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上承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及劳动概念，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历史的表达。传统解读也多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把生产方式的变革视为扬弃异化的根本路径。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并不否认传统解读，但同时认为应当在规范性层面将对异化的扬弃程度视为衡量当下社会之正义程度的标准。布鲁德尼引入证成即希望辨明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同样具备走向良善生活的可能。作为罗尔斯的高足，布鲁德尼引入罗尔斯式证成方案，把反思平衡视为“一种可接受的证成方式”。该方案始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所阐述的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次序调整，将异化设定为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在“相互成全”环节上的逻辑断裂，进而引入反思平衡，力图在建构性的动态证成结构中不断赋予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接受性。就此而言，该方案是认知性而非实践性的。
客观地看，虽然马克思对规范性问题的模糊态度使这一解读成为可能，但该解读未必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布鲁德尼对罗尔斯的过多靠拢也使该解读面临诸多批评。本文认为，布鲁德尼对异化问题的规范性解读定然会导致对马克思思想有选择的“过滤”，但对该方案的批评不应停留在对外部条件的否定，而是应当深入其证成本身。既然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异化问题的解读是基于罗尔斯式证成立场，就应当把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证成理念作为参照物来评析其证成效果。本文力图表明，布鲁德尼的解读在某些关键环节上是无效的，尤其是其引入的反思平衡无法使证成达到应有的动态推理效果，进而表明：反思平衡并非自足的证成方法，必须在更为整体性的证成结构中才能对人的观念提供较为彻底的反思和权衡，布鲁德尼的方案则恰恰缺少这些必要元素；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并非来自经验的提炼，而是沾染过多形而上色彩，这就导致布鲁德尼虽然意在引入反思平衡来使证成向罗尔斯靠拢，但实则走向罗尔斯所反对的基础主义。下面，本文将从布鲁德尼对《手稿》中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逻辑重构切入。
一、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及重构
布鲁德尼对异化问题的解读源自《手稿》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经典论述，其解读认同四重规定的具体内容，但对其形式，也就是其排列次序进行了调整。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视为一个前后相续的概念体系，即环节a：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环节b：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环节c：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以及环节d：劳动者与他人及其产品异化。对此排序，《手稿》虽未做出严格规定，但客观存在某种递进关系。
马克思主要基于“当前的经济事实”即工人的贫困程度与其生产之间的正比关系来阐述环节a和环节b。首先，工人的劳动被对象化为产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产品却在现实中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产品的异己性。其次，“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还)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资本主义条件下，本该内在于人的劳动却变得外在于人。劳动成为不过是工人满足除劳动之外的其他需求的手段。
基于前两个环节，马克思提出环节c，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关于类本质，马克思有两点论述：1.人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存在物，并通过与无机界的互动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2.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自身及其对象视为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类成员的二重性存在物，并且有意识地进行改造世界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就此类本质而言，一方面，异化劳动使作为人化自然的劳动产品被掠夺，人与自然界相异化。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然与其自身相对立；另一方面，作为类生活的个体生命活动不再属于自身，而是成为它的反对力量，使得类生活与个体生活对立，劳动和类生活就此从目的降为手段。作为前三个环节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第四个环节是人与其他劳动者相异化。但至少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对此做出详述，而是一笔带过。《穆勒评注》对交往异化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此处之模糊性的回应。
