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算命、占卜、玄学已经成为网络话语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如果说在过去，算命占卜只有科学素养低下、迷信思想盛行、愚昧落后的人群才会相信，那么在当下，算命占卜则“俘获”了大量高学历、高知识人群的青睐。这种现象表明，人们对于算命的迷信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特征。尽管有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已经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高知人群仍然会去算命，但仍不能解释清楚为何这部分人群会相信算命。原因在于，现有研究是从外部机制入手来讲述这一问题，这首先就预设了“算命是虚假的”“算命是迷信”的结论，但是相信算命占卜的高知人群恰恰不认可这一预设，他们对于算命的认知是理性的。这表明，深入理解现代算命占卜现象，不能仅停留在过去简单将算命与“迷信”“愚昧”“无知”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必须进一步从外部走向内部，探究其对象人群深层的心理认同机制，从而为提高全社会科学文化素养、破除迷信提供更为准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一、“算命术”的起源及其理论演变
(一)先秦至秦汉：卜筮的早期形态
预测未来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具有的不懈追求，这不仅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也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在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占卜的手段获取“上天的启示”以预知决策的后果，便成为古人无奈的选择。先秦及以前的早期卜筮，总的来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卜筮的内容，主要是与统治者有关的国家大事。
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汉代以前，卜筮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每逢国家大事，必须以占卜以辅助决策。考察汉代以前流传下来的占例，大多数都与政治事件相关，如“董因筮重耳返国”“鲁伐越筮鼎折足”“汉武帝筮伐匈奴”等。
第二，卜筮的过程比较繁复，有一定的仪式和规则。
龟甲占卜是一种早期的占卜形式，它通过烧制龟壳来获得一定的纹路，通过解读这些纹路获取神明对于未来的指引。龟卜作为商周主流占卜形式，其流程烦琐且高度仪式化，一是选材要选择特定尺寸的龟甲或牛肩胛骨，对于龟甲的选取和保存也有特定的规定。二是占卜要由专职的卜者进行，且需配合祷告仪式。三是占卜的结果要专门保存，设立严格的档案制度。四是重大的事件要多次连续反复占卜。《周易》一书中也记载了所谓的“大衍筮法”,以49根蓍草为工具，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步生成爻象,取代了甲骨加工的物理工序，得出卦象，然后根据卦辞、爻辞进行解读。
第三，卜筮的结果存在矛盾性，对于同样的卦象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卜筮本质上是先通过一种随机性的手段收集到一定的符号，然后根据一定的规则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与周易卜筮同一时期还存在风占、星占等多种卜筮方式，其本质都无外乎如此，区别仅在于这些有待解读的符号是卦象、纹路，还是风向、星空。但是，这些占卜解读的方式是多样的，即使是面对同样的符号，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占卜到了“贲”卦，弟子以为“贲”是吉卦，而孔子以“贲”的纹饰之意当作凶卦。显然，这种模糊的预测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无法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真实需求。
(二)唐宋时期：范围的扩大与理论的系统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算命术”日益从官方走向民间，呈现出简约化、生活化、理论化的倾向。一是仪式和推算方式的简化。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内容被引入占卜体系中，这一做法克服了卜筮受制于特定仪式的弊端，大大简化了占卜程序、提高了占卜效率。干支、五行的引入也使占卜的符号解读方式更加统一、规范，干支合为吉，刑、害、冲为凶，五行生为吉，克为凶，这是固定的规则，这样就减小了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发挥的空间，使之更具有确定性。
二是使用范围的扩大，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确定性的增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满足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唐六典》指出：“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占卜决疑是当时民众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宋代关于“六壬术”的典籍《断案》记载了当时占卜预测的实践，其中案例涉及天气、家宅、事业、婚姻、胎产、求财、出行、失物、疾病等各个方面,显示出“算命术”在当时百姓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三是“算命术”开始理论化，出现系统论述“算命术”理论的典籍。唐宋以前，尽管已经有了“算命术”的实践，但其技术仅限于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并未形成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证和阐述的著作。隋唐宋时期是“算命术”奠基性著作产生的时期。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系统阐述了历史上关于五行的基本观点，并将其与禄命术联系起来，总结了一些推算方法。唐代徐道符系统总结了“六壬术”的推算方式，撰写了《大六壬心镜》一书，成为后世术家之圭臬。北宋徐子平系统论述了八字“算命术”,从形而上学根据、基本概念规定、推算方法撰写了《渊海子平》。
