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契合“文本内容”
阿尔都塞通过揭示马克思在使用消费、分配、生产等概念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本质的不同，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思考的认识论“总问题”有所改变，这一“总问题”就是：“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阿尔都塞之所以以这一“总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关键原因在于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现象、生产方式都是结构性的存在，这决定了他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必然是关涉结构性对象的“总问题”。阿尔都塞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现象看做由(区域)结构决定的，而区域结构本身又是由生产方式的(总)结构决定的。这个要求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理论问题或哲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涉及概念和概念体系的产生，由此必然影响到现有的科学性和(理论)理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总理论本身，也就是决定着哲学对象。”通过阿尔都塞所揭示的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认识论“总问题”可以发现，其包含三个要点：一是“认识工具”,即概念和概念体系；二是“特殊的认识对象”,即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等；三是“认识工具”和“特殊认识对象”之间如何才能建立有效联系，从而形成科学性的认识。
那么，阿尔都塞重塑的这一认识论“总问题”是否有其合理性呢?笔者认为，马克思在相关文本的论述中，的确呈现出了阿尔都塞所勾勒的“总问题”。因此，阿尔都塞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
首先，从“特殊的认识对象”这个维度来看，马克思重点关注了“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等问题。这里的结构指“社会的结构”,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马克思理论建构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彻底解放，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性途径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要科学地认识它。因此，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就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市民社会，而《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整个《资本论》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就是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要点在于，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来看待的。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有机体”,这表明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结构性”存在来看待。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关于“有机体”的结构性，马克思在论述他的研究方法时，曾引述了一位《资本论》评论者的话：“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可见，“各种社会”都是结构性存在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此外，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器官”(或者说“要素”),它们各自的作用条件及相互关系存在不同。以上论述虽然并非马克思本人所阐发，却是马克思认可的。统览《资本论》就可以发现，马克思致力于剖析资本、劳动力、货币、地租、剩余价值等结构性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譬如，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强调了“资本”这一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地租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曾指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在这里，马克思直接阐明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来看待，并且还明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中把握各种经济关系。
其次，从“认识工具”这个维度来看，为了准确解剖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概念体系。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不曾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性要素及相互关系作为认识的重点对象。此外，马克思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需要“异质的非连续性的时间概念”,它在“运动方式的层面上，就是不同时间(的量度)的复合态”,因而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如此复杂的关系加以概念化，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很难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提供了必要的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由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形式、生产关系、可变资本等概念构成。正是马克思创造的这一全新的概念体系，使得我们能够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构性存在，使得我们能够跟随马克思的步伐超越以往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因为他们“在经济事实的层面上将‘看不到’任何结构，正像牛顿以前的‘物理学家’不能在落体中‘看到’引力定律或者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家不能在‘脱燃素的’空气中‘看到’氧一样”。显然，在此我们不能一一考察马克思如何创造了这些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独特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难以阐释如何通过它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不过，我们可以选取马克思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而提出的新概念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来加以分析。
其一，剩余价值概念。恩格斯曾指出，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使得马克思成功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可见，剩余价值不仅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运作规律至关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的总公式”时，揭示出“G—W—G′”这一流通过程会产生一个增殖额，即“ΔG”,而这个增殖额正是“剩余价值”。在此，马克思清晰定义了剩余价值概念。此外，马克思还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揭示出剩余价值虽然离不开流通领域，但本质上产生自生产领域，来自生产领域中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正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是“非计算的、非量的概念”。具有如此清晰定义和明确特征的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的首创，是他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提炼的全新概念。马克思指出：“看来李嘉图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实质上从来没有被阐明过。”其实，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关于利润的理解已经触及了剩余价值，但遗憾的是，李嘉图毕竟未能将利润和剩余价值彻底区分开，而这就意味着李嘉图不可能提出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概念。