布鲁德尼显然认同上述四重规定的具体内容，但认为在次序上赋予环节a以优先性不但无法解释异化四个环节之间的融贯性，也会使马克思基于商品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说有所“降格”。在他看来，环节a中所谓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产品却在现实中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意味着工人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缺乏足够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这就暗含一种洛克式自我所有权：工人作为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体，继而应当拥有自己的身体所创造出的产品。这样一来，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洛克式所有权与马克思对现代工业形态的经典论述不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只有很少的工人会使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现代工人进行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用使用价值来换取价值，而非直接使用或控制其产品。另外，现代工人即便有权利声称对集体产品的某种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也只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实际所有权。
第二，更重要的是，赋予环节a以优先性无法对环节d做出充分解释。“一个人可以被设想为与他人所生产的产品相异化……但在这两个劳动者之间，或许不会导致异化关系，而是同情和团结。”
由此看来，把环节a作为起点不但可能使四个环节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证成负担，这可能也是《手稿》虽有排序，但并未对其次序进行严格规定的重要原因。据此，布鲁德尼从规范性立场对上述排序进行重构，分别是a′，与劳动活动的异化；b′，与劳动产品的异化；c′，与他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和d′，与类本质的异化。对这四个环节的重新次序不再是松散的，而是有着严格的次序规定。
首先，如果基于规范性立场把a′放在首位，先行对恰当的劳动形式做出规定，并以“关系”为基点来解释异化的四个环节，所有环节都能得到更融贯的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既无法控制其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也无法控制劳动活动本身。对他们来说，劳动完全是被强加的，除了赚钱之外，无法对工人构成任何意义感，自然也无法构成超越谋生手段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另外，既然能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被异化的结果，那就必须规定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应然标准。这个标准，《手稿》虽没有清楚表述，但《穆勒评注》则将其明确置于“生产—使用”(“劳动—产品”)的逻辑链条中加以表述。“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制造一个对象的活动，而且是为其他人提供使用产品的活动。”照此理解，如果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为了”他人而生产的意愿，并且在他人的满足感中获得自身意义感的话，工人就能在这种相互性关系中获得足够的操控感。如果这种操控感是现实的，也就能合理解释人与劳动活动的关系从而克服这一层面的异化。
其次，环节b′，也就是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的意义在于，如果生产者在现实中无法具备“为了”他人而生产的意图，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必然导向对劳动对象的异化。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不能对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有合理操控，其在现实中的生产就未必能体现其真实意愿。
继而可以解释环节c′。在纯粹获取工资的意图下，合理的劳动形式并不存在。一方面，劳动者并不具备“为了”使消费者获得满足感的主观意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是集体性的，个体的主观意图并不朝向集体活动的共同意图，这就无法形成恰当的共同意图。如此，其他工人及集体产品本应是集体活动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活动无法获得恰当形式而导致相互之间的异化。
最后，这种优先性模式也可以解释环节d′，也就是与类的异化。合理而恰当地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乃是人类繁荣的真正领域，但这个领域的劳动活动无法得到恰当理解，工人谈不上为“类”而劳动，真正意义的类也就不存在了。
可见，从劳动活动的优先性出发，异化被明确引向主体间的“关系”维度，这也是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异化问题的解读更偏重《穆勒评注》而非《手稿》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布鲁德尼把这种关系设定为主体间的“相互成全”，其背后则预设着一种作为相互“关切”的人的观念。
二、相互“关切”的人的观念与结构性友谊