“算命术”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内容丰富、整体文化水平提高、技术进步等密不可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期，农业生产占据人们生产的全部内容，此时农业生产中的经验基本上能够指导生活，“算命术”对于百姓来说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其发展自然受到限制。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时间得到解放，能够从事文化、商业等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人们才会想通过占卜的方式获得确定性。另外，隋、唐、宋是科举制创立发展的时期，一方面，科举制的创立给了平民通过学习入仕的机会，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有利于“算命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参加科举的学子的生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激发了“算命术”的生长和发展。另外，造纸术、印刷术等重要技术的进步，也为记载和推广“算命术”的典籍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
(三)明清以降：理论完善与百家争鸣
明、清时期是中国“算命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算命术”不再仅仅是江湖术士谋生的专利，大量知识分子加入“算命术”的“研究队伍”并且著书立说，“算命术”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俨然成为一门专业的“学术”。这一时期研究“算命术”的作品，在资料收集的全面性、理论结构的严密性、论述的思辨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命理学领域的著名作品有明代进士万民英编撰创作的《三命通会》。该书首先论述了命运来源于人的“先天禀赋”之性，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命运之说进行了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论证。“夫命禀于阴阳，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移，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于是有生而富，生而贵者；有生而寿，生而夭者；有生而贫，生而贱者。”其次，论述了用于推算的基本概念，如干支、五行、神煞，阐述其来源、含义、作用。再次，结合日常生活论述常用事项的推算方法，如性情、疾病、官禄、财富等等。最后，该书还收录了命理学领域的重要论文、典籍。后世关于“算命术”的作品，大多也是按照这个体例框架进行论述，呈现出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算命术”内部，存在着观点的分歧和理论的争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特征。例如，明代学者张楠的《神峰通考》一书，就是命理学领域的“论战性”著作，其中批驳了他认为过去命理学中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纵观这些分歧和争论，包括基础理论方面的分歧，例如关于干支作用关系、五行状态、神煞查法等，应用的基础理论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还包括推算方式的差异，例如有学者认为推算命运应当专注五行生克，排斥其他推算方式，也有的学者主张各种推算方式并举、各有所长等等。这些学者在进行辩驳和讨论时，既会援引先哲在形而上学层面进行的原理性论述，也会引用现实的占验案例进行佐证。分歧和争论的存在，也使得“算命术”内部区分开了不同的“范式”“流派”,不同的流派各有其信徒和支持者，例如在八字“算命术”内部，就存在“旺衰派”“格局派”“调候派”等流派。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我国文人学者关于“算命术”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
由于“算命术”的非科学性，各家学说实际上都不可能让“算命术”成为一种稳定的、正确的预测方式。但是，依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它比较信奉并涌入其中。直到今天，“算命术”的理论演进依然“未完结”。比如，有学者结合物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从量子力学的角度对“算命术”做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全息宇宙论”,认为万事万物之间皆有联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包装。还有学者从技术、推算方式层面进行完善，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
综上所述，“算命术”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旨在为人们决策提供参考的一门“预测技术”。同样，社会的进步也为“算命术”的理论完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进入“算命术”研究领域，使之呈现出追求学科化、系统化、理性化的倾向，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外衣”。
