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争议颇多的话题。在探讨双方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关系上，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及麦克莱伦，以色列学者埃·西尔伯纳尔、波兰学者兹维·罗森，都肯定了赫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广松涉甚至提出赫斯对马克思的“压倒性”影响。与此相反，卢卡奇、德国学者沃·门克、苏联学者马利宁等人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微乎其微，是“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国外学者观点的差异与冲突，使得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开始关注与重新解读，侯才、张一兵、陈东英、王代月等认为赫斯启发了青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如今，有限度地承认赫斯对马克思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构成的影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理论评价上的“影响”与“失败”,忽视了双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流变与现实目的，遮蔽了马克思对赫斯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扬弃过程。因此，本文从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出场的时代背景出发，具体考察赫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贡献，重点分析青年马克思在与赫斯的交往过程中对赫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吸收，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是如何在历史实践与理论批判中，从抽象伦理而走向科学系统的。本研究不仅力求重新锚定赫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坐标，更通过挖掘科学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基点问题，解剖其理论的生成逻辑，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历史镜鉴。
一、德国社会主义的时代语境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通过英、法、德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对比与认识，迫切地想要弄清导致贫困的根源何在，反思德国的社会现代化道路。同时，由于不断接触到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德国知识分子自然地借助于外来文献资料和概念框架来发现和分析“社会问题”,思考社会主义德国化的可能性及实现路径。
在现实层面，底层人群的贫困、无产者的出现、贫富矛盾等“社会问题”,逐渐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维度。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德国下层群体的窘境，他们发现过去长期被认为是贫困者固有的困难，已发展成一种不断恶化的普遍状况。大规模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18世纪晚期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缓慢发展的经济根本无力吸收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初期形成的大规模就业大军。在乡村地区，农民摆脱农奴身份获得解放后，公有土地被占用，加之新出台的《贫困法》减少了对贫民的救济义务，最终催生出一个新的无土地贫困阶层。在当时的德国，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使无产者渐渐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面对资产阶级表面上的胜利，德国知识分子指向了西欧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与贫困的对立。黑格尔曾敏锐觉察到，市民社会中“少数人手中不平均的财富”日益集中，并由此导致“贫困底层社会”的扩大倾向，使得“如何解决贫困”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理论层面，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试图解决新的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到了19世纪40年代左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法国知识分子、革命家、工人群体中的流行词。1842年施泰因《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在德国出版，初次系统性地向德意志学术界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该书中提到“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贫困等概念，为德国学术界开出了一个以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的问题域”。随着施泰因这部著作的出版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作为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弊病的社会主义理论，很快引起了德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其中包括切实考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海涅、赫斯、恩格斯、马克思等人，他们开始转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关注，并初步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时，探索早期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位关键人物是魏特林和赫斯。被称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魏特林，于1838年和1842年分别完成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部著作，影响了众多德国工人阶级。魏特林继承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布朗基和卡贝的革命立场，认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无法解决工人的贫困问题，必须以暴力形式为手段才能建立新社会。他相信依靠贫困的工人自身能够完成解放，而非依赖少数精英密谋，同时可以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共有共享”的社会。如果说魏特林代表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那么赫斯就是从德国哲学出发建构起社会主义的。赫斯在1837年初次发表了德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人类的圣史》;1841年他继续出版了《欧洲三同盟》,从宗教社会主义过渡到了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初步形成了“行动的哲学”,要求将哲学精神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南。此后，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以下简称《二十一印张》)、《论货币的本质》中详尽系统地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视为“专心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哲学发展”的理论结晶，是德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启发。
二、赫斯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三重贡献
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将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构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路径，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石，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提供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尺度和人学视角，因此他被称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
(一)建构社会主义实现的理论路径：行动的哲学
赫斯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行动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理性形式和先导。
