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引兵井冈”和“通道转兵”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战略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产生了重要作用。“引兵井冈”是中国共产党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的关键决策，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通道转兵”为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我们党实现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基础。这两次“转兵”虽然离我们已经久远，但其中蕴含的道理仍能够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
1927 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辗转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之作的序曲，使党的革命事业如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湖南通道，召开通道会议，决定进军贵州，使党和红军在生死存亡之际获得新生，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实现长征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引兵井冈”到“通道转兵”，彰显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筚路蓝缕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革命规律的历史过程，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它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通过感性活动与对象关系的动态演变体现的。相似或相异既是人类历史发展本身固有的属性，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对象。因此，相似或相异对历史本身和历史比较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党百余年的辉煌历史中，其中许多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引兵井冈”与“通道转兵”亦如此。从深厚历史原因、主要领导者等方面的相似性来分析阐述两次“转兵”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
一、两次“转兵”的深厚历史原因——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历史发展及其走向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引兵井冈”和“通道转兵”，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原因，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一）两次“转兵”的历史必然性——“左”倾错误导致革命遭受巨大损失，革命在挫折中实现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从党的建立到党领导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从中国工农红军的组建到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党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都得到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加入共产国际，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加入共产国际就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在双方的关系上处于领导地位，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各种严格的规定下，党缺少自主权，再加上自身力量弱小，只能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就不可避免出现失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错误估计中国革命形势、限制共产党的武装建设、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等，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一度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这些“左”的错误思想，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共产国际和我们党曾试图对这些错误采取措施进行弥补，但最终仍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我们党意欲通过攻打大城市就达到一次性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其最终结果可想而知。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但绝大部分很快都以失败告终。秋收起义部队还在进攻长沙途中就遭到重创，被迫进行战略退却。南昌起义部队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奋战，虽暂时攻占南昌城，但也只坚守了3天，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攻下不得不南下广东，最后在潮汕遭受重大损失。革命的时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发展重心走向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但瞿秋白仍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毫无疑问的是在高涨”。毛泽东则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果断、及时、主动地放弃原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探索前进，寻找新的落脚点，最后“引兵井冈”，建立农村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予以处分。一时间，党内惩办主义之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甚至还被误传为“开除党籍”。
到了中央苏区时期，王明更是将“左”的思想推到了极致，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党员人数骤降，红军人数所剩不多。中央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开始漫漫长征。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撤退中仍坚持“左”倾错误，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仅湘江战役就使中央主力红军损失3万多，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各种不良情绪开始滋生蔓延，对军事指挥及路线产生怀疑，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这些主观意愿极大地促成了“通道转兵”的顺利实现。
中央红军挺进通道时，蒋介石根据相关情报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战略意图，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去往湘西途中的靖州、会同、洪江和绥宁等地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去钻。面对如此险境，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县（今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受“左”倾思想禁锢的领导者仍坚持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最后，中央军委听取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紧急调整进军方向，避开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史称“通道转兵”。
（二）两次“转兵”的偶然性——中国革命在“地利人和”中实现重大转折
1.“地利”之便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遭受失利后，一路辗转，最后之所以选择落脚井冈山，因为它有“地利”之便。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湘南，在湘赣边界开展斗争的途中，对途经的莲花、永新、宁冈、酃县等地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等有了较深的了解，并通过分析、比较，觉得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根据地最好的地方。它离江西、湖南等省的省会都比较远，地形复杂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灰色地带，是军事割据的好地方。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有大面积森林，盛产稻谷、油茶、茶叶、木材、楠竹和各种药材，可以为建立根据地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具备了“有便于作战的地势”。
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以后，1934年12月4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西进通道的电令，要求中央红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电报明确指示，中央红军西进目的地就是通道。但在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后，国民党“追剿”军刘建绪指挥部已移营至靖县“督剿”，其部陈光中师进击通道岩门铺地域，陶广师逼近通道菁芜州地域，章亮基师直击临口、下乡地域，王东原、何平师则开赴靖县策应。国民党薛岳部欧震、韩汉英诸师相继进驻洪江待命“攻剿”。南面桂军廖、夏所部已进抵三江、林溪一线；西面，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5个团。中央红军3万多人已被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紧紧挤压在通道西北一段狭窄地域内，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道路完全被国民党重兵封死。此种情形下，要想实现原定计划已无可能，转兵势在必行。同时，从国民党军的军事实力及部署来看，敌人的“实”在通道北面；敌人的“虚”，在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只有王家烈的5个团。而通道在湖南西南边陲，地处湘、桂、黔三省六县交界处，是名副其实的“通道”。自古以来，通道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春秋战国时即为“莉州西南隅要服之地”；秦始皇南征百越取道通道，“一军塞镡成岭”，使岭南归服；诸葛亮南征亦经过通道，留下“武侯行军鼓”一面；石达开率40万太平军转战贵州，也是从广西经过通道。这是“通道转兵”的“地利”之便。
2.“人和”之利
