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根本遵循、五大特色、九个本质要求、五个重大原则、一个根本目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生动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与“动态调整”的实践智慧。展望未来，进程测度既是“过去怎么看”的实践答卷，更是“未来怎么干”的战略起点。随着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中实现各领域更高水平的协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是认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科学工具，也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可测、可感、可及、可信的重要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评价，不知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结构内在性与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过程。兼具共性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把进程中的关键要素、主要方面与转化条件，精炼为可度量、可比较、可追踪的观测量与阈值区间，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逻辑和价值逻辑形成完整闭环，推动现代化沿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稳步前行。如何构建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又具备国际可比性的评价框架，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议题。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现代化指标体系演进脉络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理论逻辑、指标选取、目标设定与综合评价方法，旨在廓清研究进展与不足，并为后续框架完善与政策实践提供可操作的研究展望。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世界主要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演进路径与理论范式，并总体概述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最新研究重点；第二部分从评价维度与指标遴选两方面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要点；第三部分探讨指标体系的目标设定方法与综合评价实践，比较各类赋权与评价模型的适用场景；第四部分针对顶层设计、阶段目标和指标维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强调科学聚焦多维理论内核、统一阶段目标标准、构建兼顾中国特色与国际共识的多层次指标框架。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经历了从工业经济现代化到多维协同现代化的深刻转型。20世纪初，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动促使学术界开始思考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路径，为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成奠定了初步基础。20世纪中后期，随着对现代化定量评价的初步探索，逐渐形成了“后现代化指标体系”，推动现代化评价视角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更加综合考量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多维度分析。21世纪初的“新现代化指标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全球价值链、信息技术、生态环境等维度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指标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20世纪以来，不同理论学派提出了经济主导、社会主导、政治主导和文化主导的现代化路径，为早期现代化指标体系提供了定性框架。经济维度方面，罗斯托将现代化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起飞、成熟与大规模消费五阶段，强调工业化与资本积累是驱动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社会维度上，帕森斯社会系统论把现代化视为功能分化与再整合的过程，重点关注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与适应性。政治维度则以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突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与治理能力在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文化视角方面，韦伯借助新教伦理阐释了价值观改革对工业化的促进效应，为现代化研究注入文化变量。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国际学界逐步将上述定性框架量化为可操作化的指标体系。例如，箱根会议模型提出了涵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社会流动、文化传承与政治参与的七大领域。列维模型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组织专业化、科层化与伦理观念交互的非线性演进特征。在定量实践方面，英格尔斯体系首次系统纳入经济、社会与健康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预期寿命、教育年限与人均国民总收入三方面评估国家发展水平。尽管上述指标体系为现代化指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受制于当时的发展阶段，大多忽视生态环境、信息社会与基础设施等新兴维度，且存在标准设定偏低、方法学规范不完善的问题，亟需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实现理论更新与框架重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包容性和前瞻性。在此背景下，“新现代化指标体系”逐渐突破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范畴，开始纳入环境、文化、社会多样性等元素，部分国际组织也开始使用“可持续”“发展”等表述替代或拓展原有的“现代化”概念框架。例如，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确立了以消除极端贫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等为核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涵盖8个维度共22项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世界银行持续监测各国在人口、环境、经济、治理与全球联系等方面的表现，构建了包含20个维度、约1500项指标的“世界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跟进发布了国家概览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增长、教育、就业、社会福利、能源等12个维度超过100项指标。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领域共计200多项具体指标。该体系体现了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多元化特征，如目标3关注健康与福祉、目标13关注气候行动、目标16关注和平与公正等。此外，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在具体领域和区域层面也不断深化，如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联合国工业竞争力评价（CIP）指标体系、欧盟欧洲创新评价（EIS）指标体系与创新联盟评价（IUS）指标体系等。目前，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方面已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以中科院团队构建的体系为例，该体系以世界13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以1750年至2050年为时间跨度，包含100个指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个人生活六个领域，细分为15个主题和35个亚主题。其中包含水平指标50项、特征指标28项及状态指标22项，系统反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维结构与动态演变。