如上述，布鲁德尼既然基于劳动活动的恰当形式把异化理解为规范性而非描述性概念，就必须先行预设劳动活动的恰当形式。《穆勒评注》明确将这种形式规定为“相互成全”，也就是“为了”他人而生产和消费。这里的“为了”一词要表明的即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主体之间相互关切的关系结构。换言之，“生产—消费”并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彼此获利，而是一种有意识地相互关切的关系结构，个体的“生产”是“为了”给他人提供可供他们追求其人生计划所需要的物品，“消费”除了意在获得必要使用价值，更重要的则是“为了”使“生产”所表达的“关切”之善意成为可能。就此而言，布鲁德尼把这种由“关切”而形成的关系称为个体间的结构性友谊关系。具体而言，这种关系应当在以下四点满足相互“关切”的要求：
(1)我生产的目的一部分是实现自我肯定，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同时，只有满足你的需要才能实现我作为个体的自我肯定；
(2)你在消费时，意识到我是为了你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肯定而进行生产的，因而促成我个体目标的完成；
(3)同时，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以及实现自我肯定而进行生产的；
(4)你意识到我知道你知道我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肯定而进行的生产表示赞赏。
上述四点即是基于人的基本依赖性而生发出的相互“关切”的基本态度，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即暗含在这种态度当中。对此，青年马克思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摆脱物质匮乏(取消正义环境)，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将没有必要为赚取工资而劳动；二是规定劳动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从事的将是能实现自我肯定的活动。布鲁德尼认同前提二，但反对前提一。在他看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超越物质匮乏没有必然关联。相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所导致的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定然会改变人的合理欲望结构，再加上“资源的局限性、保护环境的需要”等要素，“自发协调的傅立叶式命题是不充分的”。因此，对物质匮乏的超越不应作为严格的哲学预设，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在“正义环境”下构建合理的规范性原则。
关于前提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我肯定”虽由劳动通达，但在认知层面需要满足两点：第一，“我”应当同时把“我”和“你”的活动视为实现“我”和“你”的本性的活动，对“你”来说同样如此；第二，“我”和“你”都能充分明确劳动对于实现人的本性的重要性。这两点不但关乎劳动的内容(产品)，更关乎劳动的形式(动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消费”链条中，我“既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这表明，物质生产活动通达自我肯定的关键在于获得一种对劳动活动本身的合理形式和内容的操控感。只有在这种操控感下意识到“我”的劳动产品有助于“你”的自我实现，且“你”能意识到该产品是“我”作为生产者基于作为消费者的“你”的内在关切而不是纯粹基于获得利润的利己性信念而生产时，我才能“直接享受到”既“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关切”在正当性而非工具性层面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动机。在“生产—消费”过程中，不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理解、承认并赞赏对方的善良意愿。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每个个体都能基于自己的兴趣理性设计、修正并追求其独有的善观念，而彼此的善观念能在认知层面彼此契合。
不过，这种相互关切必然面临如下质疑：这种关切在彼此的意愿结构中似乎至多只能在原则上确保某种抽象的客观性，但在现实中，能够通达自我肯定的善观念是多样化的，即便只从生产和消费这一高度简化的视角看，双方在现实中完全可能由于关切的“错位”而无法实现相互成全。对此，布鲁德尼引入一种类似罗尔斯的“基本社会善”来解释，也就是说，不论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以关切的动机相互成全，都离不开某些必要的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只有确保双方有形成、修正并追求各种善观念的足够自由，才有可能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下使“我有可能随我的心愿……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换言之，相互关切只有在自由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下才得以可能。
这种结构，布鲁德尼称之为为“类”而生产的友谊。这种友谊并非古典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式友谊，而是一种在陌生人中间间接发生的现代意义的友谊。这种友谊观承认正义环境下的广泛依赖性。在陌生人组建的现代社会中，这种依赖性十分广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依赖性只是一种简化样式；另外，这种依赖性是抽象的，人们只知道相互依赖确有必然性，但无法明确知道，也不必知道具体在依赖谁。实际上，“我”为“你”而生产的意图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由自我和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构成的“类”。换言之，“我”实际上是在为 “类”而生产，“你”则承认“我”为“类”而生产的行为并对其感到赞赏。在此意义上，生产和消费所体现的都是人的类本性，“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为‘类’而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利而‘要’做之事，而是为了彼此成全而‘该做’和正当之事。”