其二，价值形式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对此，我们需要重点把握两点：一是马克思以“细胞形式”这种比喻的说法来言说“价值形式”,说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来看待，因为“细胞”之于动物的身体来说是其结构性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微观要素；二是凸显了“价值形式”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就像“细胞”是动物身体的构成基础一样，“价值形式”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关键要素。正是因为“价值形式”对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很重要，所以马克思对它进行了精细考察，不仅考察了它涉及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而且系统勾勒了它的演变历程，即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令人“炫目的货币形式”。要点在于，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作出了实质性的推进，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曾阐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甚至于“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据此而论，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根本忽略了“价值形式”,因而不可能对这一概念的内容、分析有实质性贡献。实际上，“价值形式”展示出了一种关系，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价值本身没有直接的对象性表现形式，不得不通过另一个商品的对象化的‘自然形式’表现为‘交换价值’实现出来”。正如有论者所说：“马克思所重视的是物所处的关系之场域，而不是物本身。”因此，正是马克思对物所处的关系和物本身之间关系的关注，才使得他对“价值形式”作出了突破性分析。
最后，从“认识工具”和“特殊认识对象”之间如何建立有效联系这一维度来看，马克思论及了这种有效联系的关键。且不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整体呈现，已经展示出他独创的新的概念和概念体系有效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构性存在奠定了基础，单从他坚持的方法论层面来看，也足以说明“认识工具”与“特殊认识对象”之间的有效联系。一方面，马克思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确保“认识工具”与“特殊认识对象”之间具有有效联系的关键。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坚持“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确保了马克思提出的用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结构的概念并不是纯思维的思辨，而是密切依赖“物质的东西”,依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马克思论述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同样是确保“认识工具”与“特殊认识对象”之间具有有效联系的关键。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只是从现实具体出发得出“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马克思则强调，还需要更进一步，即从抽象达到“思维具体”,也就是在思维中再现认识对象的各种具体规定及其关系。马克思还不忘提醒我们，“思维具体”决不能代替“现实具体”,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因为“思维具体”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马克思所秉持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确保了他所提出的概念和概念体系能够对认识对象进行科学认识。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
二、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符合“逻辑演进”
除了在一定意义上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外，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认识论“总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演进”。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在批判和吸收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而把握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变革的“逻辑演进”,“需要依托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这一“逻辑演进”概括为：从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到黑格尔的“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再到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
康德明确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不可否认，康德追问的这一问题成为近代认识论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因此，马克思认识论的“总问题”必然与康德提出的这一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具有深刻的逻辑联系。为了准确把握这种逻辑联系，一方面需要简要分析康德对“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作出了怎样的回答，另一方面需要阐明康德所提供的答案的局限以及“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本身的局限。
康德是在严格的主客二分的基础上来回答“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因此他关于认识的分析和阐释仍然在“主体-客体”范式的框架下。不过，康德主张“先于经验而去追溯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证成了“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这一原则，从而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更进一步说，康德倒转了传统的认识论，即认识主体并不是被动地摹写客体，而是有“主动性”的，因为主体在自身之内提供了使认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性条件。在康德这里，人们恰恰是凭借在自身之内的“先天知识”,将纷繁复杂的人类经验转变为统一的知觉，“否则人类的经验只是一种不可能的混沌、纯粹无形式的、零碎的多样性”。康德强调，虽然人类的知识都是从经验知识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产生自经验，相反，经验知识本身“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通过仅仅由感性印象所诱发)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此处提到的“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就是康德称为“先天知识”的东西，也是认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康德把“先天知识”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他对有哪些“先天知识”使得“认识何以可能”进行了精深的探索，细致考察了包括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先验要素、因果关系等先验图型以及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等在内的一系列“先天知识”,阐明了它们在人类主体认识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尽管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考校康德所锚定的“先天知识”,但是，因为人类主体的认识无法离开概念，而人如何产生概念是“认识何以可能”的关键，所以我们重点考察康德关于“先天概念”的论述。康德有句名言：“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如果说人的感性能力为认识提供了内容，那么人的知性则为认识提供了概念。康德强调：“直观和概念构成了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以至于无论是概念没有以某些方式与它们相应的直观、还是直观没有概念，都不能提供知识。”在康德看来，直观和概念构成了人之认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相对而言，直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概念。那么，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康德认为，概念的形成需要通过两种“综合”:一是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二是先验统觉的统一性所形成的综合。前者将直观的杂多综合起来，为先天概念的产生作准备；后者则在前者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概念性综合。对此，康德指出：“为了达到一切对象的先天知识，必须被给予我们的，首先是纯直观的杂多；其次是这种杂多凭借想象力的综合，但这还没有提供知识。给这种纯粹的综合提供统一性、并仅仅存在于这种必然的综合统一的表象之中的概念，为一个呈现的对象的认识提供了第三种东西，而且所依据的是知性。”可见，概念的形成凭借两种先验综合，并且这两种综合并非割裂的，而是前后联系的，只有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先天概念”才能真正产生，人的认识才得以可能。
