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宣传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通过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来破除迷信、解放群众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宗教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断探索无神论教育的方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理论工作者，牙含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牙含章(1916—1989)是中国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方面的重要倡导者，同时学贯民族、宗教、藏学等研究领域，以深厚的跨学科研究造诣为其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有关牙含章民族理论和藏学研究的成果逐渐涌现，特别是以2016年纪念牙含章诞辰100周年为节点，出版了一批研究牙含章的纪实传记、理论文集和学术论文，其中就包括首部系统性呈现牙含章生平与学术贡献的《牙含章传》。张三南、李佳轩等人通过对牙含章学术思想的系统梳理，指出他在“回回民族问题”与“民族”概念论争、民族形成理论的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诠释等方面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牙含章提出了宗教与迷信的边界问题，丰富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论阐释，并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无神论史”的研究框架。阿旺嘉措、王志豪等人通过对其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民族工作实践的梳理，揭示了牙含章在推动西藏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徐盛则认为，牙含章通过对宗教政策的科学阐释和无神论教育的实践推动，有效提升了我国民众思想认识水平，为无神论教育和宗教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学界迄今缺乏对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其理论贡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鉴于此，本文拟对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进行全面考察，梳理其核心内容与思想特色，并深入分析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与过程
(一)从“寺庙”到延安：早期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启蒙
牙含章出生于甘肃河州宁河堡(今甘肃和政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代即受到多元民族和宗教文化的熏陶。1928年河湟事变后，他遵父命进入藏传佛教圣地拉卜楞寺出家为僧，度过近三年的“阿卡”生活。这一独特经历使牙含章自幼就深入接触到寺庙宗教教育，亲身领略了佛教经义和民族传统文化。1931年，他回到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完成中学学业。1937年，21岁的牙含章以秘书和翻译身份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赴西藏拉萨哲蚌寺学经，在宗教圣地潜心研习藏文经典、考察西藏社会与文化。然而很快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关头，胸怀爱国热忱的牙含章毅然辞别嘉木样活佛，辗转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到达延安后，牙含章进入陕北公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和教育。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各级学校都安排了许多宣传唯物主义和科学知识的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必修课由党的领导人亲自主讲。在此，牙含章开始完整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确立与革命实践
延安时期的理论熏陶使牙含章逐步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1938年10月，牙含章在陕北公学总校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公学结业后，牙含章进入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审视民族宗教问题。他参与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负责撰写回回民族起源与历史部分。该书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旗帜鲜明地指出“回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这一实践，牙含章初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工作，为日后其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他历经多岗位锻炼，不断将理论付诸实际。抗日战争后期，他进入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工作，参与根据地民族政策制定，并同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合作开展民族问题调查研究。抗战胜利后，牙含章奉命转入秘密战线，1946年调赴甘肃开展地下工作，根据这一经历撰写了回忆性著作《陇右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历任临夏专署民委主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致力于各族群众的团结和革命动员。1951年，牙含章利用自己对藏传佛教和西藏事务的深厚了解，负责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为中央和平解放西藏、巩固祖国统一做出了特殊贡献。进藏工作期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机构——西藏工委委员、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在西藏社会改革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他完成了《达赖喇嘛传》初稿，搜集整理了《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等著作的大量资料，这些成果后来相继出版。
通过革命实践，牙含章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无神论立场的理解，为党在民族宗教领域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1958年，牙含章转入社科领域领导岗位，调至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兼《民族研究》主编。在这一时期，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民族”概念与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颇有见地的见解，为新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锤炼和实践考验，牙含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愈发牢固，为其此后专注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无神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牙含章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在这一领域成为开拓者和权威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他围绕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系统阐释无神论教育的必要性和方法论。1959年至1964年期间，牙含章将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无神论和宗教问题》一书。这部约9.1万字的著作是新中国学者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专著，为我国宗教学和无神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牙含章指出：“我们向广大人民宣传无神论，进行无神论教育，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宗教迷信作斗争的唯一正确方法。”为了使全社会树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牙含章反复强调无神论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对于破除愚昧、解放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当时我国学术界在无神论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和不足，“不仅没有写出一本中国无神论史，而且连一本关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史料汇编也没有搞出来”。
