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历史动因
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历史坐标系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犹如暗夜火炬,照亮了全民抗战的精神版图。 当侵略者的铁蹄纵横华夏,半壁河山尽染血色;当中枢抗战意志趑趄于战和歧途,领导核心渐失统摄之力;当草野未苏家国大义,救亡共识仍如雾里观花——这种外患、中枢、民气三重断裂的危局,恰恰凸显出政治动员的战略价值。 中国共产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为纽带,通过意识形态启蒙重塑民族精神脊梁,凭借组织网络重构社会动员经络,依托利益调整熔铸抗战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分散的历史势能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历史合力。
(一)多维危机的民族生存困境使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具备迫切性
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迫使其推行“以战养战”政策,通过掠夺东北、华北的煤矿铁矿等战略资源维系战争机器,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瓦解民族文化认同。 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形成恐怖统治的暴力机制。 国际政治层面,西方列强基于远东均势考量构建起实质性的绥靖体系。 英国为维护在华及远东利益,对日本扩张采取一系列姑息迁就的政策,牺牲他国权益。美国通过确定《中立法案》,虽标榜“中立”,实则限制中国获取军援,没有“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当1933 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该组织因大国推诿丧失制约能力,导致中国陷入战略孤立。 在此双重压迫下,中国陷入战略孤立,民族存亡危机作为“社会整合的催化剂”,迫使中华民族转向内部动员,凝聚全民抗战力量,为持久抗战奠定基础。
(二)民众抗日热情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催生可能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论断在抗战初期展现得尤为鲜明:上海抗日救国会制定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的计划打击日本气焰,东北义勇军构筑起自发的游击战线,北平学子掀起“一二·九”救亡浪潮等。中国共产党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把握历史契机,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 年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一致起来积极地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同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集结了全部上海人民的力量,“人民给予了精神力量,人民给予衣、食、枪炮弹药,人民还与之并肩作战”。1937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民族利益与阶级解放结合,让“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三)历史经验累积的动员能力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注入能动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锻造的动员能力,是抗战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核心动能。 大革命时期,党在工人运动与农民协会建设中初步构建起动员框架,通过创办夜校、报刊宣传、建立农会等形式开展政治动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推翻包工制”“加薪减时”的实践口号,使抽象的革命目标与民众利益直接关联。这种将政治诉求融合经济诉求的动员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得到深化发展。中央苏区通过土地再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推行文化扫盲等工程,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赤卫队与少先队为延伸的动员模式。当抗战烽火燃起,这些经验迅速转化为民族救亡的动员资源:阶级话语升华为民族大义,土地革命的“诉苦大会”转型为控诉日军暴行的群众集会,《新青年》等报刊对革命形势的宣传报道演化为《解放日报》等对抗日时局动态的宣传。尤为重要的是,党在保持农民动员传统优势的同时,还通过“三三制”政权吸纳社会精英,借助减租减息政策缓和阶级矛盾。 这种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体现在策略层面的灵活变动,更在于构建起以民族解放为价值共识、以群众路线为组织纽带、以利益调整为现实基础的动员体系,为持久抗战注入了不竭动力。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历史实践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此,党开展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治动员工作。 从筑牢全民抗战意识形态基础,到完善抗战动员执行体系,再到利益联结强化社会共识,每一项举措都紧密围绕抗战大局,旨在将全国人民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勇拼搏。
(一)通过系统化、多维度的宣传教育筑牢全民抗战意识形态基础
在政治动员的宏大工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大众化文化宣传实现了社会动员的广度覆盖,更以扫盲教育为抓手强化了思想启蒙的深度渗透。当根据地民众在识字课本的油墨气息中理解家国命运时,国际舆论场域的战略传播也在同步展开。这种内外联动的宣传教育体系,既在根据地内部形成从文化感染到知识普及的认知进阶,又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搭建起立体传播网络,最终构建起横跨国内国际、贯通知识阶层与基层群众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
第一,大众化文化宣传。作为抗战时期最具穿透力的动员策略,大众化文化宣传通过多维度的文艺载体构建起全民抗战的精神图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构建起立体化的文艺动员工程。 首先,标语口号作为核心动员手段,以简明韵律直击人心。1938 年,中共中央要求“在战地多写、多贴、大发标语口号并标注日文”。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标语呈现形式——或印刷于纸张、对联、传单广泛散发,或就地取材以颜料墨汁书写于墙壁岩石,更开创性地采用中日双语对照模式,“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口号得到广泛传播。 其次,戏剧文化作战时觉醒课堂,成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例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创下单日连演13 场《放下你的鞭子》的纪录。传统戏曲在抗战熔炉中淬炼新生,如改编戏曲《江汉渔歌》等融入抗战主题,西南地区通过《屈原》等剧目掀起文化抗战高潮。 再次,诗词歌谣同样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气势唤醒民族意识,在晋察冀边区巡演时观众达10 万人次。此外,报刊传媒作为思想动员的主阵地,毛泽东强调利用报纸舆论的宣传方式来动员群众。如《解放日报》通过新闻、评论和宣传画的形式构建舆论阵地,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行动纲领。这种多维文化宣传通过艺术化呈现时局危机,在情感共鸣中深化民族共同体认知,推动各阶层群众完成从自发抗争到自觉追随革命道路的思想跃迁,实现了意识形态动员与政治觉醒的深度融合。