首先，他在《行动的哲学》中，构建了自我行动的原理。行动哲学的核心是行动，它指的是人的自我生产和发展的形式：“生命即活动。活动，乃是通过设定并扬弃其对立面、通过突破自我与非我活动于其中的界限，来确立同一性、产生其等同物及其自身同一性的过程，一句话，自我生产。精神则通过自身的自我创造，洞悉了自我生产的法则”。因此行动是精神和意识上的能动行为，能打破自我创造的界限。赫斯把行动与自由联系起来，提出了“自由的活动”,即自由的精神活动和自由的社会活动相统一。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自我决定的“主动精神”,能超越现存和既得成果。“在奴役中，生产束缚生产者本身，而自由精神在异化中的任何限制都不会变成自然的约束，而是得到克服而成为自我决定”,可见这种“行动”的性质也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自觉的、创造性的行动克服异化的状态，展现了人本身的主体能动性。
其次，赫斯通过批判宗教异化和政治异化来论证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在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分离，产生了个人与类的分裂，导致宗教与政治对人自由精神的破坏。宗教是个人的不自由，政治则是社会的不自由，宗教与政治本来是人作为抽象普遍物的本质展现，但在人类社会却受权力所统治和支配。基督教与专制政治共生，切断了自由的生命线即劳动与享受的统一，否定了自由与人的生命的目标。说到底，宗教不过是精神奴役，政治不过是物质奴役，且“只要民众在物质的奴役和贫困中憔悴，民众在精神上就不能自由”。鉴于此，赫斯主张必须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同反对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提出包括思想、政治甚至经济变革在内的社会变革。那么，如何进行社会变革?赫斯在总的原则下，主张用人与人之间爱的联合来消除分离，回归精神本身，自觉扬弃物质欲望的驱动，同时具体来说，针对宗教和政治问题，将“组织教育”和“组织劳动”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途径。
可见，赫斯虽然将理论批判推向社会行动，但他所强调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唯心色彩和伦理意义；其革命主体更多指向抽象的“人类”而非具体的阶级，这些问题也都成为后来马克思批判赫斯思想的关键。总之，赫斯的行动哲学将德国哲学与社会主义行动相结合，推进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路径：从精神与行动的统一出发，认为人只有通过创造性的行动，才能正确理解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合乎人性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因此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两大重要因素。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声：交往与货币异化
赫斯受到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启发，在《货币的本质》中，初次将交往作为人的类本质。他提到“个体的生命活动的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这种共同活动，是个人的现实的本质，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一方面赫斯改变了《行动的哲学》中个人“自由的活动”的本质，立足于多主体，把交往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认为人只有同社会联系才能进入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强调人们之间的“共同活动”,既能体现人的本质和力量，又展示了“各种不同的个性”,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赫斯用交往与共同活动来把握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考察了社会交往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突破了费尔巴哈内在、无声的“类”,实现了类本质的社会化，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进一步地，赫斯以“货币”这个商品经济的交换中介为切入点，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出发，用异化学说来分析货币的本质，提出货币异化。货币本来是作为交往的中介、人类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了利己主义，人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情愿出卖自己的类本质，用金钱的数量来体现人的本质、衡量人的价值。于是类成为手段，个体成为目的。在这种颠倒了自然关系的现代社会制度下，人脱离了自己真正的类本质和类生活。在理论生活(即宗教)中，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在实际生活中，他又把自己的交往活动异化为金钱，而金钱就和神一样，成了一种统治着并奴役着他的异化力量。因此，货币不仅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也是这种本质的异化，既解释了货币拜物教的原因，又分析了社会异化的现象。在赫斯看来，人类早期的社会异化是由于人的能力和财富不足，而在当代则是由于社会制度，私有制形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与基督教联盟，使得原子主义和利己主义盛行。但随着人的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增长，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的联合、能直接进行交往，那非人的、外在的交往手段必然将要被废除”,货币作为中介将会消失，而人们之间的间接交往也将不复存在。
遗憾的地方在于，赫斯没有看到交往是受制于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的，没有同生产与分工所联系的“交往”,只能是抽象的交往。不过，赫斯在交往异化理论中，采用多主体视角的方法，立足人的交往本质，引入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货币异化，通过人和物的异化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共产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声。
(三)社会主义的目标：自由平等的有机共同体
“共同体”是赫斯社会主义学说建构的核心概念。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赫斯将“新的划时代运动的方向明确地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认识”。赫斯认为，一方面是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哲学为代表的精神自由的谱系，另一方面是以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平等的谱系，他对将这两个谱系相结合的新展望进行了论述，并将两者都面临的现实课题理解为“一而全的自由”,主张哲学必须从思想变为现实的民众自由，并朝着实践行为发展。实现民众自由的任务是双重的，包括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就是“自由的共同体”。
《行动的哲学》一文就是为了解决以上现实课题并试图为社会主义进行哲学论证。赫斯从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自由在于“思维的主体和思维客体的同一”,在此基础上，把精神活动作为人的出发点，将人类自由的本质乃至劳动和享受的自我同一性视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特征。赫斯说道：“汗流浃背的劳动使人类不幸，发自喜悦的劳动使人变得幸福。”显然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使人不幸，使人丧失了自由，而消除劳动与享受的对立才是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而在撰写《货币的本质》时，赫斯不是从费希特的“自我”出发，而是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将人类的本质作为类的共同性来理解。与此同时，赫斯通过将这个类的共同性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来重新把握，甚至洞察到这种交往和协作的发展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更进一步地提出“有机的共同体”,即“一种合乎理性的、有机的人的社会”,并着力强调这种共同体的多样性统一与有组织的特征。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多种多样、和谐协作、有组织的生产，以致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发挥自己的天赋。可见，这是其共同体思想的成熟形态，人们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实现了劳动与享受的统一，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因此，“有机的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赫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自由的共同体”到“有机的共同体”,一方面为德国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另一方面将人本质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学说结合起来，明确了未来共同体的价值旨归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个人与类的统一。