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文革”之后，牙含章开始致力于中国无神论思想史的开创性研究。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中国无神论史初探》《孔子学说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关系——〈中国无神论史初探〉续篇》等系列论文，重新唤起学界对无神论史研究的重视。此后，牙含章不遗余力地投入“中国无神论史”的编撰工作，这一课题也被列为国家“六五”“七五”期间的重点科研项目，由他带领课题组进行攻关。经过多年艰辛努力，他领衔完成了长达百万余字的《中国无神论史》,系统梳理了先秦至“五四”运动时期两千多年间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无神论问题的里程碑式成果。
通过理论研究与宣传实践的良性互动，牙含章为新中国无神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既在学理上填补了中国无神论史研究的空白，又在社会上培养了民众科学理性的信仰观。在他的毕生努力下，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牙含章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既体现于对无神论理论与历史的深入研究，也体现在对宣传教育实践原则的阐明上。学界总结认为，他在宗教学与无神论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剖析宗教与迷信的关系，以及编撰《中国无神论史》等。
为更好理解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内涵，有必要首先明确“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含义。按照苏联编纂的《无神论词典》,无神论教育是指“为确立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克服宗教信仰而给予人们的影响”,而无神论宣传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则旨在“说明宗教信仰之虚妄，论证在对个人和集群的思想影响的过程中之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我国学者(包括牙含章)则从内容方面界定无神论教育，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有神论观念产生的根源，分析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使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有神论和宗教的本质，从而将人们从有神论和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牙含章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概括而言，牙含章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指导
牙含章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理论指导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科学的无神论形态,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宗教现象，开展无神论宣传。在牙含章看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政治觉悟，促使群众自觉摆脱宗教束缚。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宗教现象作全面深入的剖析，包括揭示宗教的起源根源于自然和社会压迫、宗教与阶级关系的密切关联等，从而澄清人们对宗教本质和作用的认识。
首先，在有神论和宗教的起源、发展问题上，牙含章认为，“有神论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产生的是灵魂观念，是有神论的低级阶段；神的观念是有神论的中级阶段；上帝观念是有神论的高级阶段”,其中，灵魂观念是人们在做梦中发现的区别于肉体自我的“精神的我”,而神的观念是在氏族和部落的组织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即部落中受到崇拜的英雄人物的“灵魂”逐渐被推崇为“人神”。在这一过程中，灵魂观念逐渐由人类自身扩展到自然界的万物，自然神也由此出现。而上帝的观念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模仿“最高统治者”创造的“主宰全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灵魂”。在宗教的分类上，分为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和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牙含章阐释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对原始宗教判断的引用，即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下，原始社会中的祭祀活动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崇拜偶像和固定的祭祀仪式，以及专门主持祭祀的人员，这也就构成了“自发宗教”形成的三个条件；而“人为宗教”是在“自发宗教”基础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崇拜神灵、教义与宗教活动、特定的宗教职业者，例如基督教、佛教等。通过分析有神论和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发展过程，牙含章以唯物史观的视角解构了宗教产生的神秘性。
其次，在宗教本质论上，牙含章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尔宗教本质论的批判继承。在《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文中，牙含章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批判继承，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就继承自费尔巴哈“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的论断。同时，牙含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存在的抽象性和脱离现实社会进行的批判，认为费尔巴哈所讲的“现实世界”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而宗教不单单是对一般、抽象的人的反映，更是对关系中的人、社会的人的反映，因此宗教以超人间的形式回到人间，支配着人。牙含章认为，从无神论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将上帝理解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存在，那么上帝的本质就被还原为人的本质，人成为“第一性”以后也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这正是鲜明的无神论观点。