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区隔、信息流通不畅、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知识分子对于“算命术”的学理化研究难以被广大群众了解，因此群众对于“算命术”的认知只是停留在非理性的阶段，相信“算命术”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迷信的人。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科学的外衣”却吸引了一批充满好奇的学习者、研究者，算命活动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
二、算命活动的当代表现及其主要特征
提到算命，人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路边摆摊的算命先生的形象。但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算命活动展开的主要场域，算命活动也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样貌。
(一)算命占卜产业规模较大，覆盖市场各个层面
互联网算命超越了过去算命活动受制于地域、时空的情况，可以在线上实时开展。这样，以算命占卜为业的从业者的经营范围也得到扩大。只要有充足的流量，就可以吸引到大量客源。算命占卜行业的产值在互联网时代得到快速发展。据一位经营周易服务平台的老板所言：“中国约有14亿人口，16—50岁的目标用户占比约45%,其中付费用户约16%,他们年均占卜算命最低消费为1000元，合计下来就是一个超1000亿的市场。”不少人看到了算命行业的赚钱能力，纷纷成立从事相关服务的公司，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据统计，2014—2018年，有20家左右的占卜命理类公司拿到投资，最多的拿到2.175亿，其余则在几千万到几百万不等。
算命行业之所以如此赚钱，还与其市场覆盖面广阔有关。简单来说，在每个消费阶层，算命都能找到它的受众和消费者。在当前的算命活动中，一种是面向低端市场的、依托AI技术的程序化算命，消费者只需要在网页上输入所需的信息，程序就会自动进行推算。这种算命模式收费往往比较廉价(大多为38、68、98等数字),得到的结果也相对模糊。但是，由于收费价格比较低廉，不少人抱着试一试或者娱乐好奇的态度也会进行付费。这类算命往往通过“走量”进行盈利，它们的广告遍布互联网各个角落。例如，在百度搜索中输入“算命”二字，就会弹出相关的链接。而且，在其他的一些网站上，也会存在引导至算命网页的信息或广告。
另一种则是走高端路线的算命产业，算命先生凭借掌握的“算命术”技能进行人工算命。这种算命模式由于和消费者进行近距离、一对一、针对性交流，得到的结果相对比较具体。同样，这种模式收费也比较高，根据算命先生的水平、名气、服务时长等因素，费用有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一些涉及重大商业决策的占算甚至可以开出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天价。购买这种算命服务的，往往也是物质条件比较宽裕的群体，例如公务员、医生、律师、企业主等。比较而言，人们对于第二种模式的认可度比较高，认为“更有技术”“更准确”,而认为第一种模式只是“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有些对于算命有长期需要的消费者，还会与信任的算命师傅建立起包月包年的持续联系。很多新闻报道中揭露出来的政商人员所接触的算命师傅，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这类算命从业者往往经过客户的口耳相传积累了较大的人脉关系网，社会地位较高，也容易收获大量财富。有些政商人员甚至可以通过算命师傅构建一定的社交圈。
(二)形成固定社群，开展算命学习、交流活动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书的发展，使中国古代与“算命术”相关的典籍得以被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少人因此认为，由于存在文献的支持，“算命术”是真实存在的，有学习的价值。这些相信“算命术”真的存在的学习者，以论坛、群组、公众平台为依托，组建学习社群，进行拜师、收徒、授课、教学等活动。“算命术”的学习社群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心化的，是以业内有一定声誉的算命师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学习社群，算命师傅充当老师的角色，而其他学习者则是徒弟、学生。另一类是去中心化的，是学习者自己组织起来的交流性学习论坛，学习者会在群里分享学习心得、交流占算体会等等。
“算命术”教学本身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不少算命师傅在开展算命业务的同时，还开展算命技术的教学业务。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算命教学的收入比算命业务本身还要赚钱。算命教学的价格也取决于产业模式、师傅的技术水平和知名度等。有的算命教学是“走量”的，通过建立群聊、购买广告，积累大量的流量，从而在单价较低的情况下获得大量收入。有的是师傅个体经营的，由师傅自己亲自教学，因此收费较贵，几日的课程收费能达到数千乃至数万元。
算命教学和算命本身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有着“神验”经历的求测者往往会对“算命术”本身产生兴趣，认可“算命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萌生学习“算命术”、掌握自身命运的念头，随后参与“算命术”的学习社群。另一方面，参与算命技术学习活动的人，往往也是“算命术”的忠实信众，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惑、迷茫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技术不佳，难以为自己解惑，也通常会寻求专业算命师傅的帮助。也就是说，算命活动的求测者和学习者具有极高的重合度，两类角色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算命学习与算命实践的紧密结合，提升算命活动的用户黏性，也强化了算命者对于“算命术”本身的信任。
