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划分世界市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纷纷扩军备战，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时代背景正经历从和平发展向革命战争的深刻转变。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思想家，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考茨基的思想观点在不断地演变，逐步从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深入探讨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及其存在的问题，认清其马克思主义观在时代风云变幻中蜕变的原因，对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切实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观蜕变的理论根源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证化
考茨基一生写过很多阐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质疑。但他在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证化了，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具体科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向科学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抽掉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灵魂，把哲学简化为实证主义，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经济学和历史观。考茨基在答复俄国工人本迪阿尼泽的信中指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门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一切哲学的终结”。在他看来，哲学“努力确立思维在世界进程中的统一，这是科学所不能证实的统一”。而考茨基的这一片面认识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其所批判的旧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古典哲学的终结”“宣告一切哲学的终结”的真正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是指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的哲学，这种哲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消灭哲学”指的是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现实活动，对旧哲学的批判也是建构新哲学的过程，是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二是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否定了其世界观意义。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考茨基把唯物史观当作方法来谈，而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唯物史观基本上被排除在他的论述之外，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与此同时，考茨基还对唯物主义方法作了实证主义的解释，指出唯物主义方法是“以经验为根据、以研究我们的经验中各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的方法”。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在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精神品质、思想方法和思维习惯，不同的哲学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不同的指导意义。考茨基通过否定哲学的世界观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经验科学、实证科学。这不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把阶级性与人民性相对立起来。这就在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具体科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抽象化
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考茨基口头上并不反对这一点。他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大，是因为这一学说中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为一体。”但考茨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在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过程中，也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变得抽象化，事实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考茨基一生的思想观点呈现出一种抛物线式的轨迹。当考茨基走向马克思主义时，他的革命性也能朝着具体化的方向发展。从1905年俄国革命到1909年发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考茨基一生中革命观点比较鲜明具体的时期。当他的思想观点开始摇摆，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对立面时，他也相继走向拖延革命、阻挠革命、反对革命、攻击革命和污蔑革命的阶段。有趣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阶段，考茨基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特征的革命策略；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考茨基的思想和观点却逐渐将议会斗争和“纯粹民主”推向了极端。
当考茨基还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给无产阶级革命设置了严格的“科学”障碍，秉持的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革命态度。在这一时期，考茨基在谈无产阶级革命、罢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时，都要列出几条极其“科学”“严密”的条件，实际上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能动作用。当考茨基朝着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发展的时候，他给无产阶级革命设置了“民主”和“人道”的障碍，秉持的是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相同的理念，事实上成了资本主义的同路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考茨基开始阐释他的“超帝国主义”概念，宣传和平假象以哄骗群众，拖延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忽视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积极为“保卫祖国”进行辩护，并大力倡导与资产阶级政府有条件的合作，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认为第二国际的任务是“为和平而奋斗，在和平中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德国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良机。然而，此时的考茨基却展现了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过渡经济”理论，试图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考茨基转而公开反对和抨击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他极力倡导“纯粹的民主”,否定了民主的阶级本质。在列宁看来，此时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晚年的考茨基，更是以“恐怖主义”“反革命”等词汇来污蔑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认为世界革命“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敌人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甚至号召苏联内部的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庸俗化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处于和平发展的阶段。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们的日常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茨基的发展观也带有这种时代烙印。他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曾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信奉者。从考茨基一生的理论活动来看，他并没有真正摆脱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种带有达尔文进化论色彩的发展观，是他在发展观问题上落后于时代的根源。在1899年的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康·施米特的言论引发了考茨基的共鸣：“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宁愿用准确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进化’概念取代‘辩证法’。对工人们来说，‘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倍倍尔诉求于伟大的达尔文的精神，我们离达尔文比黑格尔更近。”
在这种受进化论影响的庸俗发展观的影响下，考茨基未能真正把握事物运动过程中对立统一的本质，未能领会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运动”的机制，因此将发展简化为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考茨基的文章中频繁出现“自然而然”的话语。这种频繁出现的口头禅，实际上揭示了他在规律面前所持有的消极态度。考茨基写道：“顺应的各种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都是一个有机体，即‘自我’。这就是肯定，就是‘正题’。自我的周围世界出来与自我对立，这就是‘非我’,就是有机体的否定，就是‘反题’。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过顺应而对有机体重新肯定，就是‘合题’。”虽然考茨基在发展的问题上看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但他认为扬弃“正题”“反题”而达成“合题”的过程是一种“顺应”的过程，把发展简单地看成是数量的增长和循序渐进的进化，而没有看到发展过程中随着量的积累必然发生的质的飞跃和渐进性中断。
