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脍炙人口的兴国山歌，不仅深刻描绘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干部形象，更是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生动写照。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在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和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中，铸就了“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争创一流”的优良作风。这一优良作风是党赢得民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法宝。总结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经验，探究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原因，对新时代弘扬光荣传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内核
政党的性质宗旨是政党作风的内在决定性因素，政党的作风是政党性质宗旨最直接、最生动的外在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作风是政党在践行自我主张、价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整体素质、精神风貌、能力、理念和绩效等给社会公众留下的相对稳定的情感认知和综合评价。”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政党，而且是一个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党的这些本质属性和使命任务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动力源泉。
（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核心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一大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党与人民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又从根本上规定了党必须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忠实代表。中央苏区时期先后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工作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不仅从法律上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属性、民主本质，而且从法律上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真正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宪法大纲》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属性，不仅增强了苏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激发了苏区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他们积极推选作风优良、群众公认的干部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奠定了条件。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不竭精神动力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也是苏区干部意志坚定、宁死不屈、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不竭精神动力。《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拥护苏联，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运动”宣言》指出：“我们坚强胜利的信念，积极进攻敌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学预言中国革命一定会形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对革命前途的形象表达，不仅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而且坚定了苏区军民的理想信念。江善忠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李美群“马前托孤”、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等动人故事的背后，无不体现出苏区干部坚定的理想信念。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是苏区干部顽强意志、优良作风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
（三）牢固的宗旨意识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价值导向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扛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1931年“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根据地革命和建设“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正是基于这一崇高的使命担当，苏区干部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中，坚守人民立场，扎根人民之中，加强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尽最大可能解决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赢得了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建立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群关系。
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外部环境
政治生态、社会风气是影响作风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为严肃党内生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促进优良作风的形成，中央苏区时期，党通过健全组织生活制度、严肃党内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革命文化等方式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健全的组织生活制度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组织保证
完善的组织生活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时把中央的决策部署传达到地方各级党组织，而且有利于党的各级组织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状态，进而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随着中央苏区党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基层党支部的普遍建立和逐步规范化，根据地建立了“从支部起，经常的有系统的来教育同志”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确保了党的政治生活能够常态化、制度化开展。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针对有些基层党支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决议案痛陈弊端，明确提出：“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规定“下级党部对上级必须经常有口头的或书面的工作报告”。制度化的组织生活，促使苏区党员干部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接受组织的监督指导。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及时纠正苏区干部的不良作风
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不良倾向、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每一位党员干部及时发现自身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并加以纠正改进。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纵队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专章介绍了“怎样批评同志”，对批评的目的、方法、范围及被批评者的态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升到关乎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战略高度。1933年9月，罗迈（李维汉）在《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一文中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发展自我批评，不只使党的路线的执行更加正确和一致，不只更加能够转变工作方法，同时就使新的干部更快地发展他的能力，并且使实际机会主义分子和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能及时发现，而代之以积极坚决的力量。”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领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在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日渐成为中央苏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种风气，进而发展成为党的优良传统。1933年9月通过的《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如实指出工作中出现的脱离群众实际的官僚主义，并针对性提出整改措施。1933年7月8日第92期《红色中华》报刊载的《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傅禄自我检讨道：“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这种公开的、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在中央苏区时期极为常见，有力纠正了作风建设中出现的不良倾向。
（三）积极向上的革命文化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营造良好氛围
