数字化转型发展与数字素养培育的进程存在差异，致使部分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数字能力欠佳，严重掣肘了基层数字党建的均衡发展。[8]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亦是造成党员干部数字素养水平差异显著的重要因素。尽管农村网民数量呈增长态势，但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党组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不足，网络覆盖不稳定、设备老化等问题较为明显。同时，农村党员干部获得数字技能教育培训的机会有限，极大地限制了其数字素养的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党员干部数字能力的差距。此外，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形成了固定的认知模式与工作方式，不愿适时进行调整变革，对学习新事物并将其融入现有工作方式存在抵触情绪。受此心态影响，他们缺乏提升数字素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而对基层数字党建的均衡发展造成阻碍。
三、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的推进策略
目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决策革命和治理革命，它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未知空间，可能带来一场社会变革”[9]。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既需要正视数字技术所存在的应用风险，更应该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正确引导并善加利用数字技术以探索出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厚植技术应用的人文关怀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工具，数字技术在基层党建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实践中，却片面强调技术的工具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多样化需求、生活感受等价值目标，偏离了增进社会福祉的价值起点。技术本应成为以人为本的服务工具，而不应适得其反与党的初心使命相背离。为此，要唤起技术治理的情感回归，必须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入技术的应用观念之中，不断厚植技术应用的人文关怀。一方面，应持续优化数字技术的介入方式。技术赋能的过程并非绝对地将传统的治理工具与方法予以摒弃，单纯崇尚技术的至上性，将技术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相反，应当充分考虑传统经验和实际情况，科学地运用数字技术，使其与传统工作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提升基层党建的工作效能。因此，党员干部应不断加强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运用，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基层党建的融合路径，促进技术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不断缓解人机交互和网络交互所带来的疏离感和机械化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应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融入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中，不断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的“人性温度”。在技术设计、技术治理开发应用和改进的过程中，技术研发人员应充分考虑技术治理执行者和对象的现实需要和心理感受，保证技术应用本身的价值合理性。[10]同时，在技术产品设计与应用的过程中，应鼓励多元化的参与式创新，使技术研发人员可以更好地与民众交流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使技术能够更加贴近人民、服务人民。
（二）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增进技术与制度的适配性
频繁出现的数字形式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些党组织的考核导向不健全导致的政绩观错位，过度强调“数字留痕”，简单地将技术应用作为党员干部的考核指标。因此，要摆脱“技术至上”的误区，避免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关键在于确立科学合理、务实高效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首先，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数字形式主义的产生并非一日之寒，只有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数字形式主义的危害，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为此，应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培训等活动，使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只是辅助工具，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在于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始终围绕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展开。其次，应构建多元化、科学化的考核体系。当下，部分地区数字形式主义问题屡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考核机制过度侧重APP签到打卡次数、在线时长等数字化指标，使考核导向出现偏移，进而使“数字赋能”沦为“数字负担”。鉴于此，上级领导单位与管理部门需构建科学且明晰的考核标准、考核周期以及评价机制，规避考核过程中存在的简单化、数字化、指标化、频繁化倾向，杜绝重复考核、推诿扯皮等现象，引导基层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实际问题的解决。[11]最后，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对于因技术不成熟或应用不当而出现的问题，要区分性质和程度，给予容错空间，保护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建立纠错机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不断提升数字技术应用的效果和水平。
（三）构建技术风险的安全防控体系，筑牢技术安全的防护屏障
数字技术在基层党建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高效与便捷的同时，也潜藏着各类技术风险。因此，构建一套完善的技术风险安全防控体系迫在眉睫。首先，要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基层党组织应严格把控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等各个环节，制定安全操作规范。在与委托研发和外包维护方合作时，要对其数据安全管理能力进行严格评估和监督，签订详细的数据安全责任协议，明确双方在数据安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要定期对数据安全进行诊断，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其次，要提升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对数字化党建平台安全防护技术的投入，构建纵深防御的网络安全架构；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和修复，防止系统遭受攻击。此外，还要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当系统遭受攻击或出现数据丢失等安全问题时，能够迅速响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最后，要关注技术的兼容性和更新换代问题。在引入数字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其与现有党建数字设备和系统的兼容性，避免因技术不匹配而导致的系统崩溃和数据丢失等问题。同时，要密切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动态，及时对数字化党建设备和系统进行更新换代，确保其始终处于先进、稳定的状态，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数字技术保障。
（四）建立算法伦理的审查纠偏机制，坚守技术向善的价值高地
随着算法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广泛应用，出现的算法偏见问题不仅容易影响基层党建决策的公正性，还可能对基层党建工作的价值导向产生误导。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必须建立算法伦理的审查纠偏机制，以确保算法在契合正确价值导向的轨道上有序运行。其一，要制定严格的算法伦理准则。基层党组织需深入剖析数字技术伦理规范的核心原则，包括尊重个人隐私、保障数据安全、推动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正以及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等方面，为具体规范的制定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引方向[12]。在此基础上，基层党组织还应进一步细化准则内容，并严格要求研发团队在算法设计、开发、应用等各个环节遵循伦理要求，确保算法在公平、公正、透明原则的基础上运行。其二，建立算法动态监测与纠偏机制。算法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因数据更新、条件变化等因素而偏离预设的价值轨道。为此，需构建一套实时、灵敏的监测机制，对算法的运行情况和输出结果进行持续跟踪与评估。一旦发现算法出现价值偏离迹象，应立即启动纠偏程序，确保算法始终沿着正确的价值导向运行。其三，建立算法监督的问责机制。一方面，要明确算法设计、开发、应用等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对违反算法伦理准则的行为进行严肃追责；另一方面，要畅通外部监督渠道，鼓励党员干部、群众及第三方机构对算法应用进行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严格依规处理责任方，切实保障基层党建算法应用的公正性与正确价值导向。
（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夯实技术赋能的人才根基
伴随着基层党建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党员干部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员干部作为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与实施者，其数字素养如何直接关乎基层数字党建效能的有效发挥。当前，党员干部的数字化应用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基层数字党建的高质量发展。为此，迫切需要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以此为基层数字党建的深入推进筑牢人才基石。一方面，需构建系统完备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基层党组织应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党员干部，设计分层分类的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数字技术基础、数据分析能力、网络信息安全、数字化治理工具应用等多个维度。同时，培训方式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线上提供灵活便捷的学习资源，线下组织集中培训、工作坊和实操演练，确保党员干部能够全面掌握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要建立数字素养提升的长效激励机制。基层党组织应根据基层数字党建的需要，建立符合实际情况、强化应用的党员干部数字素养评价考核体系，并定期以实际检查、工作汇报等形式对干部队伍的数字素养进行考核评价，以评促学、以评促用，形成党员干部数字素养全面提升的浓厚氛围。此外，对数字素养提升显著的党员干部应给予表彰奖励，及时将好的做法提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激发党员干部探索运用数字技术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作者简介：高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乜鸿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理论视野》2025年第11期。
编辑：慧慧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