考茨基对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设想，充满着这种庸俗进化论的倾向。他倾向于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理解社会进步，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先进的技术必将取代落后的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并认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进步。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充满着一种宿命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色彩。考茨基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民主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质的飞跃过程，而是在现有的民主体系之上进一步扩大其参与人数和范围，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
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考茨基在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虽然在辩证法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但还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也是阅读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后，才开始实际地研究阶级斗争的。但是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派与左派的分歧产生以后，考茨基的思想观点就开始摇摆不定，在右派与左派之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虽仍在口头上标榜马克思主义，宣称坚信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但这些早已沦为他掩饰真实立场的空洞口号。在实际主张与具体行动中，他刻意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对立，回避阶级矛盾的本质性冲突，转而将“和平主义”与“纯粹民主”奉为理论评判的标准。他鼓吹超阶级的“普遍利益”,模糊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其学说最终彻底堕落为脱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发展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与实践品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全面阐发他的“超帝国主义”论，粉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放下“批判的武器”,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宗旨。考茨基认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都是勉勉强强地被拉进去的”。因此，没有人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每一个国家都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战”。他还声称，国际工人组织只是和平时期的工具，在战争状态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参加这种保卫，任何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因此责备别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将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瓜分世界、争夺霸权的矛盾，刻意歪曲为民族间的生存冲突。考茨基的这些充满着阶级调和色彩的言行，迷惑了朴素的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抗与战争，让各国无产阶级在彼此之间的战争中相互削弱力量，严重阻碍无产阶级革命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考茨基极力阻挠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他希望德国能在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下结束战争，幻想通过这种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和平状态”,完全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鼓吹“超阶级”的“纯粹民主”,抹杀民主的阶级性，将民主与专政绝对对立，污蔑专政就是“个人独裁”“消灭民主”,而“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这种论调的实质，是用人数多寡的表面现象掩盖民主的阶级属性，刻意回避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权力始终被少数剥削者掌控的事实。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在其晚年，考茨基更是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抽象的“和平”标准取而代之，愈发狂热地鼓吹超阶级民主，彻底沦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二、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观蜕变的主观因素
考茨基机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客观性，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必然产物。但他个人的某些性格因素与政治弱点，也是推动其机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不强
考茨基一生的思想轨迹，始终带着浓厚的外部影响印记，在外界和他人的影响下而不断演变。他的父亲约翰·考茨基“始终抱有捷克民族思想”,受其父亲的影响，青年时期的考茨基成了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产生的各种思想流派，持续重塑着他的理论立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点燃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促使其在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达尔文的进化论、路德维希·毕希纳与恩斯特·海克尔的机械唯物论，使其思想转向科学主义框架，成为达尔文主义者；1881年在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结识后，他正式踏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道路，一度成为第二国际公认的“正统”理论家。1883年起，他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凭借渊博的学识与高产的著述，成为第二国际的核心理论家，其理论阐释一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读。然而，在阐释与传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考茨基自身并未构建起具有鲜明立场、坚定信仰与独特风格的自主理论体系，缺乏在复杂局势中坚守原则的理论勇气与判断能力。因此，在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与革命派的对立日趋尖锐时，考茨基未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作出独立判断，反而在两派博弈中选择“中间道路”,并最终在其好友伯恩施坦的影响下，滑向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机会主义深渊。
跟不上时代变化发展的步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殖民统治与掠夺攫取高额利润，获得了收买工人贵族、分化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由此在工人贵族中滋生的修正主义，也随之发展为一种国际现象。
考茨基未能正确认识这两大新的时代产物。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未能洞察帝国主义的本质，仅将其视为工业资本“情愿采取”的、与实力相关的偶然政策，还提出通过“超帝国主义”就能克服相关问题。他忽视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核心事实，导致在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时缺乏思想准备，无法成为新道路的开辟者与引领者。在修正主义问题上，尽管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施坦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他未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仅将其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渗透，认为其“转瞬即逝”且无实质影响。这种对修正主义危害性的认知不足，使他无法跨越这一障碍，未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片面认知，决定了考茨基无法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最终在历史浪潮中显得消极被动、力不从心。
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不足
考茨基所处的历史条件固然艰难复杂，但作为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其未能在困境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路径，暴露了其实践能力的局限。在阶级对立尖锐的社会环境下，折中主义与进化主义构成的学说体系，本身带有唯唯诺诺的妥协特质。考茨基的学说体系始终贯穿着左右调和的核心逻辑。他提出的政策主张，首要目标是维护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表面团结。这种无原则的“团结至上”,使其虽在形式上标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实则在资强社弱的历史阶段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蔓延。他既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般直言不讳的理论勇气，也不具备与资产阶级直接斗争的实践魄力，更缺乏在革命时机来临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决断力。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与政策，多为脱离现实的抽象设想，既缺乏具体针对性，又难以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实践方案，只能沦为掩盖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斗志的空洞说教。