(三)算命人群的年轻化、高知化、理性化
当前，算命人群越来越年轻化。有学者研究测量了国内最大算命论坛的年龄分布，发现平均年龄在27岁，证明当前网络算命群体以青年人为主。笔者通过对一些算命技术学习社群的调研发现，在“算命术”的学习者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甚至还有一些高中生。年轻人往往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更容易接触到“算命术”等玄学，并且由于年轻人对互联网比较熟悉，能够迅速找到相应的互联网社群、与其他“算命术”学习者建立起联系。
根据一些相关研究和报道，算命占卜的主要受众是具有高学历、高知识的人群。据一位长期从事算命预测工作的从业者所说，他服务的客户基本属于“中产以上”,涵盖企业管理人员、公务员、大学老师、医生等职业。而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算命先生，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较好的古文阅读能力，并且不少有大学以上文凭，还包括一些海归硕士、博士等。此外，在面向社会招生的一些以“算命术”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班，主要面向的也多是从事企业管理、法律、公务员等行业的“社会精英”。这些现象都表明，当前从事算命活动，无论是实践还是学习，都出现了高知化的现象。
与受众年轻化、高知化相对应，当前算命活动的另一特征是理性化。如前所述，当前与算命活动相关的人是具备一定程度科学知识素养、批判性思维、理性认知能力的人群，他们对于算命活动的态度不再是“盲信”,而是有甄别、有选择地相信，服务于自身的理性目的。求助于算命的求测者，并不指望“算命术”能够帮助自己发财、改命，而只是希望解决特定时刻的具体问题，例如一次面试自己会遇到哪些困难、应该如何提前预备等等。而算命技术的学习者，其目的也只是掌握一门观察自己命运的方法，对于人生能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实现趋利避害。在当代人看来，求助算命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而是更好地选择努力的时机和方向。
出现这一现象不禁令人疑惑，为何科学素养高、知识储备丰富的人，也迷信算命?事实上，现代人愿意去相信算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认为算命是迷信，而认为算命是“科学”。这里的“科学”不是一些研究提到的“电脑算命”“科学算命”,即借助现代科学手段的算命，而是认为“算命建立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有学者通过调研收集到的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门科学，它是咱中国多少年来留下的宝贵遗产。它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风水学的都符合物理规律。不是迷信，千年流传下来，肯定有它的价值。’”一些从事算命行业的从业者，甚至拿出现代物理学的成果背书。他们认为，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发展证明了“算命术”的合法性。其中，量子力学确证了“天人合一”,卦象尽管与个人的事件之间不存在经典力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却存在纠缠关系，因而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相对论的时空观则表明，卦象所显示的信息不再是毫无根据的未知存在，而是在其他时空已经成为现实的已知存在，故算命的内容是客观、确定的，不是猜测、想象的。
正是由于这些观点的存在，围绕算命学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潮，两者都认为对方是错误的、迷信的、愚昧的。反对算命者自不必多说，而认可算命者往往从算命的理论基础、自己的实际算命体验出发证明算命确有其事。这表明，人们相信算命的心理机制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过去的非理性、非科学式的“迷信”转变成为理性的、认同其是科学的“相信”。这种转变意味着，想要通过说服教育说理的方式让现代人放弃算命迷信，不能停留于外在的批判和分析，而是深入其理论内部，讲明白“算命术”的非科学、伪科学本质，由此才能提高反迷信教育水平、树立真正的科学思维、提高科学素养。
三、“算命术”的伪科学本质
“算命术”所谓“科学”的外衣无法掩盖其伪科学的本质。“算命术”看似理论基础无懈可击、推算方式严密合理，甚至凭借反馈体系提供“验证”,但通过细致分析会发现，这些能证明其“科学性”的依据都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算命术”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具有迷惑性的伪科学。
(一)理论基础的矛盾性
“算命术”之所以认为命运可以把握，乃是出于主观设定的“先天禀赋”论和“天人合一”论，其理论本质乃是认为特定时空形成的符号可以同步反映人的命运走向，现代人又为其提供了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外衣。但是，以“先天禀赋”论和“天人合一”论解释“算命术”的合理性，会陷入自相矛盾。