文化与作风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央苏区时期，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与作风建设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关系，大力营造崇尚模范的革命文化氛围。毛泽东不仅隆重地表扬长冈乡和才溪乡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而且提出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这一时期，苏区许多重要报刊，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开设“红板”“红匾”等专栏，用以表扬和宣传那些工作积极、廉洁奉公、作风正派的苏区干部。如1934年1月7日第141期《红色中华》，集中表扬了瑞金县总突击队队长阿金及云集区汤宝康、河东区赖昌作、城市区蔡祝丰、下肖区张华、黄柏区毛泽覃、隘前区朱学耦六位区突击队队长。此外，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者通过标语、漫画、歌谣、戏剧等多种方式，宣传苏区干部的先进事迹和优良作风，在苏区营造了积极向上的革命文化氛围，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如1934年3月4日出版的《青年实话》，刊登了6幅《种子互相交换》的漫画，形象地反映了根据地农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优良作风。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模范、追求进步的革命文化氛围，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沃土。
三、领导干部以上率下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关键环节
中央苏区时期，李维汉曾强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何时何地都“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这一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用实际行动教育引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一）引领苏区干部不断提升理论水平
一是带头学理论。为系统推进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苏区中央机关率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挥理论学习的重要示范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领导干部，将理论学习视为一项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以身作则、带头钻研。尽管身处斗争一线，战事紧张、政务繁忙，他们挤出时间刻苦研读马列著作，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张闻天撰写《关于新的领导方式》《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等理论文章。二是带头讲理论。毛泽东、张闻天、董必武、刘少奇等党内理论骨干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经常前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报告，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国内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潋江书院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上，宣讲党的政纲，讲解土地革命政策，强调党的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目标任务。三是带头用理论。毛泽东等领导人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身体力行，深入基层，先后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著名调研，为制定符合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苏区形成了浓厚的理论学习氛围。各级党政机关、红军部队和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学习小组、研究会和读书班，利用工作间隙、行军途中、田间地头，灵活组织学习讨论。墙壁上的“识字牌”、油印的《红色中华》报理论文章、简易宣传册等，都成为传播理论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深入且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学习，苏区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二）引领苏区干部深入实际、求真务实
1933年12月，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中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邓颖超在《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中指出，根据地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最主要的还要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依靠于每个党员团员的英勇带头当红军作群众的模范，以起其巨大的领导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不仅提出了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任务及完成这些目标的方针路线策略，而且以务实的作风、扎实的举措推动完成各项工作，“拿事实证明给苏区内以至全中国最大多数农民群众看”。为掌握根据地实际情况，毛泽东不仅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而且在战争空隙开展了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实际行动开创了苏区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为解决红军战士后顾之忧，周恩来等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割禾、挑水、砍柴等；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领导干部及家属带头开荒种菜、克服困难；为解决群众饮水困难，毛泽东带领红军战士亲自为苏区群众开挖水井，解决群众喝水难的问题。“学习军事、参军作战、执行任务、节约粮食、遵守纪律、参加劳动、优待红属、慰劳捐献、购买公债、供销入股。”歌谣《苏区干部“十带头”》，真实全面反映了苏区干部求真务实、以上率下的光辉形象。
（三）引领苏区干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物资匮乏，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前线，毛泽东等领导人严于律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节约用油，毛泽东晚上办公坚持用一根灯芯；为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刘少奇带领机关全体人员一起吃“包包饭”。在苏区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区上下形成“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工作作风。在查田运动中，苏区干部主动让利于民，“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在节省运动中，陆定一、邓颖超、陈云、毛泽覃、罗迈、潘汉年等领导干部及中央财政部、中央教育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每日每人节省二两米。
四、干部教育、监督和约束机制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重要保证
作风的形成是个系统工程，既与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习惯有关，也与外部的环境和制度约束有关。为培育苏区干部的良好作风，中央苏区不断完善干部教育、监督和约束机制，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夯实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思想基础
思想教育是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把干部教育培训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自1931年11月至1933年底，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有20次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教育工作，足见中央苏区对干部教育的重视程度。为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苏区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党成立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种党团训练班，对苏区干部开展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宗旨意识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及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教育，不仅提高了苏区干部的理论水平、革命觉悟，而且增强了他们深厚的工农阶级感情，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日常监督，构筑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约束机制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等制度，逐步建立了党内与党外、行政监督与司法相互配合、协同运作的监督体系，不断规范苏区干部用权。《斗争》《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专门开辟“突击队”“铁锤”“黑板”“批评”等栏目，对苏区干部的不良作风和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1933年9月27日第113期《红色中华》，严肃批评了于都县罗坊区“摊派强迫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以至发生中农吊颈死事件”，号召对官僚主义给予无情打击，“加紧政治动员工作”。
（三）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保障机制
中央苏区时期，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完善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等许多原则性要求，而且制订了许多与作风建设相关的纪律制度，如《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国库暂行条例》《统一会计制度》《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强调“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严明的党纪政纪军纪，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发挥了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