（二）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在世界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开展了一系列本土化理论创新，重点就其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理论渊源等定性维度进行了系统探讨。尽管近年来学界在构建综合现代化指标体系、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以及特定领域现代化评价体系等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评价维度、指标构建与量化标准方面仍处于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阶段。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采用关键词聚类的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旨在系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热点、演进脉络与知识结构。首先，利用CNKI高级检索功能，设定“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中国式现代化评价”“中国式现代化指数”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综合考虑该领域文献集中发表的时间特征，将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2020年1月至2025年10月，共获取63篇相关文献的题录信息（含标题、关键词、摘要、作者、机构及参考文献）。在对原始文献数据进行清洗后，将其导入CiteSpace 6.1.R1软件进行格式转换与去重处理，以确保分析基础的准确性。在CiteSpace中，数据被按发表年度划分为4个时间切片（2022年—2025年10月），每个切片时长为1年，其中2022年至2025年的参考文献数分别为3、19、36、10篇。为有效识别高影响力文献并降低噪声干扰，本文采用g-index算法（k=25），并结合频次阈值（L/N=10）、最低被引量（LBY=5）及路径依赖因子（LRF=2.5）优化网络结构。最终构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包含62个节点与65条边，网络密度为0.0344。在此基础上，通过LLR（对数似然比）算法提取聚类标签，并通过模块度（Q=0.8794）和加权轮廓值（S=0.9871）评估聚类质量。其中，Q值大于0.3表明文献集群结构显著，S值接近1则表明聚类内部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二者调和均值为0.9301，进一步验证了聚类结果的可靠性。如图1所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图谱中包含了多个紧密关联的聚类。其中，“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构成核心研究主题，分别指向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时间和空间差异化情境中的应用。图中节点代表研究关键词，节点间的连线则表示概念之间的关联强度。
具体而言，通过图1可视化知识图谱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熵权法”“中国特色”“文明发展”“共同特征”和“理论依据”等关键词组。同时，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的区域差异时，“动态测度”“时空分异”“耦合协调”和“熵值法”等方法成为关键的研究工具。首先，中国特色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核心元素。国内学者普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致力于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来量化现代化进程。例如，蒋永穆等（2022）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特色“新发展理念”，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等（2024）基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陈胜利和万政（2023）则围绕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分别构建了综合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方面，熵值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的构建与权重分配中，主成分分析、多目标决策及层次分析法等也在相关研究中得到采用。此外，区域差异分析也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例如，吴继飞和杨世信（2025）、熊兴等（2025）通过“动态测度”“耦合协调”和“时空分异”等方法
图1 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知识图谱（2020-2025)
二、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评价维度与指标选取
（一）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评价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多维度、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发展背景与战略目标。目前，已有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构建思路，总体而言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体系设计；（2）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为核心进行体系设计；（3）立足“新发展理念”进行体系设计；（4）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切入进行体系设计；（5）结合特色区域治理与发展的维度进行体系设计等。这些构建思路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案是融汇了多层面、多领域的全面考量与系统规划。
首先，有学者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综合发展维度，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推进，并据此构建指标体系。贾晓芬和张宏莉（2022）、卢江和郭子昂（2023）、郭春丽（2025）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应从五个维度进行评价，涵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部分研究也称“治理现代化”）
其次，许多学者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为核心进行体系设计，这一思路突出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核心内容，强调中国推进现代化的特有路径。陈胜利和万政（2023）、傅相国等（2024）、胡昊（2023）、张晓鹤等（2024）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包括人口规模特征、地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成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程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和各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等维度。
再次，有学者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蒋永穆等（2022）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涵盖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核心领域，突出了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理念。周密等（2024）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共同富裕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民生建设与成果共享）、能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和潜力（创新能力、文化发展、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展开，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李莹莹（2024）在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侧重于三生空间的协调发展或特色区域治理与发展的维度，强调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平衡，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中国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多维度综合评价体系的切入视角。在三生空间的协调发展方面，邹红等（2023）通过梳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同发展模式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的关系，将生产、生活和生态作为三个准则层，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展开了高质量发展和内需两侧发力、物质和精神高效协同、人与自然和谐并重的美好愿景。裴长盛和曲建武（2023）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时，也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深化绿色发展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现代化的维度。