在江西莲花县，毛泽东在宋任穷送来的一封密信中得知：“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对正在苦寻落脚安家处的秋收起义部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毛泽东在率部攻克莲花县城后，立即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引兵井冈”，向宁冈进发。1927年9月27日，毛泽东率部离开莲花，正式进军井冈山。同时，因为井冈山还有一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地方武装，这为毛泽东成功“引兵井冈”奠定了重要基础。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和袁文才在宁冈大仓第一次见面，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和支持工农革命军安家井冈山，并赠送工农革命军1000银元。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700余人进驻茅坪，正式安家井冈山。据张国华将军回忆：“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因保密原因，对部队的转移问题，只限于上层少数领导了解，广大红军将士因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思想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因而部队人心不稳，思想有所混乱。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被迫长征，特别是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到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乃至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周恩来等，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及路线产生怀疑。周恩来明确讲道：“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同时，广大红军将士对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产生怀疑，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快行进至通道时，面对数倍于己的重兵，博古、李德依然坚持让3万疲惫之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此种不顾实际的做法，使广大红军将士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去信心。面对惨痛失败和渺茫前程，党和红军将士要求改变领导人的情绪愈发强烈，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曾率领他们胜利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和打过许多胜仗的毛泽东身上。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及广大红军将领，都热切希望毛泽东能够重新指挥红军，挽救党和红军。此外，在中央红军到达通道之前，已有两支红军经过，红旗漫卷通道。1930年12月到1934年12月4年，先后有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以及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经过通道，并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壮大革命队伍。这些都是“通道转兵”的“人和”之利。
二、两次“转兵”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革命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伟大历史事件，必定与重要历史人物、权威人物充分发挥的历史主动精神分不开。“引兵井冈”和“通道转兵”这两次重要“转兵”，都离不开毛泽东的战略智慧，革命在危急关头由柳暗转向花明。
（一）审时度势“引兵井冈”，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1.“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依据当时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果断改变原计划，决定把起义军余部暂撤到浏阳文家市。之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后续行动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却坚持认为，不打长沙，革命就没有出路，必须按原计划“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坚决反对再次攻打长沙，以免再次遭受巨大损失，极力主张将余部转至敌人力量较弱的山区及农村积蓄力量。他劝导部队说：“大家都很想进长沙。只是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要找个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和敌人干下去……”但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他们坚持认为，到山上搞革命，实际上就是去“做山大王”。毛泽东又耐心地教育说服大家，并指出：“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力排众议，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重大决定，为部队从文家市“引兵井冈”迈出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同时，为顺利实现“文家市转兵”，率工农革命军到农村开辟根据地，毛泽东还对起义官兵作动员讲话，以坚定部队向农村进军的信念和意志。毛泽东说：“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胜仗别大意，打了败仗也别泄气。”“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小石头要打烂那个大水缸，将来总有翻身之日。”
2.“三湾改编”，为新型人民军队奠基
当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已不足千人且士气十分低落。那时，背叛革命、逃跑已成为部队公开的秘密。一些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要往哪去”。面对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锐减，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等严重问题，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改编部队，这支部队即便不沦为流寇，亦无法担负中国革命之历史重任。1927年9月29日晚，毛泽东在三湾村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改编部队的重大决定。一是部队缩编，把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二是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确立“党指挥枪”原则；三是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直接参与军队民主管理，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经过“三湾改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从此真正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坚定了进军井冈山的信心和决心。1957年，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写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就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三湾改编”后，恰好遇到季节性传染病，同时部队生活也十分艰苦，但将士们没有叫苦，也没有发牢骚。尽管有极少数人先后脱党和叛变革命，但这支部队不仅没有垮，反而逐渐发展和壮大了，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星星之火。
（二）据理力争促成“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另辟生路
1. 长征途中做“转兵”思想工作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经常在担架上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把担架变成讨论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舞台，讨论话题聚焦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谈自己同博古的各种争论，以及对李德、博古错误指挥的不满。毛泽东则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加以比较，详细分析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否定运动战等错误。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还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而是要到湘南去，那里不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部署的兵力相对较少，也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堡垒。而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较大，群众基础好，便于我们红军机动灵活地作战。同时可乘国民党各路部队正在调动、中央军两部还没有完全靠拢之时，红军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化被动为主动。但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仍然坚持强渡湘江，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结果导致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
为改变这种困局，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直在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思想工作。据伍修权回忆：“毛泽东同志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毛泽东首先是做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工作，后来又做周恩来、朱德及其他红军将领的工作。经过一路深入分析交谈，张闻天的思想和观点同毛泽东逐步统一，并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但这些讨论和劝说工作，引发了李德的不满，而毛泽东不计较个人得失，仍以大局为重，努力寻求红军的出路。还在老山界时，张闻天就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内公开批评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重大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
2. 通道会议据理力争
