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与过往经济学家仅在增进财富、增强国力层面理解生产力不同，马克思把生产力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物质基础，不仅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给予肯定，而且视继承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为此，一些西方生态学者在反思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问题关系时认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具有反生态的思想因素。为反对这种观点，需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生产力是否具有生态性?我们通过分析马克思论著中关于生产力的文本，力图指证生产力具有生态性这一事实。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与生产力发展有怎样的内在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断裂，主张诉诸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来解决物质变换断裂问题，由此可推断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反生态的结果。我们认为，马克思尽管没有在文本层面提及“生态”概念，但他关于自然界的属性和规律、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及其解决等内容的叙事契合生态学要义，这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理论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对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环境的关系给予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理性创新。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叙事出发对此展开深入考察。
一、劳动生产力的生态性与绿色生产力的来源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看来，“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没有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一切自然存在物都在对象性活动中建立了对象性关系。运动是物质的固有特性，物质运动产生了冲动、活力和张力，“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物质内部所固有的力量推动自然存在物之间相互作用，进行对象性活动，形成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又称这种对象性活动为自然的物质变换。一切自然存在物的物质结构、自然形态等的变化都是自然的物质变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区分出有生命自然存在物和无生命自然存在物，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有生命自然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中使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无生命自然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中则把内在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有生命自然存在物与无生命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对象性活动维持着生命存在，使生命不断进化。动物的对象性活动是通过吃、喝、生殖等来维持生命存在，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在生理方面与动物相同，“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植物、动物及人类与无生命自然存在物结成的对象性关系就是有机生命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是维持生命的“家园”,即生态。各种自然存在物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彼此依存的对象性关系。生态学语境中那种进行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运动的生态系统就由这种对象性关系所生成。可见，马克思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已论及生态学的基本要义。
人类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生成生产力。“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类起初像动物那样在自然界中生存，逐渐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来构造生活世界，按照认识到的自然规律、美的规律再生产自然界，进而将自然界的异己力量转化为维持生命的力量。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对人类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作出更具体的界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活动，是基本的对象性活动。在对象性关系中，人类是劳动者，自然界是劳动对象，人类以中介、调整和控制方式“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则是劳动资料，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改造和影响自然界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就是生产力。“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正是劳动过程，是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人化自然界的过程，“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因此，生产力也被叫作劳动生产力。
劳动生产力具有维持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关系的性质。从马克思以“物质变换”概念解释劳动的立场看，劳动创造人化自然界的过程并非人类单向度支配自然界的过程，而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以维持生命的双向交换过程。人类只是自然界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人类改造其他有生命自然存在物、各种无生命自然存在物，占有和生产使用价值，汲取维持生命的物质能量信息；同时，人类生命活动形成的排泄物以及生命死亡的肉体等又回归自然界，一方面转化为其他有生命自然存在物维持生命的物质能量信息，另一方面补偿人类从无生命自然存在物中摄取的物质能量信息；其他有生命自然存在物和无生命自然存在物相互之间由于失去的物质能量信息得到相应补偿也维持着稳定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由此，劳动并非人类单向度地无限摄取物质能量信息的活动，而只是参与有生命自然存在物和无生命自然存在物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活动，与新陈代谢具有相同作用，属于一种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因而在马克思这里，人类并非自然界的所有者，而是属于自然界的有机部分，这一立场符合生态学世界观。从“劳动”概念的物质变换内涵看，劳动生产力实质就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力量，既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信息以维持生命的力量，也是向自然界输出物质能量信息以补偿其他自然存在物耗损的力量，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秩序所规定。所以，劳动生产力能维持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有机生命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具有生态性。
劳动生产力的生态性是绿色生产力的底色来源。生态学研究表明，植被是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形成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为生命的维持提供氧气、有机物质、食物能量等。在生命的象征意义上，植被的“绿色”寓意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被视为自然界的底色和生态的代称。劳动生产力作为源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活动的力量，具有维持生命活力的生态性，也可用“绿色”予以标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劳动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受特定生产关系作用也会破坏有机生命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导致生态系统趋于崩溃。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需要形成能维持有机生命与其环境交互作用可持续关系的、被标识为“绿色”的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它以生态性为根本特性、以绿色发展为底色。
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有如下要求。其一，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生态系统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就是它的承载力。人类需要将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转化为劳动生产力来维持生命，但过度向自然界摄取物质能量信息却没有等量返还或者返还的东西不能为其所接纳(如各种无法被自然界所吸收的污染物),就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基础结构和功能，导致生态系统难以承载生产力的发展。绿色生产力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将从自然界摄取的物质能量信息可接纳地返还给自然界，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态运营。其二，不违背生态系统运行规律。通过掌握和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来发明创造“中介、调整和控制”自然界的劳动资料是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方式。基于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来发展科学技术和创造劳动资料是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违背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科学技术应用及生产活动必定会破坏有机生命与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以致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信息传递秩序难以维持，使生产力失去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其三，不偏离人类自由发展需要。劳动生产力在满足维持生命需要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体现为人平等地对待自然存在物，“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把自然存在物作为需要征服的异己存在来无限索取物质能量信息、不知餍足地追逐欲望和享乐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界尖锐对立。发展绿色生产力须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概言之，劳动生产力作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力量具有生态性，但在特定生产关系下也会产生反生态后果，破坏生态系统，因此人类需要发展绿色生产力。