“先天禀赋论”认为人的出生时间能够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因而通过出生时间来排出“八字”“命盘”或“星盘”来进行推算。但是，如果不同的人皆在同一个时间出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有着相同的禀赋，因而具有相同的命运?这就是“算命术”圈子内有名的“四同八字”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出生时间相同、具有相同八字的人，确实具有大致相似的命运，只有大小、数量的区分。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实例的反驳，相同时间出生的人，从事的行业、贫富的层次、身体健康状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还有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存在四同八字的问题，是因为出生时间还不够具体，只能精确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倘若精确计算到时、分、秒，那么就足以精确的预测命运了。这一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在事实上否定了当前“算命术”的科学性，因为这一观点实际上肯定了“仅凭出生年月日时算不准命运”,在“算命术”尚未开发出更精确的模型之前，它都是错误的、无用的。
目前较有影响力的“辩解”来自清朝的纪晓岚。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则同八字不同命运的案例，一为他的侄子，一为他的仆人之子，两者出生年、月、日、时、分甚至秒都相同，但一个是官贵后代，一个是奴仆之流，命运明显天差地别。但是纪晓岚观察到，他的侄子虽然出身很好，但很早就去世了，而他的仆人之子却非常长寿。纪晓岚据此认为，人的出生时间规定了人的命运的“总量”,但这个“总量”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不一定的，任何人生的好运气都是对这个“总量”的消耗，当“总量”耗尽的时候，人的好运就没有了。“岂非此命所赋之禄，只有此数。侄生长富贵，消耗先尽；奴子生长贫贱，消耗无多，禄尚未尽耶?”具体到纪晓岚自己的案例，他的侄子和仆人好运气的“总量”是一致的，只不过自己侄子用到了出身、官贵上，而仆人用到了长寿上。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解释有力，但纪晓岚此举也是对当前“算命术”的否定。原因在于，当前“算命术”依然只是在用出生年月日时推断人的命运，并不能知道这些好运都应验在了何方。如果不知道应验的位置，那么谈何知晓命运呢?有一些算命从业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应该引入其他的变量来进行测算，例如方位、穿衣服的颜色等。但是这又会产生矛盾，因为这种解释只适用于从业者个人，不适用于从业者整体，假设有两个相同八字的人分别找到两个算命先生进行测算，由于两个算命先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必然是用一般的方法进行推算，得出相同的命运，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命运肯定是不同的。
“天人合一”论的问题与“先天禀赋”论类似。即使我们肯定“天人合一”论的前提，即从特定时空的卦象中确实可以推断出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卦象不同的人来问相同的事情，又该如何处理?有的从业者还是说要找其他的变量，例如出生年份、性别、方位等，但是假设两个从业者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面对同样卦象的同样问题，还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吗?这样一来，如何保证推算结论的科学性和唯一性呢?
(二)推算方式的不确定性
“算命术”推算用到的符号体系是一种复合式的、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概念系统，这种符号体系的好处是在理论上可以算到所谓的“细节”,也就是吉凶应验的具体情景，这种宣传能够吸引大量对“算命术”感兴趣的人去学习、研究、尝试。但是，这种宣传只能是理论上的，理论上能做到不代表现实中也能做到。在“算命术”实践中，符号体系的复合型和多重性反而成为“算命术”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
一是个别符号本身的不确定性。在“算命术”中，单独的一个符号有着多重维度的象意，有些象意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以符号“官鬼”为例，它的象意有压力、疾病、疼痛、限制、官运、职位、丈夫等。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官鬼符号，可以同时代表吉或凶的信息，代表疾病就是凶，代表官运就是吉。那么，在实践中如果占到“官鬼”,究竟是说这个人有官运呢，还是这个人有疾病呢?没人知道。
二是符号组合的不确定性。在“算命术”中，即使单独符号意思确定了，符号组合也有不确定性。以符号“白虎”为例，它在“算命术”中代表疾病、伤灾、凶丧，如果占到了“白虎”,是大凶之兆。但是，在“算命术”理论中，“白虎”的用法也有变化。假设白虎受到克制，那么就没有那么凶。这似乎比较明确，但是如果将“白虎”和“旺衰”组合在一起，就没有那么明确了。有的观点认为，“白虎”与“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代表这个白虎力量很大很凶猛，这时候白虎是最凶的，伤人是最严重的。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白虎”与“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代表这个白虎处于“饥饿”的状态，这时候白虎才是最凶的，反而“旺”的白虎代表这个虎是饱食状态，是不会伤害人的。之所以有这两种相反的观点，是因为旺、衰取用了不同的象意，前者是从“力量大小”的角度理解旺衰，而后者是从“饱食程度”的角度理解旺衰，从理论上说，这两个说法都是成立的，但是又相互矛盾。如果用这种理论来指导，不可能得出确定性的结论。