毋庸置疑，康德在追问并解答“认识何以可能”这一认识论问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他认定主体自身之内提供的“先天知识”是认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为人们把握认识的微观生成路径提供了出色的论证思路。不过，康德关于“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和研究并不是认识论研究的全部，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他关于“认识何以可能”的解答以及这一问题本身都存在明显的局限。
其一，康德的这一认识论分析必然依赖于“先验主体”,而这一主体却是一种幻相。阿多尔诺对“先验主体”的批判是合理的，他指出：“‘先验主体是阿基米德点’——这个观点也许是幻相，但这个幻相几乎不能通过对纯粹主观性自身的分析而完全消除。因为这个幻相内含着未从思维中介中剖析出来的那种真实的东西，即社会对个体意识及其所有经验的先在性。”可见，抽象的“先验主体”并不存在，因为任何现实的主体都已经被“社会”中介。需要指出的是，阿多尔诺关于“先验主体”的批判与马克思一致，马克思始终将人理解为生存于社会中的人，其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基于严格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康德认识论建构所依赖的“先验主体”的确是一种幻相。
其二，康德的认识论分析明显地缺乏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康德的认识批判悬搁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这不仅因为康德的“先验主体”缺乏社会性根基，而且因为他“局限于单个主体即个人的认识过程的微观考察”。康德的认识论分析缺乏实践性向度，如索恩-雷特尔批判的那样，康德忽视了体力劳动的向度，他“主要努力的方向是证明脑力劳动的自我奠定的自律”。
其三，康德认识论分析所依赖的“主体-客体”认识模式也存在局限。“主体-客体”认识模式之所以存在缺陷，是因为人们面对的大量客体并不是“纯粹客体”,而是被主体中介过的客体，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大量客体，包括商品、货币、资本等，就并非“纯粹客体”。仅以商品这一客体为例，马克思指出：“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属性使得它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由主体所中介的客体，这种客体“是一个总是以思想的形式被给予的对象，因为它是一个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被给予的对象”。要言之，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或者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主体与客体已经“处于一种象征的或适当结构主义的关系之中”,从而无法有效地将两者“剥离”开来。
其四，康德所追问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固然是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却不是唯一问题，如阿尔都塞所追问的——“完全在思维中进行的认识过程以何种机制在认识上掌握存在于思维之外，现实世界之中的它的现实对象”,再如索恩-雷特尔所追问的——科学和哲学的脑力劳动的概念形式如何才能被理解为历史现象,又如阿多尔诺所追问的——如何才能通达被概念的“抽象机制排除的尚未成为概念范例的东西”等，都是认识论领域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认识论研究的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仅仅追问“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黑格尔显然看到了康德认识论分析的重重问题，因而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变革了康德所追问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并突破了康德主客二分模式下的认识论分析方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表达了“突破康德认识批判、重塑认识论问题的明确意图”。黑格尔不满于主客二分模式下的认识论分析，以“精神的自我运动所形成的统一”取代了主客二分模式。黑格尔批判性地指出，“把认知主体之唯一的一个不动的形式应用到现成事物上面，从外面把材料注入到这个静态的要素里面，这些做法就和那些关于内容的随意奇想一样，都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黑格尔尽管没有提名康德，但是康德的认识论分析恰恰是黑格尔在这里批判的对象。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康德是在主体内部找到了认识得以可能的种种“先天知识”,而这些“先天知识”就是黑格尔所批判的“不动的形式”。黑格尔虽然在这里重点 批判的是认识方式的“静态性”,但已经表露出了对主客二分的不满。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主体’、‘客体’、‘上帝’、‘自然’……等概念被不假思索地当作常识，当作某种有效的基础，并构成一些固定的出发点和归宿。运动在这些固定的、始终一动不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之间来回穿梭，因此仅仅是在它们的表面上进行。”黑格尔在此明确批判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提示二者各自的有效性基础有待考证，批判性地指出将二者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所进行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上”。
事实上，黑格尔坚持“主体”与“客体”统一于精神的自我运动之内。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它是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存在。……它是一个精神性实体”。与此同时，黑格尔还指出：“实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因此，黑格尔将精神既理解为实体，又理解为主体，这意味着黑格尔所理解的精神可以以自我为中介实现“自主”运动。黑格尔强调：“精神转变为一个对象，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自己转变为一个他者，也就是说，转变为精神的自主体的一个对象，同时又扬弃这个他者存在。”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客体”不过是“精神”实体的外化，是“精神”实体的两种表现形式，就像马克思说商品和货币是价值实体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样。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将“主体”和“客体”统一于“精神实体”中，或者说统一于精神的自我运动中。因而可以认为，“主客体的同一性是黑格尔认识论的新坐标系”。
从“主客体的同一性”这一认识论的新坐标系出发，黑格尔所追问的认识论“总问题”关注“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黑格尔明确表示：“真理，作为一个实存，其真实的形态只能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体系。”那么，这一“科学的真理体系”如何才能得以建构呢?“真理唯有在概念那里才获得它的实存要素”。因此，黑格尔所谓的“科学的真理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的概念体系”。难怪黑格尔强调：“我们尝试着通过概念的自身运动而呈现出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份努力看起来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认 可。”可以看到，这个“科学的真理体系”是通过概念自身的运动而构建的，人类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至于黑格尔表示，“在精神的整个作品里，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份额可以归功于个体的行为”。此外，黑格尔所强调的“科学的真理体系”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历史性”体现在作为真理实存要素的概念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动态性”体现为概念本身的自我中介运动。黑格尔曾明确表示：“这部精神现象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转变过程。最初的知识，亦即一个直接的精神，是一种缺乏精神的东西，是一种感性意识。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制造出科学的那个要素(即科学的纯粹概念本身),它必须经历一番漫长的辛勤劳作。”此处，我们需要重点把握三点：其一，黑格尔关注“科学和知识”的转变过程，他关于“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追问具有严格的认识论意义；其二，作为科学的概念体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漫长的辛勤劳作”过程；其三，在这个过程中，“辛勤劳作”的主体并不是人类，而是“精神”或者说“概念”自身。总之，黑格尔不仅用“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取代了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而且对前者作出了系统解答。