最后，在特色区域治理与发展方面，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等（2024）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维度展开，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省域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刘兴远（2023）建议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系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中主要框架中的关键词，本研究采用了基于词频统计的词云生成方法，具体包括文本收集、中文分词、词频统计与停用词过滤等步骤。首先，为保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本文以图1分析所基于的文献为来源，从中国知网收录的63篇涉及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文献中，爬取了所有包含具体指标体系表格的正文内容，并从中识别、摘录出一级指标名称，以此构成基础分析语料。其次，运用中文分词工具对语料进行分词处理，将连续性文本切分为独立词语单元，并过滤常见停用词，随后通过词频统计筛选出高频关键词。最后，基于词频信息，使用WordCloud等可视化工具生成词云图，其中词语的字体大小与其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呈正相关，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显示为较大字体，频率较低的关键词则显示为较小字体。从最终生成的词云图可以看出，关键词主要围绕“文明”“生态”“社会”“经济”“人口”等核心概念展开。其中，词频超过10的关键词分别为社会（23）、生态（22）、经济（21）、文明（18）、人口（16）、和谐（13）、协调（12）、共生（11）、治理（11）、精神文明（11）。此外，词云图中还出现了如“共享”“创新”等词汇，进一步突显了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资源共享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助推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在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全面的一级维度框架下，二级和三级指标的遴选需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测量性、动态性等科学原则，以确保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基于上述原则和前文分析，已有研究普遍围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设定一级指标，并在各领域内细分若干二级指标以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涵。通过梳理代表性文献，可归纳出各一级指标下高频出现的二级指标类别、选取依据、功能定位及其相对共识趋势。
经济现代化作为基础维度，强调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与开放协同之间取得平衡，致力于实现经济总量与发展质量、共享效益的同步提升。现有研究普遍将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列为核心二级指标，常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进行度量，以反映地区经济实力与居民富裕程度。
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旨在衡量民生保障、社会保障、收入结构发展的综合水平。现有研究普遍将收入结构列为高频二级指标，常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和贫困发生率等指标，以评估民众富裕程度与基本生活水平状况。
治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主要围绕民主参与、依法治理与政府效能三个维度展开，重点评估政府治理能力与制度保障水平。在民主参与方面，常采用基层群众自治参与率、选举参与度和人大代表构成等指标，用以量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在依法治理方面，法治政府建设指数、人均律师数量等指标被用于衡量法治化进展；在政府效能方面，政府服务效率、透明度以及营商环境评价等指标，则体现了行政体系现代化与治理绩效的提升水平。此外，部分研究也将廉政建设成效与公共安全状况（如安全生产事故率、犯罪率）纳入评价框架，以反映政治体系的廉洁度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
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集中体现。现有指标体系主要围绕三类高频指标展开：一是文化素质提升，常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等指标衡量公众文化素养；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与参与，通过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万人文化馆（站）数、居民综合阅读率等指标反映文化供给与群众参与水平；三是文化产业与传播力，采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文化产品出口额、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评估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影响力。部分研究还尝试引入志愿服务参与率、社会诚信指数、文化认同度等指标，以量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成效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
生态环境维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传统现代化模式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理念。现有研究普遍将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状况与污染治理绩效视为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核心二级指标，其中，常用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衡量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成本与清洁生产水平。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类指标常使用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质达标率、森林覆盖率及人均城市绿地面积等，直观体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与人居环境改善幅度。在生态治理能力方面，多数学者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纳入评估框架，用以衡量环境治理的投入与绩效。此外，绿色发展转型也受到持续关注，新能源消费占比、循环经济指数及绿色技术创新强度等指标常被用于刻画发展方式向低碳化、循环化转型的进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目标设定与综合评价
（一）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目标设定
规划和目标是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长期稳定的基础工具。基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期目标、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将未来目标值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够为“十五五”乃至“十九五”等各阶段五年规划提供承接性指标设计，还能确保各阶段规划与远景目标之间实现有效联动。具体指标目标值的设定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依据相关政策文件中的明确目标进行直接核算；二是参照国际同类指标在典型国家的实际数据；三是基于现有发展水平，结合未来趋势进行合理外推。