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应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前提
考茨基马克思主义观蜕变的根源，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不彻底、不坚定。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进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动摇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更应该筑牢哲学根基，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动摇，才能保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真正懂得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统一起来、阶级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经典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认清问题和矛盾的本质，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面临的挑战，不断制定出新举措、采取新办法，从而总结出新经验、概括出新观点、提炼出新论述，更好地阐释新时期的时代特征、精神面貌、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解决时代难题、解答时代困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始终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不动摇
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是关于人类社会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这一科学性以批判性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表现在对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批判上，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精神实质上。“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守住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本质要求。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深入学习掌握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永葆革命精神，敢于直面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新矛盾，勇于批判各类错误思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坚定斗争立场、创新斗争方法。唯有如此，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科学的理论品格与鲜明的革命底色，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焕发新活力。
始终坚持彻底的理论与自觉的实践相统一不动摇
彻底的理论与自觉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没有彻底的理论作为指导，实践就会因自发性的膨胀而走向庸俗堕落；而理论即使再彻底，如果离开自觉实践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也会变成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理论体系，自觉的无产阶级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形式，两者统一于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推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认为它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成果”。从广度上看，马克思主义描绘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所有领域，并把它们有机联系在一起。从深度上看，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人们解答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是怎样存在的、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如何正确改造世界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过程上看，马克思主义聚焦于现实和实践的运动变化发展，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深化规律认识，不断地开辟新道路，合理解释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的关系。从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立足点不是代表部分人利益的市民社会，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自觉的无产阶级实践。与思辨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是个人本位的、自发的实践，而是人类社会实践，是客观的、共同的、普遍的实践，这种实践“内含着对于理论的需求，因而是自觉的，以崇高的理想追求为目标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性投入无限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永恒价值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由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的阶级，所以只有立足无产阶级利益的实践，才能代表人类社会的未来，才能把个人的实践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琐碎的、零散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找到凝聚力量、汇聚共识的核心灵魂。
理论的彻底性离不开实践的滋养与检验，实践的自觉性也离不开理论的引领与规范，这种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党的理论创新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确保创新不偏向、不走样，又要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摒弃过时的个别论断，突破思想的固化藩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党的初心使命之“正”,守人民根本利益之“正”,创实践发展之“新”,创问题解决之“新”,创文明进步之“新”,让理论创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而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与引领力，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不动摇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阐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立场，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用超阶级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价值追求，具有广泛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鲜明底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这一原则深深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以坚定的阶级立场守护人民利益，以深厚的人民情怀践行阶级使命，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进入新时代，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实践特质。从理论维度看，它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核心理念，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实，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入理论创新的全过程，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始终兼具明确的阶级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从实践维度看，这种统一具象化于党的各项工作与行动之中。新时代坚持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为我们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引领民族复兴航向提供了根本立场和清晰的价值导向，确保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不偏离正确方向，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结 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穿越时代风云而永葆生机，关键在于其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频。考茨基思想的蜕变警示我们，理论创新一旦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与基本原则、脱离时代的实践需求，就会丧失生命力。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理论创新面临时代变革的新挑战，理论创新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迫切。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动摇，筑牢理论创新之基，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不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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