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德国的落后性，国内缺少强大的无产阶级，未能成为革命的、改造社会的有生力量，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但总的来说，赫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从伦理学与人本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正面阐发都指向了“成为历史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原则”,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对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同时也加速推进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但赫斯只是先行者，马克思才是完成者。
三、青年马克思与赫斯思想的共鸣
1841年，马克思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几经思考进入《莱茵报》工作，接触了大量社会现实问题，开始用社会生活实践来检验哲学理论，现实的挑战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841年到1845年间是马克思思想剧烈变化、不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去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青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酝酿、生成的关键阶段。此时，赫斯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马克思辩证地吸收赫斯的积极因素，重新构建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触动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是在《莱茵报》时期开始的。一方面他关注到大量的“社会问题”,讨论了林木盗窃、摩塞尔葡萄农状况等事件，重新思考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是赫斯在《莱茵报》上登载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才引起《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责难，马克思被迫进行反击，因此他开始直接面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
赫斯在《莱茵报》上登载了两篇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以及第十次法国学者大会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使得代表执政势力的奥格斯堡《总汇报》谴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批判共产主义废除所有制的学说,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马克思作为主编立刻写下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来回击这一指责。马克思反诘道：首先，贫困已经成为现实问题，贫富对立“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现在需要“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共产主义”;其次，如果要批判空想形式的共产主义，就不能像奥格斯堡的《总汇报》那样，由于保守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以及从未认真研究就进行“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
后来，马克思回忆道：“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不久后，马克思对社会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兴趣，促使他参加了由赫斯发起、在科隆举行的关于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定期讨论。他还潜心研究了施泰因、蒲鲁东、德萨米、勒鲁和孔西得朗的著作,更加确信有必要彻底地分析和具体把握现实。赫斯在《莱茵报》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思想争论和反思，加速了马克思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
(二)马克思有限度地吸收了赫斯的社会视角
在“物质利益的难题”和“善良的前进愿望”面前，马克思认识到他以往用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来批判社会的哲学武器失效了，他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如何扬弃市民社会、寻找让位于国家理性的新的主体。这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线索，但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移居巴黎感受到工人运动的现实力量后，在赫斯间接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共产主义者在反思财产和改造社会时所展现出的“社会视角”和“无产阶级”具有的新可能性。
赫斯对现实的敏锐感，让他意识到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社会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发生后，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灾难是根本性的，解决的途径不是政治变革，而是社会变革；19世纪的任务不是要解放社会的一部分，而是要解放整个社会，消除赤贫和富人之间的对立，实现国家的统一。后来，赫斯在《二十一印张》的三篇文章中也强调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变革在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吸收了赫斯的社会视角与费尔巴哈“类”的概念，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初步回答了德国的社会问题，即实现什么样的解放和如何实现解放。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真正的人被分割成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宗教解放后人处于双重生活之中，即政治国家的公民生活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这是人自身类本质异化的表现。一方面，在政治解放后，人获得政治自由，但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仍然受到束缚，而现实社会才是人真正的类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根源就在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可见市民社会中的人才是自我突破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只有当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成为类存在物时，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固有力量就是社会力量，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的形式同自身分离时，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这时，马克思已经发现市民社会的积极因素和主体力量即“无产阶级”,用社会解放逻辑超越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法哲学逻辑，成为社会主义构想的哲学起点，并孕育了与英法社会主义思想相异质的构想，走向通往特殊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三)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赫斯多元辩证的思想结合方法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启蒙理性，而马克思已经通过法哲学批判超越了启蒙理性，他当时分析现实问题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要构建出自己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还必须要改造法国社会主义，使其转化为在德国哲学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在这点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赫斯多元辩证的思想融合方法，但扬弃了其乌托邦色彩。
赫斯理论建构的中心是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首先，他从德、法哲学互通性的改造入手，以行动哲学为切入，强调自由的活动，并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引向实践，提出通过人的行动来改造世界、摆脱异化状态，从而改造了社会主义哲学基础。此外，他将费尔巴哈“感性的人”推向“感性的人的活动”,把动态的活动过程注入费尔巴哈静止的“人”的概念，“使得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了一种历史的广度”。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有双重意义：其一，马克思已从法哲学上分析市民社会，自觉地认识到必须夺回人的“类存在”,使之回到“现实”的人手中，而在社会中个人与类的统一过程，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将类与社会主义联结。其二，直接推动了马克思对人在活动过程中的能动性的思考，不过在赫斯的“感性活动”之外，还必须加入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将“类”提升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明确了人既是劳动主体，也在劳动中生成。