至此，不难看到，对异化的弱化和消解被归结为以类为中介而相互关切的友谊关系，以及对该关系背后的人的观念的解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虽然并不缺乏彼此“承认”和“赞赏”的善良意愿，但这种意愿至多能被视为一种缺乏普遍性的偶然事态。这种偶然性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一假象中的人无法就作为相互关切的人的观念形成普遍的正确认知。共产主义对异化的扬弃即在于在认知层面打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赞赏”。照此理解，共产主义除了应被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还应当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关系模式和信念态度。布鲁德尼并不否认扬弃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但相互“承认”和“赞赏”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导向。更重要的是，布鲁德尼的工作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共产主义的相关理念进行证成，进而以得到证成的规范性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诊断”，而非现实地“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如果这种证成是成功的，上述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就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普遍承认。因此，弱化、消解异化的希望在于从认知层面对上述关系模式和信念态度背后的人的观念进行证成。但在布鲁德尼看来，1844年的马克思希望“径直改变人的本性在目前的表象”的显著费尔巴哈式倾向必然使之遭到“证成难题”，也使之拒斥了可能予以证成的哲学论证方式。对此，布鲁德尼的方案是从外部引入罗尔斯式反思平衡这一道德哲学资源。
三、反思平衡与人的观念：一种罗尔斯式证成理路
布鲁德尼引入罗尔斯式证成资源，除了与罗尔斯的师承关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其一，如上述，青年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式立场使之必然拒斥对异化问题的规范性解读；其二，布鲁德尼对超越物质匮乏等预设的否定使其始终对青年马克思持某种近罗尔斯的“限定性”(constrained)解读。如此一来，在罗尔斯和青年马克思之间搭建规范性的桥梁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异化角度看，引入罗尔斯式证成资源至少有四点理由：
(1)布鲁德尼对马克思的解读不但带有显见的罗尔斯式前理解，其对马克思的规范性解读较之罗尔斯更为激进。
(2)罗尔斯那里暗含一种从关系角度解读的类似异化观念，“异化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规导基本社会结构的原则”，这种异化导致个体在共同体面前的孤立感和游离感。
(3)在异化问题上，罗尔斯和青年马克思分别导向不同的主体间关系模式，其基础则是对人的观念的不同理解，分别是作为“关切”和作为“尊重”的人的观念。
(4)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证成框架引入“原初状态—反思平衡”即意在对能消解此种异化的正义观，以及这种正义观背后的人的观念进行辩护。
罗尔斯并没有正式阐发过一种异化观，但他在描述有限功利主义原则规导下的公民无法对该原则产生足够认同而导致对共同体的游离感和孤立感时，明确表达过这种游离感和孤立感直接来自一种被剥夺感，而这种被剥夺感的根源则是源于缺乏对作为平等公民的彼此尊重。就此而言，布鲁德尼用“对尊重的异化”(the respect-alienation)来表述这种状态是不无道理的。罗尔斯建构的“两个正义原则”则不乏应对这种异化的客观诉求。“建构”一词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建构对象是“两个正义原则”，但对该原则的建构是在“原初状态—反思平衡”构成的整体结构下进行的，原初状态和反思平衡在建构过程中生成的双向动态推理最终指向对作为“尊重”的人的观念的证成。
“原初状态—反思平衡”框架下，“建构”并非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兼具实践推理的抽象性和日常反思的现实性。首先，“建构”虽受实践理性驱使，但其起点是经验的感性材料。这种材料就是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提炼”而成的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彼此“尊重”就是这种人的观念所蕴含的基本关系；其次，以此人的观念为依据拟定原初状态的具体形态，并由此推导出系统的正义原则；最后，用反思平衡对原初状态和人的观念进行再反思，使抽象推理和现实权衡在某些具体的点上不断达成融贯。