第三，在宗教消亡问题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牙含章既坚定宗教消亡的最终判断，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宗教消亡的时期”。牙含章认为，宗教消亡建立在“当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随着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空前提高，人类全体逐渐认识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全人类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完全摆脱了被奴役的状态”的基础上，只有当宗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消失，宗教才会逐渐消亡。而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就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牙含章认为，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还存在着自然力量对人们的支配，特别是自然灾害对人们的侵袭屡屡发生。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力量对人们的支配，宗教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还存在，任何企图过早地、人为地“消灭”宗教，都不可能成功。这一重要判断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宗教工作的核心绝非消灭宗教，特别是“文革”时期打砸寺庙、以政治运动代替无神论教育的惨痛教训，揭示了必须且只能以思想教育的形式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牙含章对宗教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洞察，为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宗教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四，在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或者说党的宗教政策上，牙含章撰写了我们党首篇全面阐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权威理论文章——《论宗教信仰自由》。文中，牙含章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牙含章认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方面基于宗教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世界观、认识观。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由于人们无法理解宇宙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宗教能为人们的困惑提供直接的答案，为生活中的困苦提供心灵慰藉乃至“来世幸福”,因此马克思将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有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利于“共同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他们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就应当允许他们继续原有的宗教信仰。此外，这篇文章表最初在1959年发表时，不但有力回击了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当时开展宗教民主改革和西藏农奴制改革是在“消灭宗教”的污蔑，更解答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困惑，即为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会允许公民信仰宗教这一疑惑。
与此相应地，牙含章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封建迷信现象，认为迷信盛行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科学知识匮乏，无力解释各种奇异现象，另一方面也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利用，并与宿命论思想相结合。基于这种认识，牙含章强调必须将宗教与封建迷信严格区分对待：针对正规宗教信仰活动，应依法保障其自由，坚持团结信教群众；对于封建迷信等害人骗财的活动，则应当予以打击和取缔。这种区分有助于防止在反迷信斗争中“抓错药方”,避免把正常的宗教信仰当作迷信一样简单粗暴地加以禁止，从而确保宗教政策的正确实施。这一理论区分体现了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的原则。
(二)重视国内外无神论遗产的整理与研究
推动无神论理论研究、整理无神论思想遗产，是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主张充分利用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无神论遗产来服务于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具体有以下内容。
其一，在国外无神论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中，牙含章遵循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提倡翻译出版18世纪法国战斗无神论者的著作，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生动有力的无神论宣传材料。他列举了梅叶、拉美特里、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法国启蒙时代无神论思想家的代表作在我国的译介情况，强调这些世界名著对唤醒民众冲破宗教迷梦有积极作用。同时，牙含章也指出这些18世纪无神论著作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科学、幼稚”之处，主张通过删节、注释和批判继承的方式，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在古代无神论中，牙含章认为，以伊壁鸠鲁学说为代表的古希腊无神论朴素地否定鬼神的存在，尽管他们没能回应鬼神观念出现的原因，但他们在普遍相信鬼神观念的时代体现了进步性。
在《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一文中，牙含章指出，斯宾诺莎在基督教支配西方世界一千多年的禁锢背景和“宗教裁判所”的死亡威胁之下，勇敢地说出除了自然界本身这一存在的实体外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东西，而神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就是神，尽管斯宾诺莎肯定了神的存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定包括上帝在内的超自然存在，这种具有一定妥协性的弱无神论为彼时的西方社会重新点燃了无神论的火苗。牙含章认为，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18世纪老无神论者继承了斯宾诺莎重启的无神论道路，他们在立场上“直截了当地、完完全全地否定了灵魂、鬼神、上帝的存在”,在宗教本质上指出“一切有神论观念和宗教迷信，都是‘骗子们’为了麻醉人民的思想而编造出来的谎言”。牙含章将这一批18世纪的老无神论者称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战士”,以突出他们通过反宗教斗争表达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功绩。
其二，牙含章更加强调要发掘和利用中国本土丰富的无神论思想遗产。牙含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无神论历史遗产的国家”“中国无神论是世界无神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无神论史，当然也是世界无神论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详述了中国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无神论思想及典籍，例如春秋战国时公孟子的“无鬼神”论、战国时荀子的《天论》《解蔽》、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论死》《订鬼》等篇、南北朝范缜的《神灭论》、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说》《天论》、清代熊伯龙的《无何集》等，认为这些不朽著作构成了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无神论遗产。