同时，加强巡视，及时纠偏作风建设中的不良倾向。《巡视制度好》中唱道：“干部常来我们乡，巡视我乡谈家常；油盐柴米样样问，温暖送到心窝上。”歌谣真实反映了苏区巡视干部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央苏区时期的巡视工作，不仅负有指导、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统一党的领导，确保中央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到位的职能，而且有对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的纪律建设和作风情况进行检查，打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责，各级巡视员“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
五、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营养沃土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与发展，既深受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影响，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赣南、闽西等地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的丰厚精华。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作风建设的探索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准备与实践借鉴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从现实困境中提炼出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原则与行为规范，而且初步培育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以上率下、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一系列优良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深深融入了党和人民军队的血液之中，成为党鲜明的特质与政治品格。到了中央苏区时期，井冈山斗争时期孕育的作风理念、实践经验不仅得到了全面继承和系统性发展，而且从制度层面给予了保障与强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滋养
党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而且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升华，使其成为苏区干部精神生活的重要食粮，内化为苏区干部的思想观念，外化为苏区干部的言行举止，强化苏区干部的习惯作风。如把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思想转化为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把“以民为本”的思想转化为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转化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以廉为贵”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把“自强不息”“革新求变”的拼搏精神转化为争创一流的优良作风。
（三）厚重的本土文化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赋予了鲜明的地域特质
中央苏区孕育的革命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叠加了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百折不挠的客家文化与崇文重教的庐陵文化。多种文化的交织影响，为苏区干部好作风打上了深刻的地域烙印，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具有高度耦合性。客家先民历经千年迁徙形成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文化内涵与苏区干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作风具有高度一致性，庐陵文化中的“崇文重教、忠义报国、尚德重礼、团结拼搏”的文化内涵与苏区干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作风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些厚重的本土文化，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文化沃土。
六、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时代启示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体现，既源于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担当作为的实干精神，又与党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及教育监督约束机制密不可分。总结中央苏区时期作风建设的经验，对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历史镜鉴作用。
（一）深化理论武装，夯实作风建设思想基础
理论建设是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和行动指南。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把理论武装作为基础性工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要求，将其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健全理论学习常态化机制，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推动理论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作风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二）强化宗旨意识，筑牢作风建设价值根基
“一心为民”是苏区干部好作风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最厚重的价值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密切联系群众是作风建设的灵魂所在和价值根基。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将这一价值立场转化为扎实有效的作风实践，作为检验作风建设成效的最终“试金石”。要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健全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把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求落实到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转化为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实际成效。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三）抓住“关键少数”，发挥作风建设中的“头雁效应”
领导干部作风是党风政风的“风向标”。中央苏区时期，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有力带动了优良作风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突出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在理论学习上，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在服务群众方面，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担当作为方面，要敢于攻坚克难，带头落实各项改革任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在遵规守纪方面，要带头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底线、不碰红线；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培养健康生活情趣，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要以“向我看齐”的姿态，主动担当作为，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氛围，推动作风建设要求层层传导、落地生根。
（四）健全体制机制，彰显作风建设中的刚性约束
“教育—约束—监督—惩戒”的作风建设机制，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在强化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彰显刚性约束力。一方面，要完善作风建设相关制度规定，细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针对“四风”隐形变异问题制定具体规范；另一方面，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督体系，整合各类监督力量，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监督效能，形成强大监督合力。同时，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作用，强化制度执行力，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强大震慑，确保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五）加强文化引领，营造作风建设的良好氛围
文化影响作风，作风反映文化。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建设，不仅重塑了苏区军民的精神世界，而且促进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浸润涵养作用。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入挖掘革命文化特别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中的优良作风内涵，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创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精神，以坚定文化自信引领良好作风自觉；要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发扬斗争精神，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作风建设提供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作者简介：肖小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机关纪委书记，教授。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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