对于已有明确政策文件设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指标，可直接依据相关政策中的目标值，结合基年数据进行核算。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到“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据此可以2020年为基年，推算出全国人均GDP在2035年的目标值。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政策节点基年的基础数据和增长率，参考OECD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据，可以综合确定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指标的目标值。此外，参考国家和浙江省“十四五”规划，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GDP比重、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比例、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三口之家计算）20万至60万元群体比例、城镇调查失业率、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等指标的省域目标值，均可通过基年数据与政策发展目标的衔接予以确定和调整。
对于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的指标，可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参照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数据设定目标值，一般以中等发达国家对应指标数据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参照，以发达国家数据作为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参照。例如，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表述，张占斌等（2024）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需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目标。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等（2024）进一步细化了目标层次：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低层次目标下，指标目标值可设定为相当于当前现代化国家排名第40位左右的水平；在达到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的中等层次目标下，目标值需进入前20位；而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高层次目标下，目标值需要达到世界前10位。依据此原则，人均GDP、居民消费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常见量化指标的目标值，均可对照发达国家相关标准与现有数据进行设定。此外，梁昊光和李力（2024）对“中等发达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在同时符合联合国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进经济体及OECD成员国四项条件的21个主要发达国家中，进一步筛选出9个中等发达国家样本。其研究建议，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指标的目标值可参考中等发达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测算。
对于部分较难获取政策参照或国际对标数据且基于中国特有国情的指标，主要通过参照现有水平并结合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化外推来确定目标值。以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科技创新指数、“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经济外向度、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额、服务贸易出口额占GDP比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粮食产量稳定率、掌上执法应用率、万人成讼率、律师万人比、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每万人口刑事犯罪率、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率等指标为例，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等（2024）结合多种预测方法，参照全国和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进行趋势外推，将2035年的预测值设定为相应指标的目标值。类似地，马晓河和周婉冰（2023）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总体目标文本，结合各维度发展的实际进展，综合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指标的目标值。朱涛（2024）在确定民事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等相关指标的目标值时，也广泛采用趋势外推方法，例如，其根据1980—2022年的历史趋势推算出了2035年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的目标值。
（二）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
在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实践中，学界主要形成了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以及融合赋权法三条技术路径。其一，主观赋权法以专家经验为基础，代表性方法包括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常用于初筛指标，而层次分析法凭借其递阶结构与判断矩阵的优势，适用于层次关系复杂、统计基础相对薄弱的指标体系构建。其二，客观赋权法主要依托样本数据变异性或相关结构自动确定权重，典型工具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PCA）、因子分析及灰色关联赋权等。熵值法在数据完备时能有效反映指标离散度信息；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则主要通过降维剔除冗余信息。其三，融合赋权法兼顾价值导向与客观差异，例如，王承哲（2023）提出应综合运用专家咨询、层次分析、熵值校正及模糊评价等多种方法，以增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牛蕊和吴施忆（2023）通过引入神经网络与决策实验室相结合的BP-DEMATEL等模型，从中心度、原因度与优先度等维度对指标权重进行重要性重排，进一步丰富了融合赋权的技术内涵。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学界已形成涵盖多维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能够对现代化进程展开综合量化分析，并初步揭示其时空演进特征。从时间趋势来看，自2010年以来，全国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表现为持续推进、逐步加速的演进趋势。从空间格局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差异总体趋于收敛，其中，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均值，构成高值集聚的“核心带”；中部地区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武汉、长沙、合肥等枢纽城市，正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次级增长极”，但区域间梯度差距依然显著。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关联呈现多层嵌套的网络结构，省际联系强度持续增强，并形成以“核心—边缘”分化为特征的复杂空间格局。从驱动机制来看，简新华和聂长飞（2024）基于对中国新质生产力总体指数的基准测度结果分析指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促进区域战略之间的有机衔接，交通走廊、高铁经济带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显著提升了中部省份的枢纽功能，推动了现代化要素沿“轴带”结构向外扩散。
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展望
（一）顶层设计：科学聚焦多维度理论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立足于理论框架的逻辑贯通，科学把握其多维理论内核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谱系由“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个特征”重大论述与“五个文明”协同发展、共同支撑。其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纳入统一的治理系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回答了“依靠什么推进现代化”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五个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本质，既明确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回答了“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问题；“五个文明”协同发展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整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载体，确保现代化建设既富“形”亦铸“魂”，回答了“现代化建设应遵循何种价值准则”的问题。然而目前三大体系在目标规模、指标阈值与评价范式等微观层面尚未形成有机衔接，导致现行指标构建中容易出现维度错位与权重失衡。