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经济性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图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发展生产力是摆脱贫困的经济活动，也是富国裕民的根本途径。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具有经济性。不过，它的经济性与生态性会出现相互对抗的现象，生态性要求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经济性则要求尽可能多地从生态系统摄取物质能量信息来创造财富。恩格斯列举的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居民因毁林造田而受到自然界报复的事例就是二者矛盾的具体体现。由此，社会发展必须协调好生产力的生态性与经济性。
资本主义生产力嬗变于劳动生产力，具有反生态的经济性。马克思从劳动产品中发现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认为“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劳动产品基于价值可交换而转化为商品，商品交换分离出作为价值一般代表的货币，资本就生成于运用货币的经济权力来获取更多货币的经济行为中，是能实现在原预付货币额上多出增殖额的货币，“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不同于资本初期形态——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以贱买贵卖、利息等方式来赚取剩余价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将劳动生产力内在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变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以无偿剥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再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方式实现积累式增殖。由此，劳动生产力受资本支配嬗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在无限地追求发财致富时，力求无限地增加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增长……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而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是劳动生产力，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而创造财富，资本追逐的财富是无止境增殖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价值增殖驱动下无限摄取物质资料，创造出“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的财富。这种以最大限度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和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创造财富的性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经济性。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其经济性所规定，采取为生产而生产、为技术而技术、为消费而消费的财富创造方式，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以致引发生态危机。
1.为生产而生产：突破自然界限
奥康纳谈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必然是‘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资本主义的运行依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趋于零意味着资本接近死亡。为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突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界限来生产剩余价值。其一，突破生态系统界限。资本主义使自然界臣服于货币拜物教，变成可被控制的有用物。资本主义生产力吸纳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信息而不对其进行相应补偿，进而超出生态承载限度。其二，突破时空界限。资本主义以几何式扩张的量级和速率将自然富源纳入循环周期，在短时间内耗尽自然界演化出的“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同时以货币流通速度裁剪自然生命节律，打乱生态系统生命周期。“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主义生产力撕裂城市和农村天然纽带，把自然空间转化为生产空间，“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过程中为生产而生产，突破自然界限而造成生态危机。
2.为技术而技术：统治自然力
对马克思来说，科学之所以成为生产力是资本家“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来塑造生产技术，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科学技术被价值“附体”成为自主演化系统，以为技术而技术的方式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力。马克思尽管肯定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杠杆，但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应用中“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其一，对自然力的形式化统治。自然界经过科学的揭秘抽象化为表达自然规律的普遍形式，生产技术在普遍形式建构下能对自然力进行重塑、赋能，将自然力全部吸入资本主义生产力。其二，对自然力的工业化统治。科学技术受资本支配，被用于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可无穷尽输送给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的自然力。概言之，为技术而技术的方式带来超额剩余价值，但“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也造成了物质变换断裂。
3.为消费而消费：透支自然富源
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庞大的商品堆积”进入消费领域来完成资本循环周期。商品一旦无法为消费领域所吸纳，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链条就会断裂，以致爆发经济危机。攫取剩余价值的动力和规避经济危机的压力衍生出为消费而消费的模式。其一，物欲式消费。人类生命的本能欲望受“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的统摄而变成深度影响生产和消费的意识形态，欲望被资本激活生成德勒兹所谓欲望生产、鲍德里亚所谓消费社会的物欲式消费，形成吞噬自然富源的无底深渊。其二，加速式消费。刺激、诱导乃至规训劳动者透支未来劳动来加速消费掉“庞大的商品堆积”,是以最快速度完成资本循环的途径。消费加速度又带来资本循环加速度，这种累进式循环往复运动不仅加速透支自然富源，而且导致自然环境无法短期内吸收处理本应在近百年分解和净化的废物。其三，污染式消费。资本家在超额利润驱使下未经去污处理和再利用就将废物抛于自然界，“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废物破坏自然物质结构、生态机制功能，以致自然富源被过度透支。
为生产而生产、为技术而技术和为消费而消费的财富创造方式导致劳动生产力的经济性与生态性不可协调，以致引发生态危机。发展绿色生产力是当前应对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科学地给出了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图景。
首先，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历史承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因科技进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等而带来的不变资本无限增大、可变资本逐渐趋于零的结果，以致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替代，即“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资本主义生产力创造的财富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而转化为全体劳动者共有、共享的集体财富，劳动生产力在摆脱资本控制而复归共同体的同时高度发展，具有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经济性。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承继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来创造财富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现实前提，为了“绿色”而返回“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符合历史规律。
其次，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马克思深刻指出：“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表明，基于公有制对人类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将使生产力的发展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不违背生态系统运行规律、不偏离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发展绿色生产力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进行物质变换。“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的制度安排能够在物质变换过程中“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发展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限度。二是以“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行物质变换。由全社会共同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技术开发与应用，将使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尽量少地摄取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尽可能把废物作为资源再投入生产和消费过程、向自然界返还无污染性的排泄物等成为可能，从而以消耗最小自然力的方式来支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是在“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公有制不仅让人类摆脱“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而实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为人类平等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提供制度基础，使人类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能与自然界和谐共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未来社会的绿色生产力将稳固地维持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生命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和解将得以真正实现。