围绕这个被提炼而成的人的观念，“建构”呈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实践推理。把人的观念作为实践推理的起点，也就是以人的观念拟定“原初状态”，除了要赋予假定的“各方”在立约环境中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要使该程序(原初状态)自身表达出作为相互“尊重”的人的观念的内在属性。以此为起点，可以通过“道德几何学”式的严格演绎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不过，既然人的观念本身是被“提炼”而成的，必定可能受到各种虚假意识的影响而带有偏见性。如果对此偏见不加反思和修正，严格演绎的结论可能会与实然世界中的“我们”的可接受性相去甚远。反思平衡的出场即意在以实然世界中的“我们”的立场在逻辑和现实之间不断“叩其两端”来应对上述“提炼”造成的诠释学处境：一方面，公共政治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状态，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并不断变化的经验结果，建构者对公共政治文化中人的观念的选择也必然沾染不少前见，甚至是偏见；另一方面，生活世界本身也是动态的，经由原初状态推导出的正义原则未必能随时随地与实然生活世界相融贯。这就需要我们“或者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我们的判断”，从而在某些具体的点上实现原初状态下的“各方”和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之间的“视域融合”。在原初状态与人的观念严格绑定的前提下，原初状态扮演的角色是反思者和人的观念之“提炼者”之间的中介，反思平衡的结果既然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之中的某一点”，人的观念自然会在这种“无限”的权衡下成为可被随时调整、修正乃至更易的暂定性观念。就此而言，反思平衡是一种在经验世界中“通过反思来检验特定命题与自己的信念体系是否融贯，进而以这种融贯性为依据，为该命题提供辩护的方法”。虽然反思平衡在罗尔斯那里未必能通达如此彻底，但“原初状态—反思平衡”构成的建构性证成结构始终意在避免人的观念滑向基础主义。可见，反思平衡乃是一种附属性的自我调整机制，其意在解决的是抽象的正义原则和实然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而不是一种自足的证成方法。只有将其安放在和原初状态共同组成的结构中，对人的观念进行调整、修正和更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充分显现。
既然布鲁德尼阐释异化问题的落脚点同样在于某种人的观念，其引入罗尔斯式反思平衡也应当通过上述暂定性立场不断消解这种人的观念可能沾染的虚假意识。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在缺乏“人的本质通过可被感知的实践变得明显”的现实条件下，这一立场的引入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是可能的。
第一，对人的观念的扭曲和遮蔽很大程度上源自资本主义对精神生产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并非绝对的，而至多是“中度的”。第二，人的观念虽是属于受经济基础制约的上层建筑，但并不表示某种恰当的人的观念在既定生产方式和历史阶段中无法得到渐进式澄清。布鲁德尼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并非指告别一切哲学，而仅仅是反对“错误地假定了自身与社会现实影响之间的隔离，因而错误地假定了其所表述的内容必定是纯粹真理”的“隔离式立场”。作为一种经验性反思方法，反思平衡即力图对这种“隔离式立场”进行回应，换言之，反思平衡希望在避免转变立场的情况下，在经验世界中为某种人的观念的可接受性提供确证，从而“先于社会变革为人的信念提供理性基础”。但问题在于，布鲁德尼虽有引入反思平衡的强烈意愿，但并没有将其安放在“原初状态—反思平衡”共同构成的结构性框架中，而是似乎将其简单视为一种自足的证成方法。这一方案不但导致其反思平衡在论证上的薄弱，也导致在反思平衡和人的观念的关系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矛盾。
先来看他对反思平衡的集中表述：
一是否定性表述：该表述排除以下两种情况，即反思主体总是接受在其自身中发现的人的观念，以及绝不接受任何一种在其自身中找到的人的观念。
二是肯定性表述：在某种适当条件下，在整体的建构性观点的考察中，若是把时间、地点和文化等特征都考虑在内，这种人的观念就具备可接受性。
从否定性表述看，布鲁德尼显然反对对人的观念的任何静态理解。当“绝不接受任何一种在其自身中找到的人的观念”时，反思者把任何人的观念都视为虚假意识的产物，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任何反思和平衡；而当“总是接受在其自身中发现的人的观念时”，某种单向的反思平衡是可能的，但这种反思平衡是以某种先行确定的人的观念作为证成的固定之点，并以此作为对其他证成要素的诠释基准。尽管这种单向的反思和权衡也是反思平衡的重要形态，但其运用更多应局限于基础主义的推理模式，也就是先行确认某个第一原则，再从这个原则出发推导出其他构成性要素，最终使整个理论体系不断扩展和丰富。不过，在布鲁德尼看来，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宽泛”，人的观念深受社会背景的影响，许多人的观念不同程度沾染着虚假意识，因而不足以作为推理的固定之点。
从肯定性表述看，布鲁德尼希望打破对反思平衡的上述单向性理解，而是试图在双向的反思结构中不断剔除某种人的观念可能沾染的虚假意识。尽管这里的“整体的建构性观点”何以导向一种双向的反思结构，布鲁德尼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基于其证成的罗尔斯式特征做出某些补充。如上述，罗尔斯式建构包括建构材料的经验性，实践推理的程序性和反思平衡的广泛性、动态性。本文认为，布鲁德尼证成结构中的反思平衡除了对语境的考虑要尽可能全面，更重要的是证成结构本身应满足两点要求：第一，对人的观念的提炼应当具备较高的公认性；第二，对人的观念的经验性反思应当具备足够的动态性，至少，不能一经设定就固定不变。换言之，人的观念应当对各方的反思保持“敞开”，并不断接受不同建构者的质疑、修正甚至是更易。
布鲁德尼显然无法满足这两点要求。对罗尔斯的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人的观念之所以能在反思平衡机制下实现动态化和暂定化，并不在于对这种证成理念的孤立引入，而是取决于安放反思平衡的整个证成结构能够真正容纳反思的深度。“原初状态—反思平衡”中的实践推理具备动态性的关键在于以“原初状态”为中介在逻辑与现实、前提和结论之间形成双向互动的“效果历史”。与“原初状态—反思平衡”的严格建构性相比，布鲁德尼证成结构中的建构性则要“弱”得多，具体表现和分析如下：