其次，赫斯将异化运用于经济分析之中，提出货币异化，将货币作为交换关系，认为这种交往才是类本质的内容，从而展开对交往异化社会的批判，论证以类的交往关系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理论路径给马克思很大启发。一方面，赫斯《论货币的本质》促使马克思从经济方面来论证自己在不久之前所获得的共产主义理论，“在这种影响之下，马克思现在不仅是从社会政治的观点，而且也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研究异化问题了。”其标志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开始用经济视角来分析异化问题，准确地把“劳动”这一核心概念摆在人们面前，并进行详细地剖析，揭示出人的劳动异化及其四种表现形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和他人之间的异化。这种分析将批判的焦点从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实现对异化理论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手稿》的序言中也曾提到，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另一方面，在《手稿》中马克思吸收了赫斯多元辩证思想结合的论证逻辑：以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扩展到经济社会，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通过异化劳动以及异化劳动的扬弃，实现人本质的复归的共产主义，由此论证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不久后他开始对费尔巴哈进行深入批判，将共产主义的论证思路也从人道主义异化逻辑转化为历史生成逻辑，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总的来说，在青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赫斯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因素。但在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发生后，赫斯与马克思从“同路”到“分道”,赫斯渐渐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而马克思却在对赫斯及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的层层批判过程中，不断地反思、清算、超越，从而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四、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对赫斯的超越
1845年赫斯受马克思恩格斯邀请一同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写作，在《形态》写作结束后不久，他们就由于思想分歧而宣告决裂。其实，马克思和赫斯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的差别早就隐藏在思想之中，青年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虽然受到过赫斯思想的影响，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始终存在差异。当马克思将社会发展过程置于物质生产之上，用政治经济学探究社会运动的规律，真正找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与实现路径时，他已远远超越了赫斯。
(一)市民社会的积极因素：劳动辩证法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与赫斯的交往异化都是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概括，其背后直接的思想来源都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但如何构建起异化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找到积极因素，两人却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呈现一种双重面向：一方面，它被理解为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个体间的联系仅以“自身利益”为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当市民社会得以充分发展时，其内在动力会推动人口增长与工业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市民社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发地实现两大“普遍化”:一是人类基于需求而建立联系的普遍化，二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与方法的普遍化。这里赫斯看到了前者，把市民社会看作欺诈、隐瞒、互相争夺的“小商品世界”,以及相互孤立、为利己的目的而存在的非人社会。赫斯吸收了黑格尔交往伦理维度的市民社会，还引用了立足于人类本质的异化理论，将两者结合成功展开了货币论，强调在人的异化状态中，交往是间接的、非人的，必须发明物质产品交换的外在象征，没有这种货币手段就无法进行交往。可见，赫斯所关注的市民社会只局限于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领域，而完全忽视了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对象活动。他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忽视了其中现实的能动性。其实，赫斯从一开始就拒斥资本主义，反而妨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理解，只能停留于外部批判的水准，无法从内在找到具有可能性的道路。
马克思超越赫斯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把握了市民社会的辩证法，特别是市民社会中能动的一面，即个人劳动的积极因素。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劳动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是人自身的自我改造”的观点。马克思辨析出黑格尔劳动观的积极价值，即“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时又继承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和异化理论，成功构建起异化劳动理论，区分了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他明确指出对象化劳动的意义就在于，人不仅创造了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创造了社会关系和人类历史，实现了自我生成，展现了人的主体力量，强调“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另外，他也把劳动、社会的活动理解为活动对象(自然与社会)的客观性，即对象化的产物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劳动产品与社会关系虽是人的产物但更具客观性，主体只有内化于客体时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可见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异化的克服也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关系才有可能。
马克思在劳动中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用劳动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受到剥削、压迫、异己状态的否定的一面，同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联合的普遍性的进步力量。他指出“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异化劳动和私有制都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暂时的形式。可见，马克思是从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理解出发，吸收了市民社会的积极因素，发挥出劳动辩证法的深刻内涵，把生产性劳动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新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彻底消除了共产主义的空想色彩，指明了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方向。
(二)政治经济学的提升：交往与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与赫斯都曾把交往作为人的本质。赫斯从哲学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出发，将交往确定为人与生俱来的类本质，发现了现实活动中人们交往的颠倒和异化，可见赫斯并不是以政治经济学入手考察交往现象，而是以类哲学来提升经济学，这种交往只能是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上的抽象交往。