第二,扫盲教育。抗战初期,文盲问题不仅导致生产生活困难,还影响根据地安全,民兵因不识字无法辨别真假“路条”,给汉奸可乘之机。 一方面,针对农村文盲率高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识字班”“夜校”等教育项目,将文化学习与抗战宣传相结合,让最基本最易学的新文字在最短时间内普及到从未参加过文字生活的男女文盲。1940 年,陕甘宁边区发布《关于消灭党内文盲问题的通知》,对党内各地的扫盲识字工作监督检查,指出政治传达不深入的主因在于干部文盲问题。另一方面,地方实践呈现出因地制宜的创新特征。贵州修文县开办扫盲夜校后,在基础识字、简易算数课程的基础上又增添时事课,教员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教学案例,使文化习得与爱国主义教育形成有机融合。 同时,冬学运动也是冬季农民进行扫盲的一种灵活的教学形式。 例如,在1944 年,苏皖边区积极开展冬学运动,将参军动员、生产建设等现实议题融入文化课程,原本单纯的扫盲课堂转化为全民抗战的动员场域。 该年度冬学结束后,边区青年参军率较往年提升37%,生动诠释了知识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叠加效应。
第三,国际宣传。针对抗战初期国际传播薄弱问题,中共中央着力突破国际认知壁垒,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并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首先,创立国际宣传机构。中国共产党组织创立新华通讯社,服务于党的对外宣传工作。 1938 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将香港确定为华侨运动及国际宣传的中心地区,周恩来表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绩深得海外侨胞钦仰,亟须在港设立机构接收侨胞捐献物资。据此,廖承志、潘汉年受命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该机构通过组织华侨支援、编发多语种抗战资讯、协调国际援华物资,成为远东地区的重要传播枢纽。其次,打造媒体矩阵。 中共中央注重构建自主可控的海外传播平台,吴玉章1935 年在巴黎《救国报》停刊后创办《救国时报》,系统刊载《论持久战》等战略文献。因其言论代表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发行量在创刊首年即从五千份跃升至两万份,覆盖四十三国,与《华侨时报》《解放》等刊物共同构成跨语种抗战传播网络。最后,邀请国际友人来访。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策划与外交协调,成功促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国记者团访华事宜。记者团通过组织战地考察、军民座谈等深度调研,敏锐捕捉到抗日根据地的深层变革,斯诺等记者借助《纽约时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将根据地的抗战实情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而且吸引更多国际人士来华考察,形成国际传播的良性循环。
(二)通过层级化、网格化的组织建设完善全民抗战动员执行体系
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构建一套高效的抗战政治动员执行体系至关重要。为此,中国共产党从发展基层党组织、组织化动员群众团体、强化军队建设三方面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一张严密的组织网络,确保抗战政治动员能够精准、高效地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第一,发展基层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以党为核心的庞大的组织体系,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系统化建设与创造性实践,构建起兼具组织效能与群众认同的政治动员体系,成为凝聚全民抗战力量的核心枢纽。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迅速构建起“中央局—分局—区—县—乡”五级党组织网络,吸纳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1938 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把扩大组织规模作为党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全党“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根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人增长到120多万人,组织力量实现量级跨越。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规模扩张始终伴随着严格的质量管控。1939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第二,群众团体的组织化动员。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体系中,群众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居于核心地位。 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众组织的建构视为凝聚抗战力量的关键路径。 在组织层面,1938 年,中共冀豫晋省委在指示信中要求在更大范围内统一群众运动和组织,“建立各种统一的群众组织,如区农救会,区自卫队队部及政治部,区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以至儿童救国会等,于年终前全部切实完成”。刘少奇也强调,要“把群众运动搞好,把工、农、妇女、青年组织搞好”,要“尊重群众团体”。在实践层面,许多地区巧妙依托“农会”“妇救会”等团体,将原本分散的个体纳入集体行动的坚实框架之中。 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党组织巧妙改造“红枪会”等民间武装,短短时间内就吸纳了5万成员加入抗战序列。这类团体并非单纯的生产协作单位,其实质是政治教育载体,促使政治动员以常态化、日常化的方式深度融入民众生活。此外,朱德对“青抗先”、抗日青年队等青年组织表示肯定,明确“只要当地有抗日武装,青年就在里面起了极大的作用”。这种评价既是对青年抗战贡献的肯定,也折射出党通过组织建设实现代际动员的成功实践。
第三,加强军队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纪律建设,既是应对民族危亡的战略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成果。要实现抗战胜利,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刻不容缓。一方面,武装力量规模扩张。中国共产党深刻体会到将工农群众转化为革命武装力量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遍布19 个省、区,人民军队则由战争开始时的5 万余人发展到120 余万人,民兵达260 余万人”。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进程中始终是凝聚抗战力量的坚强核心,彰显出卓越的群众动员与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军民融合。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关键在于处理军民关系、深化新型官兵关系,落实“军民鱼水情”互动模式,将平等理念融入“党指挥枪”原则的政治实践。 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剥夺根据地生存资源,造成民居损毁、粮食断绝,并摧毁生产机能。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此提升群众经济生活水平,同时积极组织“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增进党政军民团结,凝聚抗战合力。