其三，牙含章还是第一个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自己的无神论的珍贵历史遗产”来开展无神论教育的人，他摆脱过往“以洋为本”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内容局限，开创性地引领了我国无神论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新取向。牙含章主张将散见于经史典籍中的无神论史料加以系统搜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中国无神论史》,作为面向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教材。他断言这样整理出来的中国无神论遗产，在宣传效果上完全不亚于西方18世纪无神论著作。这一主张后来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牙含章在《中国无神论史初探》等文章中，从中国无神论史分期、中国无神论史的研究对象(代表人物)、中国无神论学说的特征等维度整体梳理了我国无神论的发展历史，并提出了中国无神论史研究的基本标准。在中国无神论史的分期上，牙含章将其分为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清时期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五个阶段；在我国无神论史的研究对象(代表人物)上，牙含章开创性地提出：“孔子也是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无神论者，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了孔子的无神论学说而发展下来的。”此外，牙含章认为，选择中国无神论史上的人物时，应以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评判其是否具有无神论思想；在中国无神论学说的特征上，牙含章认为，应当抓住三对斗争关系，分别是“无鬼”与“有鬼”的斗争、“天人”关系的斗争以及与各种世俗迷信的斗争。晚年牙含章仍然亲自负责《中国无神论史》的编撰和修订工作，为中国无神论史研究倾注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主持和与同仁的合作下，两卷本的《中国无神论史》以及多卷本的《中国无神论史资料选编》等陆续出版。
由此可见，善于继承国内外无神论思想遗产并开展系统研究，是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基础和前提。他强调以扎实的理论和史实研究来丰富宣传内容，以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和科学性。
(三)提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在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实践策略上，牙含章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旨在提高宣传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第一，牙含章强调宣传无神论时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牙含章引用列宁在领导苏俄反宗教斗争时的教导指出：“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伤害他们的感情只会巩固对宗教的盲目信仰。”由此可见，他主张在宣传中避免简单粗暴和居高临下，而要以事实和科学道理说服人；反对以政治运动消灭宗教替代无神论教育,坚持列宁提出的“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如此，他坚决反对以往那种将信教群众视作敌对势力的做法，强调要把握好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性质，做到既坚持批判又团结教育，这是无神论宣传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
第二，牙含章指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应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他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无神论教育主要在城市展开，受教育者多为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村和牧区的广大农民牧民很难接触到无神论教育。但我国信教人口中农民牧民占绝大多数，宗教活动在农村和牧区最为活跃。因此，他提出必须将无神论教育的战略重心由城市逐步转向农村和牧区，在广大基层夺取和巩固宣传阵地。这一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农村科普和扫除封建迷信工作，也体现了牙含章“宣传阵地下移”这一主张的现实意义。
第三，牙含章倡导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形式，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传播媒介和文化形式来开展无神论教育。他指出，列宁所说的“思想武器”不仅包括书籍、报刊、报告会、讲演等传统舆论工具，还应当包括戏剧、电影、小说、诗歌、广播、漫画以至幻灯片等文艺手段；历史上，统治阶级曾大量借助戏剧演出宣扬宗教迷信(如各类“鬼戏”“神戏”),无神论者也创作过以破除迷信为题材的戏剧(如西门豹反对“河神娶妻”的故事)来启发民智。牙含章特别关注文艺宣传的作用，他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和见证了戏剧界关于是否上演“鬼戏”的争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适当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戏剧，但更应创作和上演弘扬科学精神、宣传无神论的文艺作品。
第四，牙含章主张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长期化，避免一阵风式的运动式作法。他认为，我国的无神论教育是一项长期、细致、艰苦的思想工作;因此，应当建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主管全国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以保证这项工作有计划、有领导地持续推进。牙含章引用列宁的话警示道，如果错误地认为“宣传无神论只是小事，只需写几篇文章、出几本书，搞一阵子就行了，那就将犯下列宁所说的‘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强调无神论教育是关系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大事，必须有长期战略和组织保障，而不能靠临时热情。他建议在政府或科研体系中设立专门部门或研究会，统筹无神论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资源，形成持续动力。他的著作和呼吁也促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无神论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课题立项。通过组织化推动，无神论宣传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常抓不懈、深入群众，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凝聚人心、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在牙含章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78年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牙含章被推举为副理事长，这为我国无神论教育和无神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与交流平台。从学会副理事长卸任后，他仍长期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见证并参与了我国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建设。1999年，中国无神论学会会刊《科学与无神论》创刊，2000年开始固定举行学术年会，为无神论教育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平台和思想宣传阵地。