尽管黑格尔的认识论分析相较于康德有所突破和发展，特别是他不仅以“主客体统一于精神的自我运动”取代了康德的主客二分模式，而且以“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代替了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还将“历史性”和“辩证运动”引入了认识论分析，但是，正像康德的认识论分析不能令黑格尔满意一样，黑格尔的认识论分析同样不能让马克思满意。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认识论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其一，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幻觉，因为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思维”产生并决定“实在”,而是“实在”产生并决定“思维”。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强调要把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给翻转过来。其二，没有给人类主体留下足够的位置。在黑格尔这里，“知识”成了“自主体”,它自己能够成为自身中介发展自身，建构体系，人类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微不足道的存在，其主观能动性被极大地抹杀了。当然，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的这种做法，因为其强调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等“社会实践”均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与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这里，不是“知识”利用人类主体实现自己发展的目的，而是人类主体利用“知识”实现自己的目的。其三，既没有对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加以认识，也没有阐释何种概念体系能够分析和把握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在认识论研究领域，黑格尔将目光仅仅聚焦于“精神的自我发展”或“概念的自我运动”,从而忽视了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分析。显然，黑格尔在认识论分析中的这一局限，是马克思认识论分析中重点加以克服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立足点一直都是现实的社会，他所追求的不是宗教给予的“虚幻幸福”,而是现实幸福。因此，马克思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的实践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对这一对象作出科学的认识，探明这一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认识论在事实和逻辑双重层面上超越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借助于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即“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我们可以非常具体地把捉到马克思认识论究竟如何超越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首先，最直观的是，马克思的认识论“总问题”已然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所追问的认识论“总问题”。这种认识论“总问题”的改变，相对于马克思在认识论哲学领域中所实现的某一概念的革新或者某一研究方法的变革来说，更加能够展示出马克思认识论相较于康德认识论和黑格尔认识论而言所具有的突破性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阿尔都塞才把这种认识论“总问题”的改变看作“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其次，这种新的认识论“总问题”要求我们“不仅不能用分析的和传递的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结构对各个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且也不能用现象所固有的内在本质的普遍表现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这种决定作用”,由此充分展示出马克思认识论关注的认识对象、认识范式以及认识方法不同于康德认识论和黑格尔认识论关注的认识对象、认识范式以及认识方法，而这也是马克思认识论相较于康德认识论和黑格尔认识论的进步之处。再次，透过“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认识论“总问题”可以发现，一方面，马克思认识论相较于康德认识论而言，更注重将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引入认识论分析中，而不再是局限于单个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认识论相较于黑格尔认识论而言，更关注社会现实，也更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为“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要求主体面对现实世界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最后，这一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总问题”表明了马克思将一种“结构化”的思维引入了认识论分析，因为马克思明确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来看待，并要求对其包含的商品、价值形式、货币、资本等结构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深入研究。
总之，将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置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逻辑”之中加以考察，不仅拓宽了研究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间关系的视野，而且精准地展示了马克思认识论超越于康德认识论和黑格尔认识论的核心所在。
三、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局限性
尽管阿尔都塞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既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又符合认识论“总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演进”,但是也存在深刻的局限性。
第一，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努力未能完整地吸纳实践这一马克思认识论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标定了自己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实践哲学”。他在该文本中特别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等的理解，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未能将其“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并且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此，马克思表明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即注重从实践的维度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等；同时表明了他的认识论具有实践特质，因为对对象、现实的理解本身就属于认识论范畴。阿尔都塞在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时，并非完全没有留意到实践范畴。恰恰相反，阿尔都塞特别注重实践，强调社会存在的一切层次都是不同实践的领域——经济的实践、政治的实践、意识形态的实践以及技术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等，尤其推崇“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在“它所加工的对象型式(原料)、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型式、它借以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型式方 面，最后，在它生产的对象(认识)型式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实践，不同于非理论的实践”。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实际上注重的是“理论实践”,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理论实践”只是实践的一部分，仅代表了“脑力劳动”这一实践向度，而“体力劳动”这一实践向度被排除在外。