(三)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利益联结纽带强化社会共识
要成功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战,关键在于整合各方利益,让民众切实感受到自身利益与抗战事业紧密相连。 为此,中国共产党从多个关键领域发力,通过推动土地政策调整,使农民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根据地物资供应,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实行民主政治,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增强民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这一系列举措相互交织、协同推进,全方位夯实了抗战动员的群众基础。
第一,推广土地政策。面对抗战初期边区土地分配失衡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实施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土地政策体系。其一,制定政策与地方细化。 中共中央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将土地所有权归还地主,并在1937 年正式实行减租的土地政策,要求以二五减租为原则,一方面规定地主减租,另一方面规定农民交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边区政府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冀南行政公署规定减租减息办法》等细则相继颁布,各地区土地减租运动就此兴起。 其二,政策深化与督导机制。1942 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强调“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这一政策。在政策的指引下,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再次完善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在政策真正落实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实际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毛泽东在指示中强调,各根据地须建立秋收检查制度,未减者当年必减,减不彻底者彻底减租。各根据地遵照中央下达的“十一指示”,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敦促其深入基层一线推进政策落地。
第二,开展大生产运动。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财政困难,晋察冀、太行等地的军民粮食极度短缺,以野菜、树皮充饥。“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在制度层面,1939 年2 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并且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继而在各个解放区毅然发动和领导大生产运动,推动经济自给自足。 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建立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组织。 在技术层面,边区派遣了一批批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村,积极推广选种、施肥等农业技术,改良农具提高耕作效率。 1942—1944 年间,陕甘宁边区新增耕地二百多万亩,基本实现“耕者有其食,战者有其粮”的阶段性经济目标。此类措施将民众生存与抗战目标结合,不仅破解了战时生存危机,更创造了“小米加步枪”支撑持久抗战的制度范例,形成“保家卫国”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实现民主政治。实现民主政治既是顺应历史、争取民心的关键,也是抗战胜利的保障。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实践。 从制度创新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三三制”政权。 1941 年陕甘宁边区在第二次民主选举中,通过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一大批党外人士进入政权机关,广泛吸纳了各阶层的代表,使根据地政权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正如毛泽东指出:“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从实践突破看,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制度。《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凡在边区境内之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年满十八岁者,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落实普选权,对于识字率低的农村地区,创新采用“豆选法”“画圈法”等本土方式,例如晋察冀边区的一些村庄以碗中豆数计票。这种实践创新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屏障,重构了“草根民主”的实现路径。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经验镜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历史画卷中,政治动员的实践智慧犹如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光芒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紧密交织。理论层面的思想引领并非悬置空中的理论图景,而是通过群众路线的实践熔炉淬炼出组织伟力,这种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转化过程,既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品格,又为不同历史情境下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创新空间。 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理解抗战时期政治动员成功密码的三维坐标,其中每个维度都蕴含着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的对话可能。
(一)坚持“两个结合”是开展政治动员的“金钥匙”
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先导性作用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时代变革的内在机理。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斗争实践,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内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政治动员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对革命、建设和改革起到关键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强大指引。