第一，布鲁德尼虽然明确主张要引入“时间、地点和文化”等经验性“特征”，但这些“特征”究竟如何，布鲁德尼并未指明。在这些经验性“特征”自身的合理性尚且存疑的情况下，任何反思都难免走向独断。
第二，罗尔斯那里，人的观念之所以具备时刻“敞开”，且有被调整和更易的可能，根本原因在于其反复强调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建构立场，人的观念只是在经验政治世界中被提炼并时刻有待检验的建构之感性材料。但在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异化问题的阐释中，“关切”并非来自经验社会的事实，而是从某种人性概念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在他看来，1844年的马克思很大程度上仍是费尔巴哈主义者，二者都相信，通过某种中介机制，“行为主体可以通过与作为整体的类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来肯定自己的人性(human nature)”。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就是通过“关切”这一人性中蕴含的“自然关系”构建起共同体，进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相关性。从布鲁德尼的表述看，作为“关切”的人的观念乃是从结构性友谊这个高阶观念中严格推导而成的低阶观念。可见，布鲁德尼对人的观念的理解并不是基于经验世界中的某种共识从当下政治文化中提炼而成并有待检验的“事实”，而是一种在实践推理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的形而上学观念。这个观念不但无法被经验世界中的“我们”来反思和权衡，反而应当作为规范性标准来规导“我们”在经验世界中对其他观念的思考和行为。这样一来，布鲁德尼那里原初状态的缺位就不难理解了。原初状态意在使原本不甚明晰的经验性要素在严格的“道德几何学”的推理机制中变得明晰，但布鲁德尼对人的观念的形而上学推论自始至终不乏明晰性，如此，原初状态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不难看到，在布鲁德尼这里，人的观念的形而上属性使其引入的反思平衡难以真正在普遍主义语境下向所有建构者“敞开”，自然难以对所有建构者的相关立场持平等的宽容。究其原因，除了布鲁德尼的建构“材料”不能背离青年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更重要的原因仍在于建构主义政治哲学内部。在罗尔斯那里，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证成立场虽一以贯之，但在人的观念的“给定性”(given)和“暂定性”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建构主义实践推理要求用反思平衡把人的观念始终置于可调整的状态，但政治哲学对规范性的诉求则要求给出确定而具体的正义原则。我们也看到，罗尔斯政治哲学在不同证成语境下始终把“两个正义原则”作为唯一具备正当性的正义原则。不过，“两个正义原则”本身虽影响深远，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固定化的处理实则与其建构主义理念的“暂定性”原则并不匹配。布鲁德尼同样面临这一困境：布鲁德尼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难发现主体间的相互关切这一偶然的事实，但理论建构不能止于偶然性，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偶然性的事态上升为尚未在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规范性原则。因此，虽然把相互“关切”的人的观念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提炼而成的经验性事实并非不可能，但一旦将此事实纳入彻底的反思平衡程序中，不但与《穆勒评注》中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无法对共产主义这一特定关系形态做出充分辩护。布鲁德尼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虽然力图引入一种双向、动态的反思平衡，但仍然不得不承认，“尽管有对虚假意识之残余的担忧，然而，其读者必须找到一种给定的人的观念”。
四、结论
布鲁德尼虽着力引入罗尔斯式反思平衡理念，但逻辑和现实这两端在其证成结构中无法实现双向互动，人的观念成为游离于反思平衡之外的理论建构之“基础”，强行引入的反思平衡只能使其理论建构看似融贯，实则只有缺少“平衡”的有限的“反思”。就此而言，布鲁德尼的方案虽不乏“罗尔斯式”证成底色，但其实质至多是具有较弱建构性色彩的基础主义，这种基础主义倾向可能也是布鲁德尼重视青年马克思甚于老年马克思的重要原因。布鲁德尼的罗尔斯式证成方案虽不足以回应青年马克思陷入的“证成难题”，但对马克思思想规范性维度的挖掘却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至少，其证成工作有助于把被“大大低估”的规范性维度重新赋予青年马克思。就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而言，或许更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继续追问：“反思平衡”对人的观念的证成也是在历史视野中展开的，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历史观相比，即便是更为精致的反思平衡对历史性的引入也极其有限。资本主义社会确实需要某种规范性评价标准，但这个标准如何在证成立场下实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好融通，对青年马克思和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来说都将是必要的课题。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来源：《哲学分析》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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