三、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等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确实有一定成效。不过，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谓绿色政策、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等终究逃不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的逻辑，无法在根本上化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性与生态性之间的矛盾，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绿色生产力始终相互排斥。一些西方生态学者之所以给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贴上反生态标签，其实也是源于这些学者的私有制立场。其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历史变革对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的质态重塑，更未明白公有制是实现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界有机整体之部分而与之和谐相处的制度前提。质言之，发展绿色生产力，应对当下生态危机，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我国把加快形成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作为重大时代课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消灭了旧社会各种私有制，逐步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挥资本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实现富国裕民目标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劳动生产力的经济性与生态性的矛盾凸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战略。“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具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经济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不断催生新科技、发展高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效益和质量，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充裕的财富。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具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的生态性。“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必须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推动“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的最普惠民生福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发展的底色，是能够保持经济性与生态性协调统一的先进生产力。我国现阶段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绿色生产力发展图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科学技术绿色创新、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
1.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生产方式。我国在解决经济短缺问题过程中衍生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和大量排放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承载力造成了压力。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防范和规避为生产而生产的现象，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对此，应根据物质变换的共同体控制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生产过程进行宏观调控，现阶段的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改变粗放型经济规模过大和发展过快状况，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能，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二要优先规划生态产业和新兴产业、优化区域流域地域产业布局、优质管控能源富集区与生态安全屏障区；三要壮大节能环保清洁产业，培育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工业，推动服务业绿色化升级，形成生态产业集群；四要建立技术开发应用、商品生产流通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一体化绿色产业链，推进全链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连接。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将使我国做到最低限度地从自然界摄取资源与高效循环利用资源。同时，我国基于绿色“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平台将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的发展路径向国际延伸，助力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绿色生产力随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正逐步形成。
2.科学技术绿色创新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变革，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离不开科学技术绿色创新。生态学已成为科技创新中的前沿科学，基于生态学原理开展农业、工业、林业等诸领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是创新绿色科技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生态学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的融贯，以科学技术生态化为引领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是实现“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行物质变换的基本路径。当前，各种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必须以保护生态系统为前置条件，实现创新和绿色的理念融合，解决开发应用中的高耗能、高风险及高污染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推动了绿色科技的兴起，但科学技术绿色创新受资本增殖制约依旧遵循为技术而技术的逻辑，存在类似于“杰文斯悖论”等无法克服的壁垒。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创新来规避为技术而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良性发展，解除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挟制并使之成为创新绿色科技的助推器；二要赋予科技创新以共同富裕目标，使“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三要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协调科技创新的经济效应和生态效益，体系化地推进科技创新监督，预控科技活动对生态系统的长远影响。
3.生活方式绿色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滋生大兴土木、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及滥食野生动物等物欲式消费，很多行业出现过度的刺激消费、借贷消费和超前消费等加速式消费趋向，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默许排放未经处理的废物、排污不付费等问题，加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给生产力发展造成不少堵点卡点，所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发起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其一，促进消费观念变革，使全民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社交等活动中树立勤俭节约、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思维方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其二，加快消费模式革新，一方面创建绿色低碳循环的消费模式以提升消费品的绿色化、无污化、低碳化和废物的再资源化、可降解化、零排放化水平，另一方面创建智能共享普惠的消费模式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共享化使用、生态产品的普惠化享有，赋能新质生产力。其三，推动消费环境优化，健全绿色消费标准体系制定、废旧物资与公害物处理等方面的调控管控机制，构建反映绿色消费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治理成本等的市场机制，完善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为绿色生产力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将有效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负荷的矛盾、消费加速和资源节约的冲突，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获得切实满足，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尽早实现。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蕴含的关于劳动生产力的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力反生态的财富创造方式、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图景等内容的生态叙事，是当下认识生态危机成因、确立应对生态危机方略、开展保护生态环境行动等的理论宝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科学技术绿色创新和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就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生产力发展图景。基于此，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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