进入新时代,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方位、系统性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以来,这一理论品格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展现为“精准扶贫”方法论对传统救济模式的超越,在疫情防控中转化为“动态清零”与科学防治相结合的治理智慧,充分彰显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引领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双重判断,实质上构建了理论创新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图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已形成涵盖新发展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维度的理论矩阵。特别是在生产力维度,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既继承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经典论断,又创造性提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当代命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认知框架。它精准回应时代课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只有将其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融入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才能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政治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制度优势
群众路线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演进,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本土化创新。1929 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创立群众路线理论；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群众路线作了全面的阐述,党的群众路线走向成熟。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了群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战略性政治整合构建起跨阶级、跨党派、跨行业的命运共同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在实践和探索中发展了群众路线。历史深刻昭示,群众路线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坐标,更淬炼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政治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工作重点,贯穿于党和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党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弄明白“为了谁”“怎么做”“怎么样”的问题,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需秉持严督实导的态度,高度聚焦每一处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更应坚定不移地传承和弘扬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将人民的意愿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让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三)制定契合实际的适配性策略是提升政治动员效能的根本路径
面对民族存亡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以战略思维重构政治坐标系,实现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型。 这一转变不仅基于对民族大义的深刻洞察与坚守,更蕴含着对国家政策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的深刻把握。为了全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党积极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动员工作。 思想建设作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工程,在抗战时期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1943 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实践路径,要求通过“治病救人”的思想改造,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这些理论创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思想体系,使党的主张转化为民众自觉行动。 这一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成为党顺利开展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在党的政治动员工作中占据突出地位。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主要集中在广泛的敌后战场。在敌后战场的特殊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动员策略。 例如,通过石刻和门板标语,以直观醒目的方式向民众传递抗战信息;开展“炕头会”“田埂座谈”,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轻松氛围中宣传抗战理念。这种“生活即动员”的实践智慧,使政治工作渗透到群众生活的毛细血管。 中国共产党在深耕国内动员的同时,更展现出宏阔的国际视野,即动员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组成反抗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为保护各国的自由与平等而斗争。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担当,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适当的政治动员策略,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群众动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红色文化学刊》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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