第二，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努力过于局限在“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中，从而忽视了马克思认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不得不承认，阿尔都塞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马克思认识论的研究旨趣，即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构性存在作出科学性的分析和认识。不过，阿尔都塞这一提法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仅仅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质这一个向度，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特质，忽视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之下的人类社会变迁。要言之，虽然阿尔都塞提出的“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可以作为马克思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它局限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中，所以仅能认识和处理结构性的对象，而不能有效认识和处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对象，无法作为马克思认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马克思的确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结构性的存在，也致力于认识和剖析这一结构性的存在。不过，马克思最根本的还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历史性的存在，通过勾勒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认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然性。显然，如果局限于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那么马克思将无法透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无法推论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然性。
第三，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努力因未能触及马克思认识论的主导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无法真正代表马克思认识论的“总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表达了其认识论的主导原理，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这一原理进一步凝炼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毫无疑问，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认识论的主导原理，要求我们必须清晰地阐释人们的社会存在究竟如何决定人们的意识。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在微观层次上，社会存在究竟如何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这一问题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解答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索恩-雷特尔，他认为“一种源自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的意识形成是以一种作为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Abstraktionsprozeß)为条件的。只有这一事实才使得‘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这一表述所指的内容变得可以理解”。索恩-雷特尔找到了这种抽象，即“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在他看来，这种抽象并非产生自人们的思维，而是产生自人们的实践行为，直接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透过“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索恩-雷特尔进一步论证了“现实抽象”可以向“思维抽象”进行过渡和转化，从而真正影响人类主体的思维和认识。索恩-雷特尔表示：“社会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转变存在着严重不足：对于思想家来说，作为结果的概念是并且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以接近其起源。”这一论述表明，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过去的思想家都未曾就“现实抽象”如何向“思维抽象”转化作出充分探索，因为他们在面对作为结果的概念时无法接近其起源。索恩-雷特尔明确揭示了“现实抽象”通过货币所造成的“社会-综合”之结果实现向“思维抽象”的转化：不仅强调“货币是抽象物……并且这样一种物在人们对其所是全无所知的情况下造成了社会-综合的结果”;而且指出“货币的社会功能通过其形式规定性创造出了思维，即黑格尔所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由此看来，“货币本身代表着现实抽象，而它又恰恰能够实现社会综合并形成普遍的抽象网络，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因此，货币的确是现实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总之，索恩-雷特尔在创造性地提出“现实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原理，由此从微观层面较为合理地解释了“社会存在究竟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显然，阿尔都塞提出的“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根本没有触及马克思认识论的主导原理，并不能像索恩-雷特尔那样有力地回应和阐释“社会存在究竟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既然如此，那么，将“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重塑为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真正的“总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结语
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坚持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存在“认识论断裂”,其以1845年为界，称1845年前为“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后为“科学”阶段。按此划分，《资本论》属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科学”阶段的著作，因而备受阿尔都塞推崇。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运用“征候式”阅读法对《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透过《资本论》中所涉及的独特对象及一些“新的概念”,认定马克思实现了“巨大的理论革命”。不过，在阿尔都塞看来，“引起总理论革命的是这样一种科学的建立，这种科学的建立的任务是在实际上改变存在于总理论中的总问题，以便思考它的对象”。因此，存在于总理论中的“总问题”的改变乃是马克思能够实现“巨大的理论革命”的关键。这就是阿尔都塞试图以“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问题重塑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深层逻辑。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正是通过“无意识地”提出了新的认识论“总问题”,从而实现了“巨大的理论革命”。阿尔都塞所概括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一方面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另一方面符合马克思认识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演进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学界关于马克思认识论实现变革的研究视野，对深化理解马克思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阿尔都塞的这一努力因为忽视了实践范畴、遗漏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及未能触及马克思认识论的主导原理而存在诸多局限。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6期
网络编辑：保罗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