推动多维理论体系的交叉映射与融合统一，将成为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这要求首先对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与有机整合，以确保指标体系在结构上全面、连贯地反映理论内核。当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个特征”重要论述及“五个文明”协同发展等理论看似各有侧重，实则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框架。未来研究需深入探索上述理论体系之间的交叉映射关系，例如，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同推进构成制度创新的双驱动；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复合发展路径；而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既是贯穿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约束，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操作层面，可考虑以“五位一体”等成熟框架为基础设立评价维度，并将其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作为价值导向，融入二级指标选取和指标权重分配之中，从而构建起目标、路径与价值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模型。通过系统梳理理论维度与具体指标之间的映射关系，明确三级指标间的逻辑结构与权重配置，并结合弹性阈值设定与动态监测机制，最终形成科学、系统且具备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顶层设计。
（二）进程规划：确立阶段目标的统一标准
考虑到中国式现代化部分指标的进程目标对标的是中等发达国家，在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目标值时，需要基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指标数值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指标进行测算和校准。然而，国际上对“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概念、范围和水平没有统一标准，为指标体系目标值的确立带来了挑战。不同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划分标准存在差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在《2025世界经济态势与展望》中将成员国分为发达经济体、转轨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三类，共涵盖36个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依据人类发展指数划分，在《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将68个国家列为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可视作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通常根据人均国民收入来划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被归类为高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一般被认定为发达国家，截至2025年初，该组织共包含38个正式成员，另有多个国家处于申请审议阶段。此外，先进经济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来描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术语。参考《世界经济展望20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多样化、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三个主要标准将38个国家及地区归类为先进经济体。
“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的标准也为指标目标的确立带来了挑战。为建立具有共识的目标值参考标准，可参考以下整合多源信息的思路。例如，董向荣（2021）提出，同时满足OECD成员国、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业国、IMF发达经济体、UNDP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以及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这五项条件的国家（共26个）可以作为“发达国家”的基准范围。梁昊光和李力（2024）筛选出同时符合联合国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IMF先进经济体及OECD成员国四项条件的30个国家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方面，刘伟（2021）提出从全部“发达国家”中剔除“主要发达国家”，以确定中等发达国家范围，或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划分的发展水平介于“很高”与“高”之间的经济体视为中等发达国家。在实际数值计算时，也可以以国际组织中发达经济体、高收入国家、OECD成员国等国家的指标平均值作为现代化基准值，并依此设立现代化水平的分类标准。例如，将指标值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50%及以上的水平定义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标准值80%及以上则定义为“全面（高标准）实现现代化”。
（三）指标维度：兼顾中国特色和国际共识
在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妥善兼顾中国特色与国际共识的双重诉求，成为研究面临的突出困境。一方面，过于强调本土特色指标可能会导致指标体系的国际可比性降低，削弱我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相互借鉴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倚重国际通用指标，又可能淡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难以有效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优势、文化特色和重点战略布局。同时，现有国际主流评价体系，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指数和经合组织生活质量指数等，虽然具备普遍适用性，但并不能完全涵盖共同富裕、生态文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或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议题。因此，如何在指标构建时既体现中国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内涵，又能与国际现行评价体系有效衔接，成为当前现代化评价实践中的重要实践难题之一。
为了有效应对上述困境，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宜采用多层次、双维度与动态化的综合设计思路。首先，可以构建涵盖国际共识、中国特色与地方弹性三个层次的指标框架。国际共识维度可以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指数以及经合组织生活质量指数等通用标准，选取预期寿命、碳排放强度、受教育年限等具有全球可比性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维度围绕共同富裕、数字中国、生态文明等重大目标设置共同富裕指数、数字经济渗透率、绿色创新强度等体现中国道路优势的核心指标；地方弹性维度则根据区域发展阶段与实际需求，增设如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可及率、沿边口岸贸易便利度等可扩展性子指标，以实现统一框架下的差异化评估。其次，应加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指标衔接。横向上，可通过主题映射建立国际指标与中国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将联合国气候行动目标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相对应；纵向上，可综合采用结果性指标衡量现代化水平，过程性指标监测现代化进展，从而兼顾静态评价与动态追踪。此外，在权重与阈值设定方面，可建立公共参数与情景弹性相结合的机制。公共参数参照国际通行标准确定以增强横向可比性，情景弹性参数则依据各地区的现实发展条件和中长期战略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同时，积极引入遥感、夜间灯光数据与数字经济平台等多源实时数据源，提升指标体系的监测灵敏度与趋势预判能力，推动评估工作向精细化、前瞻化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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