三是符号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算命术”认为，相同的卦象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时代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在实践中，这也会造成推断的模糊性。例如，如果一名有官之人来占卜，算到了“官鬼”,不代表他会生病，而是说要升官。但是，如果一名没有官职的人算到了“官鬼”,就代表这个人要生病。问题在于，这要求对于问卜者信息的全面了解，实际上是把占卜流程无限复杂化了，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行。这就决定了，尽管“算命术”理论看似完善，但实践中仍然是凭借感觉来“猜”“蒙”,根本用不上这些理论所宣称的复杂性。
在“算命术”实践中，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从业者宣称自己能够精准的预测命运，并且拿出相关案例作为支撑。但是这些案例对于其他从业者来说都不具备复现的意义，因为不同从业者对于符号的理解不同、用法不同。在多种符合“算命术”推算方式的思路中，往往只有一种对应现实的结果，但在结果发生之前，谁也不知道哪种思路能够对应。因此，据不少“算命术”的学习者反映，在现实占卜实践中经常存在“不确定”“不敢下判断”“断不准”的情况，经常是“事后附会有理有据，事前拿到卦不知如何下手”。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算命术”的符号和运算法则本身相互矛盾却又各自自圆其说，令人无法捉摸。不少自称“神算”的从业者，也只不过是把自己“算对”的案例拿出来大肆吹嘘，有模有样地进行“讲解”和“复盘”,而对于错误的案例只字不提。显然，这种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多重解释性的推算方式，并未将“算命术”变得更科学，反而使其距离科学越来越远。
(三)验证手段的模糊性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取性或可检验性。”所谓“可证伪性”是说，一种科学理论必须是可推翻、可错的，否则就不是科学。例如，神学就不是科学，因为神学宣称的上帝、神明都无法通过经验来证伪，故而只能称其为一种信仰。以这种标准来看，一些自称为“算命”的技术确实达不到这一标准，这可以用心理学所指出的“巴纳姆效应”来解释。这些算命技术只提供比较抽象、宏观的答案，谁听见都会觉得说的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证实或证伪，故而只能被看作一种娱乐方式。但是，我们上述分析的、看似“科学”的“算命术”,却不受到这种批判的影响。这种“算命术”宣称，自己测算的结果都是可证伪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因而具有科学性。这种说法从直观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因为算命从业者给出的每一条判断，确实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确认。但是从“算命术”的实践来看，即使算命先生天天算错，依然有忠实的信徒相信“算命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中缘由，除了上文提到的“算命术”的科学外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验证手段的模糊性。
第一，正如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言：
“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科学家的脸皮很厚，他们不会只因为事实与理论相矛盾就放弃理论。他们通常发明某种挽救假说以说明他们届时称为只是一种反常的东西。”理论对于任何负面案例都是有一定承受力的，当理论出现否定性的案例，不一定代表理论的失效，而是可能存在该理论之外的变量。只要这一理论寻找到问题所在并进行修正，理论还是有效的。其实，上文中提到的各种不确定的推算方式，都能为其错误的推算结果提供补救。例如对于符号的理解存在偏差、对于事情的背景认识不清、忽视了问卜者的其他信息等等。这样一来，即使出现了错误，但只要找到理由，都不会被视作对“算命术”的挑战。
第二，以从业者的角度看，不能区分占卜的结果是“算出来的”还是“猜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人有多种方式认识世界，这些方式都可以得到具有一定准确度的结果。例如，村里的老人凭借经验往往能预测村中大小事务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日常生活中的预测行为中，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理论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是“算命术”作为一套完全独立的语言系统，与经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预测行为却不能不和经验发生关系。这就意味着，对于从业者来说，有两套预测模式，一种是“算命术”的理论预测，一种是经验的直接预测，而经验预测可以为“算命术”理论预测提供补充，甚至可以主要采用经验预测。例如，来问事的人，必然是心里没有底、没有把握的，因此，预测为凶的概率往往要远高于为吉的概率。这样，其实抛开“算命术”理论，人们瞎猜的准确率都能达到一半以上。对于从业者来说，由于这两套体系都在他的大脑中，他实际上没有办法说明是算对的，还是凭借经验蒙对的。
第三，从问卜者的角度看，不能区分占卜正确的结果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在现实中，一个从业者会服务于多个问卜者，从业者即使算不对，也有蒙对的时候，这样一来，由于数量基数的存在，一定会有问卜者遇到完全说中自己过去经历的“神验”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打破了常识，往往会被问卜者过分宣扬，而忽视了更多、更沉默的算错的经历。结果就是，被算对的问卜者会以为自己遇到了“大师”,而没有这种经历的问卜者只会觉得自己还没有碰见“大师”。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有着“神验”经历的问卜者，据她所述，对方仅凭自己的八字，就说出了她的性格、职业、人生轨迹，甚至连结婚、参加工作的时间点都说的分毫不差，令其震惊。但是当她推荐一位朋友去预测的时候，对方则算得一塌糊涂。