中央红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经过血战湘江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关乎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都时刻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当时已“靠边站”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被排挤而坐视不管成为看客，而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把自己摆进去，努力思考和探索红军的出路。“那时毛泽东同志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毛泽东在漫漫行军途中，“‘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同时，毛泽东又根据截获的国民党军的军事电报，以及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极力建议中央应及时放弃原计划，不能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博古、李德等“左”倾思想的军事指挥领导者，竟丝毫不顾红军安危，固执坚持按原计划北上。在毛泽东等的积极努力下，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境内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下一步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李德天真地坚持认为：“是否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对此，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对，据理力争，认为西进贵州，一是可避免同优势敌军交战。以3万疲惫之师与五六倍于己的，且准备充足、装备优良的敌军决战，于红军十分不利。二是可避强击弱以争取主动。从各路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来看，黔军武器较差且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最弱；同时，黔军内部派系斗争复杂，红军可用其矛盾实现各个击破，争取主动。三是可趁此打乱国民党军围歼红军的计划，而且可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以后的战略发展。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最后，会议同意并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动放弃原定北上计划，决定转兵，西进贵州。12月12日晚七点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进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避开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避免了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为党和红军另辟生路。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这样写道：“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三、两次“转兵”的时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极力促成通道转兵，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使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回顾分析总结党的这些伟大历史，对我们做好当下的工作仍有重要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秋收起义和长征初期，部队遭受失利，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党内一直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利后，根据当时敌我实际情况，主动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转兵文家市，最后“引兵井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处处被动、处处挨打，以致遭受重大损失；但在“通道转兵”特别是遵义会议后重获新生，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
党的百余年辉煌征程，始终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广袤的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康庄大道。
（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时，“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必须与时俱进，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必须中国化才能生根发芽，必须本土化才能深入寻常百姓家赢得民心，必须时代化才能把握时代脉搏。一百多年来，党之所以顺利完成了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难以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引兵井冈”，并由此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通道促成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并实现伟大转兵，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克服“本本主义”禁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路。
（三）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恩格斯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星汉灿烂，北斗指航。在“引兵井冈”和“通道转兵”等这些伟大战略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历史性地成为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巨轮的灯塔，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根据革命实际情况，及时“引兵井冈”以保存革命力量，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动员和组织农民，广泛建立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开创的伟大斗争实践，以及全新的理论创造，使许多无论是身在异国他乡，还是在国内奋斗的革命者，都纷纷把目光聚焦到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实践。当时，刘伯承虽然远在莫斯科学习，但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局势，他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章后备受鼓舞，无限感慨地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从《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又可以看出，国内的斗争还是非常困难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一起去战斗！”朱德在领导湘南暴动后，毅然决然地说要“找毛泽东去！”彭德怀在领导平江起义后，也义无反顾地率领部队向井冈山挺进，激流归大海。一时间，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掀起学习借鉴探索毛泽东的这种革命方式的热潮，毛泽东成为中国这艘巨大革命航船桅杆尖头照亮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灯塔。“通道转兵”中，正是在毛泽东的极力劝说和激烈争辩下，中央才最终答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前进方向的重大问题。会上，中央领导人开始抵制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并最终决定转兵西进贵州，“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一重大变化，与毛泽东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通道转兵是长征中毛泽东走向红军和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1982）提到：“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对通道会议作了这样的评价：“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毛泽东都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张闻天后来在回顾遵义会议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及自己的作用曾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万山磅礴看主峰，大海航行看灯塔。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新时代的非凡历程也雄辩地证明，“两个确立”，不仅是新时代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制胜密码，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新征程上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走向更加辉煌未来的根本保证。
（四）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出长沙，到“引兵井冈”，再到极力促成中央召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贵州，这些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勇于纠正“左”倾严重错误的重要体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一度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以进攻大城市为重点的众多起义纷纷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自我革命，不仅深刻揭示了党为什么能在过去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且科学指明了未来如何能继续成功的核心密码，是党跳出兴衰存亡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五）必须增强识变应变求变能力
“变”是事物的本质。面对变化的事物，我们要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炼就“火眼金睛”，做到洞察先机，趋利避害。“引兵井冈”和“通道转兵”，都是毛泽东在准确识别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在危局中创造性地开创了革命新局面，实现了柳暗花明，拨正了革命航向。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面对这些情况，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切实增强识变应变求变能力，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准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科学把握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张友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院刊编辑室二级调研员。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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