马克思在研究国民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关于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内容时，沿着赫斯的思路，同样把社会交往规定为人的本质，但他在赫斯所揭示的交往异化中创造性地增加了“私有财产”这一关键环节。货币对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通过私有财产本身的外化来实现的，“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赫斯所描述的那种简单的割裂，而是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后的颠倒，交往异化的第一步应是私有财产的外化，再由私有财产的外化形成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而私有财产归根结底是劳动的产物，因此“私有财产”这一环节的加入是交往异化向劳动异化过渡的关键。马克思接着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从讨论交往关系转向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并在《手稿》中具体展开相关讨论。
对生产劳动的关注表明马克思已经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一旦马克思看到劳动生产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并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时，他就会发现不是人自身的劳动，而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历史地建构了当下的现实。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表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决定交往形式，马克思将物质生产置于交往之上，并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时马克思讨论的“交往”,与赫斯抽象的交往已截然不同，它是与生产紧密交织、构建历史的交往，并延伸出“交往形式”的概念。进一步地，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从人类劳动分工的历史发展各个阶段入手，由远及近，落脚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分析，从而展示出以“生产力—交往形式”作为分析结构的历史发展图式，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和核心原则。
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使用了货币、交往、私有制、生产力这些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主干的重要范畴，但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还停留于表面，“一旦对现实社会进行历史分析这样的水准上，这些范畴的运用就失败了”。而马克思通过对斯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这些范畴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特别是对生产与交往关系的提升，科学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成为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
(三)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从精神行动到实践运动
马克思与赫斯关于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哲学立场的差别。赫斯试图克服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把思辨哲学变成行动哲学，于是就从“绝对精神”退回到“自我”,以精神作为人的主体。他克服了“对精神的隶属”——将人的对象活动引向自身精神的回归，但却忽略了人“对物质的隶属”,也忽视了人创造物质对象活动的重要性，没有看到物质财富的独特意义，就只能在抽象的全体人类中，呼唤“爱的联合”,以此实现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和谐状态。
赫斯的这一思路，至多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但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不在于精神活动，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发生源——人类的劳动与生产。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一旦找到主体力量所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就呼之欲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到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但对如何进行革命还没有具体的思考。不久后马克思在巴黎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认识到财富的主体本质是劳动，并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才是整个革命运动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从生产实践的方面来考察工人的劳动，这时工人真正被看作创造了一切的阶级，同时也强调了历史的发源地是物质生产，这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工业。很快马克思的理论焦点由异化劳动转向了实践，他把工业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对工业进行抽象，提出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范畴。这种实践既具有能动创造性又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要突破这种限制，必须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社会关系，也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工人作为普遍生产的主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运动变革生产关系，以此解放发展生产力，建立人们之间普遍交往的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
赫斯的哲学立场始终囿于主观唯心主义，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回到了费尔巴哈“本真的爱”,去追寻人与人之间“爱的联合”。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入物质与社会的历史基础，展现了人具有改造社会存在的能力,最终找到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及其实现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运动。
结 论
总的来说，赫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勇于打破思辨的牢笼，贯彻人本主义，但却未能彻底摆脱唯心史观，止步于哲学与经济学的初步结合，缺乏内在的历史性和具体化的理论考察，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而青年马克思在进入社会主义语境时，通过批判性地思想对话，吸收了辩证法的精髓和唯物主义的核心，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社会主义实践内化为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自觉理念，奠定了实践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建起科学社会主义。
青年马克思对赫斯的接受和超越，展现了社会主义从伦理理想到科学理论的生成轨迹，这一轨迹也回应了今日种种将社会主义还原为价值乌托邦、教条化共产主义和社会关怀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倒退。共产主义绝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和“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生活领域的意识应归结于生活本身，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在于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交织之中。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决裂，可被视为阿尔都塞所谓“断裂”的一部分——马克思摒弃了赫斯式的伦理社会主义，转而研究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排斥主体价值，而是反对将其与客观逻辑、经济学方法对立。正如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哲学—伦理的阐释方法”,而在于后者使用的这种方法与现实运动的经验事实相分离；并不在于后者谈论“人的本质”,而在于后者把具体的“人”变为抽象的“人”。马克思在《形态》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依然保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手稿》中作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又是科学理论的前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本质上是伦理价值与科学逻辑的统一。（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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