第五，牙含章认为我国无神论教育必须与科学普及教育密切联系起来。牙含章认为，一方面，虽然进行科学普及教育不能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但是科学思想中涵盖的天体构造和运行规律、地球的形成及其演变历史、生命(包括人类)的起源及其进化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揭示世界客观存在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教育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都属于无神论教育范畴。
三、牙含章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牙含章的无神论思想及其无神论教育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国无神论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富，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开展无神论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无神论教育并举。
牙含章深刻阐明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无神论宣传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当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承认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另一方面承认任何人都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他明确提出：“向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这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仅没有丝毫矛盾，而且正是全面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论断廓清了思想迷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其当代启示在于：新时代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无神论宣传教育作为落实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应有之义，做到既保障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又理直气壮地开展科学无神论宣传。事实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这与加强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可以说，在新时代坚持无神论宣传教育，既是对牙含章等人无神论宣传教育理念的继承，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客观需要。通过加强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把无神论教育融入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完整全面落实，在全社会筑牢科学理性的思想根基。
第二，直面新媒体迷信现象，夯实基层无神论宣传。
牙含章在剖析宗教与迷信关系时指出，宗教是具有完整教义和组织体系的世界观，而封建迷信则缺乏体系，仅是一部分人骗财牟利的手段。因此，封建迷信不是宗教，不存在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于以迷信诈财者，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听之任之。这一思想对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启迪意义。一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现象搭乘网络平台卷土重来，一些打着“国学”“玄学”旗号的算命、风水、占卜在年轻群体中颇有市场，甚至出现通过网络直播算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短剧等传播风水与各种封建迷信的现象。如果听任这些迷信沉渣泛起，将侵蚀社会的科学理性精神，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必须以科学无神论立场迎击迷信回潮，加大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和科普力度。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手段来揭露迷信危害、传播科学知识，利用互联网舆论阵地及时辟谣破迷、正本清源，以抵制网络迷信思潮的蔓延。二是，我们要加强基层阵地建设，防止迷信和宗教在基层滋长蔓延。当前基层无神论教育相对薄弱，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一些地方宗教迷信活动仍然盛行，宗教渗透、非法传教与封建迷信在部分基层地区交织，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难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这充分表明，加强基层特别是农村的科学无神论教育已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既要将无神论宣传融入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扶持基层开展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文明实践；又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乡村基层干部和党员的科学素养，使其能够担当起宣传唯物论、批判封建迷信的职责。通过政策扶持和体制保障，把无神论教育深入到基层“最后一公里”。
第三，聚焦青年信仰引领，创新无神论宣传教育方法。
青年是党和国家的未来，青少年的信仰状况直接决定着未来社会的思想走向。牙含章等老一辈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者早就认识到，必须面向青少年加强科学世界观教育。这一经验在当代更具有借鉴价值。当前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思潮影响下，少数青年包括重点高校学生对宗教产生兴趣，个别人甚至“投入了宗教的怀抱”。一些西方宗教势力和本土极端团体也把青年作为渗透重点，通过网络社群、校园社团等渠道传播宗教和迷信观念，企图影响青年价值观。对此，要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一方面，强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课外活动中的无神论元素，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融入教育教学主渠道。在小学、中学阶段注重科学常识和唯物主义启蒙，高校阶段开设科学无神论相关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促使大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理论。另一方面，善于运用新媒体和青年喜爱的文化形式开展宣传。例如，通过短视频、短剧、动漫、通俗读物等载体阐释科学无神论，将无神论思想融入文化产品，使青年在润物无声中接受唯物论的洗礼。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和科研平台建设，推出更多面向青年、贴近现实的理论成果，为无神论教育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鲜活的教材。
综上所述，牙含章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科学无神论提供了宝贵启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障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坚决同封建迷信和不良宗教倾向作斗争，注重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关注青少年思想和信仰状况，加强青少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培育坚定的无神论信仰接班人。在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和意识形态斗争愈加复杂的今天，系统梳理牙含章等老一辈学者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具有理论启迪和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1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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