综上所述，由于理论基础的矛盾性、推算方式的不确定性、验证手段的模糊性，“算命术”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具有迷惑性的伪科学。
四、以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御“算命术”的精神诱惑
“算命术”的当代形态表明，科学理性想要战胜算命迷信并不容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在科学文化素养和理性品质得到提高的同时，迷信也在采取更隐蔽、更有迷惑性的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反迷信教育如果仍仅仅停留在讲授最基本的科学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无法真正破除迷信现象。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抵御“算命术”的精神诱惑，才能引导理性、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风气。
一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清楚算命的本质与作用。如前所述，“算命术”是古代人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发达时期试图认识世界变化规律、预测未来的一种尝试，其产生、发展、推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社会文化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是人类原始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算命术”的理论并不神秘，是可以用理性加以了解和认识的，历代算命大师，如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也不是超出常识范围的“神人”,而只是算命技术的掌握者和运用者。此外，历代算命研究者也并未将这一门技术推向完善，其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冲突，其准确率和实用性实际上并不高。而纵观历代“算命术”实践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算命术”在事前指导实践的意义并不大，只有事后反观时，才能验证当时所谓的“正确”,这意味着求助于“算命术”的人并不能得到有用的结论，而只是得到了心理安慰。因此，历史地看待“算命术”,就会认清“算命术”的实际作用，不会对其产生过多的期待，将其视作实现人生成功的灵丹妙药。
二是要推动科普走向深化。通向算命的路，不是愚昧无知造就的，反而是由于科学知识普及不足造成的。当前亟须提高科学知识普及水平，推动科普走向深化。一方面，要注重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培养。科学被视作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科学理论作为科学活动的结果，往往被认为是正确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科学理论不能等同于科学本身，因为具体科学理论的科学性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故不能将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奉为圭臬。驱动科学理论发展进步的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即批判性的思维和假设、实验、对照的方法。普通人可能并不从事科学理论活动，但也可以树立科学的思维和掌握科学的方法。一些伪科学之所以能以科学之名取得不少人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为这些人只相信特定的科学理论(可能也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而不用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进行反思和验证。要注重培养人的科学批判精神，从而有效辨识伪科学理论。另一方面，要重视科学前沿理论的教育。科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很多理论都不像经典理论那样可以用生活中的例子与常识来把握，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距离现实生活比较远，但是它们又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这种特点使科学理论极易被庸俗化，被各种伪科学所利用，变成宣扬“伪科学”的工具。
三是提高反迷信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往的反迷信宣传，侧重于讲述“迷信是错的”“迷信的严重后果”,但没有讲明白“迷信为什么是错的”“这个为什么是迷信”。其实，迷信之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迷信，总是出于一定的理由，如果不能从根部消除迷信的心理土壤，那么反迷信宣传就难以见到实效。在实践中，很多人往往相信“眼见为实”,一旦亲眼看见或体验了神奇的现象，就不再相信纸面上的宣传。但是，这些所谓的“神奇的现象”通常是别有用心之人有意为之，或是通过“广撒网”的手段来筛选潜在人群，都无法经得起深究。倘若潜在受众有了基本的警惕性，保持足够的耐心，不轻易相信，反复验证，伪科学一定会露出马脚。因此，要通过更加鲜活的案例，揭露伪科学从业者背后的把戏、神奇现象的来源，让群众更直接、感性地认识到伪科学的欺骗性和渗透性，如此才能让群众时刻对伪科学保持警惕，避免被个别表象所迷惑。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1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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